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中国末代王朝晚期著名的变法维新的思想家梁启超先生曾指出，中国正在发生“千年未有之变局”。梁先生预见到了中国将发生大变局，而真正实现了这个变局的，是1949年建立了新中国以后，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
中国自周秦建立封建社会以后，一直是个农业国家，社会结构是以农民和地主阶级两大阶级为主体，2500多年来，没有大的变化。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农业社会的社会结构开始变化。从洋务运动开始，中国开始有了近代工业，有了新的工人阶级和新的资产阶级。由于国内外环境和原因，近代工业发展得很缓慢，到1949年，中国的农村人口仍占总人口89.4%，还是个农业国家的社会结构。
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同时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虽然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也取得了很大成绩，初步建立了工业国家的基础。但是，直到1978年，农业劳动力仍占70.5%，农村人口仍占82.1%，中国还是个农业国家的社会结构。
中国的社会结构真正并实现历史性的大变局，是在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以来，大大加快了中国由传统的农业、农村社会向工业化、城市化的现代社会转型，果断地实施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对原来计划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极大地推进了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而社会转型的加快和成功，反过来又推进体制改革和转轨的深化和持续进行。这种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的同时进行，互为动力，相互促进，正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功，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原因，而这也是中国当前产生了诸多经济、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的原因。2006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路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问题”。这四个“深刻”，是对中国空前的社会变革的全面概括。本文就“社会结构深刻变动”问题作一些分析和说明。
一、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动
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一样，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最重要最基本的结构。对社会结构的分析是理解一切社会现象的出发点，是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核心课题。一个现代化国家（或地区）不仅要有一个现代化的经济结构，而且要有一个现代化的社会结构，两者互相协调、相辅相成。
社会结构是由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就业结构、社会组织结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社会阶层结构、文化结构等多个方面组成的，是一个复杂的结构系统。这里就几个主要方面的变化，说明社会结构深刻变化的情况。
（一）人口结构的变化。2005年中国的总人口突破13亿。2007年底的总人口是132129万人，比1978年的96259万增加35870万人口。2007年出生1591万人，出生率是12.1‰，死亡910万人，死亡率为6.93‰。净增681万人，自然增长率为5.17‰。与1978年18.25‰的出生率，6.25‰的死亡率12‰的自然增长率相比，中国已经由一个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的“三高”国家，转变为“三低”的国家，呈现出现代化国家的人口特征。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1972年以来长期坚持计划生育国策的结果，当然，这也是随着经济的增长，工业化的推进，相当多人的生育观念改变了的结果。
人口的年龄结构变化很快。1990年全国65岁以上的人，还只占总人口的5.6%，2000年已达到7%，2007年为8.1%，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特别有意义的是中国人口的文化素质提高得很快，1990年在总人口中高中程度的占8%，大专以上的只有1.4%，2007年，高中程度的占12.6%，大专以上的占6.2%。后者增加了四倍多，这就是说现在全国有8192万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标志着我国正在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转变。
（二）就业结构的变化。直到1978年，中国还是个农业国家，在40153万就业劳动力中，农业劳力28318万人，占70.5%，二产6945万人，占17.3%，三产4890万人，占12.2%。2007年总就业劳动力增加到76900万人，农业劳力31444万人，占40.8%，二产就业劳力20629万人，占26.8%，三产就业劳力24917万人，占32.4%，二三产业的职工已经占到总劳力的59.2%，接近60%，已经是一个工业化国家的就业结构。特别要指出的是近三十年来，新增的3亿多职工中，约有60%是从农业以各种形式转移出来的。数以亿计的农业劳力，从经济效益比较低的部门向经济效益较高的部门转移，这既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也是我国的社会结构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的表现。
