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载于1994年秋季号《知识分子》，美国The Chinese Intellectual编辑出版）
工人造反派运动是文化革命运动的缩影
作为对文化革命的研究，我最为关注的是文化革命中的群众运动，尤其是工人造反派运动。
从目前已经出版的海内外关于文化革命研究的著作来看，注重的大都是上层政治斗争和领袖人物的活动。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这只是文化革命的一个方面，是文化革命作为上层政治斗争的表现形态。
文化革命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它那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这场群众运动的高峰是造反派运动。有人不同意将文化革命中的造反派运动算作群众运动，认为文化革命的主题始终只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群众运动只是被运动了的群众，毫无自己的主题意识；造反派更是一帮作乱于危世的痞子，根本不能代表大多数群众的利益，因此算不得真正是群众运动。真正的群众运动是符合历史潮流的。
这种观点，似乎还烙着“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论的痕迹，将群众运动等同于革命运动。这大概与我们过去曾经过于崇拜群众运动有关。似乎群众运动必然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群众运动中的负面现象必定不代表大多数人的意愿，因此必定不能算作群众运动。其实，群众运动不必然等同于革命运动。只要有大量群众参加，持续了一段时间并造成了相当的影响的，都应该承认是群众运动。而群众运动可以是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如法国大革命；也可以是逆历史潮流的反动，最显著的例子是德国的法西斯主义运动。
文化革命中的造反派运动可以分成两大部分。一是红卫兵的造反运动。红卫兵运动经历了多次分化：北京的高干子弟是红卫兵的创始者，他们可以说是文化革命中最早的造反派，靠着父母与中央决策机构的紧密关系，得风气之先，发起对十七年教育制度的进攻，斗教师，斗同学。但随着文化革命运动的深入，大批领导干部成为运动的对象，他们便很快站到了运动的对立面。代之而起的新的一批造反派是那些最初被第一批红卫兵以“血统论”压制的学生。但他们在文革舞台上的时间也不长。1968年随着“上山下乡”，所有的红卫兵，无论观点如何，统统被分配到工厂、农村“接受再教育”，尽管各学校以大联合的“红卫兵团”正式代替了文革前的共青团组织，但作为造反派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红卫兵运动则是彻底结束了。
文化革命中的造反派运动的另一个组成部分，便是工人造反派运动。工人造反派运动兴起于红卫兵运动之后。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对红卫兵的第一次检阅标志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而1966年11月9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的成立大会以及随后发生的“安亭事件”，则是工人造反派兴起的标志。文化革命一开始便是以无产阶级的名义发动的，冠之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称号。而在毛泽东心中，无产阶级的核心是工厂的生产工人，上海又是全国的工业基地，因此当上海工人造反派出现于文革的舞台时，毛泽东的欣喜是不言而喻的。这符合共产党的一贯宗旨，也符合毛泽东阶级斗争的框架。工人造反派被奉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主力军”，在人数和地位上很快超过了红卫兵。
