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偶然读到武汉大学哲学学者彭富春先生《漫游者说》，我的心里思绪万端。

先生的奋争历程，与我自己的心路颇有几分相似。先生本科学的是中文学，却喜欢上了哲学；本科毕业后留校于武汉大学哲学系任教，然而，为了追随自己信任的学者李泽厚先生，他又考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美学研究生；硕士毕业后回到了武汉大学继续任教。为了进一步学习德国哲学，先生果断地在自己没有经济来源的情况下自费赴德国留学。在德国，经济的压力和语言的压力使先生承受着一般人无法忍受的艰辛。经过三年左右的充满痛楚的挣扎，先生终于解决了经济和学习上的问题，使自己走上了学术正轨。这是一首生命挣扎的史诗，对我来说，这是一部可以和《浮士德》媲美的精神史诗。

能切身地体会先生所经历过的这一切，源于我自己有着类似的人生历程。我本科在中国政法大学学习行政管理，然而，本科专业的学习却是失败的。在这门学科里，我没有获得任何的学术与思想的训练。于是，我大三的时候决定转向法学，并决定报考北京大学法学院的研究生。大学的后半期，我先是草草旁听了法学十多门核心课程，然后就返身大量阅读法学专著和文献，最后，因为几分的差距，从北大法学院的宪法与行政政法专业调剂到北方工业大学的法理学专业；然而，随着对中国法学界了解的加深，我感到法学并不是一个能满足我心灵需求的专业，于是，决定转向西方哲学，自学哲学专业并报考哲学博士生。这两次专业的转换，我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和承受了极大的艰辛。目前，我还在为了自己的决定孜孜不倦地奋争。

因为相似的内在心里历程，我对彭富春先生的这部传记有深切的体会。同时，我也在反思一些问题。

首先要反思的是，先生这些苦难历程中，那些是可以避免的。

在我看来，思想比语言更加具有核心的地位。我们在把握了思想之后，也就是，通过“悟入”了某些哲学家的思想，深化了自我的思维能力后，我们再学习一门语言，就会容易的多了。比如，我们若依赖汉语和英语深入把握了黑格尔的思想后，再去学习德语和阅读德语文献，过程就会省力得多。当然，这里有一个前提，通过汉语来把握德国哲学家的思想是可能的。我国哲学界的邓晓芒、孙周兴的学思经历，就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先生在尚未深入把握海德格尔思想（通过汉语，系统把握海德格尔的思想是可能的）的情况下，先从德语入手再思入哲学，这就增加了整个过程的困难性。反思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一些卓越人物，他们都是首先有了特定的哲学思想作为前见，然后才去学习、翻译和研究外语原著的，如贺麟、洪汉鼎等等。

另外，我们应当深刻理解身份与身份内涵二者的关系。取得了某种身份后，我们就可以在这种身份和资格条件下，以局内人的角色去充实身份的内涵。身份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外在的便利，如经济上的、资质上的条件，而且使我们能整体地站在一个对于思维运行有利的位置上。用哲学术语说，身份是形式，内涵是质料，我们若站在形式的整体层次上，发展和充实内容就会变得容易很多。因为这样，我们首先在精神气质上就取得了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就会少了许多畏难情绪和现实困难。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犯下了一些错误。先生毅然以自费留学生的资格去德国，没有身份的保障，去到德国，一无所有，像个流浪者一样，导致自己不得不像一个偷渡客那样去做一些粗糙的体力活来养活自己，更重要的是，导致自己在学习的过程中处于一种卑微的、仰望的地位。如果先生以一个公费留学生的身份会研究人员的身份，不仅现实困难会少很多，而且学习和研究起来会更加自主、自由、有效力。

我从来反感在学习上投机取巧，认为那是饮鸩止渴，也对先生这种浪漫和无畏的奋争精神深感敬佩，而且，我自己这些年来也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但是，我不得不以一种冷峻的、现实的态度来细致思考先生历程中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挫折。其实，分析先生的历程，也正是对自己经历的一个反省。

在阅读先生传记的时候，我感觉那就是自己的经历；察省先生的历程，也是对我未来道路的一种深思。

2012年3月7日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