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姆•迪斯帕奇的引言
美国的“R”军事基地。在2003年发动侵略以后，五角大楼开始在被占领的伊拉克建设一系列魔鬼般的基地，其规模有美国的小城市那么大，多数基地里具有舒适的条件。可以驻扎3至4万美国士兵，布什政府的高级官员希望他们永久留在那个国家。最终建立了数百个基地（许多基地已经关闭或是交给了伊拉克人，一些基地已被抢劫）。现在美国在伊拉克的士兵不到4.7万人（雇佣兵不算在内）美国的负责人实际上在要求一个伊拉克政府越来越接近伊朗人，以便使美国的一些部队在2011年底正式撤军的日期之后能够留在少数大型军事基地里。
与此同时，2003年以后美国开始没有节制地建设或扩大在波斯湾的基地，加强和扩大在科威特、卡塔尔、阿曼、阿联酋和巴林的军事设施，巴林是美国第五舰队的“家”。奥巴马政府在其他地方预言“民主”，而在这个岛屿王国里看到的是巴林-沙特对什叶派多数争取自由的运动进行残暴的镇压。美国国务院决定在伊拉克建设一个世界上现代化的超大型“使馆”，那是一个设有指挥部的城堡，那里应当容纳数千名外交官和他们的武装保护人员。现在美国正在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堡建设一个类似的设施，在阿富汗的喀布尔扩建第三个使馆。
事实上，在入侵阿富汗以后的几年里在这个国家发动了一个真正的建设基地的热潮，至少建设了40个基地，从微型的前哨阵地到魔鬼般的巴格拉姆和坎大哈的空军基地，那里设施完整，有体操房、超市、咖啡馆和快餐店。现在是一场灾难性的战争的第10个年头，很明显奥巴马政府疯狂地进行谈判，以便争取至少其中一些基地在2014年美国“战斗部队”长期撤离以后仍然保留。正如在伊拉克那样，美国的负责人谨慎地避免“长期”这个词。（2003年五角大楼将伊拉克的基地称为“持久的战场”，今年2月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对阿富汗的形势做了这样的描述：“无论如何不应当误解我们或我们的盟友作为国家违反阿富汗人民的意愿和占领的愿望的持久承诺……我们不寻求在这个国家有任何长期的军事基地。”）
但是，尽管美国在大中东建设了所有的基地，它们拥有一切武装力量，它以相当困难的方式被迫面对一个越来越快的失去控制的地区。也许人们记得美国在越南同样大型的复杂的基地以及它们在战后的命运，美国的官员简单地决定避免“长期”这个词，作为针对现实合理的谨慎。美国知名学者诺姆•乔姆斯基最近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谈到这一问题时说，在这个世界上为了垮台它太大了。
是这个世界为了垮台它太大了吗？全球秩序的轮廓
在阿拉伯世界民主的建立特别表明了民众力量的价值、献身和承诺，这意外地与在美国迈迪逊、威斯康辛和其他城市数万人明显地支持工人和民主发生在同一时间。如果说在开罗和迈迪逊同时发生抗议活动，但是它们的方向是相反的：在开罗是为了实现被独裁政府拒绝的基本权利，而在迈迪逊是为了保卫在长期艰巨的斗争以后实现的权利，现在他们遭到严重的打击。
在全球的社会，每个情况都是一种倾向的微型宇宙，经历不同的进程。可以肯定正在发生的事情必然对最富有和在世界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衰败的工业心脏产生重大的后果，艾森豪威尔总统将之称为“世界战略势力最好的领域”，是“战略势力最好的源泉”，“可能是在外国投资领域最丰富的经济奖”，按照40年代所透露的美国国务院的说法，这是一个美国想留给自己和它在世界新秩序中的盟友的奖。
