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的发言是要作为一个作者表示对《炎黄春秋》杂志社、对杜老的支持。今天在座诸位的发言和最近这段时间论坛上对形势的估价，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危险时候怎么办？尤其是到了最危险时候的前夕，我们能不能够挽救危局？我想有一个时期是可以挽救危局的，比如说，文化大革命前夕，曾经在北京要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故意到杭州去了，刘少奇按惯例在北京主持工作，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全部到了北京，然后，刘少奇请示毛泽东要按原定计划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不作答复。这个时候有很多人鼓动刘少奇，既然按原定的计划开会那就开吧，但刘少奇在毛泽东不吭声的情况下就不敢开。尔后，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乱起来了。那是可以避免文化大革命天下大乱的最后关头。现在我们还有什么办法来挽救危机呢？女士们、先生们，你们有什么主意吗？有主意可以说说……。你们不说我说。我的意见：挽救危机最好的办法，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只有政治体制改革能不让中华民族重新进入灾难。怎么没有人响应呢？对不对呀？(听众鼓掌，有人高呼：“好”)既然大家都知道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干等着。我们不能搞暴力革命，我们不能让天下大乱，我们要搞改革，重点就是政治改革。今天上午大家讲得很多，现在是边吃饭边听我发言，所以我不能把政治体制改革讲得很详细——我就讲一个问题，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上需要双管齐下：一是国家宪政； 二是党内民主。我们这么多年的改革没有触动党内领导制度的改革，所以很多方面的改革有得有失，效率亟待提高。党内的改革有没有方向？当然有方向，马克思、恩格斯创立起来的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基本路子是：分权制衡。但是列宁去世以后，斯大林以来，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包括俄国共产党都是走着集权制道路。集权制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可以概括为一句话：集权制害了共产党，害惨了共产党！在集权制度下，斯大林排斥异己，把列宁的战友差不多都杀光了。我们在政策上向苏俄一边倒，路线上、制度上也一边倒。我们的干部、我们的老干部，几乎没有人不被整过。那根本原因是什么？就是集权制。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党内的集权制。并不是我一个人在呼吁，现在有很多文章、很多讲话都提出：要克服集权制的弊病，要分权制衡。当务之急，可以做的工作，还来得及做的工作是中共十八大。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在今年召开，我们在此关头不能无所作为啊。作为共产党员要关心党代会，党的改革最好的时机就是党代会。到明年再研究这个问题就晚了嘛！明年讨论又要再过五年才能表决嘛。共产党今年要开党代会，希望今天在坐的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都来关心这件大事。

党代会的议程之一是修改党章。中国共产党党章有没有需要改的地方？能不能修改？大家可以讨论嘛。譬如说，最高权力机构问题就值得研究。现行党章规定，最高权力属于哪个机构 ？朋友们、同志们，请大家回答一个问题：我们共产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什么呢？这位先生回答说，是中央委员会。这个答案对不对呀。不对，这位女士回答正确，何方老先生和这位杜星女士回答的完全正确。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权力机构不是中央委员会，而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请问我们的党章用什么措施落实这条呢？——五年不开会。第一年开一次党代会然后到第六年再开一次，这能落实最高权力机构为党代会吗？我看党代会的权力没有落实而是落空了。这是中国共产党所有灾难的根源之一。对此，我们的党章可不可以作出修改？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五年为一届当中，不妨一年开一次大会，每年开党代会来检讨中央的工作大有好处。这是我曹思源瞎想的吗？不是的。全国著名的党史教授、国际共运史教授在座，可以作证。党代会每年开一次是有先例的，1871年马克思亲自执笔的第一国际（国际工人协会）章程就明确规定每年召开一次全协会代表大会。以列宁为首的俄罗斯共产党也始终坚持党代会年会制。党代会年会制的目的在于保证党代会是党的权力中心。但是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逐步将党和国家的最高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集于一身，最后甚至十多年都不开党代会，以至于党内民主根本无从建立。所以我建议今年十八大修改党章，把党代会的最高决策权与中央委员会的执行权作出明确划分。为了使党代会能够名副其实成为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应该每年开一次党代会，实行党代会年会制。这除了马克思、恩格斯老祖宗的根据之外，中共八大也是这样规定的，只是后来因故没有实行。现在有必要恢复和落实党内的三权分立与相互制衡。哪三权？党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没有常务委员会不能处理决策机关的日常工作）、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党代会的决议）、纪律检查委员会（检查党的纪律执行情况）。在这些条件之下，或许能够挽救我们面临的危局。

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2011.0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