工人造反派的兴起，使得文化革命的动乱迅速向深度和广度蔓延。原来只局限于学校学生中的因对文化革命不同理解而产生的两派对立，很快向社会扩张，秀才式的大字报被更简单原始而又直接了当的方式代替。1966年12月底，上海工人造反派发动了文化革命中全国第一次以革命名义取缔对立面组织的大规模武斗“康平路事件”，从此全国各地武斗烽烟四起，武斗手段从拳头棍棒上升到枪炮炸药。1967年1月，以上海“工总司”为首发起向上海各级权力机构夺权，得到毛泽东肯定。夺权之风迅速刮向全国，局势进一步恶化。而作为国民经济支柱的工厂，更是秩序混乱，派性严重，管理人员被剥夺了对生产的管理权，工人则无心生产，工厂停工或半停工，国民经济受到严重打击。红卫兵运动只破坏了社会的表层秩序，工人造反派则危及了国民经济的生产活动。
红卫兵运动在骚动了一阵之后，学生即被作为接受“再教育”的对象赶下文革舞台，只剩工人造反派。毛泽东赋予他们“领导一切”的权力，进驻上层建筑。当文化革命全过程中各种政治势力都被轮番整了一遍时，工人造反派成了唯一的得益者。
当然，并不是所有全国各地的工人造反派组织都有这种幸运，只有上海的“工总司”是贯穿于文化革命始终的造反组织。1967年底至1968年底，全国所有的工人造反派组织都在毛泽东“大联合”的口号下解散，重新归属于所在单位的行政组织，即各级“革命委员会”，不复以组织形式存在。只有上海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工总司”，一次又一次地躲过了大联合的风潮，完整地保留了原来的组织系统和所有的人员，直到1976年策动武装反抗失败，这才走完了它全部历史的最后一步。因此可以说，上海的“工总司”是第一个走上文化革命舞台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又是最后一个退出文化革命舞台的角色。
工人造反派运动的重要性还可以从它与中央文革的特殊关系看出。上海工人造反派组织“工总司”所推荐的领袖人物王洪文曾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并一度被毛泽东确定为继林彪之后的“接班人”。这样的信任和荣誉是1949年以后任何工人领袖所未曾有过的。这表明毛泽东在相当的时间内对工人造反派寄予厚望。但毛泽东很快又对王洪文失望。王洪文成为中央中央文革决策层帮派中的一员，这个帮派被毛泽东称为“四人帮”。“四人帮”中的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早在文化革命初期便已抱团，但只有当王洪文加入之后，这个帮派才真正形成。王洪文的加入不只是为这个帮派增加了一个同伙，王洪文的工人造反派们对中央文革的依附关系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上层与底层结合。这是文化革命中，中央决策层的几个极左派与作为他们社会基础的造反派的联合。整整十年的文化革命过程中，上海工人造反派始终是全国工人造反派的典型和基地，它的每一个动作对上海乃至全国的文化大革命都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工人造反派运动，是文化革命的缩影。如果说，红卫兵运动以北京为典型，那么工人造反派运动则以上海为典型。
“造反”两字的含义即造反派的由来
文化革命与1949年后任何一次政治运动的不同之处，便是运动中所提倡的“造反”精神。文化革命中的积极分子，无论是学生还是工人，都喜欢自称“造反派”。可以说，“造反有理”是文化革命的口号和主旋律；造反派则是文化革命的基础和生力军。
“造反派”这个名称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得比“红卫兵”晚些，由一张非常著名的红卫兵大字报而来。这张题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引用毛泽东的一段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大字报被毛泽东肯定后，全国各地的传单、小报竞相翻印转载，以后又刊登在当时最权威的《红旗》杂志上。“造反”两字不胫而走，成为文化革命中最时髦的口号和称呼。