尽管从那时以来发生了所有的变化，有很多理由可以设想现在的政治负责人基本上仍然赞同艾森豪迈威尔总统很有影响力的看法，即控制了中东无比丰富的能源储备就意味着“对世界的重要控制”。相应地，失去这种控制将威胁显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制定的统治世界的计划，从那时以来面对世界秩序发生的主要变化美国保持了对世界的统治。
从1939年战争开始，华盛顿就预见到战争的结果将使美国处于拥有压倒性的势力的地位。在战争的年代里，美国国务院的高级官员和对外政策的专家举行会议，目的是为战后的世界制定计划。他们提出了一个“大地区”（这是美国的说法）的理论，包括西半球、远东和原来的英帝国，以及能源资源丰富的中东。当俄罗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后对德国纳粹的军队开始打击时，这个“大地区”的目标尽可能扩大到欧亚的大部分地区，至少是西欧的经济中心。在这个“大地区”内美国保持一种“无可质疑的势力”，占有“军事上和经济上的优势”，同时美国确信其他国家“行使任何主权都是有限的”，因为它可能影响到美国的全球计划。战争时期仔细的计划很快就制定了。
人们总是承认欧洲可能倾向于一条独立的道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目标部分地是为了反对这种威胁。当1989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存在的官方借口消失的时候，它却扩大到东欧，违反对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口头承诺。从那时以来，北约在美国的领导下已经变成为一支大范围的干涉力量，该组织的秘书长霍普•斯切弗对此做了说明，他在北约的一次会议上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队必须保护将石油和天然气运往西方的管道”，更一般地说是保护油轮使用的海上通道和能源系统的其他的“关键的基础设施”。
“大地区”的理论明确允许随意进行军事干涉。结论是由克林顿政府明确提出的，它宣布美国有权使用军事力量确保“自由地得到关键的市场，能源的供应和能源资源”，美国必须在欧洲和亚洲的“前哨阵地”保持庞大的军事力量，目的是“形成人们对我们的舆论”，“形成将影响我们的生存和我们的安全的偶然事件”。美国侵略伊拉克采用同样的原则。当美国把它的意志强加于人遭到的失败不可否认时，已经不可能掩盖在漂亮的理论背后侵略的真实目的。2007年11月，白宫公布了一项原则声明，要求美国的军队无限期地待在伊拉克，让伊拉克承诺美国投资者有优先的特权。两个月以后，布什总统向国会说他将拒绝可能限制美国武装力量长期驻扎的法律，或限制美国控制伊拉克石油资源的法律，拒绝面对伊拉克的抵抗美国迅速撤离的要求。
在突尼斯和埃及，最近的起义取得了令人吃惊的胜利，但是正如卡内基基金会所说的，尽管有变化，但政府仍存在，“在统治精英发生了变化，距改变统治的制度的目标还很远”。报告讨论了民主的内部障碍，但是无视外部的障碍，后者历来是重要的。
美国和它的西方盟友肯定将尽一切努力阻止阿拉伯世界一种真正的民主。为了理解原因只需要考虑美国的民意测验机构对阿拉伯舆论的研究就足够了。尽管只通报了有关方面，策划者对此是确实了解的。绝大多数阿拉伯人认为美国和以色列是他们面对的最大的威胁：90%的埃及人认为美国是最大的威胁，在那个地区一般说来75%的认为美国是最大的威胁。只有10%阿拉伯人认为伊朗是一种威胁。他们强烈地反对美国的政策，多数人认为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器会更加安全，在埃及持这种看法的人达80%，其他国家的比例类似。如果公众舆论影响到政策，不仅美国不可能控制这个地区，而且将被赶出这个地区，削弱美国全球统治的基本原则。
看不见的权力的手
