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提高针对性、灵活性、有效性，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这是连续两年宏观经济政策锁定的三大目标。
经济增长、结构调整与通胀既是一个短期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长期问题。“十二五”规划提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调整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而经济增长和通胀，更是未来宏观经济政策始终要关注的问题。
因此，只有结合经济增长、结构调整、通胀中长期的演进趋势，才能更清楚地分析和探讨2012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结构调整和通胀的基本趋势。
当然，有人把这三大目标称作“不可能三角”，即不可能同时实现。的确，经济增长、结构调整和通胀这3个目标，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冲突，要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往往比较困难。但对于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来认识：
保持经济适度、合理增长，是处理三者关系的关键所在。显然，如果经济增长速度过高，通胀压力不可避免。在经济增长速度过高的情况下，结构调整往往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反过来，如果经济增长大幅度滑坡，通胀压力减轻了，但在面临大量行业企业亏损破产的情况下，进行结构调整，面临的压力更大。
结构调整是转换增长动力、培育新的竞争优势、推动经济在更长时期内保持平稳发展的根本途径。结构调整的实质，就是原有的增长方式难以为继，传统的竞争优势不复存在，只有通过经济结构的调整，从而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培育新的竞争优势，从而推动中国经济在更长时期内保持平稳较快发展。
通胀压力具有长期性。我国经济发展处在目前的阶段上，通胀压力始终存在。在这样的情况下，适当提高通胀的容忍度，允许物价一定程度的上涨，从而积极推进价格改革，理顺价格关系，发挥市场机制在调节供求方面的作用。这将为经济结构调整创造良好的环境。
潜在增长率开始下降
就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而言，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将对中国经济方方面面产生重大影响。
在过去10年中，也就是从2001-2010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10.5%。但近两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出现明显滑坡的趋势。2011年前三季度，经济增长只有9.4%，预计四季度经济增长会回落到9%以下。相比2010年的10.4%，2011年经济增长可能会回落到略高于9%的水平，2012年经济增长滑坡的趋势还将延续。预计2012年经济增长大体上会处在8.5%左右。
实际上，近两年来季度经济增长已经开始偏离过去10年的平均增长速度。本轮经济增长速度的回调从原因上来说是短期的周期性波动呢？还是中长期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呢？目前理论界有不同的回答。
的确，美欧债务危机冲击、世界经济复苏步伐减缓、中国外贸出口大幅度下降，以及国内为了抑制通货膨胀所采取的紧缩性货币政策，都对短期的经济增长产生了影响。但要注意到的问题是，在1978-2010年的32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9.9%。也就是说我们已经高速增长了32年，已经进入到高速增长的后期，我国经济基本面正在发生变化。而本轮增长速度的回调，一定程度上预示着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
所谓我国经济基本面的变化，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
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快速的人口老龄化步伐和未富先老。未富先老将会降低中国总体的储蓄率，将会提高医疗、养老费用的支出，将会降低经济社会的活力；劳动力的供求从过去长期以来供给大于需求转变为目前的供求基本平衡，以及由此带来劳动力成本的大幅度上涨；技术引进、消化、吸收的空间明显缩小。
30多年来，我国众多产业领域在装备水平上达到、接近甚至超越世界先进水平，继续引进、消化、吸收的空间不断缩小，从引进技术为主转变到自主创新为主。铁路、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投资的潜力和空间明显下降。
从2011年以来我国各省市区经济增长速度及其排位看，东部发达省市的经济增长已经开始明显回落，排在前面的几乎都是西部省区。东部发达地区的东南沿海4省1市的GDP占中国经济总量的比重，2010年达到42.7%。当东部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明显滑坡以后，依赖中西部，尤其是西部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不足以支撑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从2011年基础设施投资占整个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来看，过去10年，基础设施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大体稳定在25%左右。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政府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导致基础设施投资占比达到27%以上。但2011年以来，基础设施投资占整个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出现大幅度下降趋势。目前，大概只占22%。
