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贫困的现代人

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心理门诊开始在我国大行其道，各种各样的心理诊所或门诊火爆，尤其以节假日期间为甚。每逢象“五一”、“国庆”之类的长假，医院的精神疾病门诊量就会剧增。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1989年以后开设了心理治疗门诊，以后就不断增加门诊量，还是供不应求。“去年我们一天的门诊量是230个，今年平均到了330个。”里面的一位工作人员说。[1]据一家健康咨询中心2006年对患者的统计，患心理疾病比例最高的是感情问题，包括恋爱、婚姻、家庭等问题，其次是工作、事业、前途类问题，列第三的是子女类问题，包括高考落榜、网迷厌学、家长忧虑等等。[2]

2005年，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网（简称“中人网”）联合国内众多知名媒体启动了“2005年中国员工心理健康”调查，调查显示[3]：在所有参加调查的人中，有22.81%的被调查者存在比较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被调查者经常频繁地出现的心理健康问题有：精神上的压力；感觉不开心、郁闷；觉得自己不能担当有用的角色。调查给出了不同学历、不同行业、不同职业、不同职位、不同地区的人群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精确数据。其中，80年代及以后出生的人，比其他年代出生的人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比例更高。

青少年、特别是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也引人注目。《新闻晚报》（上海）2003年7月23日报道，进入暑期，上海心理咨询中心的青少年心理门诊也和盛夏的天气一样热，每日一大早就有排队挂号的，恋物癖、抽动症、孤独症……。据中国疾病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等提供的信息，我国儿童、青少年行为问题的检出率为12.97％，有焦虑不安、恐怖和抑郁情绪等问题的大学生占学生总数的16％以上。另外，我国17岁以下未成年人约3.4亿，有各类学习、情绪、行为障碍者保守估计约3000万人。其中小学生心理障碍患病率为四分之一左右，突出表现为人际关系、情绪稳定性和学习适应方面的问题。大学生中，16.0％至25.4％的有心理障碍，以焦虑不安、神经衰弱、强迫症状等为主。而且近年来，儿童、青少年的心理问题有上升的趋势。[4]中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5]主要表现为喜怒无常，情绪不稳，自我失控，心理承受力低，意志薄弱，缺乏自信，学习困难，考试焦虑，记忆力衰退，注意力不集中，思维贫乏，学习成绩不稳，难于应付挫折，青春期闭锁心理，并在行为上出现打架、骂人，说谎，考试舞弊、厌学、逃学，严重的出现自伤或伤人现象。

另据根据卫生部提供的数据: 上世纪8 0 年代以来，我国精神疾病的患病率呈明显上升趋势。截止到2001年，中国重性精神病的患病人数约1600万，患病率为13 . 47‰。病人总数为1600万，其中精神分裂症高居首位， 约600万，相不于每60户居民中就有一例,在强迫症等轻性精神病中，北京地区调查显示，患病率为35.18‰。根据在北京召开的世界精神病协会年会发表的数字，目前中国有5 %的人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13‰的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疾病。世界卫生组织研究显示，在中国，疾病负担较高的25种疾病中，精神疾病占5项，分别是抑郁症、双相情感疾病、精神分裂症、强迫症、自杀。精神障碍所造成的负担，在目前中国疾病总负担中排名第一，已经超过心脑血管、糖尿病和恶性肿瘤等疾患。中国各类精神疾病约占疾病总负担的1/5。另外，目前中国精神病患有低龄化、女性化、白领化等趋势。我国90年代对7 个主要省市的调查表明，约有27%的女性患有精神障碍。目前，30岁以上的都市女性患抑郁症的比率正在上升。广州市精神病院院长马催分析，这与社会上出现的新现象有关: 比如离婚、婚外恋、下岗、性骚扰等。而且女性由于生理因素，感情丰富、敏感、多虑，苦恼长期无从排遣，不知不觉就陷入到抑郁症中。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商人、成名文艺工作者、三资企业高级职员、机关公务员等出现在各种心理咨询门诊。[6]