在思想家和宣传者的竞争中，对民主的支持下降了。在现实世界对精英的民主的嫌恶成为准则。明显的是在民主对社会经济的目标做出贡献时，民主才能支撑下去，这是多数人的民主，更严肃的知识渊博的人对接受这一结论是有所抵触的。
精英们对民主的轻蔑在对维基解密的反应中暴露无余。最受关注并受到热烈评论的是关于阿拉伯人支持美国对伊朗的立场的电报。这指的是掌权的独裁者。没有提到公众的态度。指导的原则是由卡内基中东基金会的专家马万•穆阿舍制定的，他是约旦政府的前官员。她认为“没有任何坏事情，一切都在掌控之中”。简单地说，如果独裁者支持我们，还有其他的事情可能是重要的吗？
穆阿舍的理论是合理的和令人尊敬的。现在有一点是很突出的，1958年在一次内部讨论中，艾森豪威尔总统表示担心在阿拉伯世界对美国的“仇恨运动”，不是来自政府的仇恨，而是来自人民的仇恨。国家安全委员会解释说，在阿拉伯世界有一个支持独裁和封锁民主和发展的概念，目的是确保对本地区资源的控制。此外，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结论是这一概念是相当具体的，美国应当做的是以穆阿舍的理论为基础。“9•11”袭击事件以后五角大楼进行的研究确认这一理论继续有效。
在正常情况下将历史扔进垃圾桶，受害者则严肃对待历史。对这一重要的问题做一些简短的观察也许是有用的。埃及和美国在类似的问题上对立这不是第一次，其行动的方向是相反的。在21世纪初这一观察仍是有效的。
经济史学者论证说埃及处于开始与美国同样的经济迅速发展的地位。两国都有包括棉花在内的丰富的农业，都有早期工业革命的基础，尽管美国与埃及不同，它必须通过征服、灭绝和奴隶制发展棉花的生和和劳工的力量，其结果现在表现在为幸存者的储备力量，从里根时代起迅速扩建了监狱，以便容纳被非工业化抛弃的多余的居民。
一个根本的区别是，美国实现了独立，因此它可以自由地无视经济学理论的规则，如当时由亚当•斯密提出的规则，非常类似于现在对发展中的社会作出的预测。斯密要求被解放的殖民地生产初级产品去出口，进口英国高级的制成品，确实没有试图垄断重要的商品，特别是棉花。斯密警告说，“任何其他的道路将推迟年度的生产价值，而不是加速增产，不会推动国家的进步创造真正的财富和伟大”。
殖民地在实现独立以后，可能无视它的劝告，继续走英国的道路，由独立的国家指导发展，收取高额关税以保护工业，反对英国的出口，首先是纺织品，然后是钢铁和其他产品，采用其他许多工具以加速工业的发展。独立的共和国也寻求做到对棉花的垄断，以便“出口到其他我们脚下的国家”，特别是英国的敌人，如同美国杰克逊总统的时代对得克萨斯和墨西哥的一半所宣布的那样。
在埃及一条可以比较的道路被英国的势力封锁。帕梅斯顿公爵曾宣布“任何对埃及的公正的思想对于英国如此巨大和崇高的利益来说应当是一种障碍”，如保持它的经济的和政治的霸权，表示他对无知和野蛮的穆罕默德•阿里的仇恨，此人竟敢寻求一条独立的道路，面对英国的舰队和金融势力，寻求埃及的独立和经济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全球的“霸主”，华盛顿采取同样的立场，表明除非埃及遵守弱者的标准的规则，不会向它提供帮助，美国继续违反规则，采用高关税排斥埃及的棉花，削弱埃及使其缺乏美元。这是常用的市场原则的解释。
艾森豪威尔担心的对美国的“仇恨运动”过去了，它承认美国支持独裁者，封锁民主和发展，如同对它的盟友所做的那样。这并不令人惊奇。
为维护亚当•斯密，必须补充的是他承认英国继续明智的经济的规则，即今天所说的“新自由主义”。他警告说如果厂家、商人、和英国的投资者再次走向国外，可能获利，但是英国将受苦。他考虑将遵循国家的方向，以致“一只看不见的手”将使英国免除经济合理性的灾害。
“看不见的手”这句有名的话唯一出现在《国家的财富》中。古典经济学另一个重要的创始人戴维•里卡多提出了类似的结论，期待内部的倾斜将使富人对在自己的国家获取低利润感到满意，而不是寻求一种在外国对他们的财富更有优势的就业，对他们被削弱感到遗憾，古典经济学家的本性是健康的。
