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1 年 5 月 6 日下午于中山大学怀士堂，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的近 200 名师生与 200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Elinor Ostrom) 教授围绕 “公民社会与公共治理”这一主题进行了一次历时两个多小时深入而又生动的学术对话。现特将对话的英文稿进行翻译整理，以飨读者。
马骏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 ( 以下简称政务学院) 、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本次学术对话的主持人］： 亲爱的奥斯特罗姆教授、政务学院的师生们，今天奥斯特罗姆教授在此进行的不是一个演讲，而是一个学术对话。这个对话将是政务学院，乃至中山大学历史上最重要的对话之一。
政务学院有着很活跃的学术氛围，经常举办各种学术活动及对话，但是今天的这个对话对政务学院来说是有着特殊意义的。我们很荣幸地请到了诺贝尔奖获得者奥斯特罗姆教授与我们进行 “公民社会与公共治理”的对话。我相信在座的每个人都十分熟悉奥斯特罗姆教授的研究，所以这里只做一个简要的介绍。奥斯特罗姆教授是国际知名的印第安纳大学 ( Indiana University) 的政治理论和政策分析工作坊的奠基人，并从 1973 年至 2009 年担任共同负责人； 1996 年至 2006 年，她担任印第安纳大学制度、人口与环境研究所主任。在她的研究生涯中，奥斯特罗姆教授研究了公共组织理论、公共资源分析及其政治原理。奥斯特罗姆教授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以个人与集体决策为模型管理公共资源 ( Common-Pool Goods)以及不同的制度如何影响这种资源的管理。她在政治学、公共管理、制度分析和法制等领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获得了相当多的重要学术奖项。她 1997 年获得塞德曼 ( F． E． Seidman) 杰出政治经济学奖，2001 年入选美国科学院院士，2005 年获得美国政治学学会 (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麦 迪 逊 ( JamesMadison) 杰出贡献奖，2008 年获得美国政治学学会瑞克 ( W． H． Riker) 最佳政治学著作奖，2008 年获得美国农业经济学学会 ( American Agricultural EconomicsAssociation) 的加尔布雷斯 ( Galbraith) 贡献奖。2009 年，她由于在公共资源的经济治理理论上的突破性研究，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让我们热烈欢迎奥斯特罗姆教授！
奥斯特罗姆： 谢谢！ 我首先有几句话要说。我觉得我的讲话可以围绕两个方面进行，这样应该更切合今天下午的对话，因为政务学院处于一个比我上午的演讲更加具有城市特征的研究环境。我想先简单谈一谈南加州大学 ( University ofSouthern California) 的地表水盆地研究，这是我早期进行的一个研究，也是使我对我在政治学和经济学方面的导师哈丁 ( Garry Hardin) 的理论提出质疑的一个开始。我们的研究团队对洛杉矶 ( Los Angeles) 周边的一些郊区进行了比较研究，这些地区都比较城市化，当然可能没有这里的城市化程度这么高。这些地区有些仍然从事部分农业生产，大部分进入了工业化生产，包括炼油等工业。因此这 11个城市出现了一些过量抽取地表水的问题，有一些城市的水平面下陷到了海平面以下，面临着严重的环境问题，比如说由于地表水不足的表层塌陷、海洋盐水浸入等危险状况。我发现当地居民首先成立了一个私立的水务协会以讨论造成目前问题的原因，并邀请了加州及美国各地的专家介绍各地的经验，希望能被当地借鉴。他们还邀请了美国的地质研究学会 ( The American Geological Survey) 为当地提供精确的地表水范围测量以确定当地地表水的准确情况。