为什么今天人们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消费和娱乐的手段越来越丰富多彩，而人们的精神心理问题却反而越来越严重了呢？

稍加分析可以发现，问题出在现代人不注重精神修养之上。用今天流行的话说，就是浮躁、急功近利、缺乏信仰等等。

著名学者梁漱溟在谈及对人生的理解时，曾经表示，人是世间极可悲悯的一种动物。这是因为人来到世上，往往会不由自主地染上各种毛病；诸如爱出风头，贪慕虚荣，自命不凡，自以为是；又比如自私自利，蝇营狗苟，贪得无厌，不能自制；我们发现自己“在男女的关系上，见面不动心好难！他不知怎的念头就起了……”[7]。一个人如果资质平庸，内心世界也许会平和些；但如果资质聪明的话，比如有点才气，往往更加复杂难办。因为这样的人往往自认事事处处强于人，也比别人更加爱面子、好出风头，在欲望方面也更不易自我满足。正是基于上述对人的本性的认识，梁漱溟提出人生在世，时刻也不能放松一件事：“忏悔——自新”。

梁漱溟先生是现代新儒家的杰出代表之一，上面的内容见于他早年的一本名叫《朝话》的书。他所谓的“忏悔”和“自新”，是指人要学会自我认识、自我控制，克服性格弱点，培育健全的人格。这一思想正是从儒家修身传统中来的。其中“自新”一词就来源于儒家经典《大学》等书。在此，我们涉及到儒家修身传统的实质和内容。按照儒家的观念，人的性格生来就完美无缺的很少，所以每个人都需要不断自我修养和自我完善，这个过程用儒家的话来说就是“修身”。

今天我们所使用的“修身”一词，较早见于《周易》、《大学》、《中庸》、《庄子》等先秦典籍。“修”，修理、加工之义；“身”，指性格、人格素质等。“修身”一词，本义就是磨练人格的意思。我们时常使用的“修养”一词，来自于“修身”和“养性”两个术语。“修”需要雕琢，“养”指慢慢培养，“修”和“养”是相互对应、相辅相成的。本书有一章以“存养”为主题，专门讲儒家“养”的思想。从狭义上讲可以将“修”与“养”区别开来，从广义上讲两者同属于儒家“修身”范畴。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现代人，也许在工作忙碌之余，或遭遇不幸时，会暂时意识到自己的性格修养问题；但是通常情况下，他们总是给自己的人生安排了太多的事情，没有闲暇去考虑如何改变自己的性格；在他们的心中，生活的负担、工作的压力太重了，哪有专门精力去修身养性！

但是，古人与我们不同。古人认为，修身养性永远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值得在人生的任何阶段把它当作一项主要工作来做。他们视修身为一门专门的功课。无论一个人从事什么职业，专攻什么领域，追求什么理想，都不能不学这门功课。与其他功课相比，这门功课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即需要每个人用一生时间来学习，永远也不能废弃。

世界上真的有这么一门功课，值得我们用一生来学习，时刻也不能放松吗？古人的回答是肯定的。古人认为，人的一生，从成家到立业，从读书求学到功成名就，从为人处世到经世济民，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自己的理想，是否能够真正活得有意义，主要取决于在修身方面做得怎么样。所以《大学》提出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儒家经典《大学》进一步引用《诗经·淇澳》中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八个字，来分别分别形容为学与做人。其大意是，人的性格好比是一块原始粗糙的玉石，要想使之成为精美的艺术品，需要反复不断地雕琢。朱熹曾经这样来形容这一过程：

治骨角者，

既切而复磋之。

治玉石者，

既琢而复磨之。

皆言其治之有绪，

而益致其精也。

（《四书集注·大学章句》）

按照朱熹的解释，人格的培育和完善，就象雕琢玉石、研磨骨角的一样，也需要艰苦的自我磨砺和精益求精过程。总之，不能一切听命于本能，需要人有意为之。虽不排除有些人，从来不做修养的功夫，人格也很高尚；但是，对于多数人来说，都需要类似于加工玉石的切、磋、琢、磨的过程。

