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大众对国学的兴趣刚刚兴起，就不适当地拔高儒学的地位，只会招徕更多的非议；社会对宗教这个词还众说纷纭，就迫不急待地建立儒教，势必造成更大的纷扰。要将儒学发展为国教，必须先解决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不能带着民族主义情绪、动辄以中华文化为由。儒家是全面入世的，它的组织方式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与一般宗教不同。今天儒学衰落的根本原因在内而不在外，未能在今日生活中充分激活其价值、向世人呈现其无穷的生命力才是问题根源，不要将建立基督教那样严密的组织当作问题关键。“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儒学的现代复兴之路还很漫长，千万不能耐不住寂寞、急功近利啊！
最近，不少人都在倡导儒教，曲阜建教堂的事也很热闹。我资质愚钝，对倡导儒教的做法迄未领会，所以写一点异议来求教，言辞或有偏激，观点也未必正确，希望通过切磋增进理解，或达成共识，对儒学事业稍有补益。在下文中，我并不一般地探讨儒家是不是一门宗教，而是讨论今天将儒家作为一门与其他宗教平行的正式宗教来建设的必要性问题。
按照我的理解，将儒家当作一门正式宗教来建设违背了儒学的精神，既无必要、亦且有害。儒学与其他宗教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的天堂不在彼岸，而在此世。儒学的高度入世性使得它要全面安排人间秩序，因而它的道场不在教堂或寺庙里，而在此世间。过去它的道场在家族、学校、政府等地方，今天则应在家庭、学校、政府机关、公司企业等一切实体之中。如果今天的儒家未能在这些地方建立自己的道场，那正是儒家需要切实反省的地方，或者说，也正是儒学需要激活自身、以求重新发展的方向。因此，我们无需担心儒家没有组织，需要担心的乃是今日儒家能否将一切现实社会中的部门或实体当作自己的组织来建设这一问题。
有些人担心儒家无宗教组织，不能应对其他宗教的挑战，我认为这是对儒家现代意义缺乏自信的表现。必须认识到，儒家能否应对其他宗教的挑战，主要看它在安排人间秩序、安顿人们心灵等方面的功能能不能被激活。这不是一个儒教组织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今天的儒家自身在进德修业方面做到什么地步的问题。如果我们对儒家传统在安排人间秩序、安顿人们心灵、重铸现代文明等方面的现代价值缺乏自信，那么也不要寄希望于建立一组织来解决问题。试问，自身的心灵都没安顿好，又如何去安顿别人？此外，儒家的任务与使命与其他宗教有同也有异，从根本上说它们并不在同一层面上竞争，不需要模仿其他宗教那样来建立组织。再说，我们已经有诸如书院、协会之类的大量儒学组织（可都是法人社团啊），大家不还是对他们不满意吗？设想明天把“儒学协会”改成“儒教协会”，是不是这种情况就改变了呢？万一还是和现在一样，一些我们不满意的人或不满意的管理方式在起作用，那时我们怎么办呢？因此，今天儒家衰落的真正原因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不从内在的角度思考解决之道，指望通过建立儒教组织来解决，恐怕是治标不治本。
有人认为，现在基督教之所以在中国大行其道，重要原因之一是它有一个庞大严密的组织，有计划、有预谋、有策略地“征服中国”。对此，我想说的是，儒家从不主张以任何进攻性、侵略性的方式扩张自身。儒家不主张“征服”，而主张“化育”。所谓“礼闻来学，不闻往教”（《礼记•曲礼》），所谓“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诗经•民劳》），为什么儒家这样主张呢？因为他相信“以善养人”方能“服天下”（《孟子•离娄》）。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孟子•公孙丑》），“仁者无敌”（《孟子•梁惠王》）是儒家自信的根源。我们不是一直批判异教侵略性太强、并以儒家和的精神自豪吗？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孟子曰：“爱人不亲，反其仁……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我们从这些思想学到的伟大智慧是，丝毫不必惧怕任何其他宗教的组织，只怕自己心未正、觉未明，不能“以斯道觉斯民”（《孟子•万章》），没有化育四方的无穷力量。《诗》云：“式讹尔心，以畜万邦”（《小雅•节南山》）。一个真正的儒者应该将主要功夫用之于“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的行动中，不必与异教抢地盘或作斗争。