从2011年外贸增长情况看，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由正转负。目前，国际金融危机处在美、欧债务危机的演变阶段，有可能带来发达经济体长期的经济低迷。这就意味着在未来的很长时间，中国的出口难以达到过去10年的平均水平，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能会长期处在低水平。
从2012年的情况来看，投资增长会出现明显下降，消费的增长可能会出现一定幅度的回升，出口增长也会出现较大幅度下降。因此，总体上，2012年的经济增长还会延续2011年以来持续放缓的趋势。
实际上，经济增长速度的逐步下降符合追赶型、压缩式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而经济增长速度的适度回落，有利于抑制需求过度扩张和短缺而引起的通胀，并将其控制在合理水平上，也有利于促进行业的兼并重组，从而加快结构调整的步伐。但需要警惕经济发展大幅度下降，以及由此引发的相关风险。
其一，潜在的经济增长率下降以后，能否依靠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保持高增长呢？回答是否定的。扩张性政策并不能拉高增长速度，反而会积累新的风险。按照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刺激性经济政策的教训，在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以后，过度依赖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不仅不能实现经济的高增长，反而会加重泡沫经济。
其二，中国经济具有明显的速度效益型特征。当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以后，财政收入的增幅会下降，由此带来的问题是中央财政的可持续性和地方的财政风险问题。这是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以后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
其三，经营性基础设施项目还本付息的压力会增加。在投资基础设施项目的时候，如果预计中国经济增长10%，三、五年就可以收回投资。所以，这个项目有很好的经济效益。但如果经济增长滑坡到8%，甚至更低的水平，这个项目的还本付息就没有预期那么好。
其四，当经济增长下降以后，产能过剩的问题会集中出现。由此带来的过度竞争、恶性竞争和行业的盈利能力下降，以及大量的企业经营困难。
结构调整攻坚克难
结构调整涉及领域很广，但在目前的发展阶段，经济结构调整重在消除体制性扭曲。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简单来说就是建设消费型、服务型和创新型经济。所谓建设消费型经济，就是要把过去中国经济过度依赖于投资、过度依赖于出口，转变到主要依靠消费扩张；所谓建设服务型经济，是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主要依赖于工业制造业的高速增长，未来要转变到主要依靠服务业发展；所谓建设创新型经济，是说中国经济的增长从主要依赖于资源、要素的高投入向主要依赖技术创新、劳动力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转变。
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看，在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以前，都出现了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投资占GDP比重大幅度上升的趋势；当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以后，工业增加值和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出现明显下降趋势。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伴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平稳回落，中国经济在这些方面自然而然地将取得明显进展。
具体在2012年，我国经济有望实现增长速度平稳回落、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的良好局面。比如，中国出口规模下降，由此带来贸易顺差的规模缩小，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会下降，内外平衡的状况会得到进一步改善；在出口、投资增长下降的同时，消费的增速会出现回升，消费占GDP的比重会有所提高，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会有所上升；中西部地区保持较快增长，有利于地区差距的缩小；农民收入的增速有望继续高于城镇居民，有利于遏制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劳动力工资水平的上升也有利于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善。
因此，现阶段我国结构调整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体制性原因所导致的结构扭曲，这是现阶段结构调整的主要任务。所谓体制性原因导致的结构扭曲，主要表现为要素价格改革滞后和垄断导致了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和效率低下。
我国矿产资源总体上人均储量低，相对贫乏，但在开采过程中，普遍存在矿产资源税费过低，甚至无偿开采的情况。土地资源，尤其是耕地资源异常珍贵，但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常常出现低地价或者实质上的零地价。水资源短缺，但缺乏水资源管理和价格形成机制。
由于体制性因素的影响，劳动力土地资源资金等要素价格并不能反映市场稀缺程度和供求关系。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滞后，生态环境成本在企业成本当中没有得到充分反映。再加上地方政府给予外向型企业的各种竞争性优惠，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国出口产品成本低估和竞争力的虚高。