加州是一个地理特征非常复杂的地区，因此精确的测量对于环境分析十分重要。水务协会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如果你们有兴趣我们稍后可以详细介绍。在当地法院可能强制干预的情况下，水务协会广泛听取了当地各方的利益诉求，最终达成了多方协定，共同减少地表水的抽取。这个事件的关键是他们 ( 水务协会) 获取了精确的信息，并且建立了一个特区 ( Special District) 。特区是美国西部十分流行的政策模型，主要是通过建立一个具有政府职能的区划来解决某些特殊问题。比如在这个例子中的 11个市及周边的郡政府都不可能单独地解决地表水的环境问题，这个地区也只是加州很小的一个部分，州政府也无暇顾及。所以如果没有设立一个管辖区与出现地表水问题区域相吻合的政府机构，这个地区将很难解决这个问题。为了成立特区政府，这个地区必须起草成立草案，通过州议会的投票，并获得地区选民的支持。特区政府成立之后，决定对抽取地表水的企业征收很高的 “水税”，在每个企业的水泵上安装了一个测量装置，通过测量每个企业的用电量来计算抽取的地表水的吨数及应收的税，并以此监督每个企业上报的用水量。在征收这个税时，特区政府还必须注意税率的合理性，否则将有可能因为侵犯当地企业的 “用水权”而受到法院的干涉。这些通过准确测量用水量征收的特殊税收被允许不上交州政府，而是通过立法被这个地区专门用来恢复和保护水环境。通过这笔税收，当地采取了许多有创造力的环境保护措施。经过多年的努力，现在当地的地表水高度已经有了明显的上升。这样的成果是十分不容易的，因为通常只能保持地表水的高度，使其恢复并上升是极其困难的。
在完成了这个项目之后，我又对不同城市的公共安全服务系统进行了大约 15年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公共服务规模进行研究。在美国的许多城市，传统的公共服务系统的规模都比较小，各地服务机构数量惊人。比如说在教育方面，全美国在 20 世纪初有十一万多个教育特区 ( Special District) 政府，而当时的人口只有现在的一半。每个教育特区有 5 ～7 个职位供候选人竞选，以便于参与学区委员会的管理。这些管理人员参与政治主要是出于自身对社区事务的兴趣，很多人的子女就在当地学区中就读，他们并不争取在政治上取得晋升。这些学区的规模都不大，因此这 5 ～7 个普通的居民就可以采取各种不同的措施来有效地进行管理。在西方经典的公共管理文献中，特别是 20 世纪 30 至 50 年代，大量的文献指出规模经济的效应。因此人们认为这些小规模的学区效率低下，而全美国的学区数量如此之多也非常混乱。于是美国经历了一个学区合并、削减的过程，全国学区的数量降低到后来的一万五千至两万个。但是很多研究表明这些大学区的服务质量并没有显著的不同，但其服务价格却显著上升。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我们希望研究美国公共服务系统的管理，于是选定了公共安全(警察)系统作为研究对象。公共安全服务是一种公共资源服务( Common-Pool Resources) 的形式，这个系统由警察提供安全服务，而这种服务的成果为全社会共同享有。当时在美国也流行大规模的警察服务系统，全国警察系统的数量从四万多个合并为四百多个，希望以此减少小型警察局的资源浪费现象，达到规模效应，从而提高公共安全服务的质量。当时我还是个年轻的学者，并没有太多的看法，恰好遇到帕克斯(Roger Parks)教授在印第安纳波利斯( Indianapolis) 研究当地的三个独立的警察系统。这三个警区主要是服务当地的白人社区，警察队伍规模都不大，通常是 30 ～ 50 名警员加上几个管理人员。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城区中其他的警区的人口构成和社会结构和这三个警区都比较相似，但是属于城区警署的辖区。于是我们可以用这些警区进行对比来研究这三个警区的服务质量。由于美国官方的犯罪率资料并不是十分可靠和准确的，我们对这些警区内的居民进行了随机抽样的问卷调查，以获得第一手的犯罪案件的资料。除此之外，我们还对警察在开车巡逻中处理社区问题的过程进行了现场的随访和观察。我们随机抽取了一些警车，坐在其中与当地警察一起参与每天八小时的社区巡逻。这样的调查方法使我们对城市的具体问题有了很深刻的认识。比如我们发现美国的警察驾车巡逻的频率是很高的，香港的警察就不是这样。但是这种调查方式也十分辛苦，因为有的时候你会遇到在警车里有一只警犬，你就只能和警犬一起坐在警车后排的座位上，在下雨天就更不好受了……我们发现这种小型的警区和当地市区中的大型警区相比通常犯罪率较低，居民对警察有着较高的信任度。这些是我们早期研究中发现的十分有趣的现象。
