苏联共产党建立于1898年，经过19年艰苦奋斗，于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开始执掌政权。但竟于74年后的1991年8月亡党，进而又在12月亡国。震惊世界的苏联解体已经过去21年了。关于苏共垮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为直接、最为关键的原因是苏联领导人抛出“民主化”、“公开性”、“自由化”的“新改革”。改革“新思维”背叛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抛弃了社会主义原则，引发了全面的信仰虚无主义危机，从而瓦解了社会主义信仰的合法性基础，消解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指导价值，导致苏共意识形态全线崩溃。信仰虚无主义的催化剂效应，形成一股又一股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为国外敌对势力西化苏联提供了可乘之机，最终瓦解了苏共、毁灭了苏联。
一、人道主义思想路线瓦解马列主义信仰合法性
20世纪50年代，赫鲁晓夫上台后，在反对“个人迷信”、“专制独裁”的旗号下，提出“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的口号，鼓吹“全民国家”、“全民党”，苏共中央第一次举起了人道主义旗帜。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上台伊始就重拾赫鲁晓夫的牙慧，声称“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这个纲领性原则应当以越来越深刻而具体的内容加以充实”。[1]39并且在苏共27大上提出，要实现国际关系人道主义化，在国际舞台上排除两大体系的对抗，“全人类迈向大合作”。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戈尔巴乔夫更是露骨地把“全人类利益高于阶级利益”作为“新思维”的核心，极力宣扬“人道主义”和“全人类价值”观念，声称“迫切需要把全人类利益置于时代的至高无上的地位。”[2]184与此同时，自由派分子从抽象的人道主义观念出发，认为在斯大林时期，社会主义观念中作为发展的中心不是人，而是生产，人不是建设新社会的目的，而是手段;斯大林时期为了虚构的集体主义，忽视了人的个性，妨碍了个性的发展，“阉割了社会主义结构的人道本质”。更有甚者打出“全民党”的旗号，叫嚣苏共的性质已改变，已“成为全民政治组织”。[3]毫无阶级意识的抽象人道主义观，其政治倾向昭然若揭，但是在苏联领导人的错误支持下，竟然成为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新旗帜。
1986年12月苏联科学院成立“人的问题综合研究委员会”，关于人的问题的各种学术会议在苏联频繁举行，仅《哲学问题》就为此多次召开“圆桌会议”讨论人性及人道主义问题。在1987年的一次讨论会上，哲学家Л.П.布耶娃说：“现代哲学应该更加鲜明地表现出‘人的面貌’。人道主义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4]39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人道化，彻底否定生产力、阶级斗争等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一时成为苏联理论界的热门话题。1988年2月，苏联召开了有800多名哲学家、科学家、艺术家出席的“全苏综合研究人的问题科学大会”，号召从人道主义出发重新看待苏联过去的一切，把人道主义当作社会主义改革纲领以及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1989年1月，“全苏跨学科人的科学研究中心”成立，并在该中心之下组建了“人研究所”，创办了杂志《人》。在官方的支持下，苏联哲学的人道化进程大大加快，抽象地谈论人道主义与人性论，完全否定人性阶级性成为当时哲学主流，并统治了整个苏联理论界。人道主义逆流不仅改变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面貌，而且动摇了苏联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石，造就了一场“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
在“全人类价值优先”观念鼓动下，自由派分子强调“对道德做人道主义分析”，认为不仅所有的道德规范是全人类的，而且所谓道德范畴，如仁慈、同情、怜悯、良心、义务感等等都是全人类共同的。道德不仅在本质上是全人类现象，而且道德所维护的就是全人类的利益。由于对道德“全人类价值”的虚幻性宣传，导致既有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被普遍怀疑和否定，逐渐失去了对社会成员的约束力。苏联社会大量出现荣辱、美丑、善恶、是非颠倒错位现象。社会调查表明：在苏联解体前夕，16%-18%的接受访问的年轻姑娘认可把卖淫作为走出困难的补充手段;32.15%的青年认为参加犯罪团伙也是可以接受的获取金钱的途径;24.15%居民同意“不论以何种手段获得收入都是可允许的”。[5]224为了让人道主义在大众文化中占主导地位，自由派又把人道主义价值观套用于文艺作品上。把凡是反映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活动的作品都作为缺乏“全人类价值”而加以否定。为了实现“人道主义化”的目的，在苏联文学界遮蔽甚至否定人民立场的论调频频出现。例如有人竭力抬高格罗斯曼的《人生与命运》，因为它把卫国战争写成两个极权主义政权之间的斗争，同时极力贬低西蒙诺夫的三部曲《生者与死者》，并用一种鄙弃的口气提到斯塔德纽克的《战争》。于是，传统文艺中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奉献精神就这样随着“人道化”，而成为被嘲讽和撕裂的对象。
