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州的镉污染愈演愈烈，丝毫没有好转的趋势，但如果经常看新闻的话对此似乎也会习以为常的。工业污染事件的发生在当今中国已经是家常便饭，之前云南的铬污染、甘肃血铅事件、澄江锦业公司的砷污染，每每发生的重大污染短期内都会在电视、报纸上热闹一番，之后便又以抗污染战役的重大胜利收尾，仿佛工业化流程的好莱坞剧本一样。这些污染事件总是被巧妙的处理成单独的个体事件，似乎是太平盛世中偶尔发生的难以解释其原因的小插曲，就像整齐划一的游行队伍中一个队员突然因为脚抽筋而滑倒一般的无需大惊小怪。

虽然人们可以举无数例子说明工业污染是每一个迈向工业化的国家必须承受的痛处，如洛杉矶的光污染、伦敦的大雾、日本的水俣病，但无需质疑的、极为明显的事实时，中国严重的工业污染根源于其特殊的经济制度设计和发展模式，在原有经济制度无法调整的情况下，工业污染是根本无法避免的，甚至于将愈演愈烈，我们将始终生活在一个被化工厂包围的院子里，慢慢的被毒气异化成生化人。

当涉及到经济结构问题时，不可回避的现实是自诩为世界工厂的中国依然可笑的处于19世纪中叶的维多利亚时代，经济的增长严重依赖于低端制造业和加工制造业。低端制造业和加工制造业撑起了中国经济的半边天，也是最具活力的民营经济的主战场。这两大行业的兴盛在某一个时期内的确符合中国的资源禀赋，也是很多国家经济发展所经历的一般模式。利用廉价的劳动力与自然资源，以及可低成本甚至无成本消耗的自然环境来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这种发展的资源禀赋被称为“低人权优势”，也即其可以不考虑法律框架下对人基本生存权利的顾虑，或者能以剥夺人基本生存的权利的方式来获得生产活动的低成本，支撑发展，在工业基础薄弱，资本积累低的国家，这样的发展模式在工业化初期具有发挥比较优势的作用。在现实生活中很容易发现，小化工厂可以不用修建污水处理设备就能生产，小加工厂每天要求工人工作十几个小时但却支付很低的工资，而公权力是默认这种行为的。这种行为的后果便是愈演愈烈的环境污染，以及大量底层农民工生存状况的恶化。在中国，依存于此种优势资源的低端的经济结构一直维持到现在，且尚无转变的任何可能。

欧美工业化国家的一般发展模式是从低端产业不断升级到高端产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从传统的制造业向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以及创意产业转变，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办公室，再到世界设计室，从发挥人的双手的价值，到发挥人的双眼的价值，再到发挥人的大脑的价值，生产效率飞速增加，产业的增加值快速上升。而中国的现状是在告别了背朝黄土面朝天的生活后，我们用双手没日没夜的在车间劳动了30年，至今却依旧没有告别车间的任何可能。

所有这一切根源于中国不完全的市场经济的现实。中国的经济是极权体制下为攫取社会最大化财富而建立的半自由的市场经济。如奥尔森在《权利与繁荣》一书中所描述的，极权专制者将确定一个加征与社会之上的固定的征税额，这个征税额将确保边际的征税收益和边际的产出损失额相等，以此获取最大的社会攫取。类似于黑帮对商户敲诈保护费，黑帮不能将保护费收的过高，因为如此会将商户挤出某一地区，其数额需能够保证边际保护费的征收额与该地区商户边际产出的损失额相等。

极权专制者由此会给社会保有适度的市场经济发展空间，激励社会创造大量的财富，便于自己的攫取。当然为方便对整个经济进行充分的控制和获取社会财富，制度设计是非常关键的。通过以国有资本垄断能源、金融、电信等社会基础行业，在宏观上掌握了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控制的阀门，而深入具体市场环境中的各种行政干预则获得了调整微观经济领域的工具。此外国有垄断经营、市场准入、专卖、间接税制、行政审批制等获得了攫取社会财富的主要通道。于是，中国经济体制的整体架构为权力所有者攫取社会财富提供了极为方便的工具。当前中国社会经济领域的一切问题，都源于体制建构的根本目的上的问题。

在国有资本垄断能源、电信、金融等行业，行政干预渗透微观经济领域的情况下，公权力掌握了社会很大部分资源的调配权。显然，这部分资源是输往国有资本行业的，如银行贷款的歧视，部分基建项目的严格准入等，以期能够获取更多社会财富，而民营资本只能在权力划定的既定范围内发展，公权力始终紧紧卡住民营经济发展的喉管，一切都着力于权力者收益的最大化。同时通过建立高税收、审核制等制度设计，以及由此导致的重重腐败，权力所有者攫取了民营经济创造的很大部分财富，提高了民营经济的运行成本，民营经济的壮大始终受限于国家的管制。作为产业结构提升主力的民营经济缺乏提升的充足资本以及自由。

同时，不完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用国有资本掌控的优质社会资源，凭借垄断和税收体系，公权力掌握了分配社会财富的巨大权力，权力主导者利用有利于权力获益和寻租的机制设计，将很大一部分社会财富按照掌控权力的大小在体制内部进行分配，没有进行社会财富创造的权力阶层获得了社会新增财富的很大份额，而劳动报酬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降低，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极为严重。由此制度设计派生出的过低的社会保障的现实，以及高度行政化的教育医疗体系导致的高收费等现状使得中国庞大的普通居民的消费水平非常低，抑制了旺盛的国内市场的形成，无法对产业结构提升形成足够的市场激励，因此私有企业尚无法像在一个完全自由市场经济中一样，在不断积累自有资本的情况下，不断的进行产品的创新和技术的提升。

由此可见，在不改变社会经济制度设计的根本出发点的情形下，这种以低端制造业、加工业撑起半边天的现状是永远无法改变的，而低人权优势将永远成为中国的经济发展的唯一优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难以言说的硬伤。而低人权优势显然是不可持续的，特别是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新增劳动力供给是不断减少的，劳动力成本不可避免的上升。同时，近来随着外贸出口的下降，低效率的政府投资大行其道，而为适应这种投资的宽松货币政策加剧了对市场正常利率的扭曲，流动性的泛滥造成通胀的加剧，生活消费水平提高迫使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在既有的低人权优势慢慢消退之时，中国经济还拿什么来进一步发展呢。

而若要为产业结构的提升准备基本的条件，则必须涉及到取消垄断，限制政府权力，改革税制等，而这必然要求政府限权，放松对社会的控制，实行宪政，而这又是一个难以完成的宏大工程，由此可见，伴随我们身边的工业污染在短期内是难以解决了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