有些人将自己性格的不成熟，归咎于没有良好的环境、名师的指点或丰富的阅历等。不过，需要明白，环境、教育和阅历并不代表一切。无论一个人的环境或阅历怎样，人格的成长和完善最终还必须依赖于每个人自己有意识的努力，其中包括在思想上对自己的警戒，在意念中对自己的克制，在心理上对自己的调整，在生活中对自己的限制，在事业中对自我的定位，等等。正因为如此，儒家认为修身需要时时讲，日日讲，月月讲。尤其是宋代以来，一代又一代学者投身于其中，殚精竭虑，辛勤摸索，使修身成为一个独立性非常强的专门之学，有汗牛充栋的言论，和博大精深的体系。遗憾的是，今天的教育体制，从不教授古人在这方面所积累的宝贵思想，几乎将它们统统抛弃了。

可以从伦理学的角度来证明儒家修身思想的合理性。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前384——前322年）是伦理学这门学科的创立者，他虽然站在认知主义的传统来研究伦理问题，但是他的个别重要结论，却与儒家修身思想殊途同归。亚里士多德认真研究了“美德”（virtue）的本质，特别指出德性不同于知识。设想你没有数理化知识，可以通过听课和书本学习获取它，这完全是一个理论学习的过程。但对于美德来说则不然，你没有的美德，光靠上课和学习理论是无济于事的。知识可以通过学习得来，而美德通过实践训练来获得；对于德性来说，“习惯的养成”比什么都重要。“习惯的养成”在英文中有时写作habituation。亚里士多德说，比如说石头不能自己往天上飞，哪怕把它往天上扔一万次，它也不会因此而学会自己往天上飞。但是对于人来说，原先没有的美德，可以通过反复实践和训练来获得。德国伦理学家包尔生也指出，正如绘画、雕塑、音乐等艺术只能依靠艺术家而不是美学家来完成，再高明的美学体系也演绎不出生动具体的艺术作品来，德性和人格只能靠道德的天才们在实践中来完成，而不可能指望伦理学的理论。[8]这些观点与儒家“切磋琢磨”的修身思想是一致的。

庠者，养也

今天我国的教育体制，是完全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其精神实质是培养学生文、史、哲、数、理、化等各个学科的知识。因而，现代学校教育的精神实质在于知识学习，而不是人格教育和德性培养。即使其中有一些道德教育课程，也往往成为不受人重视的“点缀”，事实证明这些课程多数并不成功。然而，这种模仿西方建立的学校体制，也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盲目地学习西方，废除了传统的国学，成为今日中国社会一系列精神道德问题的根源之一。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知道，在西方，人格教育和德性培养，主要是通过家庭和教会来完成的。学校与教会的分离，道德教育与知识教育分而治之，乃是西方教育传统的主要特征之一。今天西方语言中的“学校”一词，来源于古希腊，本义为“闲暇”，“希腊人是这样考虑的：一个人有了闲暇时间，他就利用它进行思考，寻求事物的来龙去脉。对于希腊人来说，闲暇与追求知识之间的联系是不可避免的。”[9]希腊人最热衷的学问“哲学”，本义也是“爱知识”。可见西方学校教育的传统是重知识，不重德性。但是如果我们认为西方人不重视或放弃了德性教育，就完全错了。相反，教会承担了人格培养和德性教育方面的主要任务。今天，我们到欧美国家的任何一个地方，哪怕人口只有几百人的小镇，也能看到三、五座不同的教堂。很多西方人都是从小跟父母一起，在教会的熏陶下长大的。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和道德感，是在父母和教会的教育下慢慢形成的。教堂所组织的、旨在培养人们如何做人的读经班和研讨活动，可以说不计其数，我本人在国外期间就亲身参预过。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既然不可能全盘接受西方的基督教传统，让宗教成为全社会最有效的道德教育手段，却又将中国古代的人格和德性培养传统从现行教育体系中取消了，这不是学习西方教育体制的一个败笔吗？