人道主义思潮通过文学、艺术、科技、管理、生活方式等渠道，潜移默化，无孔不入地影响着苏联人的思想世界，动摇了苏共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石。人道主义思潮不仅否定了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产生、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合理性，而且扰乱了广大群众的是非界限，冲击了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对苏共的坚实信仰。在人道主义思潮肆虐之下，从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到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很多人逐渐抛弃社会主义理想，同时也为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滋长打开了缺口。自由派分子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到处叫喊“马克思死了”、“列宁主义破产了”、“共产主义破产了”等。反对派分子公开叫骂“共产主义是罪恶的制度”，要“肃清共产主义残余”，否定阶级对立和科学社会主义，攻击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就是“精神垄断”。苏联宪法中关于“劳动、劳动人民、社会主义”的字样也被删除了，无产阶级政权被冠之以“斯大林体制”、诬蔑为“罪恶”的象征，而西方的“三权分立”则被视为灵丹妙药，顶礼膜拜。一些群众在强大的反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思潮面前真假难辨，无所适从，最终导致苏共思想混乱，组织涣散，政治信仰消失殆尽。
二、私有化浪潮导致社会主义信仰迷失
从80年代开始，一些激进的经济学家在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想蛊惑之下，以反思为名，混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公有制与私有制的界限，全盘否定苏联70多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他们从新自由主义观点出发，鼓吹资本主义是目前为止人类创造出来的虽不是最理想但却是最好的制度，苏联可以大胆采用，“无需任何民族性的修饰”。并且强调集体化的范围越大越无效率，只有搞私有化、私有制，效率才会上去，声称“国家所有制是有罪的”，“向市场前进首先要依靠牺牲国家利益”。新自由主义分子还借口全民所有制经营方式存在的问题，提出“分散国家化”，认为“只有私有化才能克服人与生产资料的异化”，“实现个人利益”。在“取消国家所有制的垄断”的口号下，强调把国营企业的财产分散归个人所有，把国家财产分给全体人民，推行“非国有化”和“私有化”。为实行私有制扫清意识形态上的障碍，苏联理论界开始从理论上论证实行私有制的合理性。更有甚者，公开叫嚣马克思主义关于私有制产生剥削的论点站不住脚。于是，在西方某些政治和经济势力的推动下，一股激进的私有化改革思潮迅速在苏联蔓延开来。
在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方针指导下，苏联经济改革的私有化步伐进入快车道，激进派组织领导下的“沙塔林—叶利钦方案”出台，制定了非国有化和财产私有化的全盘措施。其中大大减少国家所有制的比重并使之转变为其他形式，成为当时苏联经济改革的一个目标。自由派人士强调应当把50%的所有制保留在国家手中，30%的所有制应当归到合作社的手里，20%转交给私有制——首先是农民手中。而在国家所有制的范围内，1/5应当集中在中央手里，2/5在共和国手中，2/5在地方苏维埃手中，即在国家内部实行所有制的非集中化。对商业、公共饮食、居民生活服务业的企业，大部分脱离国家所有制;对大型和中型企业要改为股份公司和合作社;对于全国具有特殊意义的特大型企业也要实行非国有化。[4]130-1341991年7月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私有化法》，规定到1992年属于联盟的各企业生产性固定基金的40%-50%将不再由国家直接管理。对大型国营企业，主要是采取建立独立的股份公司的形式，要将不低于70%的工业企业和80%-90%的建筑业、汽车运输业、批发商业、零售商业、公共饮食业、生活服务行业的企业，从国有制改造为股份公司，或出售或出租，鼓吹宣布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土地是它们工作者的总份地，重新登记全部土地。
为了效仿西方，实行私有化的经济政策，苏联经济界兴起了一股鼓吹“不管经济的国家是最好的国家”和“市场万能”的极端自由主义思潮。受影响的一批学者认为实行计划经济的政府是最坏的政府，管得越少的政府是好政府，因而必须限制苏联中央政府的权力，使政府只能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并且认为市场与计划“水火不相容”，应该让市场的“自然法则”充分发挥作用，“物竞天择”，打破国家所有制，全部实行自由化。于是，自由派分子主张，尽一切办法停止国家对经济工作的干预，主张最大限度的自由化和私有化，对病危的苏联经济采取“休克疗法”。[6]在1991年由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领导起草的“哈佛计划”中，明确强调市场经济的取向以及自由化的地位等问题。该计划指出，“自由是全人类的价值基础”，苏联改革就是要建立一种符合这种价值的“正常的文明社会”，而在经济领域，“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实现的自由是基本的价值。”强调国家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对价格实行监督，但“不得破坏市场价格形成的规律”，同时，反对通过行政方法提高价格，主张在不用行政手段提高价格的情况下，分阶段地向自由价格过渡。