后来，我们大学的一些学生找到我并问： “为什么你们只在白人社区进行这些调查呢？ 你们应该也去黑人社区看看，这 ( 警察服务) 对他们也是很重要的……”我对这些学生说： “是的，但是你们是否可以帮助在一些黑人警区进行调研呢？”这些学生推荐了芝加哥 ( Chicago) 的一些黑人警区。我建议这些学生： “你们应该直接去这些警区咨询，看看他们是否愿意让我们去调研，以此表明作为在校大学生，你们对这个问题的兴趣和愿意参与这个工作。”这些学生真的这样做了，他们获得了芝加哥几个警区的支持，由此我们得以在这些地区继续我们的调研。为了培养和这些学生之间的相互信任，我在当年的学生研究节上开设了一门有关美国种族关系的讲座课程，这些学生开始并不理解我为什么开设这门课程。我向他们解释说只有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才可能完成这样一个对社区的深入研究。学生们的理解为我们后来的调研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于是我们在芝加哥进行了和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类似的社区警察服务研究。我们发现在芝加哥的郊区有一些极其贫穷的小社区，这些社区有独立的警察系统。这些警察系统的人均支出和芝加哥城区内的警察局基本相同，但是芝加哥城区内的犯罪率却是这些社区的 14 倍！ 庞大的警察系统在理论上应该更有效率，在支出相似的情况下，大警察局更应该有效地防止犯罪，但是我们发现的事实却与之相反。
后来我们又在圣路易斯 ( Saint Louis) 对不同种族和人员构成的社区进行了类似的调查，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最终我们将这项调查扩大到美国 80 个城市。我们随机抽取了这些城市，希望能研究究竟怎样的警察系统规模才能够提供更有效的公共安全服务，在实现规模效应的同时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我们对各地警察局进行了深入的调查，比如说需要规模经济支持的罪案现场分析实验室 ( CrimeLab) ，因为这样的实验室需要购买昂贵的设施。我们发现在这 80 个城市中有 78个城市都采取了某种措施将罪案现场分析进行外包，比如说与当地医院达成协议租用医院的设备，或者是其他的合同外包 ( 比如付费使用州警察的设备) 安排，只有两个城市的警局独立运行罪案现场分析实验室。另一个案例是负责分配警力的电脑系统，通常是整个地区共同使用一个系统。于是我们发现相邻的警区通常采取了某种合作的方式来实现规模效应，以提供像罪案现场分析实验室和负责分配警力的电脑系统这些需要大规模人口为服务对象的公共安全服务，而对于其他的社区事务通常采取了中小规模的警区设置。比如说在圣路易斯，整个区域有九十几个警区，这些警区建立了一个重大案件小组 ( Major Case Squad) 制度。由每个警区挑选出最精干的一名侦探加入这个小组。小组成员每年将被集中强化训练一周，以此增强办案水平并增加成员间的熟悉和配合。一旦某个警区发生了超出其处理能力的重大案件，这个跨警区的小组就将被召集处理这些重大案件。这个机制的运行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这些例子是我针对城市公共服务的研究，我觉得这应该会给我们今天下午的关于公民社会和城市公共治理的对话提供一个背景。这些例子最终提出了 “多中心治理”的模型，正如公共安全服务，这些警区既在一个大辖区规模基础上提供一些需要实现规模效应的服务，又根据不同社区的需求制定了中小规模的警察服务，这样使社区居民更贴近和信任社区警察。当我在同大警区的警察一起巡逻时，有些警察对我说他们并不熟悉巡逻的地区，因为他们是刚刚被轮换到这个地区来的。在美国，为了预防警员腐败等现象，很多警区设立了警员每 28 天在不同地段轮换一次的制度。因此如果在一个大警区内，警员是很难对所服务的社区有一个很深入的了解的。而小警区的警员则对社区十分了解，他们通常很容易地就告诉我在这个社区问题通常会发生在哪个地区，社区的孩子们通常会在什么地方聚集，是否会有青少年犯罪在社区萌芽，或者这个社区还是否有其他问题。关键在于，这些警员对社区的熟悉使他们有能力保护这个社区。