我们大概也知道，中国古代学术的主体内容，本来是以培养健全的人格为宗旨的；即使是治国平天下，也是为个人的自我完善为目的的。孔子曾谆谆告诫做学问的根本目的为“为己”而不是“为人”（《论语·宪问》），《论语》中孔子每次与弟子讨论“学”，都是指待人接物和性格修养。儒家经典《大学》一书，就是教人如何成为“大人”之学。“大学”是针对“小学”而言的。按照朱熹的说法，“小学”包括“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而“大学”，今天或许也可以说，指使你成为一个与天地并立的、大写的人的学问。我愿借用现代人的话来说，“大学”就是使你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崇高的道德情操、理想的人格境界和辉煌的事业成就的人的专门学问。如果我的观点正确，那么“大学”的理想不正是我们多数人所梦寐以求的吗？我们凭什么说这种学问今天已经过时了呢？

按照孟子的观点，学校教育的根本任务可以归结为一个“养”字。他说，周人把学校称为“庠”，“庠者，养也”（《孟子·滕文公》）。所谓“养”，指通过日积月累的培养，形成自我反省的能力，把心灵中的善端发扬光大，完整地实现自身的价值（即《中庸》所谓“尽性”）。今天，我们面对知识分子的中年早逝，职业精英的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广泛的社会心理疾病，不能不认识到修身和养性的极端重要性，同时也更应该认识到，古人博大精深的养生学问并未过时。当我们每天拖着疲惫的心灵上班，带着深刻的焦虑下班，感情、婚姻、家庭、事业、人际关系方面的种种问题，让我们一次又一次哀叹为什么活得这么累时，也许该问一问：为什么我们的教育体制没有给教会我们一门生活的艺术，让我们从小学习如何面对人生的各种问题，把握正确的生活方向，创造精神的幸福和快乐？古人在过去几千年漫长岁月里，在做人方面所摸索和积累的伟大智慧，我们凭什么轻而易举地抛弃？

德者，得也

一提到“道德”这个词，人们常生反感，想到了教条的道德说教。其实，古人所讲的“德”与“道”需要分开来理解。“道”好比宇宙或事物的最高法则，“德”则是个人心灵的收获。所以古人常说，“德者，得也。”“得”，就是有心得、有收获的意思。大体来说，古汉语中的“德”字不能完全从今人所谓“道德”的角度来理解。因为我们今天已经习惯于把“道德”理解为是一种外在的行为规范，其主要功能在于调节社会秩序。而古人所讲的“德” 则着眼于人的内心生活，即“内心所得”。当你从内心深处认识到某个做人的道理，或悟出了某个人生的真谛，这才叫做有“得（德）”。从这个角度说，“有德”意味着人在自我修养道路上的进步，也意味着人生价值的进一步实现。