私有化改革的直接后果，就是苏联经济开始走向崩溃。商品价格飞涨，群众大量失业，犯罪率上升，社会秩序也全面崩溃。按照西方国家的统计，1989-1991年苏联经济的下降率是7.7%，其中1991年为13%。[7]118私有化的经济改革使社会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水平直线下降，两极分化空前严重。统计数据表明，占总人口10%的最富有的人，其收入占总收入的31.6%;占总人口10%的最贫穷的人，其收入占总收入的2.4%。如果把无形收入和未申报收入计算在内，最富有阶层与最贫穷阶层之间收入差距高达19-24倍。[8]102前世界银行副行长斯蒂格利茨指出，私有化的浪潮书写了俄罗斯历史上至今无法洗刷的最耻辱的篇章，“俄罗斯提供了‘不惜任何成本实现私有化’的危害的破坏性案例研究。”[9]47私有化泛滥也打开了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大门，一时间，“市场、民主、自由、私有制、发达国家、西方文明世界”成了激进知识分子的口头禅。比如伊·西拉耶夫原来是部长会议副主席，他于1991年退党。他回忆起1990年10月个人转变时说：“和70年代相比，我好像完全换了一个人似的……我们向往财产私有化，我们向往的不仅是土地，而且包括工业企业在内的私有制。”[7]165
三、政治改革“新思维”引发自由主义信仰泛滥
苏共长期以来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实际上党已变成某种官僚化的行政权力机构。党内民主集中制不健全，一言堂、个人专断、践踏党章和法律、侵犯人民权利的事件不断发生。尤其是人民的意见和呼声得不到讨论和倾听，人民的监督和批评得不到重视和采纳，人民本应拥有的一些政治参与权利只是写在宪法上，而缺乏具体的保障措施。选举也流于形式，各级干部实际上是委任制，人民群众难以享受充分的民主权利和真正的当家做主。一些对政治稍有不满，渴求民主与自由的人甚至受到压制、打击和诬陷。特权阶层掌握着各级机构和各个部门的领导权，安于现状，对群众的疾苦漠不关心，唯一能牵动其神经的是地位、权力、个人利益。一些官员和学者马列主义经常挂在嘴边，但是只是用来炫耀“学问”的资本，根本谈不上信仰。“他多半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看作是保住权力的手段，当然这也是由习惯促成的。”[10]204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他借口现代资本主义的所谓“新变化”，开始了全面的政治体制改革。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他公开转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要求修改现行的苏联选举制度，允许不受限制地由选民提出候选人，按照平等竞争原则，进行差额选举。要求删除苏联宪法第六条的规定“苏共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是苏联社会政治制度以及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实行西方多党制。特别是在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号召实行“最大限度的公开性”和“苏联社会不应有不受批评的禁区”之后，社会上的自由化思潮很快泛滥。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戈尔巴乔夫把“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全人类利益高于阶级利益”作为“新思维”的核心，极力宣扬“民主化”、“公开性”、“自由化”和“全人类价值”观念。他们提出要“创造性地发展马、恩、列的思想”，“继承摆脱了教条主义解释的马、恩、列的遗产”，同时强调“利用进步的社会思想的成果”。完全将人道主义的观点作为阐述国际国内问题的准则，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相去越来越远。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11月出版的《八月政变》一书中更加露骨地提出，要“彻底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基于此，戈尔巴乔夫主张意识形态多元化的改革，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在戈尔巴乔夫自由主义的民主改革中，“民主化”是不分阶级、不讲专政和集中的民主，不是发扬人民群众的参政议政作用，而是成为歪曲和丑化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这为反共势力毫无顾忌地猖狂进攻打开了绿灯。在“民主化”的口号下，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等错误思想和反动思潮泛滥成灾。如把共产党说成是“同法西斯组织一样”，把现实社会主义制度说成是“极权社会主义”等等。