（三）城乡结构的变化。一个国家要现代化，不仅要指工业化，而且还一定要指城市化。一般的工业化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同步的，有的城市化还超前于工业化。中国因为有过1958年的大跃进，和后来的自然灾难。虽然工业化一直坚持着进行，而城市化从1960年代初期以后就停滞了。直到1978年，城市化率才17.9%，已经滞后于工业化。改革开放后，农村率先改革，农业发展很快，但户籍制度未改，农民只好在农村搞乡镇企业，出现大批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1984年后，城市改革开始，经济发展了，城市需要劳力，户口制度还没有改，农民进城打工，但身份不变，当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1990年代初，出现了“民工潮”。十余年来，年年潮来潮去，成为交通、民政、公安部门的心病。
1990年中后期，政府部门调整了户口体制，提出了城镇化战略，加上国家统计局2000年改变了统计指标，把在城镇居住半年以上的农业户口人员统计为城镇常住户口，加快了城镇化的发展。2007年，城镇化率达到44.94%，接近达到工业化国家50%的标准。2007年的GDP中，二产业占48.6%，三产占40.1%，二三产业占88.7%，城镇化仍滞后于工业化。这就出现了一个异常的现象，所有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经济发展，农民是越来越少，有的降到30%～20%，乃至10%以下。中国不同，中国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1952年的农村人口是54704万人。2007年的乡村人口为72750万人（如以农业户口的人员计，则为94900万）。但是，尽管有这些问题，三十年来中国城镇化也是取得了巨大成就的，2007年在城镇居住、工作、生产、生活的人员共有59379万人，而1978年只有17245万人。29年间，中国城镇人口增加42134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453万人，这是一个重大的成就，这么庞大的社会流动，在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在世界工业化历史上也是罕见的。新增加的4亿多城镇人口中，60%以上是从农村转移出来的，数以亿计的农民进城，接受城市化、社会化的洗礼，正在逐渐转变为市民，由此改变中国的城乡结构。
（四）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1950年代初期，中国实行土地改革，消灭了地主阶级。1950年代中期通过城乡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形成了主要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组成的社会结构。改革开放以来，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也形成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格局，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农民阶级分化了，工人阶级变化了，并产生了诸如私营企业主、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个体工商户、农民工等新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一个与现代社会经济结构相适应的社会阶层结构已经初步形成，还正在发展之中。有三个方面的变化特别明显，特别值得关注：
第一，工人阶级队伍空前壮大。1978年，中国二三产业的职工共有11835万人，占全国就业总数的29.5%；2007年，二三产业的职工共为45546万人占全国就业总量的59.2%。无论是绝对量还是相对数都扩大了。29年间，工人阶层的总数增加了3711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162.5万人；其中有约60%是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农民工。农民工是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他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现在有45546万从事二三产业的职工，这是当今世界一支最大的工人阶级的队伍，所有发达国家的工人加起来也没有这么多，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力量源泉，也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一个方面的伟大成就。
第二，新产生了一个私营企业主阶层。1981年在中国的广东省和安徽省产生了最早的几个私营企业主。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随着私营企业的快速发展，私营企业主逐渐成长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据国家工商局统计，2007年，全国雇工在8人以上的私营企业有551.3万户，投资人也就是私营企业主有1396.5万人，注册资金97873亿元，雇工5856.6万人，已经是一个庞大的社会阶层（1956年公私合营时的私营工商业者只有60万人）。有关部门统计，1995年以来，私营企业主每年增加约80万人，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私营企业主阶层还将继续发展。这是个应运而生的社会阶层。
据中国私（民）营经济研究会长期追踪调查，这个私营企业主阶层有一下几个特点：其一，这个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成员绝大多数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新产生的，他们同1956年通过公私合营等形式改造消失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血缘继承的关系，他们是从农民、工人、专业技术人员、公务员、复转军人、归国人员中，通过自身创业、转化涌现出来的。其二，这些私营企业主绝大多数在工厂、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过，他们都认为是改革开放成就了自己，是改革开放给了他们创业和成功的机会。其三，据私营经济研究会多次抽样调查证实，私营企业主中约有30%左右是共产党员，因为有相当一部分私营企业主是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或是国营中小企业的厂长经理，他们原来就是共产党员。也有一小部分私营企业主是当了老板后加入共产党的。1990年代以来，有近百名私营企业主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约有五万多私营企业主在县以上各级人大或政协中为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其四，2001年以后，党和政府把私营企业主阶层宣布为在改革开放和经济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新的社会阶层，他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对此，至今还有争议。所以如何正确认识这个新社会阶层，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确定这个阶层的性质、地位、功能，发挥他们在建设中的作用，是需要研究解决好的一个重要课题。
