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时报》希望我谈谈三农问题。虽然身在海外，琐事缠身，但因题目重大，决定勉为其难，以“异域偶得”的专栏不定期地和读者分享自己的一些想法。

中国打开国门，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一路走来已有30多年。从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公开发表，到今日也已过去整整二十个年头。这段时间中国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GDP高速增长，人民物质生活显著改善，和改革、开放前的贫乏简陋，捉襟见肘相比，现在供应之丰富多彩，琳琅满目，已不可同日而语。

与此同时，社会上确实存在对改革、开放的种种议论。中国目前城乡差距和收入分配不均，由征收和拆迁引起的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土地财政引起的腐败屡禁不止，维稳费用逐年上升，以地价和房价为标志的城市化成本居高不下，服务业的发展步履艰难，虽然城市外观有其华丽的一面，但缺乏内生增长的动力，表现为城市吸收和消化农村人口的能力和自主创新的能力十分微弱，城乡二元体制依然壁垒森严。由于欧美经济危机的持续发酵，加上日本经济本来就低迷不振，中国面临的外部经济环境日益严峻。

正当外需相对萎缩之时，中国内需的提升却面临重重困难。虽然靠政府的财政支出，特别是政府对基础设施的大力投资，暂时防止了GDP的大幅滑坡，但民间的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支撑毕竟十分有限。

追求蛋糕越做越大固然重要，但忽视在目前的制度安排下蛋糕的分配既背离市场经济规律，又缺乏社会正义的坚实支撑，是对社会情绪和制度性弊病的漠视。如果改革、开放带来的繁荣受到制度的局限，使广大民众，特别是农民工和农民日益感到难以分享，则改革、开放就有失去民众自发拥载的可能。民众对改革、开放的目的和实效产生种种疑虑，对如何进一步改革、开放失去热情的恐怕不在少数。目前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的严峻化，究竟是改革改错了，开放开错了，还是改革不彻底，开放不彻底？这是急需理清的问题。

从表象来看，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确实是一个差别较小的社会。可是，这其实是在壁垒森严的城乡二元体制下强制性均贫的结果。当时基于乌托邦式的理想，民众是不准自由追求个人的发财和发展。在二元体制下，农村实行的是将农民所有财产都集体化的公社制度，大家吃大锅饭不算，文革中有些地方甚至收回自留地，禁止自由市场，美其名曰“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城市里则取消一切个体和私有经济，极度挤压自由职业者的生存空间，文革中更将他们一律归于资产阶级分子和修正主义温床，并将这些倒行逆施美其名曰“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这种强制性的均贫政策，倒是符合懒人和笨人的本性，可是这种强制性均贫政策虽然符合小农的绝对平均主义倾向，代表的却是历史的大倒退，是对生产力的严重破坏，是对聪明才智的极大摧残。这种均贫政策通过强制性措施人为缩小差别，结果必然将聪明人变为傻瓜，将能干者降为白痴，将高个子硬砍为矮子。最后的结果，自然是人人倒霉。当反智行为被人推崇，老大粗变得无上光荣，交白卷者成为英雄，读书越多据说会越愚蠢的时候，文明必然遭到践踏，人民的素质也日益低下。

当年的强制性均贫措施，其错误在于首先否认人的天赋和能力千差万别，其次否认人的主观能动性有天壤之别。只要在天赋能力和主观能动性上存在差异，即使起点公平，没有走后门和拼爹的歪风邪气，结果也会不同。如果允许人们发挥特长，并鼓励发明创造，提倡勤劳认真，惩罚懒惰和怠工，则懒人和聪明能干者之间的收入和财富最后必定有所拉开。这种拉开并不会带来仇富心理。例如微软的比尔·盖茨，苹果的斯蒂夫·乔布斯，公牛队的迈克尔·乔丹，有谁因他们富得冒油而仇恨他们呢？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凭本事挣钱。

因而一个理想的社会并不应强制性规定收入分配结果的平等，而是尽量鼓励人们变得更有创造性，更有自强不息的精神。只要每个人的收入和财富是靠诚实的劳动以及对社会有益的发明而极大化，社会总财富必定也会极大化。一个理想社会要做的是尽量革除对社会某些群体的制度性歧视，使他们能成为社会平等的一员，使他们能在同一起跑线上和其他社会群体一起出发，做到全体民众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市场面前人人平等。

我们追求起点平等和公正，是因为如果起点不公平、不平等，那么结果的不平等就特别为民众所痛恨。很多人说，现在中国人普遍仇富和仇官，也因此产生了官二代、富二代这样贬义十足的新名词。其实扪心自问，对做官清廉的人，或者凭本事致富的人，我们会恨吗？当然不会。我们痛恨的是利用制度漏洞贪污腐败的官吏，或者并无本事，却凭了特权、后门发大财的富人。现在人为制造起点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制度还有很多，而其中城乡二元体制是其中十分主要特别丑陋的部分。为何如此说，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