希望我讲的这些早期的例子能为大家提出了一些问题，引起大家的思考，以便我们进行对话。
马骏： 感谢奥斯特罗姆教授的精彩发言，她的研究对城市事务与治理十分有意义。我仍然还记得在我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她所撰写的 《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是我们的必读教材，也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它至今还保存在我的书架上。接下来请我们的师生提问。
教师一： 奥斯特罗姆教授，十分荣幸能听到您的精彩发言。我想问的问题是关于公民社会在中国的发展前景。我们都知道公民组织在美国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在某些 ( 公共服务) 领域承担着与政府同样重要的职能。但是我们也看到公民社会或者是公民组织在中国的地位仍然不是很重要，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承担着公共服务的职能。您觉得多中心治理模型在中国的发展前景如何呢？
奥斯特罗姆： 很难简单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并不能说多中心模型可以被应用在中国的每个角落。我们正在与中国人民大学合作进行一些研究，比如说北京的业主委员会。在北京这样一个高度集中化的地区，高层住宅楼的业主管理在历史上是由政府负责的。大概在十年以前，北京的一些住宅楼的业主看到了其中的一些问题并开始自发组织由业主组成的管理委员会，由居民负责雇佣物业管理公司管理居民事务。这些自发的业主委员会通常负责小区内的一些事务，比如说楼内电梯的维护，小区花园或者是托儿所的运行，以及老年人活动场所等。我们和人民大学的同事们正对这种现象的发展进行细致的研究。在很多年以前，我的一个学生研究了韩国首尔的类似课题。我们对比了多国的警察费用后发现韩国的警察费用比其他国家低很多。我们经过调查发现原来韩国的很多小区，通常就是三四栋居民楼，居民们按每个单元、每个楼层和每栋楼房自行组织雇佣私家保安公司，一个小区有时雇佣了几百名执勤人员。这样的制度安排使韩国的政府警务支出比其他国家少得多，其根本原因在于其警务服务形成了 “多中心治理”的私有化自组织模式。我并不是说这样的制度安排一定要在中国发展，但这一显著的案例表明这样的组织在中国可能得到发展，以使居民获得一个更加安全的居住环境。这样的发展主要是取决于政府是否有能力负责小区的日常设施与安全维护，比如说供水系统和电梯等，还是说居民能通过某种更好的自组织的方式，在负担一定比例的费用的前提下提高小区的服务质量。我觉得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教师二： 很高兴能听到您的发言，我有一个想法和一个问题。首先是对您提到的地表水案例中的特区政府能够将征收到的用水税投入到当地的环境保护中，以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中国也许能提供一个令人深思的对比。比如说在中国的一些地区，地方政府的税收用于修建地方政府豪华办公楼。
奥斯特罗姆： 是的，我看到了香港的警察总署大楼是十分雄伟的。
教师二： 我的另一个想法是关于 “小的政府就是好的政府”……
奥斯特罗姆： 但是这并不是总是准确的。很抱歉，我打断一下，我通常提醒大家做出这样的结论的时候要十分小心。并不是任何时候小政府都是好的。比如说前面提到的罪案现场分析实验室和负责分配警力的电脑系统就需要大规模的人口作为规模效应的基础，在这样的情况下小规模就不是最好的。
教师二： 是的，小规模不总是最好的。我的一个问题是关于您在芝加哥以及美国 80 个城市做的社区警务研究，您发现小警区的服务质量通常比大警区高。我想问一下在这个研究中，您是如何避免样本选择中的误差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有些小社区是十分富裕的，因此这些社区的警务服务质量可能高于其他社区。我想问一下您在选择这些社区的时候是如何避免这些问题的？
