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民主政治可以说就是议会政治，具体操作离不开代议制国会。列宁说：“如果没有代议机构，那我们就很难想象什么是民主”。
关于民主的论争虽然纷繁，但民主毕竟不是一句空话，不能仅停留在口头上或纸上，要落到实处，须有一定的制度保障，诸如宪法、司法机构、政党等。民主也须有一定的形式，中国每年春季召开的“两会”，即被认定为人民参政议政的最好形式，“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人民代表大会也被法定为“最高权力机关”。
“人大”即代议制国会。国会体制在现今世界各国都普遍存在，形式虽有所不同，但均居于国家政体的中心位置，可谓是现代民主的根本性制度。英国甚至至今尚无一部成文宪法，但国会从十三世纪开始设立，代表贵族、平民等社会各阶层参政议政，立法决策，限制王权，监督政府，经过七八百年的发展完善，现已成为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核心制度。
国会既是人民议政参政的最好形式，也是政治博弈的理想场所。民主意味着所有遵守法律的民众都可行使自己不可剥夺的政治权力，但人既有性别、民族、阶级、宗教信仰等不同，因而利益也不尽相同。利益不同必有争斗，自古以来的战争内乱、宫廷阴谋其实都是争权夺利，十分残忍甚至血流成河。议会斗争则让利益争斗摆在桌面上，又以宪法规定博弈规则，划定权限，而以选票决胜负。君子动口不动手，这就使利益争斗由野蛮转向文明，由你死我活变成各有机会，从而避免了内乱。国会机制的出现，可谓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制度创革。国会既是不同利益争斗的场所，也就不可能那么平静，然争斗既都遵循着一定规则，因而总是哄闹而有序。不哄闹没有利益争斗，不投反对票一致举手通过，反而可能是被强权操控，或干脆就是假国会。
文明有序的国会博弈机制既然上不了轨道，只能是恢复旧式你死我活的厮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不是选票出政权。
中国没有议会民主传统，古代圣贤政治虽有“谋及卿士”、“谋及庶人”的美谈，却只是协商而不是民主。秦始皇设博士议政，唐太宗在三省体制中设置左右谏官，后发展为谏院，但宋朝时台谏合一，谏诤对象转向宰相以下，而不得对准皇上，及至清朝也没有出现代表民意而能对皇权有所制约的机关。
中国的国会体制，完全是由西方移植而来的舶来品。鸦片战争中国国门被打开，西力东渐的同时西学也东渐。林则徐为了解夷情编译的《四洲志》，就对英、美等国议会制有所引介，说英国“国中有大事，王及官俱至巴厘满(Parliament)衙门公议乃行”。后来的洋务知识分子更是着力介绍西方“君民共主”：“集众于上下议院，君可而民否，不能行；民可而君否，亦不能行也，必君民意见相同，而后可颁之于远近”。即君主立宪政体，其中心即国会。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上书光绪帝，提出开武英殿议政，每县选一议郎，可“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实即开国会。
内忧外患不解也使清末统治者痛下决心，移植西政改革政体。1906年下诏“仿行宪政”，当时舆论认为：“专制政体与立宪政体之别，其唯一之标识即在于议会之有无”。清着即筹设资政院和各省谘议局，谓之民意机构。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并举办了中华有史以来第一次议员选举，预备9年后开国会。但闸门一开，舆情似火，绅民要求以国会为中心筹建英国式政府。梁启超也说：“有国会谓之宪政，无国会谓之非宪政”。立宪派诉求“速开国会”，在1910年发起了三次大规模的和平请愿，有百万民众参与，使专制清朝威信大跌。
辛亥革命的成功实与国会请愿的影响有密切关系，孤立无援的清廷这时也乞怜于开国会，已无人理睬。南方独立各省却邀约包括北方未独立省份在内的谘议局派代表来共组临时国会，这个国会草拟通过了临时政府“组织法”，投票选举了临时大总统，组织南京临时政府，批准了清帝退位诏书，制定了《临时约法》。民国开初建政实际上是以国会为中心，但已由学习英国改为学习美国。