伊朗的“威胁”
在阿拉伯世界建立民主有时可以与1989年在东欧的情况相比较，但是其原因的基础是可疑的。1989年建立民主是俄国人所容忍的，得到西方强国的支持，根据的标准理论是对经济的和战略的目标清楚地进行调整，因此那是一个高尚的很荣幸的结果，与在中美洲保卫基本人权的斗争有区别。这是萨尔瓦多一位被暗杀的主教的看法，他是华盛顿武装和训练的军事力量杀害的数十万受害者之一。西方的势力现在以充分的理由继续敌视阿拉伯世界的民主。
“大地区”的理论继续适用于当代的危机和对抗。在做出政治决定的阶层和西方的政治评论中，认为伊朗的威胁是对世界秩序最大的危险，因此聚焦美国的对外政策，欧洲继续它有礼貌的面孔。
具体地说伊朗的威胁是什么呢？一种可靠的回答是由五角大楼和美国情报机构提供的。去年关于全球安全的报告说明威胁不是军事的。伊朗的军事支出与那个地区的其他国家相比是相对低的。它的军事理论是“严格的防御性的，是为减缓侵略和强制用外交解决敌视而设计的”。伊朗“将军队投放到边界以外的能力是有限的”。关于核选择，“伊朗的核计划和保持开放发展核武器的可能的措施是它说服战略的中心内容”。
残暴的教权主义的政权无疑对本国的人民是一种威胁，尽管很难超过美国在那个地区的盟友。但是出在其他地方，这确实是坏的预兆。一个因素是伊朗的说服能力，非法地行使主权可能干扰美国在这个地区行动的自由。可以看到伊朗为什么寻求一种说服的能力，看一看这个地区的军事基地和核力量就足以说明一切。
7年前以色列的军事史学家克莱维德说，“世界看到美国没有理由攻击伊拉克，这已被证实。如果伊朗人不想生产核武器，他们是疯了”，特别是当他们面临违反联合国宪章的经常的攻击和威胁的时候。这就是他们正在做的事情。
五角大楼和美国情报机构强调，但是伊朗的威胁不只是说服。它还试图扩大它对邻国的影响，以这种方式在地区制造不稳定。入侵和占领伊朗的邻国就是“稳定”。伊朗努力扩大它对邻国的影响就是“制造不稳定”，因此显然是不合法的。
类似的习惯已是家常便饭。因此美国对外政策有名的分析人士詹姆斯•查斯在技术意义上正确地使用“稳定”这个词去说明为了在智利实现“稳定”，必须使这个国家“不稳定”（推翻民选的萨尔瓦多•阿连德政府，建立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的独裁政权）。同样有趣的美国对伊朗的关注还与帝国文化的指导原则和地位有关。正如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策划者们在当代世界体系开始时所强调的：美国不能容忍“任何人行使主权”来干扰美国的全球计划。
美国和欧洲联合起来惩罚伊朗对它们的威胁，但要记住它们是何等孤立。不结盟国家有力地支持伊朗浓缩铀的权利。在那个地区阿拉伯的公众舆论甚至坚决支持伊朗的核武器。地区的主要大国土耳其与与在南方最受崇敬的巴西一起在联合国安理会投票反对美国提出的对伊朗进行惩罚的动议。它的不顺从导致美国的严重非难，这已不是第一次，在2003年土耳其就痛苦地遭受谴责，当时政府遵照95%的居民的意愿拒绝参与对伊拉克的侵略，以此表明它对西方式的民主软弱的理解。
去年土耳其因其在联合国的“不良表现”受到奥巴马政府负责欧洲事务的最高外交官菲利普•戈顿的警告，称土耳其应当“表明它对西方合作的承诺”。一位外交委员会的专家问道：“如何使土耳其人保持在规定的范围内？”让他们如同好的民主党人一样执行命令。 巴西的卢拉受到《纽约时报》一篇文章的告诫，因为他和土耳其一起在解决伊朗浓缩铀的问题上的努力离开了美国的权力框架，被认为是“巴西领导人精神财富的一个污点”。
美国认为以色列是个例外：没有任何建议可以要求以色列的核计划置于国际太阳能机构的保护之下，或是公布以色列核设施和核活动的消息。已经不再以这种方式谈论伊朗的.