奥斯特罗姆：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这也是当时我们十分关注的问题。我们首先研究的印第安纳波利斯的社区都是中产阶级的社区，没有高收入的社区。我们获取了统计局的数据将城区划分成多个小区，通过各个小区的收入水平来控制调查社区的选择。在芝加哥，我们调查的社区都是收入非常低的社区，这些社区由于财政紧张，某些警员无法全职工作。他们经常遇到巡逻车辆紧缺的问题，有时警员只好开自己的车辆出去巡逻，这是十分困难的。但是我们却发现这些社区的警务服务质量竟然远远高于市区警局的服务质量！ 这并不是在开玩笑。再如在圣路易斯，我们也选取了多种不同收入的社区。因此，我们可以说高收入水平的社区并不能保证高水平的警务服务。在某种程度上，社区的参与程度 ( havingvoice) 和拥有较高的收入水平同等重要。而这种 “声音” 必须通过一定的组织使其合法化并符合当地的具体情况。这也正是为什么美国目前正在重新采取小规模学区政策的原因。但正如先前所说的，并不是任何时候都是 “小的就是好的”。比如说纽约州的教育系统就是由州政府直接领导的，并产生了很多卓有成效的政策。因此，我们说多中心治理并不是单纯地讨论政府规模的大小，更重要的是如何建立一个多层次政府与其他部门相互合作的网络系统来提供公共服务，这才是好的公共治理模式，是我们最需要探讨的。
教师三： 您好。我还记得我在美国撰写的关于蔓延性城市发展的博士论文里面提到美国地方政府的碎片化。可能当多中心模型走向极端的时候会导致政府管理和城市发展的碎片化。目前在中国我们也越来越多地看到这种现象的发生，比如说很多社区有了自己的保安服务，这种私有化的公共服务体系对城市空间造成了一些很深远的影响，比如说门禁社区以及城市空间的社会分层等等。所以我的问题是您觉得我们在探索多中心治理模型的同时应该如何避免社会分层的产生，并提倡一个共同分享的城市空间？
奥斯特罗姆：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同时又是很难回答的而又重要的问题。我很高兴讨论这个问题。让我们回到先前提过的美国教育系统的案例。当时对小规模校区的合并主要是为了提高效率。但另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当时很多中产阶级为了子女享有更好的教育质量，搬离了中心城市而移居到郊区。政府对这种趋势的反应是将市区与郊区的校区合并，形成统一的教育系统。这种措施的后果是造成高收入的社区成立了许多私立学校，使高收入阶层的子女完全脱离了公共教育系统，进一步造成贫富的差异。这也是我所担忧的。如果你不给居民自由选择，组织居民参与的渠道，居民可能自发地脱离政府公共服务系统而建立完全私有的服务体系。正如一些门禁社区在收入和种族构成上都极其分化，这些社区具有高度同质化和排外性。而有一些社区虽然规模也比较小，但是人口构成却比较多样化。这些小区的居民共同参与社区事务，并不排斥多元化的参与，因此这些小区并不封闭。问题的核心在于如果社区一味地强调个体利益而不具备包容性，居民们就会倾向于将社区封闭起来，形成隔绝的门禁社区。因此我认为想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是很容易的，但如果不认真对待，可能会产生更严重的后果。比如说美国公共教育系统的问题就是因为政府没能正确引导高收入阶层的参与，使他们脱离了这个系统，建立独立的私立学校系统，使政府的财政收入进一步地被分流。所以我们必须明白政府在何时以及如何让公民参与服务生产和供给将决定公共服务的改良或恶化。在美国的教育体系案例中，公共服务的质量就恶化了。
教师四： 亲爱的奥斯特罗姆教授，很高兴再一次听到您精彩的演讲。您提到了对公共资源物品的合作治理以及中国的业主委员会的例子。在中国，这种公众参与治理模式的形成是十分困难的。我的问题是您怎样看待 “第三条道路”在中国的发展前景； 您对公民社会和公民组织在中国的发展有什么建议？
