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问题已经是当今中国无法忽视的重大问题，关系到了中国的核心利益，而且这一问题不可能随着经济增长而自动解决。相反，不止一个国家的前车之鉴已经表明，由于经济增长的成果有可能激化围绕分配问题的争夺矛盾，经济增长、甚至仅仅是经济增长的期望都往往有可能恶化一国之内的民族关系；这种恶化一旦成为现实，经济增长的果实又会反过来为民族斗争各方提供更多的资源把矛盾冲突闹大。看看尼日尔河三角洲油气资源的发现和开发如何刺激了当地分离主义运动的兴起，看看苏丹如何因发现石油资源而爆发第二次内战并最终导致国家分裂，看看1970年代北海石油开发如何给苏格兰民族主义运动增添了强劲的新动力，我们就不难理解这一点。假如将中国目前的民族问题完全归咎于经济不够发达，归咎于我们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于这种完全不符合事实的观念会制定出怎样的政策，而这样的政策又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那是任何一个对国家命运有责任心的人都不敢想象的。

对于中国绝大多数三四十岁的人而言，民族问题在他们的青少年时代几乎不是什么问题，以至于他们那时对现实中的民族问题几乎没多少概念，目前却不能不把这当作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威胁，仅此一点就足以表明，近30年来举世公认的经济增长并不能自动解决民族问题，也表明我们必须正视现行民族政策和理论、特别是近30年来民族政策的缺陷。

在现行民族政策中，最引人非议的莫过于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因为这既违背人人平等的理念，又不符合客观的政治经济现实，还造成了越来越明显的负面作用。毕竟，并不是所有少数民族都生长在贫困落后地区，也并不是所有汉族都生长在更为优越的条件下，即使要为条件较差国民创造更好的条件以利于其参与社会竞争，那么也更应该实施地区优惠政策，而非民族优惠政策。这项政策实施的结果，早已越来越背离它所声称要追求的目标：人必自助而后人助之，那么，这种片面的优惠政策是激励了受惠对象的自我奋斗精神还是削弱了他们的自我奋斗精神？是激励了一些人的守法精神还是激励了一些人刑事犯罪为所欲为的罪恶欲望？……如果说30年前人们对此还缺乏体会、因此反对声浪较小的话，那么，30年来，越来越多的地区、越来越多的人对此有了越来越深刻的切身体会，对公众继续宣扬这类政策如何合理、如何必要，只能让宣扬者沦为笑柄，并损害政府威信和社会凝聚力。

最令人忧虑的是，过多过滥的少数民族优惠政策非但无助于增进国家认同，反而会产生相反效果。如果认同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主流能给人带来更多的发展机会，这样一种体制会促使人们去努力与主流趋同；如果不认同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主流反而能给人带来更多更好的机会，这样一种体制必然会驱使人们背离主流，乃至与主流对立。我们已经看到，一些人的公开言行充满对主体民族和国家的刻骨仇视，同时又动辄祭出“民族政策”招牌打击自己的批评者。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倘若走上了这样的轨道，它还能生存吗？

新中国民族政策和理论有历史传承的部分，也有很大一部分是从西方和苏联学来的，因此，客观认识评价这些国家民族理论和政策实践对我们有重要意义。勃列日涅夫时代确曾有过过早将民族融合期望当作现实的教训，但就总体而言，苏联是近代以来第一个全面、大幅度、长期实施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的大国，将苏联解体教训归结为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力度和范围不够，至少不实事求是。也正是因为苏联民族政策的这一特点，以至于在其主体民族俄罗斯族中激起了广泛深刻的不满，最终俄罗斯加盟共和国一纸独立宣言，曾经强大统一的苏联国家也就众叛亲离难乎为继了。那么，我们的国家是否会重蹈覆辙呢？

正视现实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先决条件，而要正视现实，又必须创造实事求是的良好氛围。如果非但自己不肯正视现实，反而打击、抹黑直面现实开展严肃认真探索的人，以至于人们对此噤若寒蝉，坐视问题不断恶化，那就令人悲哀了。有的文章中出现过这样的言词：“更需要指出的是，有些自己不从事民族理论研究的学者，利用特殊的身份和政治地位，鼓吹民族问题去政治化、非政治化，……”[1]正常论战所争者应当是对方讲的是否符合事实、是否符合逻辑，而不是这种近乎人身攻击；这种文字不仅没有任何说服力，而且暴露了论者学识和个人品质的缺陷。假如把这种论调带入民族问题探索，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追问，现行民族政策和理论的辩护者是不是身为既得利益者、为了维护小集团一时的既得利益而蓄意颠倒黑白不惜断送国家前途命运？

且不说社会学与民族理论研究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可跨越的鸿沟，且不说民族理论研究本质上毋宁说是社会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假如说一定要原来学习什么专业的人才能干好这个专业的工作，那么我们如何解释科班出身的国军、美军将领们纷纷败在前师范学生毛泽东及其农民将领手下？如何解释非商学院科班出身的盖茨和乔布斯创建经营了超级成功的企业？按照这个逻辑，只有政府官员才有资格探讨公共事务，因为其他人都不是从事这项工作的。与其无法驳倒别人详实严密的论证分析而企图剥夺对方参与讨论的资格，不如自我反省——曾经和谐的民族关系发展到目前这种矛盾重重雷区处处的地步，自己所主张的理论和政策陷入了哪些误区？

正视现实，反思和调整民族理论与政策，并不等于主张马上全盘推倒重来；取消少数民族优惠政策，不等于歧视少数民族；把上述两对主张划上等号，无异于蓄意抹黑。我们应当重视民族问题，但片面宣扬民族问题无小事，任何事情都要上纲上线政治化，只能人为地使小事变大事，无事变有事。我们不指望一夜之间化解矛盾，但我们可以渐进调整政策，避免不合理政策不断从无事中生事。“不带任何条条框框地去发现问题，本着对社会对政府震动最小的原则探寻解决方案”——这是我的座右铭，愿与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同志者共勉。

-----------　

[1]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熊坤新：《解决民族问题急不得》，《环球时报》，2012年2月18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