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是一个初冬，有出版社想推出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Der Dritte Weg），把我们一伙人召集起来在北京大学开了一个会。会前，朋友们在一起聊天，自然就聊到权力与话语之间的关系问题。记得当时有一个观点很有意思，大意是：在西方，现在有话语权力化的趋势，学者涉足政治，已是司空见惯，而且很有效果。比如吉登斯吧，“第三条道路”就让布莱尔畅通无阻，惹得德国总理施洛德眼红得不得了，为了贯彻他的所谓“新中间路线”（die neue Mitte），不惜牺牲“革命战友”拉方丹（Oskar　Lafontaine）和放逐“政治智囊”霍姆巴赫（Bodo　Hombach）。而在中国历史上，基本上都是权力话语化，所谓“士为知己者死”是也。如果套用鲁迅先生的那句名言来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话，可以说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做了御用文人的知识分子，一种是想做御用文人而未得的知识分子。

这是引语，话说得可能也有些极端。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德国社会民主党（SPD）有一个文化论坛，设在柏林的“勃兰特之家”。论坛定期约请一些学者和专家，就某些重大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以及文化问题进行探讨，主要目的实际上就是要为社民党出谋划策。我略微翻阅了论坛的会议记录，发现几乎所有德国当代知名左派知识分子都曾光顾过这个论坛，甚至有些其他国家的左派知识分子也在名册当中，比如我们所熟知的美国的本哈比（Seyla　Benhabib），瓦尔策（Michael Walzer），英国的达伦道夫（Ralf　Dahrendorf）等，可见这个论坛非同小可。

不过真正让这个论坛为世人注目的，还是1998年6月的一次特殊讨论。这次自然也是邀请了不少知名人物，但唱主角的只有两个，一个是当时的总理候选人施洛德，再一个就是当代著名社会理论家哈贝马斯了。论坛的主题是：“包容他者”（die　　Einbeziehung des　Anderen），主要探讨的是后民族国家结构以及民主的理解和制度安排问题。按照主持人的设计，首先是由哈贝马斯就这个问题进行报告，然后由施洛德进行回应，最后大家展开讨论。但从发表的资料来看，施洛德的回应显得有些脆弱，而且“文不对题”。德国传媒说施洛德本来就不应该去回应什么，而只要“认真的听，认真的记，认真的领会”就行了。所以德国传媒一边说这是思想家与政治家的高峰会，一边又不无嘲弄地说这分明是哈贝马斯在给施洛德上课。

哈贝马斯报告的题目是：《后民族格局与民主的未来》（Die　postnationale Konstellation und die Zukunft der　Demokratie）。文章很长，包括前言在内，共有六个部分。其中有历史介绍，也有现实分析；有理论命题的阐述，也有对具体问题的解剖；有世界眼光，但更多的还是对德国社会和国家的关注。不难看出，哈贝马斯是相当看重这次论坛的，文章自然也是认认真真准备的。

哈贝马斯的出发点是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挑战。他首先从历史的角度对民族国家的类型和特征进行了归纳，认为现代民族国家是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的产物，既是官僚国家，又是税收国家；不仅具有一定的疆域，更具有具体的民主制度安排，尽管这种民主制度可能是不成熟的，甚至是假冒的；既有民族特征，也不排除多民族共存的状态；而最突出的一点还在于民族国家中的文化认同与种族认同。在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还出现了一种特殊类型的民族国家，这就是作为民主法治国家的社会福利国家。根据这样的理解，哈贝马斯指出，民族国家的基本原则是领土主权原则。国家观念和国际观念在民族国家中是分得很清楚的，对外，民族国家捍卫自己的领土主权，对内，则保护人民的民权和人权。

随着全球化的来临，这种民族国家已经充分暴露出了其弱点和弊端。所谓全球化，在哈贝马斯看来，不是一种终极状态，而是一个正在展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民族国家的法律安全，管理效率，领土主权，集体认同以及民主合法性等都要受到冲击，因此都必须进行调整，甚至是要彻底转型。

哈贝马斯所指出的趋向就是所谓的“后民族格局”，在这个格局中，国家制度，社会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以及民主制度等都要进行重新安排。具体内容包括：从合理性以及现实性的角度改革联合国；在欧元启动的基础上进行欧洲政治一体化；对欧盟进行改革，使之具有立法功能和执行功能；发挥文化认同在全球化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实现文化包容和文化融合。在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失败之后，建立新的跨国家的宏观调控体系；建立新的社会道德体系和公正体系；在社会的开放和闭合之间取得平衡；积极捍卫“生活世界”（Lebenswelt），把民族国家的内部政策和外部政策（国际政策）有机地统一起来。

我们不可能在这么短的篇幅里详细介绍哈贝马斯的观点，好在他的这篇文章已经翻译成中文，即将出版，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参阅。我想归纳一点的是，哈贝马斯的这篇文章有一种明确的语境主义特征，也就是说，他在展开论述之前，已经为自己预设了一个前提，那就是社会民主党执政之下的联邦德国。他当时就曾坦言：“如果我不希望社会民主党获胜，我就不会坐在这里”；他还说他相信施洛德有能力推行左派知识分子所主张的第二种现代化和真正实现社会公正。哈贝马斯虽已退休，隐居山林，但他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片苦心和一片善意跃然纸上，真真切切。