再说，儒家“身份模糊化”的特征，完全是由它自身特征内在地决定的，这是它的劣势也是它的优势。取消了这一点，儒家就不成其为儒家。建立儒教，有了严密的儒教组织（像一些人所期望的那样），儒家信徒的身份就必须有明确标准，而这可能导致儒家的变质。因为，儒家不像基督教那样，加入与不加入、信还是不信，对信仰之路有着根本的决定作用；也不像佛教或道教那样，一个皈依的承诺代表了信仰道路上十分重要的起点。对于儒家来说，“道不远人”（《中庸》）、“百姓日用而不知”（《周易•系辞》），因此，是否承诺自己皈依于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悟道。入道只有程度之别，而无完成之时。“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论语•雍也》）每个人都在“道”中，又随时偏到“道”外。儒家强调自己与世俗社会全面相融，任何一种从身份上把自己与世俗世界分隔开来的做法都不利于此。尽管别的宗教信徒可能也有类似的“随时偏离、永无止境”特点，但由于它们的出世性，决定了明确身份对修道过程具有重要象征意义。对儒家来说，即使是自觉的修道者，承认自己的身份有时也不必要。因为，如果说一个人是“儒”，他在多大程度上是，又在多大程度上不是？他总是能严格按照儒家的标准做人行事吗？如果答案为否，说他是儒又是什么意思？严格说来，在儒家传统看来，从小人到君子再到圣人，这个阶梯更多地代表人生境界的提升，而非任何特定的修道者的身份。一个人是君子还是小人，是儒还是非儒，都无严格确定的标准，不能客观化。
儒家的义理特点也决定了身份不明确的必要性。一旦设立宗教，就必须将身份明确化，为此必须有一个义理标准，这样的标准必然是“我践行五常”、“我敬天法祖”、“我信奉六艺”、“我追随孔孟”之类，而这样做完全违背了儒家传统的根本精神——高度理性主义。儒家不主张把任何义理或价值当作“前提”提供给人，而要求人们运用理性去分析、拷问或检验。因此，虽然一个人主观上可以坚定不移地信仰儒家的价值，但是他不能把“信儒家价值”当作别人进入儒门的前提，而是要人们在生活中自己理解自己，自己成全自己。对于儒家来说，即使面向外人或民众，有时也不必强调自己的身份，要让人们自觉地体会“道”无所不在；人们越少一份学儒的压力，就越多一份入道的自然。换言之，一旦将儒家的身份明确化，上述某些客观的义理标准，就会成为信徒入儒门的前提条件，这样一来儒家反而可能沦落为杀人的武器，这正是历代大儒所最担心也坚决反对的。
还有一种观点：中国人今天没有信仰，需要在宗教中找信仰。首先，人们会问：找信仰一定只能在儒家中找吗？为什么不能在其他的宗教如佛教、道家、基督教、伊斯兰教、东正教当中找呢？难道仅仅因为儒家代表中国文化传统吗？难道仅仅是为了捍卫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吗？不少提倡儒教的文章中都提出这一观点，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种没有普世情怀的民族主义精神的体现。如果按照这一逻辑，以后我们教育子孙后代信仰儒家，就势必面临不断向他们灌输捍卫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重要性问题。而我们的子孙一定会不断地追问我们：你们不是一直在教导我们吸取人类所有文明的精华吗？如果我确实觉得其他某宗教对我来说非常好的话，为什么不能选择它呢？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精神从一开始就将儒家降格到比上述所有这些伟大宗教都不如的境地。因为这些宗教没有任何一个宣称自己是为某一个民族的文化主体性而存在的。其次，要为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乃至政治生活确立神圣感（所谓公民宗教），真正紧要的任务是说明为何儒家价值能为当代生活提供神圣感。时代的发展和变迁使得古今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产生极大差异，今天最艰巨的工作莫过于找到相应的实践方式。按照孟子的观点，有人爵、有天爵，尽心可知性，知性则知天。