“公开性”并非完全的政务公开，而是打着“公开性”的幌子，肆无忌惮地对苏共历史遗留问题进行揭露、攻击甚至诋毁，放手让反共势力大肆渲染和夸大苏联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的错误和消极现象。“多元论”的实质是取消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取消思想和舆论导向，听任资产阶级思想自由泛滥，让各种非社会主义甚至反社会主义的思潮任意滋长。美国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回忆说，苏联会议的文件，新内容比比皆是，有些“议题”似乎是从美国宪法中翻译过来的，除了社会主义这个词之外。从某种程度而言，“议题所谈论的更接近于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11]138自由主义的民主改革造成反马列主义、反社会主义逆流，成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流思潮。
多元化的民主改革摧毁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基石，扰乱了广大群众思想的是非界限，冲击了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对苏共的坚实信念，一些头脑清醒、有意抵制这股反动思潮的人(包括部分党员)则受到了种种压制。戈尔巴乔夫积极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和路线，高举信仰多元化大旗，完全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搞乱了整个苏联共产党，搞乱了整个苏联。社会上沉渣泛起，各种思潮纷纷登上政治舞台，以至于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这段时间里，苏联“所有的职业演说家的演讲都是从痛斥苏维埃的过去开始，而以赞扬西方结束。”[12]264广大党员失去了统一的指导思想，失去了统一的奋斗目标，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失去信心，退党人数不断增多。从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起，苏共党员退党的速度急速加快。据苏联官方统计，1988年退党人数为1.8万，1989年为14万，1990年头6个月退出苏共的就有37万。[13]319作为改革与新思维的产物，“公开性、多元论”的民主改革直接导致了苏共意识形态的变异、滑坡直至崩溃，由此引发了民众对苏共、对社会主义信仰的大动摇、大丧失，以致最终与之彻底决裂。
四、自由化舆论宣传滋生多元理想信念
苏共领导人提出“公开性”、“民主化”的改革，迎合了一些资产阶级自由派竭力宣传的“非意识形态化”主张，放任各种错误思潮泛滥。在1989年举行的第一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不少激进的代表发表了大量反对苏共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这些言论在会上并未受到有力反驳和批判。可是，为了增加“透明性”，苏联中央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对大会进行了现场实况转播，这些言论也随着广播电视流布全国。结果，不但模糊了群众的视线，而且搅乱了人们的思想，负面影响极大。在“公开性”的旗帜下，各种党派团体大量涌现，它们自办刊物，大造舆论。各地还出现了大量小报，专门刊登造谣生事的“内幕消息”和宣传激进派的主张，但是没有受到任何限制和干预。
1988年12月，苏联停止了对过去被视为反动电台的多家西方电台的干扰，并决定拨款400万外汇卢布，进口20个西方国家的报刊，在国内公开出售。美国在西欧专门设置了针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自由电台和自由欧洲电台，每天用6种语言传播“国际以及苏联和东欧国内发生重大事件信息”，宣传西方社会的“成就”、“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灌输西方意识形态。为了贯彻“民主化”政策，苏联的舆论工具，如报纸、电台、电视台，传播的内容早已自由化，不受任何审查，使得许多过去被奉为神圣的东西遭到公开的亵渎，多少年来鲜为人知的事情被无原则地披露。1990年6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新闻出版法》。该法的第一条就宣布“新闻自由”、“舆论不受检查”、公民有“以任何形式，包括通过报刊和其他舆论工具发表意见和见解，寻找、选择、获得和传播信息的权利”，为舆论失控提供了法律基础。该法还规定国家机关、政党、社会组织、宗教团体以及年满18岁的公民“都有权利创办舆论工具”，为“自由办报”开了绿灯。至12月全国登记了1041种期刊，只有几十种属于苏共。[14]同时，媒体还大量刊登不曾报道过的事实和被严重歪曲和无限夸大的失误。一些媒体还以耸人听闻的报道、荒诞无稽的假新闻乃至针对苏共和社会主义的造谣、诽谤等等来吸引读者，造成民众对政府的普遍不满和国内民族矛盾的不断激化。