民国元年底至二年初全国进行了第二次议员选举，民选国会率先脱下了“临时”的帽子，正式国会有参议院、众议院，美国式两院议会党团也随之出现。议员们纵横捭阖，参政议政，进行公开的政治博弈，一度出现生动活泼的民主新气象。但好景不长，有望组阁的国民党党魁宋教仁在1913年被暗杀，接踵而至的是革命、内战，以致于内乱不止。“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
国会是各派政治力量博弈争斗的场所，但国会精神是妥协，而不是翻脸，是容纳尊重反对派，而不是打压消灭反对派。有国会就无须动武打仗，各派讨价还价你来我往共商国是，以选票来决胜负，求同存异达成共识共建国家。如果容不得反对的声音，那还能算是什么国会？
民初建政提出了“五族共和”，国会制定了五色国旗，结果是汉族一族也共和不了，不能坐在国会一起共商国是。
旧官僚出身的民国总统袁世凯生性不理解国会精神，他以北洋武力取缔民选国会，又耍权术组织听命于己的“政治会议”，强奸民意选自己为终身总统乃至“洪宪”皇帝，最后是身败名裂。
职业革命家孙中山也不理会国会妥协精神，把国会用作斗争工具。他召集失意议员到广州组织“非常国会”，却不求妥协而执意北伐动武。结果反倒是北洋军阀吴佩孚向非常国会提出南北议和，把议员们又召回了北京，反对北伐的广东执政陈炯明也背叛了孙中山。
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影响中国政治极为深远，由于移植欧美国会那一套行之不通，孙中山转而提出了“以俄为师”，自后苏联模式主导了中国政治。国共两党的政治体制其实多是模仿苏联，只是共产党比国民党更彻底。苏俄也是西方白种人，“以俄为师”仍是移植西方，但其政体却不再是以国会为中心，而是以党为中心，孙中山概括为“党在国上”。
苏联式国会与英美式国会大不相同，列宁虽说无产阶级民主也不能没有代议机构，但这个机构却完全由党包办主导，容不得反对声音。其实俄国1917年(二月、十月)革命与中国辛亥革命一样，都流血较少暴力有限，沙皇与清帝一样都是被迫自动退位交权，而这中间国会杜马起了很大作用，成立了好几届临时政府。十月布尔什维克主导的不过是“第六届临时政府”，人们期待由其组织公平的选举来组织新杜马。列宁起先也很自信，但两个月后即1918年1月选举结果是，自称代表农民利益的社会革命党大胜，自称代表工人阶级的布尔什维克仅获得不到1/4的国会议席。按理落败者应自动下台，但列宁不讲诚信，干脆驱散杜马，改以布党控制的临时性群众组织苏维埃充当国会，“议行合一”公开实行专政。由此引发的残酷内战死人千万，现在俄罗斯已将十月革命改称十月政变。
列宁是公开反对“议会道路”而主张阶级专政的，但议会民主的形式连恩格斯都称赞，苏联既标榜民主也不得不有所敷衍。一党专政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后来采取国会两院制，有人民院、民族院，届时也举行“选举”和盛大隆重的全国代表会议，找一些名人如第一个太空人加加林及功勋演员等来当政治花瓶，议员绝大多数都是官员党员，国会成了党代会的另一种形式，搞民主集中制，开会时是热烈而长时间的鼓掌，投票是一致通过。苏式国会耗费巨大却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并无多少实际作用，苏联垮台后，俄罗斯取消了苏维埃，恢复了多党竞争的杜马，可见苏维埃只是国会的变异而非真传。
“以俄为师”使中国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走了弯路，如今，中国的“两会”，也面临近一步的改革。
人民代表大会制，以及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最基本和最根本的政治制度，也是实施代议制民主、协商民主的重要方式。近年来，“两会”有所改进，但改革的步子不够大。
我们看到，同样是全面移植了苏联党政模式的越南，其政治改革似已走到中国前面。2007年其第十二届国会就推行了代表差额竞选，许多越共推选的官员被民选代表击败。越共“十一大”还实行中央委员的大幅度差额选举，连总书记也是二选一，步步向票决民主靠近。大力度改革明显地增加了越南的整体政治活力和国家竞争力，让全世界刮目相看，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不宜迟疑。
(作者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来源: 《阳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