这当然是神圣感问题了。需要说明这种心性论在实践中如何为今人提供尊严和神圣感，这其实是修身问题。因此，如何在今天摸索出一套新的修身之道，激活宋明理学的心性传统，才是确立神圣感的重要途径。不在这些紧要问题上用力，而是高喊建立儒教，岂不是舍本逐末？其三，要为国人寻找信仰，也不一定非要把儒家改称为儒教。历史上儒家传统为无数代学人提供了安身立命的基础和人生信仰的源泉，不都是在儒学/儒家的名称下实现的吗，为何一定要以宗教的名称实现呢？有人可能认为宗教本身具有强烈的信仰意义，将儒家改成儒教，其发挥信仰的作用将更大。其实不然。宗教之所以能为人们提供信仰，不是因为它的名称，而是因为它的信仰足够伟大，它的魅力足够动人。今天我们面临的真正挑战恰恰在于，如何让儒家的信仰世界真正在现代世界和现代人身上显示出自身的强大魅力。
还有人说，儒家历史上主要是靠儒教方式发展的，汉代以来儒家就已经变成儒教了。可是，汉代以来人们也没有把儒家定义为我们今天这种意义上的儒教。这种观点的实质是要将儒教定义为当下中国的国教。如果照此思路，我们不妨设想一下，今天的儒家如何还能走政教合一的道路？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今天要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儒教国家的真正基础是什么。在蒋庆等人的有关论述中，我看不到真正有力的基础，尤其看不到宗教家的普世精神和博爱情怀。他们的基本观点是认为中华文明就是儒教文明，儒家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核心或本质成份。因此要复兴中华文明，就得让儒学从一家之学重回中国政治及社会结构的重心。然而，中华文明是不变的吗？且不说历史上道家、佛家、法家乃至诸子百家也都曾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甚至核心成份，今日中国文化已发生几乎是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为何一定还要以儒家为核心呢？这些问题不解答，不能轻率地提倡国教，以免给人不讲理之感。其次，宗教的魅力也是宗教的生命力所在，需要通过一门宗教特有的包容一切的胸怀和感念苍生的大爱来展示，所以它时常要从人类苦难的命运和人性永恒的需要出发来奠基自身。在当前学者倡导儒教的言论中，我们很难看到这种精神，我们看到的只是如何捍卫中华文化、如何与其他宗教抢占地盘之类的民族情感。
退一步讲，假如要使儒学或儒教成为国教，除了实际操作的难度之外，还有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没有解决。儒学成为国教要解决的第一个理论前提是要说明：儒家所倡导的核心价值如五常、忠孝之类，如何还可以成为当下中国人生活的核心价值？事实上，正如最近马英九先生在元旦献词中所表达的，多数华人今天都已将民主、自由、人权等当成了最重要的核心价值了。因此，必须要先解决马先生的话究竟是不是正确、为什么严重误导了国人的问题。其次，儒家要成为国教，必须说明它的信仰世界相对于其他信仰世界（如基督教，如佛教、道教等）更有可行性，至少对中国人如此。因为，每一个宗教都声称自己代表终极真理，且最可行。这里，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这些宗教自身的理论逻辑，而是一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我曾在有关论著中谈及，儒家在中国文化中至今仍然有深厚的土壤，原因即在中国文化的心理结构。其三，儒家成为国教意味着它能够全面安排当代中国社会的秩序。也即它所倡导的政治制度、社会架构、生活方式等，是对当代中国社会走向文明进步最有效的。可是对这个问题，有几个儒家学者在认真严肃地探讨？
我并不是说，儒家传统没有强烈的宗教性，但鉴于宗教这一概念定义的不统一性，特别是今天很容易在社会上被误解为神灵崇拜甚至迷信等特点，将儒家当作宗教来建设，还会给自身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即使从策略上考虑也要三思而行。
总的来说，我感觉当前所谓的“儒教热”本质上更像是政治诉求而不是宗教诉求，它充满了民族主义激情，带有一定的盲目性。
2011年1月27日星期四於清华园
（本文发表于《中华读书报》2011年1月26日第1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