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 年夏季版的美国政治科学学院杂志提到“一个共同主题”： 美国这一“在前几年被誉为一个有着无与伦比的权力和吸引力的、大踏步于世界的巨人”——正在衰退中，不幸地面对其最终衰败的前景。出于某些原因，这的确是人们公认的一个共同主题。对美国外交政策和国际影响，以及对其本国经济和政治体系力度的评估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处于权力巅峰不久，它的衰落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 20 世纪 90 年代，好几年间美国大胜的论调大部分都是在自欺欺人。此外，人们普遍认同的看法……认为权力将转移到中国和印度……是非常不确定的； 中国和印度相对贫穷，而且都存在着严重的内部问题。无疑，世界的发展是越来越多样化了，尽管美国在衰落，但是在可预见的未来，仍没有一个可以与之匹敌的对手来争夺全球霸权。
简单地回顾一下相关的历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决策者们意识到，美国将在战争中脱颖而出，成为处于压倒性优势地位的强国。关于这一点，有明确的文献记载：“罗斯福总统的目标是在战后的世界确立美国霸权”——引用自外交历史学家杰弗里华纳的评述。美国计划控制所谓的一个“大区”，包括西半球、远东地区、前大英帝国区——包括关键的中东石油产区——还有尽可能多的欧亚大陆、或至少拥有西欧和南欧国家的核心工业区，而后者被视为确保对中东地区能源资源的控制至关重要。在这些广阔的疆域内，美国致力于维持其“不容置疑的权力”与“军事和经济霸权”，同时限制任何国家和主权行使干扰其全球计划蓝图的行动。虽然美国在这个大区内已经衰落，但这些教条仍然盛行。
不久即被认真落实的计划是切合实际的。迄今为止，美国长期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战争结束了美国之前的经济大萧条，美国的工业生产力几乎翻了两番，而竞争对手则被消灭殆尽。在战争结束后，美国有着世界上一半的财富和无与伦比的安全体系。大区的每个地区都分担着各自在全球体系内的“作用”。随后的“冷战”主要是因两个超级大国努力在各自势力范围强化其统治秩序而形成。对苏联来说，主要在东欧； 对美国而言，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到 1949 年，伴随着所谓的“失去中国”，美国在大区内已经严重削弱。这句话很有意思： 因为只有曾经拥有，才可谓“失去”。随后，东南亚开始失控，并导致了华盛顿操控的印度支那战争和1965 年美国恢复其在印尼的控制权时发生的大屠杀。与此同时，美国继续在其他地方进行颠覆和大规模暴力活动，以努力维持符合美国意愿的所谓“稳定”。
随着工业世界的重建和非殖民地化的痛苦进程，美国衰落在所难免。到 1970 年，美国在世界财富中所占的额已经下降到25% 左右，虽然庞大但已大幅减少。工业世界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主要中心在美国，欧洲和亚洲——日本成为中心——它已经成为最具活力的地区。
20 年后，苏联解体。 关于冷战的本质，华盛顿的反应教会我们很多。老布什政府在办公室里立即宣布政策仍基本上维持不变，改变的只是托词。庞大的军事机构将保持不变，但不是针对俄国的防御，而是为了对付第三世界大国的“尖端技术”。出于同样的理由，必须维持“国防工业基础”——受政府扶持和资助的高技术工业的委婉称呼。干预力量应当继续着眼中东地区——那里的严重问题“不能归咎于克里姆林宫”，这显然与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编造的借口完全相反。它默认“激进的民族主义”一直是问题所在，即那些试图谋求国家独立的进程违反了“大区”原则。这些政策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克林顿政府宣布，美国有权单方面使用武力，以确保“对关键市场，能源供应和战略资源的畅通无阻”。它还宣布，军事力量必须“将来部署”在欧洲和亚洲，“以重塑那里的人们对于我们的观感”，不是通过温和的说服，而是“塑造将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安全的事件。”北约力量东扩，而不是像舆论导向认为的那样被减少或取消。当美国同意让一个统一的德国加入北约时，这违反了它对戈尔巴乔夫的口头承诺。