“造反”这个词橐在汉语中通常是贬义的。中国文化强调纲常伦理，君臣父子，长幼有序，不得逾越。自古所有的正统文化，从《四书五经》到《二十四史》，宣扬的都是对秩序的遵从和对权威的敬畏。那些不符合传统规范的言行和渝越秩序的企图，统统被称之为“犯上作乱”，称之为“造反”。那些打家劫舍、占山为王的乱世英雄，其中包括历代农民起义者，统统被称之为造反者，朝庭对他们深痛恶绝。对造反者的惩治是严酷的，“造反”的罪名等同于宫庭内部倾轧的“谋反”罪，是中国历史上的“反革命罪”。
与正统文化不同，作为反面人物记载于历朝正史的造反者，却以正面形象出现于民间俗文化。明代长篇小说《水浒传》所塑造的造反英雄，堪称俗文化中最光彩夺目的艺术形象；而其它历代的反朝廷起义者，也都被地方戏曲、评书说唱或民间野史等俗文化赋予传奇色彩，广泛流传。这些造反英雄的造反行为成为蕴藏在人们意识深处的与正统观念相悖的道德判断。在中国社会中，水浒绿林好汉的故事不但家喻户晓，而且是许多不安于现状的人们的效仿榜样。就连毛泽东这样的受中国正统文化影响极深的帝王式人物，年轻时也曾对《水浒传》等描写民间造反英雄的书籍爱不释手。毛泽东以后自称的“猴气”，也正是这种藐视常规的造反气质。
看起来，君臣父子的森严秩序与犯上作乱的造反行为是互不相容的。但是，在中国文化中却存在着两者的交融契机。这个契机便是造反的道德依据。从东汉末年张角起义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到宋朝宋江起义的“替天行道”，这些口号无一不是为了证明当道的朝廷违背了天意，对他们的造反是正义的，因此彼可取而代之。由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的百姓在平时是最驯良最逆来顺受的；而一旦揭竿而起，却又是那样冲决一切，势不可挡。
“造反”这个词汇的两个不同的含义，正反映了人们对造反行为的双重判断：盛世作顺民，反对犯上作乱；乱世取代之，成者为王。毛泽东所发动的文化革命，正是为平时一再被教育“听党的话，拥护党的领导”的广大底层群众提供了造反契机，即打倒党内走资派。于是，过去十七年被否定的一系列行为合理化了，所有的不满，无论是对领导个人的，还是对制度的，现在都找到了宣泄的理由。“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这些当时最有号召力的口号，简直就是“替天行道”的翻版。所有的不满汇集在“造反”这面大旗下，无疑成了可怕的炸药。
毛泽束对红卫兵运动的支持，使得“造反”这一词汇完全褒义化，一时成了“革命”的代名词。不过毕竟，“造反”所含的贬义约定俗成，人们在将它“正名”之后仍摆脱不了原来的阴影。于是，在自称“造反派”的同时，前面还要加上“革命”二字，以示与历代造反者的区别。
红卫兵运动刚兴起时，红卫兵成为文化大革命的象征。但红卫兵运动不久很快分化。为了区别观念的不同，那些更加激进的红卫兵自称“造反派红卫兵”。与此同时，工厂和社会上迅速崛起的文革激进分子在使用了很短一段时间的“战斗队”、“战斗小组”等五花八门的名称之后，很快为自己找到了“造反派”这个最能体现他们共同观点和特征的统一名称。从此，“红卫兵”成为激进青年学生的代名词，而“造反派”则成为文化革命中所有激进分子的共同称呼。尤其当“上山下乡”结束了红卫兵时代后，“造反派”便成为工人激进分子的特称。
确实，从现代汉语的本身含义分析“造反”这个词，倒真是确切地反映出以这个词命名的派别的本质。这个词本身的文字含义便是“作一个颠倒”。纵观文化革命历史，造反派的所作所为，哪一件不是颠倒：颠倒历史、颠倒是非判断标准、颠倒价值判断标准，颠倒掌权与被掌权的位置，等等，不过，造反派的所作所为，也始终只停留在“颠倒”的水平上，从来没有跳出这个范围。这种“颠倒”，反映了文化革命的特征和本质。因此，造反派是文化革命的象征。
同是造反派的红卫兵与工人造反派有着很大的区别。红卫兵的造反行为多少带著理想主义的色彩，在经过了最初的狂热之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逐步企图离开文化革命的轨道，提出了许多虽幼稚却又离经叛道的设想：如要求巴黎公社式的直接选举，甚至要求组织政党。1967年以后，诸如此类的文章见于全国许多红卫兵小报或传单，最著名的是湖南“省无联”的《中国向何处去？》，以及上海“中串会”的《一切为了九大》。这些主张已经超出了文化革命的许可范围，更多地带着年轻的有文化的新一代对公民权利的追求和对国家政治生活参予的朦胧要求。虽然这些要求从思想方式到逻辑方式上都仍然完全是文化革命式的，而且十分混乱，但却已具有了某种程度的准政党纲领雏形。这当然是不被允许的，因为这种要求正是文化革命所坚决反对的“自由化”，严重威胁著文化革命“防止和平演变”的本身。因此，尽管红卫兵最初是作为文化革命的推动力而被从禁锢著的魔瓶中召唤出来，尽管红卫兵的造反行为并没有摆脱历来造反者的造反模式，但知识和文化却注定会使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逐步挣脱思想的牢笼，演进为文化革命的异化力量。只是这种力量刚处在探索和萌芽状态即被扑灭，没有最终形成有组织的反文化革命力量。