奥斯特罗姆： 我觉得如果一个社会对政府权力有着既传统悠久又根深蒂固的敬畏，政府有着强大的权力，公民有时会畏惧大胆地表达看法。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在建立开放、真诚和勇敢的民意表达方式上经历了曲折的道路，正处于一个艰苦的转型过程中，想要在一夜之间建立政府与公民间的相互信任是很难的，而我们的研究发现这种信任又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无法建立这种信任，无法为公民真诚表达看法提供一个开放的环境，向公共领域的转型将会十分困难。但是我在中国看到了未来发展的希望。正如我理解的，中国政府正逐步将政府财政和信息公开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展。这在二十年以前是很难想象的。我还看到了其他很多进步正在发生，但也存在问题。但这些发展不是在一夜之间能够发生的，我看到许多变化正在中国发生。公民的诉求表达有很多种形式，不仅仅是通过选举或抗议。比如说选举，如果一个选民只是每四年花十分钟的时间参加选举，这样的参与程度是远远不够的。好的治理模式就包括保证公民在一些重要事件上有表达意见的机会，比如子女教育、环境保护等问题。广州是一个有着丰富历史底蕴的美丽城市，是我所见过的中国城市中印象十分深刻的城市。这样良好的城市发展是在一个高度集权的环境下产生的，因此我们要注意，有的时候不都是小政府才能够建设好的城市，有的时候好的治理是需要集权模式的，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分析如何对这些 ( 公共服务) 进行最优化的投资。
教师五： 我有三个问题。首先是关于您提出的多中心治理理论，您认为这个模型能被应用到食品安全监管领域吗？
奥斯特罗姆： 我觉得这个方面的政策制定可以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上来实现。首先要确定特定的食品安全是否是一个地区性的事务，因为食品是处于流通领域中的。另一方面，政府也需要给消费者提供更多信息。媒体在其中将起着重要的作用，向民众公开关于食品中毒等问题，使民众获得知情权。
教师五： 在知情之后，您觉得民众是否有必要组织公民团体来参与食品质量的管制呢？
奥斯特罗姆： 居民自治和食品管制可能发生在两个不同的层级上。居民自治组织可以对社区的花园能种植哪种作物和施哪种肥料等内部事务做出具体的决策，但是食品管制是发生在一个更大范围的流通市场中的，因此这个领域的政策制定必须处于更高层级。但是民众不能完全放弃参与的权力，而应该在充分知情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到政策制定过程中，使自身的需求得到回应。这是需要通过不同制度安排来实现的。
教师五：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有关于您的学说中的个人理性的假设。奥斯特罗姆： 我提出了有限理性的假设。但每个人都有其行为的多样性，不能被过度的简单化。公共组织也会影响每个人的行为选择。
教师五： 我的第三个问题是关于网络分析 ( Network Analysis) ，您能简单介绍一下吗？ 这是否是研究多中心网络的重要方法？
奥斯特罗姆： 这是一门十分重要的技术，它能找出在网络中各个个体的关系及相关性。在我们刚刚出版的著作 Working Together 中，我们大量应用了这项技术。我们也应用了实验研究和博弈理论来研究多中心网络。当今的技术发展对政策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应用十分重要。比如说我不是地理信息系统 (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 或者遥感技术 ( Remote Sensing)方面的专家，但我的研究团队大量应用了这些技术使得政策研究更具体、实际。
马骏： 我也想问一个问题。在近几年中我和一些同事一直致力于感知的实验研究，试图以此解释在公共治理、预算决策等领域的现象，但这在中国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因为中国的政策决策是一个很复杂的集体决策过程。很少人用实验的方法研究中国的决策过程。您对实验研究的方法有什么看法和建议呢？