今天，北约已成为美国指挥下的一个全球干预部队，其任务就是控制国际能源系统、海上通道、管道和其他任何美国霸权所需要的。
确实存在一个超级大国对手崩溃后的兴奋期，有“历史终结论”这样令人激动的故事和对克林顿外交政策的一致好评。一些知名知识分子宣布一个带着“圣洁光辉”的“崇高阶段”开始了。有史以来第一次，一个国家遵循“利他主义”，致力于推行“普世原则和价值观”，在通向“不人道被彻底消灭的理想新世界”的道路上所向披靡，这最终可以畅行无阻地发展成人道主义干预的国际新准则。
并不全是所有人都热衷沉迷于此。历来的受害者，地球的南半部，痛恨地谴责“所谓的人道主义干预的‘权利’”，认为它不过是帝国主义统治的旧“权利”。那些能发出更为冷静声音的政策精英们能够察觉到，对世界上的大部分人和国家来说，美国正“成为超级流氓大国”，它被视为“对他们社会的最大外部威胁”；还有，“当今的头等无赖国家是美国”。小布什上任后，来自其他世界的敌对声音和反对舆论更无法忽视。特别是在阿拉伯世界，布什的支持率直线下降。奥巴马政府则继续下滑到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步，其在埃及的支持率降至5%，在其他地区也高不了多少。
与此同时，美国的衰落依然在继续。在过去的十年中，美国“失去”了南美洲。失去南美的“威胁”早在几十年前已经隐隐出现。尼克松政府一手策划了对智利民主制度的颠覆行为，并扶植了美国支持的皮诺切特独裁——国家安全委员会警告说，如果美国无法控制拉丁美洲，它就别想“在世界其他地区完成其成功的控制”。
但更为严重的是中东地区日益明显的独立趋势。二战战后计划认为如果控制了中东地区无独一无二的能源，就“实质性地控制了世界”( 罗斯福的重要顾问伯尔语) 。相应的，失去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将危及美国主导世界的计划； 这些计划早在二战期间已被明确阐述，虽然美国自此面对了世界秩序的重大变化，但是它仍然得以一直贯彻执行。
对美国霸权更深一层的危险来自意义重大的民主运动。纽约时报执行主编比尔凯勒生动地写道，华盛顿“渴望拥抱横跨北非和中东地区有抱负的民主人士”。但阿拉伯舆论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得很清楚，通过公众意见影响政治的功能性民主对美国而言可能意味着灾难性的结果。毫不奇怪，穆巴拉克下台之后埃及外交政策的初步政策都招致了美国及其伙伴以色列的强烈反对。
虽然美国的长期政策基本稳定，配合着一些战略性的调整，但奥巴马政府却产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军事分析家尤奇·德莱森指出，在大西洋问题上，布什政府的政策是抓捕( 并折磨) 嫌犯，而奥巴马政府则通过迅速增加恐怖武器( 无人机) 和使用特种部队，其中许多是暗杀小组，来直接暗杀他们。奥巴马政府计划在 120 个国家使用特种部队。现在，特种部队的规模大到几乎可与加拿大的整个军事力量相抗衡，而这些力量实际上是美国总统的私人军队。这个问题由美国的一个调查记者尼克·图尔斯(Nick Turse)在“Tomdispatch”网站上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和探讨。奥巴马曾派出暗杀本·拉登的小分队已经在巴基斯坦执行了大概十几次类似的任务。
以上这些与诸多其他方面的事态发展说明，虽然美国的霸主地位正在衰落，但其野心依旧。
另一个“共同主题”，至少在那些不是故意睁眼瞎的人们看来，美国衰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找的。今年夏天在华盛顿所上演的闹剧( 债务上限危机问题) ，让国民厌恶( 很多人认为国会不如解散算了) ，也令世界茫然，这在议会民主的史册中也前所未有。它的壮观场面甚至吓到了那些傀儡的背后操纵者。这些财团势力现在所关注的是，那些他们安排在国会办公室里的极端分子是否会选择毁掉美国——这是关照他们利益的强大保姆政府，这是他们自身财富和特权的靠山。
著名的美国哲学家杜威曾形容政治为“资本交易在社会层面上的投影”，并警告“阴影的消散并不会改变其本质”。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阴影已发展为笼罩社会和政治制度的乌云。财团势力，现在主要是金融资本，已经达到了这样严重的程度，以至于今天基本上已经不能算是传统的两大党派，在当下讨论的问题上已经远远不能捍卫民众的权利了。