红卫兵运动尽管没有跳出传统的造反模式，其发展方向却很可能是反传统的，因为知识和文化给了他们思考的能力。与此相对比的是，工人造反派则始终体现了传统的造反模式。我们从他们对中央文革的依附关系，从他们的帮派性，从他们砸烂一切却又毫无建树的行为过程，从他们对权力的强烈追求，等等，都可以看到工人造反派打著“与传统决裂”的旗号却又挑不出传统的无可奈何。这种无可奈何，正是文化革命本身的无可奈何。
工人造反派运动始终是低层次的
与历史上历代造反者一样，工人造反派运动始终只停留在“彼可取而代之”的水平上。
文化革命前所有的政治运动都是自上而下的，名为群众运动，实为运动群众，根本不允许群众表达自己的意愿；文化大革命则是自上而下的领袖意愿与自下而上的群众意愿的结合。毛泽东的本意是要发动群众打倒自己心目中的走资派，而造反派则对自己心目中的不满者进行批判清算；甚至还在一个时期内超出了文化革命的许可范园，提出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意愿即经济要求，这也就是后来被批判的1966年底至1967年初的“经济主义风”。由此可见，文化革命中的造反派运动比解放后的历次群众运动有着更多的自发性。毛泽东所赐的“四大自由”（(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造反派提供了一个以往任何一次政治运动都无法相比的较大的政治活动自由空间。人们可以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办报、自由游行、自由表达对任何人和任何组织其中包括当权派和官方组织的好恶。尽管这种自由和权利最终仍受到一个不可渝越的规范的制约，即“不准攻击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但比起17年以来的政治运动，这却是第一次真正掺和了群众自己意愿的政治运动。17年体制在政治及经济上与职工利益的冲突，在工人造反派运动中得到了爆发。
无论作为个体的许多工人造反派分子的品质有多么糟糕，也无论他们造反时的行为有多么荒唐可笑，但作为对斯大林模式的计划经济所带来的压抑个性的反抗，作为对日益滋长的官僚主义不满，作为对长期低工资的低生活水平状况的改善愿望，作为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次政治运动强加在人的命运中的阴影的消除要求，我们不难承认造反派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历史合理性。否则，我们很难解释为什么文化革命初期会有那么多的职工群众起来造反。
但是，造反原始动力的合理并不意味著造反派运动的合理。文化革命中的工人造反派运动始终是低层次的。
使工人造反派起来造反的直接原因是文化革命初期工厂党组织或工作组对他们要求投入文化革命运动行为的压制：有人给党委贴了大字报被说成是“反党”，有人向工作组提意见被说成是“反文化革命”，这种现象在学校里也同样存在。党委和工作组是按十七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惯性抓阶级斗争动向，造反派最初反的就是这种将什么事都往阶级斗争纲上挂的运动模式。
