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苏联无疑属于专制社会，甚至是发展到极致的专制社会。专制社会的基本特征是，政治权力实行世袭制或集团世袭制，权力缺乏必要的约束而有极大的任意性；政权对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实行严密管控；民众的自由和基本权利没有保障而经常受到侵犯；军队、警察和司法成为恐吓、镇压人民的工具等等。专制社会不可能让人民自由、富裕和幸福，社会不可能公平、和谐和美好，出生在专制社会的人真叫倒霉。但专制社会也有一个巨大“优势”或特点，就是极擅制造各种“分裂”。在专制社会，各种分裂现象交相辉映，蔚为大观。现以原苏联为例，晾晒一下专制社会的各种分裂景观。

一、权力与其主体的分裂。主权在民已成为当今国际共识。为了给自己寻找合法性，不少专制国家也高高挂起了民主的羊头。原苏联声称自己的制度是世界上最先进、最民主的政治制度，处在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最前列，离人类最美好的共产主义理想只有一步之遥。而实际上原苏联民众与国家主权很无缘。国家的一切权力被既得利益集团攫为己有；民众无权决定国家领导人、议员乃至各级官员的任免，无法制约权力的为所欲为，无法影响法律政策的制定。虽然也有各种形式的选举，但也只是形式和过场而已。

二、国民的分裂。宪政民主国家只有一种人，那就是平等的、自由的、具有各种权利保障的公民。当官的身份是临时的，其公民身份是永久的。所以在这些国家相对容易通过民主形成全国性的共识。专制国家则有很大不同，这些国家存在两类人，即民众和专制者及其走狗。前者缺乏自由和权利保障，处在被控制、被奴役地位；后者握有专政工具，享有特权，统治、役使、压迫和搜刮民众。前者期盼变革制度，实现平等自由和公平正义；后者则希望维护既有体制，永享特权和富贵。这两类人的利益和价值观大相径庭、水火不容，根本没有共同点，形不成基本共识。

三、地区和民族的分裂。宪政民主国家实行地方自治，民众的各种权利有充分保障；地方和民众有权决定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这些国家也有少数民族，由于实行迁徙自由政策，整个国家和各地的国民成分相当复杂。政府尊重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信仰和文化传统，同时淡化其特色、特权意识，强调普世价值和公民的共同特征。良好的制度有效增强了各地区各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很少在宪政民主国家发现分裂势力和离心倾向。而专制国家依靠强权对各地区各民族实行统一管理和严密管控，民众缺乏自由和基本权利，地方缺乏自治权。虽然政府对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不断提供大量资金和物质援助，给了他们诸多方面的特权和优惠政策，但他们之中仍有相当一部分人牢骚满腹，独立和分裂势力相当猖獗，离心倾向非常强烈。原苏联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解体的。为什么？主要是他们认为缺少自由、自主和权利。人的欲望是无尽的，给予更多也无济于事。只要限制了他们的权利和自由，那么限制者就应该承担让他们幸福的主要责任。只要他们对现实处境不满，就会向限制者发泄愤怒。因此，最好的民族、地区政策就是给他们充分的权利和自由，让其自主、自治。一旦自主、自治，他们就会自然承担自身幸福的责任，就没有分裂和怨天尤人的借口。

四、文化的分裂。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种类、领域、层次和地区的文化。在宪政民主国家，这些不同的文化能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并且能形成高层次的共识，认可人权、自由、法治、公平、正义、民主等普世价值。专制国家的文化则有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具有权贵文化和贱民文化两大类文化，这两类文化大相径庭，格格不入。权贵文化包括潜规则、溜须拍马、买官卖官、假大空、撒谎造假、唯书唯上、争权夺利、唯利是图、相互利用、官官相护、暴力恐吓、愚弄民众等等。贱民文化则包括忍气吞声、诅咒骂娘、调侃戏谑、犬儒心态、怨恨愤怒等等。由于根本利益的对立，这两类文化很难调和，甚至不共戴天。

五、人格和精神分裂。专制社会的官员和民众生活在恐惧、压抑之中，不敢展露真实的自我，很难形成健全、完整的人格，大都患有某种程度的精神分裂症，言行不一，心口不一，擅长伪装，善于表演；加上长期的愚民政策，他们的思想观念都非常偏激。权贵们往往飞扬跋扈、蛮横霸道、我行我素、肆意妄为、无所顾忌；而民众们或谨小慎微、谨言慎行；或噤若寒蝉，沉默寡言；或违心附和、言不由衷；或虚伪表演，谄媚迎合。无论官员和民众，对上则卑躬屈漆、低三下四、唯唯诺诺，对下则趾高气扬、颐指气使、威严有加。面对强者则缩头示弱，面对弱者则凶相毕露，相当残忍。

六、社会财富的分裂。宪政民主国家一般实行藏富于民的政策，经济自由度较大，税负较轻，民众都比较富裕，财富分布比较均衡。而专制国家的主要财富被政府收入囊中，胡乱挥霍；贪官污吏利用制度漏洞大肆攫取社会财富；一般民众则贫穷困顿，度日艰难；从而加剧了贫富分化。

七、媒体幻象与社会现实的分裂。专制社会媒体被政府所掌控，其职责就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媒体上到处都是领导的英明、官员的高尚、社会的和谐、民众的夸赞和百姓的幸福；这就与环境破坏、道德堕落、腐败蔓延、民生艰难、矛盾丛生的社会现实形成了强烈反差。

戈尔巴乔夫在《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2002年1月新华出版社出版）一书中这样说：“过去所发生的一切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所选择的那个‘模式’——这是布尔什维克在斯大林之前就犯下的一个主要错误。”“一党制的最终确立，可能是当时所犯的最大的错误之一。”“过去年代最重要的教训就是必须谴责和推倒极权主义。这是一种毁灭人性的制度，把人变成奴隶的制度”。“不打破极权主义的政治结构，就不可能在经济领域中进行认真的改革”，改革本身“即应该不是完善这个制度，而是攻入它的基础本身，向建立在法制和充分保障人权基础上的民主政治制度逐步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