对于公众而言，最应该关心的国内问题是严重的失业危机。在当前形势下，只能通过政府的重大经济刺激来解决这一主要问题，这需要远远超过最近的那一次，那仅仅使国家衰落和地方消费相符合，尽管有限的经济刺激确实能增加数百万的就业机会。而对金融机构来说，最需要关注的是赤字问题。因此，只有赤字问题被提上议程。绝大多数人青睐向极少数富人征税以解决财政赤字问题( 72% 支持、21% 反对) 。削减社会保障的方案遭到了大多数人反对(69%反对削减医疗补助，79%反对削减医疗保险) 。其结果很可能事与愿违。
根据一项公众如何消除赤字方案的调查结果，其负责人史蒂文·库尔写道：“显然，无论是政府还是共和党主导的众议院，与公众的价值观及其在预算方面的优先秩序并不一致。……财政支出的最大区别在于，公众赞成大幅削减国防开支，而政府和众议院却提出适度增加。公众所要求的在职培训，教育和污染控制方面的开支也要比政府或众议院所主张的多得多。”
布什、奥巴马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费用现在估计高达4．4万亿美元——这是本·拉登的一个重大胜利，因为他曾宣称其目标便是通过把美国拖入陷阱而使其破产。美国 2011 年的军事预算，几乎是世界其他地区的总和，按实际价值计算高于美国战后的任何时期，预计还要创新高。赤字危机很大程度上被制造出来作为一个武器，以摧毁令人讨厌的社会事业，而那是很大一部分群体的生存所系。伦敦“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写道：“它不是解决美国财政状况的当务之急……通过分期付款美国是能够借款的，该国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接近3%，正如少数不歇斯底里的人所预测的，财政挑战是一项长期任务，但并非迫在眉睫。”很明显，他补充道：“美国联邦财政状况的一个惊人事实是，预计2011年美国财政收入将仅占GDP的14．4%，远 低于战后近18%的平均水平。同年个人所得税总额预计将占到GDP的6．3%。除非美国人，否则根本无法理解这个数字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1988年，在前总统罗纳德·里根任期结束时，美国财政收入占到GDP的18．2%。要想消除赤字，只有大幅提税。”的确令人吃惊，但这正是金融机构和超级富豪所需要的，并使民主迅速萎缩，那才是最重要的。
虽然赤字危机是由野蛮的阶级斗争造成的，但长期债务危机是严重的。并且自罗纳德·里根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以来，美国从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沦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国，增加三倍的国家债务和迅速增加的对经济的威胁又被乔治·布什雪上加霜。但目前来说，解决失业危机才是当务之急。
对危机最终妥协的结果——更准确地说，最不正义的有条件投降——是与公众所一直要求的完全相反。这基本上会导致经济增长更缓慢，并且对几乎所有人造成长期性的不利影响，除了富人和大财团之外，他们正好可以获取前所未有的巨额利润。任何一个严肃的经济学家都不会不同意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的观点，他认为“美国目前的问题更多的是就业机会和赤字增长问题，而不是过度的预算赤字”——这一预算2011年8月在华盛顿达成，虽然它更可能是一个最终实现不了的计划，但还是很可能对美国经济的持续恶化火上浇油。
至于说用其他工业社会中的医疗保险体制取代美国功能失调的私有化的医疗保险体制，希望降低人均医疗成本的一半，却取得至少同样的甚至更好的健康成果，以此来消灭赤字，就更没有探讨的必要了。尽管设想很实际，但金融机构和制药业的强大势力根本不会让这样想法被正式考虑。出于同样的原因其他提议也被否决了，如征收小额的金融交易税这类经济上合理的措施。
与此同时，新的礼物定期地被大肆花费在华尔街上。应证券和交易委员会要求，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削减预算，而这将会成为反金融欺诈的主要障碍。消费者保护机构是不可能完好存活的。国会在对未来的战争中操纵着其他武器。在面对共和党反对环保问题上，“美国的一个主要特征是放弃了全国从现有的燃煤电厂回收二氧化碳的最大努力，严重打击了遏制排放阻止全球变暖的努力”，纽约时报报道。