奥斯特罗姆： 我觉得实验研究是一种很有价值的研究方法，但并不是唯一或最好的方法。当我还是美国政治学学会主席的时候，经常在学会区域会议上发言，当时全美国只有 5 ～6 名学者应用实验研究的方法进行政治学研究，因此每次会议我们都讨论如何进行实验。但现在这个方面的研究队伍已经十分壮大了，美国政治学学会专门成立了实验研究分会，已经有了超过 250 名会员。我很高兴看到这样的发展。但我想指出实验研究并不是一个万能的方法，它牵涉到几个重要问题。首先是研究者必须有充足的资金支持以进行实验研究，以支付实验者的酬劳。其次必须有良好的实验场所，使被采访者的身份等隐私能受到合理的保护，同时不能公开 他 们 收 到 的 酬 劳。这 些 实 验 都 要 在 人 物 调 查 委 员 会 ( Human SubjectCommittee) 的监督下进行。还有就是实验样本的抽取。我们通常到教室中去，从大量的学生中征招实验者。从愿意参加实验的大样本人群中随机抽取实验者，并让他们按照指定时间和地点参加实验，并提供现金酬劳。很多参加者喜欢在周五参加调查，因为他们可以用获得的酬劳应付周末娱乐的开支，这样他们更愿意参加实验。实验的设计必须十分小心，设计者必须知道所验证的理论的详细内容以及这些理论将如何预测政策决策。实验的设计必须从不同的角度验证相关理论。我们通常花大量的时间进行多次的实验前筛选和调查，这些都不是能在数周内完成的，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努力。但最近我们发现大多数的参加实验者都来自西欧和北美，由于地区文化的显著不同，这种样本抽取的方式是不可靠的。现在很多学者都在进行实验研究，比如说卡登尼斯 ( Juan Camino Cardenies) 正在哥伦比亚 ( Columbia) 与多米诺 ( Juan Domino) 一起进行研究。在哥伦比亚的一些地区他验证了我们先前的理论。在一些沿海地区，他们研究了被边缘化的非洲移民群体。这些移民没有参与治理的渠道，处于一种与主流社会隔离的状态，互相之间也缺乏信任，他们的行为十分值得研究。多米诺进行的实地研究是将研究对象集中在实验场所中一周时间，在每周一到周三展开精心设计的科学实验。通过事先详细的解释，他们要求实验者用铅笔和纸张记录下对问题的回答，并根据每人的完成情况付予客观的酬劳。研究人员在周四利用全天的时间总结实验结果并制作大幅海报。每周五研究小组邀请一组当地参加了实验的人员或其家属，向他们解释实验的显著结果，使居民们了解建立公共信任的重要性，这种安排给了居民一个提供反馈的机会。我参加了其中的一次研究，一个哥伦比亚妇女现场的一番话使我终身难忘。她在讲台上面对场下许多来自美国等国家的专家说道： “在这个实验进行之前，我从来没有对任何白人表达过自己的想法。在经历了实验之后，居民们发现他们各自为主的捕鱼方式是不合理的，导致许多尚未发育的小鱼遭到了捕杀，减少了长期的鱼产量。于是他们决定每次捕鱼将尚未发育的小鱼放回大海。居民们还制定了统一到市场销售的策略，以提高他们在价格上的发言权。这些都是实验给这个社区带来的巨大的变化。”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在哥伦比亚进行的这些科学实验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双重价值，能帮助社区发展。我们目前正在写的一篇论文就是关于对 40 个国家的实验者进行的研究，但我们没有找到跨国的差别。在很多实验中我们都发现公共信任的缺失，这是很严峻的问题。马骏： 谢谢。现在我们让学生们提一些问题。
学生一： 尊敬的奥斯特罗姆教授，我是政务学院大一的学生。
奥斯特罗姆： 你们代表着未来啊！
学生一： 我很兴奋能听到像您这样的学术大家的演讲。在过去的几天中，我专门阅读了您有关制度分析与发展 ( 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IAD)的著作。我有一个问题。在您的 IAD 框架中，您对制度和分析两个概念提出了很具体的定义，但对 “发展”的定义似乎不多，您能解释一下吗？
奥斯特罗姆： 我在界定 “发展”的时候十分小心。因为不同集体的发展模式不同。我们总是希望为发展制定一些规则，但实际上不同的集体针对具体情况制定了十分多样化的政策，这些政策不能被通用在其他环境下。因此我十分注重规则的特殊性和制定规则的框架。另外，你平常有玩一些扑克游戏吗？ 那些扑克游戏有些规则，当你玩一个新游戏的时候你必须先熟悉游戏规则。我发现人们会制定一些规则使它们适用于不同的环境，这是很重要的。