从改革开放以来的情况看，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出现持续上升的趋势，也就是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但是，由于资金价格偏离市场资金的供求关系，由此带来的后果是资金的投资效率不断下降。例如，比较国有企业2007年和1998年的情况，发现经过这十多年的改革，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盈利能力好于改革前的1998年，但与民营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相比，仍然存在巨大差距。这往往是由于国有企业的垄断所带来的低效率。
从体制改革意义上讲，目前，结构调整应该在以下几个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其一，推进资源要素价格改革；其二，促进双轨利率向单一市场利率并轨，并大力发展面向小微企业的中小金融机构；其三，打破垄断和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其四，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建立统一的土地市场；其五，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这都应该是当前结构调整的重点。
直面通胀压力的长期性
当前，我国面临的通胀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从国内因素讲，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上涨所带来的成本推动；从国际因素讲，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导致输入型通胀；从货币因素看，也有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时货币大幅度增发带来的流动性过剩问题。
具体来说，劳动力成本上升、农产品价格上涨、垄断所产生的低效率和高价格、资产价格上涨和泡沫以及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高位震荡等等，这都是当前通胀所面临的具体压力。这其中，尤其要重视劳动力等生产成本的大幅度上升。
例如，比较2009年中美人工成本占几种农产品总成本的比重，尽管美国工人的工资比中国工人的工资高出很多，但美国的劳动力成本占农产品总成本的比重要远远低于中国。以棉花为例，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占的比重超过了50%，而美国占的比重不到7%。
从具体原因上来说，正是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价格低廉，所以无论是在农产品市场，还是在工业品生产，都走了一条劳动密集的道路。伴随着民工荒、招工难，由此产生的劳动力工资上涨，现有的农产品、工业品的生产方式决定了生产成本大幅度上涨。因此，未来无论是农产品的生产，还是工业品的生产，都将面临重大的转变。
2011年以来，我们发现中国经济运行当中有很特殊的情况，就是在政府严格信贷规模控制、利率大幅度上升的情况下，制造业投资高速增长。在东部调研发现，东部地区的很多企业在进行用资本替代劳动为主的设备更新改造。
当地企业家称，过去工厂需要100个工人，一方面招不到人，一方面劳动力成本大幅度上涨，没有竞争能力，怎么办？资本替代劳动，机械替代劳动。目前，这个过程仅仅在东部刚刚开始，将来定会从东部工业制造业向全国蔓延，还会从工业领域向农产品生产领域蔓延。
与此同时，农产品价格温和上涨将常态化。农民收入水平低下、农业生产成本大幅度上涨、农业资源紧缺、中国的农产品价格跟国际市场相比存在明显的差距，都决定了未来农产品价格将会温和上涨。劳动力工资的提高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中扩大消费需求的必要手段。怎么将中国经济转变到以消费扩张的轨道上来？怎么让老百姓消费更多的产品？只有挣更多的钱。所以，宏观调控需要适当提高通胀的容忍度，从而为价格改革预留空间。
提高通胀的容忍度，争议之处在于社会是不是容忍、是不是有能力接受？通胀提高会不会对社会稳定产生冲击？比较改革开放32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工资增长和CPI的上涨，可以发现在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物价涨幅明显高于经济增长，也明显高于工资增长。即便是这样，社会也是平稳的。在1994年12月，当月CPI涨幅达到27.7%，也没有对中国的社会稳定带来多大的影响。当然，政府调控采取了存款保值等等一些政策措施。
从90年代末开始，中国的CPI涨幅明显低于经济增长，也低于工资增长。在这样的情况下，适当地提高通胀水平，在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以后，并不会对社会稳定带来直接的影响和冲击。
目前的市场现实是，不敢涨电价，带来“电荒”；不敢涨油价，带来“油荒”。实际上电价调整和油价调整，一方面可以刺激供给，另一方面还会抑制需求。当油价很贵了以后，是开车去上班，还是坐公交呢？对于很多人来说就要权衡，这就是价格机制的作用。
要素价格的改革，短期可能会提高通胀，但中长期有利于供求关系的调整和价格稳定。所以，只要管理好总需求，积极推动结构改革，并加大低收入群体的扶持力度，可以争取物价水平的总体稳定，并减少通胀对社会稳定的冲击。
现在，应该把眼光放长远，整个“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增长有可能保持在7%-8%的增长水平。“十二五”规划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是在明显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基础上，保持经济年均增长7%，CPI的同比涨幅控制在5%左右。在这样的情况下，着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动力的转换，从而促进我国经济在更长时期内实现平稳较快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