这种自我伤害的打击，虽然愈演愈烈，但并非最近的发明。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当时国家政治经济经历着重大的转变时期，结束了通常所谓的( 国家) 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有两个主要因素： 一是金融，一是生产向海外转移，都与制造业利润率的下降以及战后关于资本控制和货币调节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有关。“自由市场主义”依旧是大热门，管理者进一步鼓吹道。因为他们被转为放松管制，公司治理结构将首席执行官的巨额回报与公司短期利润及此类政策决定链接起来。结果集中的财富产生了更大的政治权力，恶性循环加速导致财富极端地集中到人口的1%手中，主要是那些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对冲基金经理，等等，而大多数人的收入实际上已经处于停滞状态。
与此同时，选举的成本飙升，使美国两党更深地陷入财团的钱袋里。剩下的政治民主遭到进一步破坏，两党已转向拍卖国会的领导席位。政治经济学家托马斯·弗格森指出“发达国家的立法机构中间，惟一只有美国的国会党团在立法过程的关键时段明码标价。”那些资助党的立法者得到职位，几乎毫无疑问，即成为私人资本超乎寻常的仆人。结果，弗格森继续说到，辩论“严重依赖于不厌其烦地重复那些久盛不衰的，迎合为领导者所依赖的国家投资集团和利益团的口号”。
后黄金时代经济正开始一场由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所设想的噩梦。二者均认识到，如果英国商人和制造商进行海外投资并依靠进口，他们将获利，但英国受损。两人都希望通过本土主义避免这些后果，即人们仍倾向于在本土投资并使之发展壮大。李嘉图希望，由于本土主义，大多数有财势的男人都会“满意在本国的较低的利润率，而不是为了他们的财富在外国寻求一个更有利可图的投资”。
在过去30年，那些被史密斯称之为人类“大师”的人们，已放弃任何对他们自己社会中的福利事业的关注，代之以专注于短期利益和巨额奖金； 只要国家仍然作为一个保姆样地去迎合他们的口味，那社会终将腐坏。2011年8月4日的《纽约时报 》头版上出现了一个图示说明，并排的两个主要故事相映成趣。其中一个讨论共和党人如何热切地反对任何“涉及增加财政收入”的提议——对富人税的委婉说法。另一个标题是“尽管已经被贴上了标签，奢侈商品还是飞离了货架”。对富人和财团减税到低点的一个借口是他们可以通过投资来创造就业机会——现在他们不能有所作为，只因他们的口袋都装满巨额的利润。
这一发展前景被银行业巨头花旗集团制作给投资者的小册子恰如其分地描绘了出来。该银行的分析家认为全球化社会正分裂为两个阵营： 富人经济学和其他。在这样一个世界，增长源自于少数富人的推动，也大部分为他们消费。还有那些“非富人”，他们是社会的大多数，即现在通称的全球普通大众，这些劳动阶层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在美国，他们属于“不断增长的不稳定的工人”，而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向美国国会夸赞自己在经济管理方面的表现时，对此解释说这是一个健康经济的基础。这才是全球化社会中真正的权力转移。
花旗集团分析师提醒投资者重点关注那些非常富有的人，机会就在那里。他们所谓的“富人经济学股票篮”，远远胜过 1985 年以来出现的世界发达市场指数，当时让富人变得更富有的里根-撒切尔经济方案开始走俏。
新的后黄金时代金融体系在 2007 年股市崩盘这个问题上责任重大。此后，这些机构获得了惊人的经济实力，其所占企业利润的份额增加三倍以上。股市崩盘之后许多经济学家开始从纯粹的经济的角度探讨他们的功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得出的结论是他们的整体影响可能为负值：“金融体系的成功对实体经济的效益无所裨益，而股灾使财富从纳税人向金融家转移。”通过清除政治民主的残余，他们开始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其受害者愿意默然承受多久，这条路就会有多长。
来源：《国外社会科学》2012.1 作者：（美）诺姆·乔姆斯基 牛田盛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