学生二： 我有一个关于治理方面的问题。在治理中通常会有多个组织参加，有些是竞争关系，您认为这些组织之间的关系如何协调呢？ 有的学者提出由政府来控制这种关系，或者赋予这些组织一定的权力。您认为在这点上是应该更集权化还是应该更放权呢？
奥斯特罗姆： 这正是我们所讨论的。我们不应该下一些笼统的定论。在某些情况下，我们需要更集权。在其他情况下，比如说地表水征税的例子我们就需要放权，否则的话如果企图在整个加州境内征税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如果是讨论一个国家的情况，有些时候某个地区通过了某项政策会受到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反对，而另一些时候中央政府的政策会受到地方政府的抵制，这些情况都是会发生的。
教师六： 通过您对多国的比较研究，您认为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前景怎样？并且我想问一下在中国的高度中央集权制度下，如何鼓励地方政府治理的发展？
奥斯特罗姆： 这是不容易的，但可以有一些政策设计。我有一个学生通过比较地方政府长官是被政党任命还是通过选举产生后发现，通过选举产生的地方政府在基础教育方面提出了很多创新的方法，制定了行之有效的政策。而政党任命的官员虽然通过其他方法保持了执政的稳定性，但在教育方面没有取得显著的成果。当然政府和政党之间还存在差别。应该鼓励居民更积极地参与治理，但同时要保障他们的利益。受到多样化教育的新一代中国官员对此的态度将更为开放，中国正在朝这个方面不断发展。
教师七： 很高兴听到您精彩的演讲。我想问一个问题： 您觉得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在现代中国的语境下对中国的公民社会的发展有哪些意义和作用？
奥斯特罗姆： 非常重要！ 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应该选择正确的组织参与公共治理的渠道。在一个高度集权的制度下，必须慎重选择参与的合作者，比如说参加的工作、居住的社区和合作的伙伴等。通过面对面的合作建立信任和解决问题的模式是十分重要的，在不同的环境下选择不同的策略和信任的合作方式是很重要的。中国的发展已经比几十年前拥有了更多的选择。
马骏： 我们还有时间提最后一个问题。
教师八： 我想问一个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针对目前的国际政策，我在这个问题上是比较悲观的。您认为政府应该作为解决这个问题的主体吗，还是应该提倡公民组织的多中心作用？
奥斯特罗姆： 我近年来做了很多气候变化的研究，我觉得目前的政策有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只看到了在国家层面的外溢作用。其实这是存在多层次的经济外溢作用的，比如说个人、家庭和社区层面的。在个人家庭的层面，我们就有很多可以做的贡献。有一个例子是在一个学校进行的节能评比中发现，能源使用情况监测得越好的宿舍节能效果越好。因此我们相信信息搜集和分享得越成功，将越促进节能的发展。许多城市都制定了节能的政策。在美国，有超过十万个城市都签署了减少温室气体和碳排放量的宣言。在欧洲很多国家也制定了类似的政策。总的来说，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好地监测环境节能状况，特别是在社区层面的。我认为至少在今后十年中，通过国际条约解决全球能源问题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现在美国很多家庭都在追求节能的生活方式，我和我老伴就安装了很多节能装置。有些时候在学校和社区进行一些节能竞赛能使民众更了解节能的重要性和各种节能的方法。我相信社区和家庭层面的多中心合作模式可能是解决全球能源问题的根本出路！
马骏： 这次对话到此圆满结束，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再一次感谢奥斯特罗姆教授！来源: 公共行政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