但是，对于人整人运动模式反感的造反派们，自己的运动方式仍然没有超出阶级斗争的整人模式。这些当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主力军”和“领导阶级”，始终没有形成任何一场大革命中领导集团所应该具有的独立的政治立场，既没有自己的政治纲领，也没有自己的政治要求，以上海“工总司”为例，其成立宣言通篇只是对当时报纸上的社论以及红卫兵小报的拙劣重复。除了短暂的经济主义要求，我们很难再看到工人造反派提出过什么其他真正属于自己的要求。他们给对手所安的罪名始终没有跳出十七年阶级斗争所固有的罪名，诸如“出身不好”、“政治复杂”、“思想右倾”、“立场反动”、“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反党反社会主义”，等等。至于文化革命中的新罪名诸如“反毛泽东思想”、“复辟资本主义”等，与17年的政治罪没有什么区别，而且发明权也不是工人造反派。工人造反派没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判断体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工人造反派运动始终不是一种独立的政治运动。虽然比起17其他运动，它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工人造反派们自己的意愿，但这种意愿始终只停留在个人好恶和欲望上，停留在颠倒位置的造反水平上，未上升为理论或纲领。
因此，从本质上说，工人造反派运动与过去17年的政治运动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是施事者和被施事者、好与坏、正确与错误等事物两个方面的位置颠倒了一下。历次运动都是党的干部批判他人，文化革命则是造反派群众批判党的干部；历次运动反对党的干部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中反对党的干部则是革命行动，等等。毛泽束将把握评判标准的运动主动权从过去交给干部转为交给造反派，评判双方的位置变了，但阶级斗争为纲的运动本质没有变。只要谁被认定是“阶级敌人”，成了运动对象，谁就丧失了一切权利，对他一切打击便是正常的而且是正义的。路线决定了一切。没有法律，没有超越于一切政治运动之上的社会公正，有的只是人治，是强权政治，谁掌握了权力，谁就掌握了真理。文化大革命将这个十七年政治运动的法则推到了极端。而工人造反派运动，则是这个极端的具体体现。
分析工人造反派运动的全部过程，我们可以发现这个“主力军”缺乏独立运动所必须具有的自主意识。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应该享有和争取什么权利，当然更不会想到对于产生种种弊病的制度和政策作改变。他们的目标在于权力位置的颠倒，掌握评判别人的权力。所有的权利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争取权力的手段，一旦目的达到，手段便可有可无。却未曾想到这些手段本身同时也应是目的。当文革初期他们还处于被压制的非官方允许的组织时，他们要求对自己组织的承认，一旦被承认是“革命群众组织”，便自认为取得了“斗争的伟大胜利”。他们却没想到将宪法赋予公民的结社权以更具体而可行的法律形式永久保存，成为公民实际享有的真正权利，而不是宪法上的一纸空文或文化革命这一特定时期的临时权利。其实，对已经取得夺权胜利的造反派来说，既然夺了权，结社权便只会给对手提供活动空间。于是他们一旦自己成了掌权者，或者甚至还只是被掌权者承认的“革命群众组织”时，他们首先干的事便是不准许反对派结社，宣布反对派的组织为“非法组织”，从而“砸烂”之。合“法”非“法”的标准，只在他们的好恶，没有超越政治斗争之上的法律标准。同样，当他们因造反而受到压制时，他们所要求的只是对自己的平反，却从来没有想到要求制定保证社会公正的司法制度，保障公民应该享有的思想和言论自由，禁止一切政治迫害。因此，一旦他们自己成了掌权者，有了评判别人的权力，他们同样听不得反对意见。他们沿用过去干部批判自己的手段和思想方式去批判原来的干部和反对自己的群众，其蛮横和残酷有时甚至超过了当年干部对他们的批判。哪里有造反派，哪里便充满着对公民权利的践踏和对人性的摧残。此外，他们不满于干部的终身制、委任制，要求成立巴黎公社式的政权机构，但一旦自己进入权力机构，就再也不提被马克思称为巴黎公社经验核心的普选制；他们在“经济主义风”中要求加薪加奖金加福利，却从来没有对平均主义的薪给制提出疑问，等等。
这也正是为什么文化革命中派性斗争翻来覆去的原因。每一派的得势，就是对另一派的压制，打击甚至镇压。整个文化革命中，工人造反派就只是停留在这种翻来覆去的造反水平上，没有寻求过对制度政策的改变，没有发展演进成为一场独立的、真正为本阶级争取权益的革命运动。这场起于对极左路线反抗的工人造反派运动，自身的发展仍是一场更左的政治运动。当初为造反派所不满的社会因素，在这场运动中却更发展到了极端形式。