宋代以来的理学家们认为，真正的道德进步就是认识和发挥自己的先天禀赋，让人的本性充分地实现自身。因此“德”又被进一步解释认识和发挥人先天具有的高贵品质。《大学》中提出的人生纲领之一是“明明德”，朱熹认为“明德”指人虚灵不昧的内在品质；“明德”并不是外界加之于我的，学习和修养只是认识到人性中固有的优良品质（即美德）而已。所谓“固有”，如果说成“先天就有”，也许很难为现代人所接受，我想也可以理解为合乎我们天性的东西。如果你还不理解，我还可以换个说法，认为它指人的健全发展所需要的东西。比如说，人们通常情况下并不是真心实意地接受一些美德或价值（比如仁、义、礼、信、孝、忠、爱等），也并没有按照它们去做，等到有一天忽然有所感悟，发现还是按照这些美德的要求做人，才真正合乎自己的本性，才能使自己活得像个人，这就叫做“有得（德）”了。因此，“德”代表人之所以为人所应有的品质。你难道不想使自己活得像个人吗？当然想！那就去认识、挖掘你作为一个人所固有的美好品质吧！从这个角度说，“明明德”就是认识自己作为一个人所固有的美好品质，使自己学习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古希腊文中也有一个“美德”（aretee）的单词，含义与古汉语中的“德”相近。希腊哲学专家多次指出，该词的原意是指一切事物之优秀的品质；用之于人，则可指灵魂中高贵的部分。如此说来，它似乎也可以理解为人性中先天固有的，现实的美德只是把灵魂的潜能实现出来罢了。这有点类似于朱熹的观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对这个范畴十分重视，亚里士多德虽然不赞同美德与生俱来，但也强调美德是人合乎人的天性的。我想他也认为，美德是人之所为人的本质条件之一。这就接近于儒家的一种思想：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人，需要认识人之所以为人的品质是什么。但是希腊哲学家们主要从思辨的角度来理解美德是什么，这又与先秦儒家不同。大体来说，西方哲学家关心美德是什么，而儒家关注美德如何实现。

现在我们要问的是，按照儒家的观点，使人成其为人的美德究竟是什么？我们应该按照哪些美德的要求去做，才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呢？这种问话的方式本身，严格说来就已经包含着误区。它预设了一个前提，即：最理想的人格教育就是提供给人们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案，比如一些清晰可辨的价值目标或规范，然后按它们的要求去做。然而，人的成长，特别是性格的完善，永远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更不能把既定的价值标准强加于人。美德的培养，关键在于各人自己去做、去体验，即“自修”。至于如何去做，我们会在本书各章节中细讲。因此，“明明德”在这里只是一个做人的“纲领”，其宗旨是要我们不断地通过修身来认识什么是合乎我们天性的美好品质，把它发扬光大，使人性臻于完善。至于这些人性中美好的品质有哪些，能不能列出一个清单来，并不是《大学》想要告诉我们的，它们有待于各人根据自身的情况来理解。

由于受现代科学思维方式的影响太大，加上功利和浮躁，今天的人们，多半希望能在一夜之间找到可以迅速拯救自己的指导原理。最好是由某位圣哲出来，把最适合于我们的德性原理发明出来，自己只要在一切场合下照搬套用，就一劳永逸了。其实，德性的培养不像数理化解题，只要能针对场合应用原理或公式就行了。德性既没有固定不变的含义，也不存在确定不移的原理，甚至没有一个最终完成的时候。现代人在理解古代思想时，有时会不自觉地受实用、功利思想的影响，误以为古人的修身思想不切实际，而不知道是自己把古人的思想矮化甚至丑化了。因此，我们读古人的修身论著，一定要抛弃现代人的成见，把美德的培养当作一个永无止境的动态过程来对待，而不是追求客观、现成的方案或原理。

信仰与修养

现在，很多人都在讲中国人失去了信仰。怎样来找回信仰呢？于是，有人开始去找。但是遗憾的是，找了半天，就是找不到一个能够自己可以接受的信仰。有人问我：方老师，你是研究传统文化的，你能不能告诉我，我应当信仰什么？我感到很无奈。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信仰是不能强加给别人的，信仰也不能通过一句话、一套逻辑论证方式提供给一个人。尽管逻辑的论证、理性的说服对于人们接受信仰是有用的，有时甚至必不可少，但是按照儒学的观点，信仰本质上是一个人自己真心做人的过程和价值体验。一个没有相应的践履和体验的人，不可能真正理解和接受许多信仰。

