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衰退是因为其发展，因为发展导致国内市场的饱和和利润的下降，由此导致资本与技术向边缘地区的外包和转移，而外包和转移自然导致核心地区的衰退。与此相对，中国因为落后而得以崛起，因为落后所以发展空间巨大，由此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应该讲美国的衰退与中国的崛起是紧密相连的，没有美国资本与技术的转移和外包，中国不可能快速发展和崛起，但由此也注定中美两国会走向冲突。

马克思与经济学家熊彼特都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危机在于其发展，由于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市场必然趋于饱和，导致利润下降和成本提升，由此必然导致资本的向外扩张，而资本的向外扩张必然会增强边缘地区的力量，以牺牲核心区域的利益为代价，通过核心区到边缘区的资本与技术转移，核心区将失去优势，趋于发展的停滞和衰退，中美两国实力的变化事实上再次验证了这一理论的正确性。中美关系的基础是经济，双方实力的变化是全球化时代全球经济结构变化的结果。美国和西方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也是中国崛起中的最大受益者。首先，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欧美国家的跨国公司和全球公司是主要推动者，也是最大的得益者，它们找到了廉价生产基地，降低了运营成本，中国成为它们在全球最廉价的生产和加工基地，同时也是最大的潜在市场，成为它们全球利润的主要来源，它们不仅避免了规模缩小或破产的厄运，而且得以扩大和发展。如果中国不存在，许多美国公司将倒闭，或者根本就不会出现。根据统计，美国公司海外盈利大大超过其国内盈利，2008年美国海外企业盈利是9560亿美元，国内企业盈利是5320亿美元，海外企业盈利是国内企业盈利的1.8倍，美国庞大的跨国公司在海外，主要在中国再造了一个美国。其二，中国作为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生产和加工基地，为美国和西方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商品，事实上是中国人在为美国和西方国家打工，以换取低廉的工资。其三，欧美国家通过跨国公司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从而可以更加专注于高端产品的研发和制造。

其次，美国和西方国家资本和技术的转移推动了中国的发展，但是其代价和成本巨大，事实上中国是为美国跨国公司和美国消费打工。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美国和西方资本和技术的输入确确实实成为中国崛起的第一推动力。1978年以来中国获得了5000亿美元的外来投资，美国500强企业前10名都有在中国投资，并且它们在中国的生意份额越来越大，超过其本土成为盈利的主要来源。由于大量外资的涌入使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9.5%以上，是美国经济增长率的3倍，由此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和制造业大国，结束了美国在制造业110年雄踞全球首位的历史。制造业的迅速发展，中国随即又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和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外汇储备已达到3.2万亿美元。目前，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根据预测中国GDP总额将于2019年超越美国。但是在另一方面，中国的快速发展代价和成本巨大，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说，GDP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反映了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状况，但中国的GDP反映的不是中国一国的经济实力，它反映的是一种合力即中国加上在中国投资的跨国公司共同创造的GDP总量，其中一半是美国在华跨国公司创造的，所以有经济学家认为中国GDP应该除于2。另外尽管中国出口总量很大，但60%为跨国公司主导。其三，尽管中国GDP总量已为世界第二，但是中国人均GDP只有3800多美元，居世界100位以后，相对于日本的十分之一，美国的十二分之一，大约还有1.5亿的贫困人口。整个崛起过程，中国是被剥削了，一是劳动力被剥削；二是能源遭到空前透支消耗；三是环境被极大的污染。事实上中国是一个中外合资股份公司，在这个股份公司里面中国只是一个小股东，所以他所得到的分红也是占小部分，跨国公司为大股东，所以他们赚取了利润的大部分。如一台600美元的IPHONE4手机，苹果公司要赚到360美元，而中国组装企业只得每台6.54美元的酬劳，苹果公司获利为60%，正是如此大的利润空间导致大量欧美公司迁移到中国，作为他们未来利润增长和公司发展的希望，GDP在中国，但是利润却在美国，显然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过去关于GDP和贸易的计算方式已经不合时宜了。