工人造反派运动低层次的根本原因在于工人阶级素质之下降
工人造反派的整体素质决定了工人造反派运动的水平。
据1971年上海“工总司”对所属14个主要工业局下的公司级造反派头头565人调查，其中小学文化程度144人，初中文化程度312人，高中文化程度94人，大学文化程度15人。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占80。1％。缺少知识便无法思考。工人造反派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而他们将知识份子作为对立面甚至打击对象，更使自己远离了理智与思考。我们还可以工人造反派的职务构成来看他们的素质：据1969年12月上海“工总司”对所属机电一局5五家工厂41名造反派头头的统计，其中：文革前为专职党政干部的8人，为车间、科室负责人的3人，为车间、科室一般管理人员（即会计、调度员、核算员、采购员、设备管理员，等等）的67人，为技术员的50人(其中1人是工程师)，而生产工人则有714人。也即是说，党政干部占0.1％不到，车间、科室负责人占0.4％不到，普通管理人员8％，技术员5.9％，生产工人则占84.9％。这些过去没有担任过管理人员的普通工人，较少受到作为干部所必须做到的表率作用的约束，这使他们比较多地具有易逾越规范的散漫性，例如破坏行为、暴力行为等；他们中的许多人也缺乏作为管理人员所必须具有的宏观意识和整体意识，所提主张往往随意性很大，无法付诸实际。
但是，如果仅仅从工人造反派本身的文化素质与组织能力来说明他们为何缺乏独立自主的政治意识还是不够的。工人造反派运动的低层次，原因更在于整个工人阶级缺乏强烈的阶级意识。
阶级意识，除了对本阶级的认同和归属感，还应该了解本阶级的历史使命，更了解本阶级的权利和要求。但从文革前的很长一段时期始，个人利益使不被鼓励提倡，社会强调的是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于是，由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共同构成的价值判断座标，被抽去了其中的一根轴，只剩下另一根单一的可以任意挪动但却永远构不成平面的轴线。当工人的个体利益时时遭到贬低和压抑时，作为整体的工人阶级便失去了判断阶级利益的具体而实际的参照，于是形形色色的虚假利益乘虚而入。对本阶级切身利益的深刻了解是阶级意识的基础，文化革命前的工人阶级已被灌输教育得将党的利益、政权的利益，等同于阶级利益，完全失去了以个体利益抽象出阶级利益的能力。
至于工人自己的组织工会，也早失去了保护工人利益的职能。建国后的两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李立三和赖若愚，相继因“工团主义”、“向党闹独立性”的罪名而遭批判。1958年更刮起一股“工会消亡风”，认为工人阶级已当家作主，阶级利益与国家利益一致，工会已没有存在的必要。以后虽然最终没有取消工会，但工会作为保护工人利益团体的职能，却已名存实亡。工会的任务就是“党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纽带与桥梁”，与党保持一致，党的利益便是工人的利益。文化革命中各级工会虽被“砸烂”，但“党的利益便是工人阶级的利益”的思维定势依然存在，所有的运动积极分子都不敢逾越文革的既定目标，真正从工人阶级的自身利益上去思考这场运动的荒谬性。
当文革将按劳取酬作为资本主义批判，取消了本应多劳多得的奖金的差别，甚至十年不加工资，从而在经济上严重损害了工人阶级的基本利益时，造反派得出的结论却反而是“宁要社会主义的低工资，不要资本主义的钞票”，不敢跳出从政治上判断形势的成规。
工人阶级的这种没有独立政治意识的素质，不但与17年灌输式的政治教育有关，还与17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有关。