可惜，哈贝马斯的一片好心并没有得到好报。施洛德没有直接接着或针对哈贝马斯的发言展开回应，而是把哈贝马斯在1986年的那场“历史学家争论”（Historikerstreit）中所提出的一个概念“宪法爱国主义”（Verfassungspatriotismus）当作起点，来阐述他对于全球化，民族国家以及民主制度等的看法。他认为，构成和维持社会的基础，不是哈贝马斯所说的价值共识，而是通过合法程序和权利运作建立起来的政治共识。宪法爱国主义不仅是政治商讨和政治共识的基础，更是德国基本法的基础。

施洛德用哈贝马斯的概念来展开自己的观点，一方面是为了表示他对哈贝马斯是充分尊重的，另一方面则有些用其人之矛来接其人之盾的意思。于是，他认为，全球化虽然构成了挑战，但还没有到严重到足以彻底摧毁民族国家的地步。首先，国家的同一性不是由国民和国土构成的，而是建立在正当的法律原则基础上。现代早期兴起的税收和官僚制的国家在19世纪发展成为民族国家，进而在本世纪演变成为社会福利国家。这既说明民族国家是一种合理的民主体制形式，自身内部也有着调节和革新机制。其次，无论民族国家如何演变，民主和国家都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全球化不是使民族国家失去作用，而是给民族国家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新的使命。民族国家的政府所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宪法爱国者的社会，以保障共和制的基础；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以保障社会的公平和公正。

否定了民族国家的领土主权原则，实际上也就彻底否定了哈贝马斯的观点。这点是再清楚不过的。接着，施洛德把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全球化区别了开来。他承认，经济全球化不仅是事实，而且影响深远，但还没有导致政治全球化。那种因为世界经济已经连为一体而否定民族国家功能的观点，在他看来有些言过其实。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民族国家将依然还是国家的主导形式，也是国际政治的行为主体。

最后，施洛德肯定哈贝马斯的一个论点，那就是，如果民族国家在全球化浪潮中真的没落或消亡的话，有一个因素是不会发生变化的，这就是各个民族的文化认同。由此，施洛德认为德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最大特点在于，它是一个建立在文化认同基础的民族国家。德国民族首先是一个文化民族。从这个角度来看，德国并不是象普莱斯纳（Helmut　Plessner）所指出的那样，是一个“迟到的民族”（verspaetete Nation）和“后发的国家”，恰恰相反，德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建立在启蒙传统上的“成熟的民族”。施洛德还强调，德国统一的意义决不仅仅在于政治方面，而在于重新树立了文化认同。

施洛德的观点让我们想起当年的德国浪漫派，特别是德国的一批保守主义社会理论家。文化优越论，导致种族优越论，再到国家主义，这是德国思想中的一个逻辑，曾经被不同的政党和理论家翻炒过，已是冷饭一盘。哈贝马斯自然无法接受，因为他当年在“历史学家争论”中所要批判的就是这个论调。更何况，施洛德一直在权力和话语之间区分得一清二楚，反复强调理论家的观点不能代表政治家的观点，作为政治家，“政治行为比什么都重要”。

既然话语与权力之间没有沟通的可能，既然权力高于话语，哈贝马斯也就只有保持沉默了。这次论坛之后，人们给哈贝马斯一个新的称号“政治—哲学家/哲学政治家”（Poliphilosoph/Philopolitiker），并且都说他在平衡权力与话语之间取得了成功。但我不这么看。从当时的讨论来看，哈贝马斯和施洛德之间显然没有真正形成什么默契或共识。因此，哈贝马斯后来把他的报告修改收入政论文集《后民族格局》中，在前言里对此事是一笔带过，没有声张，更没有新的评论。

不过，我们如果把哈贝马斯的这份报告和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比较一下，还是能够看到其中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纲领性质十分突出。不管吉登斯如何否认，《第三条道路》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看作英国工党的执政宣言的，起码吉登斯是照着这个路子来写这本书的。哈贝马斯的动机虽然没有吉登斯那么直白，但也是比较清楚的。也就是说，他当时的确是想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执政提供一些理论上的指导，甚至是一些具体对策。关于这一点，哈贝马斯在论坛开始之前接见记者的时候，对施洛德的那番褒扬的话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论坛之后，哈贝马斯对施洛德的印象有了大改变，施洛德没有“认真的听，认真的记，认真的领会”倒在其次，我想更主要的一点恐怕还是在于施洛德根本就没有接受哈贝马斯的观点。

我不敢向哈贝马斯直接问及此事，怕有哪壶不开提哪壶之嫌。一次私下闲聊中，便换了个话题问他在总理施洛德和外长菲舍尔之间究竟更赞赏哪个。哈贝马斯倒是直言直语，说他其实一点也不喜欢施洛德，对菲舍尔则是充满夸奖之辞，甚至是引以为骄傲。哈贝马斯对施洛德的批评早在年初关于柏林大屠杀纪念馆的讨论中就已经有所表示，这当然不能说完全是由于论坛对话没有取得预定效果直接导致的，此外应该还有他对施洛德上台后的政绩不甚满意，而且，他们之间的理念和个性本来也不是十分投合。

哈贝马斯对菲舍尔的偏爱，固然是因为他们之间的理念比较切合，但他们之间多年的师生情份也不能低估。有人说，如果离开哈贝马斯，菲舍尔的政治传记恐怕不是改写，就要重写。看来，哈贝马斯与施洛德和菲舍尔之间的关系还告诉了我们一点：权力与话语要想有效地集合起来，虽然离不开规范的力量，但更需要一个中介。这个中介就是“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