其三，资本与技术从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向边缘地区的外包和转移使它们陷入经济发展的困境，并由此激化为政治社会问题。由于本国公司将生产和加工搬到中国和其它新兴经济体国家，导致产业空洞化。产业空洞导致美国和西方失业率急剧上升，大批中产阶级失去了工作机会，生活每况愈下。由于美欧跨国公司将生产和加工搬到中国，而产品的终极目的地依然在美国和西方国家，由此导致美欧与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国家贸易逆差加剧，贸易赤字急剧上升。美欧国家消费越来越依然于从中国的进口。最后，美国和西方国家陷入消费型国家的困境，更多的消费和更少的生产，导致目前债务危机的爆发。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跨国公司和精英们只是关心自己的利益，以及自己的腰包如何涨起来，他们公司所在国的利益与他们无关，他们还会以搬迁公司总部来威胁，以换取更多政府的让步。而中产阶级因为工作的流失趋于贫困化，形成了所谓1%与99%对抗的社会结构，占领华尔街实际上反映了中产阶级对资本贪婪的怨恨与无望的反抗。

那么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应该如何才能避免产业的转移和外包？避免因为发展而出现的衰退？这是一个挑战，从历史上看古代罗马帝国，大英帝国无不因为自身的发展模式从生产型社会转变为消费型社会而趋于衰退。首先，最简单的方法是降低成本和税收，特别是劳动力成本，以增加利润的空间吸引资本投资的回归，但是这会引爆社会矛盾和冲突。其次，最佳方案是创新和加快产业升级，以此建立全新的制造业基础，保持竞争力，而不是进行防御性的修补措施。目前美国和西方国家苦于中低端产业已经被外包和转移，但是创新和产业升级迟迟没有出现，因此陷入产业空洞化。那么创新与产业升级为何滞 后呢？长期以来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美国低端产业的转移和外包对美国经济有利，他们相信新的和更高技术水平的工作将神奇般地在美国出现，但是事实上这一幕并未发生，相反随着低端产业的转移和外包，跟随其后的是中高端产业的转移和外包，许多美国跨国公司在美国只是保留公司的研发中心，而将生产和加工全部转移到中国和其它低工资发展中国家。首先，相对成本而言，公司宁愿用廉价的外国劳动力而不去设法提高国内的生产效率，在无国界的经济全球化时代，转移外包比寻求生产过程中的技术进步以降低国内单位生产成本要便宜得多，因此企业管理者已经没有多少动力去投资研究改进技术以提高国内劳动生产力。其次，即使有创新，事实上美国从来就不缺乏创新和技术，但是美国创新和美国技术并不能推动美国产业的升级和工作的神奇出现，相反它只是进一步推动低工资国家的生产和就业率，因为大多美国公司依然会选择将制造和加工放在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比如美国苹果公司拥有不断创新的技术，但是苹果手机和电脑的制造大多在中国和亚洲国家完成，然后运往美国和世界各地销售，因为这样公司可以达到成本的最小化和利润的最大化。最后，产业是一个生态体系，中低高是相互联系与相互促进的，没有中低端产业，高端产业以及创新就失去了基础，久而久之创新能力就会变得麻木和失去敏锐性。

那么，美国和西方国家就无力避免衰退了吗？事实上，还有两种方法，但是都是损人不利己的，一是退回到贸易保护主义，对进口提高税收，提高本国资本和技术转移的成本，这样会打击边缘地区经济的发展，以及美国的跨国公司，它们有可能成为政治的牺牲品，但是对于美国经济的复苏并没有实质性的推动，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遏制了日本的超越，但是美国没有因此摆脱衰退，因为许多跨国公司将产业转移到了中国而不是回流美国。二是最极端的方法就是采取军事手段打击和遏制边缘新兴国家的崛起，将经济问题上升到政治军事问题，但是这样必然导致国家之间矛盾的加剧和冲突的爆发。目前美国和西方国家为了摆脱危机，基本上综合采用了以上四种方法，一方面在国内不得不采取紧缩政策，同时加快产业创新和升级，重建制造业，以此拉动就业和出口，另一方面退回贸易保护，主要针对中国，并且将中美经济问题上升到政治军事层面，遏制中国的崛起，显然，这是中美关系为何走向冲突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