将地球私有化
尽管“大地区”的理论继续占主导地位，建立“大地区”的能力却在下降。美国的权力顶峰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时从文字上说它占有世界财富的一半。但是当其他的经济体从战争和殖民化的破坏中恢复的时候，美国衰落了，开始走上在风浪中艰难前行的道路。70年代初，在世界财富中美国占比下降近25%，工业世界形成三极：北美、欧洲和东亚（当时集中在日本）。
70年代在美国的经济中还有一个剧烈的变化，走向金融化和生产的出口。多种因素汇合后建立了一种财富急剧集中的残酷的时代，特别是集中到最上层的1%的人口—尤其是行政领导者、高风险基金的经理等。这使政治权力集中化，同时导致增加经济集中度的国家的政策：财政政策、公司管理的规则，解除调控以及更多的事情。与此同时，选举运动的成本大幅度增加，将政党带入越来越金融化的集中的资本的口袋：共和党人如此，民主党人（如同是温和的共和党人）也不甘落后。
选举已经变成一种由公关业领导的字谜。在2008年选举中获胜以后，奥巴马因当年开展最好的市场运动而获得公关业的奖。行政人员很高兴。企业的媒体解释说从里根时代起候选人已像其他的商品一样被商品化，但是2008年成绩更大，改变了公司顾问的风格。美国2012年的选举成本有望超过20亿美元，特别是来自公司的资金。奥巴马正在选择商人担任高级职务，这并不奇怪。公众已被激怒和感到失望，但是占主导地位的仍是穆阿舍的原则（即“当人们总是安定和消极时，我们将做我们想做的事情”）。
在财富和权力高度集中的时候，多数居民的实际收入停滞了，人们安排更多的时间工作，借债和资产膨胀，金融危机一般破坏了他们的资产，从80年代起调控机构被撤消以后金融危机就开始了。
对于很富有的人来说，这不是任何问题，他们从政府的保险单位获益，即所谓“要倒台它太大了”。银行和投资公司可以从事有风险的交易，获取巨额利润，当制度不可避免地垮台时，它们可以寻求国家的支持，要求用公共资金拯救它们，抓住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理论不放。
这就是从里根时代以来的调整进程，每次危机比前一次更激进，这是对普通居民说的。现在对大多数居民来说，真正的失业已经达到大萧条的水平，而当前危机主要的策划者之一戈德曼•萨奇斯比任何时候都富有。不久前他宣布拥有175亿美元资产。所有的人都得勒紧裤带。
教师成为一个特别合适的目标，成为美国政府通过私有化故意破坏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教育系统的努力的一部分，这对富人来说又是一件好事情，但对居民则是一种灾难。长期来说对经济的健康发展是一种灾难。当把市场的原则放在首先要地位时，民众被抛在一边。
另外一个合适的目标总是移民。在美国的整个历史上都是这样，哪怕是在经济危机的年代。现在美国的危机加剧，白种居民很将变成少数。遭到凌晨的个人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警察的残暴是令人震惊的。
谁是有问题的移民？在我生活的马萨诸塞州，有很多马雅人，他们是在危地马拉土地上遭到谋杀而逃出来的，里根政府支持这类谋杀。还有一些是墨西哥人，他们是克林顿时期北美自由贸易条约的受害者，一项政府间的协议的安排在三个国家（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对人们造成损害。当美国国会1994年在压力之下通过北美自由贸易条约时，克林顿也开始了美国与墨西哥的边界的军事化，而以前边界是相当开放的。人们知道墨西哥的农民不能和受到巨额补贴的美国农产品加工业竞争，在与美国的跨国公司的竞争中墨西哥的企业不可能生存下去，在所谓的自由贸易协议之下，美国跨国公司应当享受“国民待遇”，一种只给予公司法人的特权，而不是给具体的个人。这些措施导致出现大批绝望的难民，在国内造成国家-公司政策的受害者反对移民的癔病。这并不令人吃惊。