1949年以后，尤其是1957年以后，逐渐强化的计划经济体制越来越严重地束缚著人们的自主意识，生产关系中最活跃的因素劳动者也成为计划经济的对象。对工人来说，在劳动生产领域，一切都是被分配的，个人选择的余地极少，从职业选择到具体工种的选择，“党的需要便是个人的需要”的服从分配原则高于一切，个人的兴趣爱好及能力特长是微不足道的；工作的努力程度与物质收入的多少不成正比，工资的高低在于政府每一次制定的对象及百分比，奖金的差距则越来越小；整个社会不但不鼓励个人的进取精神，反而时时将此斥之为“个人主义”或“个人奋斗”而严加打击。劳动者逐渐丧失了主动性，一切都只能被动地等著安排和分配。人的命运，时刻掌在分配者手中。于是，在最奉信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国度，却有着最多的宿命与无奈以及最少的个人选择和奋斗的空间。与此同时，以工厂等为基本单位的行政组织，控制了一切物资资源和社会资源。工人所得到的劳动报酬并不等值于所应得到的全部，除了吃、穿等少量生活费之外，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住房及部分抚育子女的费用（如医疗费、教育费），全由工作单位或政府控制。而中国的劳动就业又是与社会福利高度重合的，一旦失业，工人失去的不但是眼前的工资收入，而且还有几十年以福利基金形式留存在工作单位的劳动积累。计划经济取消了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的就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次性分配的，而失业则往往是惩罚性的。因此工人一旦被推出工作单位，便有可能永远找不到工作。加上物资资源控制在政府手里，劳动者靠自己根本无法寻找其它创造财富的途径。工作单位包下了工人的一切甚至子女的前途，离开工作单位便无法生存，不但失去今天的工作职业，而且还有昨天的劳动积累和明天的生活希望。
如此严密单一的社会组织系统，完全扼杀了劳动者的自主权和主动性。工人成为工厂的附庸，劳动关系变成了人身依附关系。经济上的依赖性必然造成政治上的依赖性，工人不能也不敢大胆提出自己的要求和主张，因为一旦为领导不容，代价将是惨重的。巨大的人生甚至后代利益的损失，使得工人在任何时候都不敢轻举枉动。文化革命中造反派之所以敢于起来造反，是因为毛泽东的许可，一旦形势收紧，这些自称天不怕地不怕的造反派也不得不收敛。于是整个文化革命的形势，看上去很热闹，实际全在毛泽东兴中共极左派的操纵之中。
劳动力市场的取消，不但使劳动者失去了依靠交换自己的劳动而生存的基本条件，只能依赖于企业与政府；而且，还使劳动力也失去了市场价值判断的客观参照。劳动力是劳动者的自我，劳动者通过自己的劳动力与市场的交换得以了解自身的价值。劳动力成为计划经济对象，劳动者的价值和地位便只能由计划者决定，而劳动者也就丧失了自我。在文化革命中我们处处可以看到这种自我判断大于或小于实际自我价值的现象。例如对知识份子的评价，以计划经济手段硬将体力劳动等同于甚至高于脑力劳动，于是工人造反派甚至包括大多数工人也真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应该高于知识份子，应该永远领导知识份子；又如与政府的关系，由于工人得到的不是劳动报酬的全部，而宣传机构更将本应作为工资形式支付的社会福利统统说成是政府的恩赐，仿佛不是劳动者养活了党和政府，反倒是党和政府养活了劳动者，于是，一方面是“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宣传，另一面却又是“党是大救星”的歌颂，等等。劳动者的自我意识的集合体是阶级意识。劳动者个体的自我意识不存在，何来高度的阶级意识？
当工人阶级的每一个分子失去了本身应有的活力，作为阶级整体的活力必定枯竭。无数零的总和还是零。经济上的依附性必然造成政治上的依附性。过去，工人除了自己的劳动力外一无所有。但正是对劳动力的自主，使他们能够以罢工等斗争形式发挥自己的阶级力量。而当劳动力也不能成为属于自己的自主之物时，工人阶级当家作主便只能是一空话。这样的阶级队伍现状便只能演化出文化革命中工人造反派那样的运动水平。其实，不要说文化革命的积极拥护者工人造反派没有独立的政治意识，就是那些反对文革在当时被称为保守派的工人，又哪里有自己的独立判断。只有当劳动力能重新为劳动者自行支配，工人阶级才会成为自在自为阶级，工人运动才会真正成为工人阶级争取自身权益的运动。这应该是文化革命中的工人造反派运动从反面给我们的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