第三，社会中间阶层正在逐渐成长。从国际的历史经验看，现代化社会的阶层结构形态，一般都是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结构。即拥有社会资源很多、社会地位很高的阶层和拥有社会资源很少、社会地位很低的阶层的规模都很小，而拥有较多的社会资源，足以过上小康生活乃至更高水平生活的社会中间阶层占大多数。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一个以专业技术人员、农业中的专业大户、自我雇佣者和中小企业主为主的社会中间阶层已经产生，并正在逐渐成长。据我们课题组测算，1999年，中国的社会中间阶层约占全国就业劳动者总数的15%左右，这些年来，发展得很快，平均每年增加约一个百分点，2007年约为23%左右。社会中间阶层在政治上是一支社会稳定的力量；在经济上是重要的大众消费力量；在文化上是时代的引领力量。这个阶层的成长和壮大，对于缩小收入差距，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对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状况的总体分析
从前面关于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四个主要方面的深刻变化，可以看到，中国在总体上已经从农业、农村的传统社会结构转变为工业化、城市化的现代社会结构。当然，我们现在构建起来的新的社会结构还是初步的，还不全面，也不平衡，还存在不少问题。
首先，在就业结构中，中国虽然在1997年非农从业者占劳动力的比重已经超过50%，但非农从业者中有8000多万进城农民工，这些农民工在现代化建设中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们至今的身份还是农民，同有非农户籍的职工相比，有些进城的农民工，有着“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权”的问题，由此产生了很多不合理不应有的问题。如何建设一支统一的有较高素质的产业工人队伍，是我们面临的大课题。
其次，在城乡结构中，直到2007年，我们的城镇化率只有44.9%。城镇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发展不起来，使许多人不能充分就业，也影响了人民消费水平和购买力的提高，使扩大内需的决策难以实现，只能滞留在农村，使农民在农村越积越多，这也是当今中国“三农”问题长期解决不了的重要原因。2007年，我国的GDP结构，一产占11.3%，而在当年的就业结构中一产的劳力占40.8%（有29.5个百分点的结构差），在城乡结构中，农村常住人口为55.1%（有43.8个百分点的结构差），这也就是55.1%的人去分配11.3%的财富，这也是农民在解决温饱问题以后却难以普遍富裕起来的一个结构性原因。所以，调整城乡结构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治本之策。
其三，在社会阶层结构中，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现代社会的阶层结构，但这个阶层结构还不是工业国家应有的橄榄型的阶层结构形态。该减少的还没有减少到位，农民的基数还太大，农业劳动者至今还占劳动力的40%以上，这个比例还应该大量缩小。该增大的社会阶层还没有大起来，这是指社会中间阶层至今才有23%，应该进一步增大。这样才能使整个社会阶层结构趋于合理，趋于稳定。
综上所述，中国现在的社会结构，同已有的经济结构还不相适应，由于各种原因，社会结构还明显滞后于经济结构。中国现在的经济结构，已经是工业化社会中期阶段的经济结构，但中国现在的社会结构还是工业化社会初期阶段。这两个最重要的结构不相适应，不相协调，必然产生矛盾和冲突，这是当今中国发生诸多经济、社会问题的主要原因。近五年来，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专门讨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若干重大问题，并作出了决议，明确指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向前推进，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并由此采取了一些重大政策和措施。几年来，各地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社会建设，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都已取得了明显的进展。最近，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所谓科学发展，就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首先就是经济社会要协调发展，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要互相适应，社会建设和社会结构调整要加快进行。现在，在这方面，中国上下已形成共识，方向和任务已经明确，未来的发展是比较乐观的，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动，随着经济发展，经济结构进一步调整，中国的社会结构还将继续变动，一个充满活力的现代化的社会结构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形成。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本文为作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改革开放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所做的主题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