看来在欧洲发生同样的事情，在那里种族主义比在美国更不听众指挥。一个人看到意大利抱怨利比亚的难民拥来会不知所措，那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意大利法西斯政府第一次进行屠杀的场所。或是当法国现在继续是它过去的殖民地残暴的独裁者的保护者，它做出安排以便让人忘记法国在非洲可怕的暴行，与此同时法国总统萨科齐悲哀地反对移民的涌入，勒庞对没有为阻止移民做任何事情提出异议。不必提及比利时，它可能赢得亚当•斯密所说的“欧洲人野蛮的不正义”奖。
在欧洲的大部分地方新法西斯政党的上升是一种恐怖的现象，如果我们不记得最近在欧洲大陆发生的事情。如果犹太人继续被法国驱赶走向贫穷和压迫，必须想到随之而来的反应，然后面对对吉卜赛人发生的事情是缺少反应，还有大屠杀的受害者，他们是欧洲最受虐待的居民。
在匈牙利，新法西斯党Jobbik在全国选举中获得17%的选票，四分之三的居民认为共产主义制度对他们不是好事，也许这不会让人吃惊。在奥地利极右的海德在2008年的选举中只得到10%的选票，我们可以松一口气，如果不是因为极右的新自由党分散选票，他可能得到17%的选票。记得1928年在德国纳粹得票不超过3%，这让人打寒战。
在英国，极右和法西斯的英国国家党和英国联盟是重要的力量。在德国移民正在破坏国家是一个销售的巨大成功，蒂洛•塞拉辛对此感到遗憾，默克尔总理对此进行谴责，称多种文化主义已经“完全失败”：引进的土耳其人在德国做肮脏的工作，没有变成蓝眼睛的金发人，而是真正的雅利安人。
人们记得画报上的主要人物之一本哈明•富兰克林警告说，新解放的殖民地应当小心，不让德国人移民，因为他们太褐色了，瑞典人也是一样。20世纪到来时，盎格鲁萨克逊纯种的可笑神话在美国是很普遍的，甚至是总统和其他的杰出人士当中。文学文化中的种族主义是一种明显的猥亵，在实践中是更坏的。根治骨髓灰质炎比根除这种可怕的祸害更容易得多，在经济短缺的时期，这种祸害更为猛烈。
在市场的制度中，金融体制的制度性风险可能被纳税人补救了，但是如果环境被破坏，没有任何人去拯救。企业的领导人进行宣传想说服居民全球的升温是一种自由主义的欺骗，他们完全知道威胁有多严重，但是他们必须在短期内使其利润最大化，最大限度地渗入市场。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其他的人也会去做。
这种恶性循环的结果可能是致命的。为了看到这种危险有多严重，只要分析一下美国新的国会通过企业提供资金和宣传掌握的权力就足够了。几乎所有的国会议员都否认气候的变化。他们已经开始削减用于可能缓解生态灾难的措施的资金。更糟糕的是，一些议员是真正的信徒，比如国会一个负责环境的分委员会新的负责人说，全球升温不可能是一个问题，因为上帝曾向诺埃承诺将不会有另一次洪水。
如果这发生在某个边远的小国，我们可能笑死人。但这发生在世界上最富有和最有势力的国家。在发笑之前，我们可能认为现在的经济危机在很大程度上走向对教条的狂热信念，如对有效的市场的设想，如同15年前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所说的“宗教”更好地了解市场，阻止中央银行和经济学家发现8万亿美元的房地产泡沫没有任何经济的根基，当泡沫破裂时国家受到破坏。
在一般的居民是消极的、冷漠的和偏向于消费主义或是仇恨容易受到操作的人的时候，有势力的人就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幸存下来的人不得不观察结果。
魏文 编译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377期，摘译自2011年4月25日西班牙《起义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