“公开性”政策的实施，打开了公开表达不同政见的大门，最终也打开了始料不及的社会动乱的大门。1988年1月8日苏联《真理报·读者论坛》发表了一封名为《为了不失去信仰》的来信，信中写道：“我们这一代人……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成长起来的，不信上帝。我们的上帝，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理想。父母的教育、学校的教育和社会的教育，都是培养对社会主义理想的信仰……但是，由于公开性政策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没有节制的批评，社会主义理想的威信已在某些方面遭到破坏。别人都怎样，我不谈，但我个人的信仰是动摇了。我过去会把任何一个污蔑社会主义制度、吹捧资本主义制度的人的喉咙咬断。可连我都动摇了。”[15]“自由化”的缺口一开，原有的意识形态堤坝无法阻挡汹涌而来的各种错误思潮，整个意识形态防线的崩溃就难以避免了。在对苏共提交的28大纲领草案的态度上，79%的工人、76%的专家和71%的中层干部“完全不拥护”。到1991年秋末，对苏共的支持率只有21.3%，对马列主义的支持率下降到2%。据1990年克格勃主席克留契科夫在发表电视讲话时透露，“非正式组织”高达9万多个。据估计，当时苏联已有2000-3000个政党，其中全国性的政党约20个，共和国一级的政党500多个。这些党派大多公开声明反共反社会主义，其最终目的是迫使共产党交权。[16]17-18同时，舆论宣传的“新改革”导致信仰多元化也日趋严重，“党内民主派”认为自己不再信仰马列主义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主张对苏联的社会主义进行彻底改革，“社会民主派”主张走社会民主党执政的那些西欧国家的道路，“西方派”干脆主张走美国式资本主义道路，“宗教理论派”则主张把苏联变成一个东正教主宰一切的国家。“民主化”的结果，最终使一些群众(包括部分共产党员)在强大的反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思潮面前真假难辨，无所适从，自身思想混乱，组织涣散，政治信仰虚无化现象严重。
五、苏联教训的当代启示
信仰什么，追求什么，生存的意义是什么，这些精神信仰存在于每一个健康人的头脑中，也存在于每一个健康民族的精神状态中。由于共产主义信仰是马克思主义对于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进行全面的、历史的考察后总结出的世界观、社会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是最科学、最合理的信仰体系。在共产主义信仰的指引和鼓舞下，苏联无产阶级组建了自己的政党，并在其领导下，建设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主义信仰像一座航标，指引着苏联民族的追求方向。但是，由于苏联领导人错误推行“民主化、公开性、多元论”的民主改革，从根本上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十月革命和十月革命道路，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信仰。由于选择多元化和缺乏必要的理论引导，以及社会的迅速分化和利益调整，“信仰迷失”、“价值扭曲”以及对社会主义前途命运消极悲观，否定共产主义价值等现象在苏联社会特别是共产党员身上较为严重地存在。共产主义信仰一旦坍塌，社会就没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分，就不再有公有制与私有制之别，一切都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我什么都不信仰”或者“我信仰资本主义”道出了这部分人的虚无主义心态。苏联解体前夕出现的是非不分、信仰迷失、诚信危机、道德底线毁坏、享乐主义与拜金主义大行其道，都是信仰危机的不同表现。当共产主义信仰作为一种最高最终的价值目标出现了缺失，传统意义上普遍的价值认定以及价值排序已经越来越难以在人们中间达成共识。信仰危机作为对苏联僵化的政治体制的致命一击，苏联的解体就成为必然。
信仰危机在当代中国精神文化中并不占据主导地位，但仍然表现出极大的吞噬与同化效应，并且产生各种形式的负面影响，并呈现出明显的侵蚀同化主流价值观的特征及症候，应该引起我们足够重视。从理论渊源上讲，当代中国各种负面甚至于反面的价值观念，诸如自由主义、享乐主义、悲观主义、无政府主义乃至恐怖主义，也都与信仰危机有着种种复杂关联。而且，从精神实质上讲，信仰危机也是其症结之所在。事实上，在当代中国，部分党员干部和群众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信仰模糊、信念动摇、信心不足、信任下降的问题，一些人思想混乱、精神空虚，被错误思潮和歪理邪说所俘虏。虽然这种现象只是支流，但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是不可低估的。从长远来看，如果不对信仰危机加以遏制和引导，就有可能逐步瓦解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信心，乃至造成祸国殃民的后果。因此，中国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提防早已预设在现代性中的各种精神性“地雷”。在虚无主义的信仰还未严重侵蚀社会精神的时候，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中国社会的判断力，以马克思主义信仰整合信仰危机，统率社会观念形态，销蚀错误思潮，强化为共同理想而奋斗的坚定信念。将落后的观念提升改造为进步的观念，将有害的思想转化为有益的思想，将社会上不同的思想意识尽量协同一致，减少思想矛盾，化解观念冲突，从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进始终有着同向的牵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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