这里我要大声强调：我们今天对信仰的理解，存在着极大的误区。这是因为我们使用的“信仰”一词，含义主要来自于西方，其主要特点是把信仰当作一个外在的目标，认为信仰者的主要工作是选定好目标，然后将自己的整个生命交给它，为之生、为之死。这是西方人的信仰概念。不过，西方人是强调信仰与知识不能相互代替的，由于我们并不接受西方基督教信仰，又把科学当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准，于是我们在把信仰理解为外在目标后，又一再强调信仰需要建立在“科学”之上，需要以合乎科学的论证为前提。这样一来，当我们思考该不该“信”某种学说时，首先想到的就是用科学的手段来论证它。其实，这是对信仰的错误理解。把信仰当作现成摆在面前的一个理想目标，然后用逻辑或科学的方式来论证某种信仰值不值得接受，这种做法本身就注定了一个人可能永远进不了信仰的世界，因为他可能最终发现：没有任何一种信仰是自己可以接受的。这是因为，信仰本质上是一个践履和体验的问题，而不是逻辑和科学的问题。

仔细阅读儒家经典，可以发现儒家从来不告诉我们，人应该信仰什么，更没有说人们应该信仰儒家、孔子或儒学。如果儒家经典里赞美某种价值，那是因为它有益于人性的完善，而非因为它是“儒家”倡导的。《礼记·礼运》中讲“大同社会”，也不是要人们去信仰它，并为之献身。有的人说中国古代的一些忠臣如方孝孺、岳飞是为了捍卫儒家而死，这完全是误解，他们是为了捍卫人间的道义而死的。同样的道理，佛教、道教也并不是让大家去信仰释迦牟尼或老子，而是在教人们某种人生的智慧。

但是，这些并不等于说，中国古代学者不主张人有信仰。相反，一个真正的儒家学者，一定会认为自己是有着坚定的信仰的人。但是儒家认为，信仰的问题，主要是一个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做人的问题。如果一个人通过修身和践履，体验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本，这样的人，就是有信仰的人。“有信仰”，在这里不是指信仰“某某东西”，而是指对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以及如何在具体处境和行为中实现它们，有坚定不移的信念。静坐也罢，待人接物也罢，都涉及到人生信仰的培育。在修身过程中，你不仅能找到为人处世的恰当方法，而且收获了更大的精神幸福，理解了什么是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只有这样人才能获得坚定的人生信仰。之所以说一个人格完善的人，一定是有坚定信仰的人，不是因为它信不信某种“主义”或学说，而是因为他找到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体验到了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从这个角度说，信仰需要通过艰苦的修身养性来建立。信仰并无绝对的有或无，多数人都处在从无到有的中间地带。

从国学的角度看问题，我们会发现，要解决当代社会的信仰问题，关键不在于去告诉人们该信仰什么。恰恰相反，应该将主要努力放在如何修身养性之上，让人们在这一过程上找到自己人生的意义和精神的家园。如果这样做，信仰失落的问题自然会解决。

(本文为作者《儒家修身九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版]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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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张捷，“精神病疾患正在摧残我们的心灵”，《浙江科技报》2001年1月18日第4版。

[2] 参李昱甫、魏成华，“贵阳市民：子女问题成‘心病’”，《贵阳晚报》（金阳时讯消息），2006年07月21日。

[3] 罗丹萍，“2005年中国员工心理健康”,《中国人力资源网》，http://www.Chinahrd.net ，2005年07月08日。

[4] 资料转引自许又新（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心理健康与精神障碍”，《中国青年报》2004年3月10日；另参①金振蓉，“聚集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光明日报》2004年4月9日；②张丽霞，“强迫症”，《大连日报》2004年5月12日，等。

[5] 参陈光磊，“中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及对策”，《荷泽师专学报》1998年第1期（第20卷），页73－75,38。

[6]资料参张捷，“精神病疾患正在摧残我们的心灵”，《浙江科技报》2001年1月18日第4版。

[7] 参梁漱溟，《朝话》，载：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2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页43。

[8][德国]弗里德里希·包尔生，《伦理学体系》，何怀宏、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页7－22。

[9] [美]伊迪丝·汉密尔顿著，《希腊方式—通向西方文明的源流》，徐齐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页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