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了许多矛盾和问题。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办法，就是进一步深化改革。深化改革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必须完成制度和思想理论方面的系统创新，使之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符合中国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建立起比过去的“苏联模式”、现在形成的“中国模式”和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更合理的制度体系，形成比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苏联模式”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模式”的理论）和西方自由民主理论（西方资本主义的理论）更有解释力和指导性的思想理论。在《纠偏创新、深化改革的理论研究和方案建议》(以下简称《纠偏创新深化改革》)一文中，笔者已经对此作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和探索。本文想进一步集中论述一下深化改革所要完成的重大创新任务。
一、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时代化、中国化、大众化创新
我国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西欧，以后又经过列宁等人的发展，由俄国和前苏联传到中国。随着社会实践和当代科学的不断发展，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越来越尖锐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解释不了的问题，马克思主义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甚至多次出现过危机）。马克思主义的地位已经在很多地方和方面，被现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学说所代替。特别是，资本主义在现代的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表现出垂死的特征，而是又获得了生机和活力；马恩所预见的社会主义革命也一直未能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发生，而却在俄国和中国等落后国家首先取得成功，成功后出现了许多问题，不得不进行改革。前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过程中放弃了原来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也改变了原来的计划经济模式，转向市场经济模式，非公有制经济占有了越来越多的成分。
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很大程度上是采用“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推进的，理论研究和理论探索也紧紧围绕着当前实践，许多基础理论问题都是绕过去（不争论）的，有些采用了实用主义的方法加以解决，所以形成了“哲学贫困”、“政治经济学无法解释现实”、“社会主义说不清”等社会呼声。广大干部和群众只能“跟着感觉走”，“跟着政策走”，信心完全依赖于改革开放的成就。传统理论思想与现实（特别是改革开放的负面效应）的巨大反差导致许多人丧失了理想和信念，出现了社会性的信念危机。
传统的基础理论已经无法很好地解释现实了。现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也无法用来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我们今天已经没有一个“老大哥”，从它那里照搬来成套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我们需要自己在继承的基础上创建新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
马克思主义遇到的这些挑战和危机，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只能被抛弃。科学学（或者说科学哲学）通过总结科学发展的历史及其规律，指出具体的科学“范式”往往只具有有限的解释力，随着新事实的不断出现，原有的“范式”会遇到越来越多的解释不了的现象和问题，当这些问题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时，就会发生科学危机。解决危机的办法，就是进行“科学革命”，用更有解释力的新范式代替旧范式。这并不意味着这门科学被抛弃，而是意味着范式的变换。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学说的马克思主义，目前正面临着“科学革命”、范式变换的任务，需要与时俱进、建立起新的范式。马克思主义的新范式是与当代世界和中国社会主义相适应的基础理论。
《纠偏创新深化改革》中所提到的“四个认识性创新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时代化、中国化的创新成果；其中，文明类型理论是对“五种社会形态说”的创新，解决了“社会主义说不清”的问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了科学解释；劳动力价值实现论（新政治经济学）是对劳动价值论（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解决了“政治经济学无法解释现实”的问题，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当代资本主义的科学解释。还有该文中在别处提到的唯物辩证法哲学，则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和完善，解决了“哲学贫困”的问题。提升中华文明理论、权力转移和组织分工理论是从这些创新的基础理论中衍生出来的二级理论，与实践比较接近，其中，提升中华文明理论对中国现代化道路有认识和指导意义，权力转移和组织分工理论对改革有认识和指导意义。
这些创新理论提出来了，但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创新的任务并没有完成。因为，只有这些理论被理论界广泛接受，被党和国家确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编成教科书，普及化、大众化以后，才算是完成了创新任务。
登高才能望远。只有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时代化、中国化、大众化的创新，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党员和群众的理论水平和眼界提升了，才能认识清楚在马克思主义应用理论时代化、中国化、大众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普及）中所看不清、看不深、看不远的问题，才能明确进一步改革的方向、道路和方案，也才能形成共识。正像郑永年先生所说的那样：“关于中国，解释比改造更重要。”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时代化、中国化、大众化创新为深化改革奠定思想理论基础。
二、全民所有资产经营管理体制和机制创新
中国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就变成了“大一统”的国家。“大一统”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是指政治上的中央集权，保证了国家的统一，这是应当基本肯定的方面；二是政治对经济、文化的“大一统”、强控制，这是应当基本否定的方面，因为它阻碍甚至扼杀了商品经济和科学文化的发展，使中国经济被禁锢在自然经济的形态中，没有自我完成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的转型，使中国文化被禁锢在宗法/专制政治伦理文化的形态中，没有形成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是导致中国在近代落伍的重要原因。“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大多数中国人对于这一点并没有明确认识到。到了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以后，又建立起政治对经济、文化实行强控制的体制。
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对此进行了强烈抨击：“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些事只要有一定的规章，放在下面，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但是统统拿到党政领导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就很难办。谁也没有这样的神通，能够办这么繁重而生疏的事情。这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但是，由于历史惯性的作用，这一问题不仅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而且名义上的“全民所有”资产也变成了“国有”资产。
关于“国有”的弊端，以及怎么样实现“全民所有”？笔者已经在《纠偏创新深化改革》中作了论述和初步探讨。具体办法就是总结我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经验，借鉴资本主义私有资产与实现形式相反相成（私有资产社会使用，股份制）的做法，按照“公有制与实现形式相反相成”的原则，使全民所有资产的经营管理在微观上做到责任到人、权责利统一、长期稳定，在宏观上做到建立全民所有资产经营管理委员会，上属于国家和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并通过人大向全体公民负责。
对于公有制，必须实事求是地承认，它具有能够防止出现贫富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优越性，也具有产权整体化、不清晰，缺少激励等劣势。过去只强调了其优越性的方面，忽视了其劣势的方面，结果搞成了“大锅饭”，活力和效益不高。改革开放以后，又出现了相反的认识，就是只看到了其劣势的方面，忽视了其优势的方面，主张实行私有化，不做努力，甚至化公为私，使全民所有资产大量流失。前苏联实行私有化改革的结果，已经证明这条路是错误的。我国想通过一部分人首先富裕、一部分地区首先富裕然后带动共同富裕的路子也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带来的仍然是贫富两极分化。小集体富裕也会形成集体间的贫富分化和剥削。政府的宏观调控只能减缓、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富分化的问题。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在向私有方向发展的时候，政治权力就成了加快贫富两极分化的重要因素（甚至成为主要因素）。所以，要真正能够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还要靠壮大全民所有制经济。
我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就是得益于公有制，特别是土地和其他国土资源的公有制。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特区建设、吸引外资、房地产开发、工业化、城市化……进行得那样顺利，哪一样不依赖于国土资源的公有？如果改革继续沿着化公为私的方向和路子走下去，既得利益集团就会越来越大，改革的可能性空间就会越来越小，贫富分化就会越来越加快，实现公平正义就会越来越难。所以，必须从长远考虑，把国土资源保护好、利用好，把全民所有资产经营管理好，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才能越走越宽广。当然，这不是说要国进民退，而是要变国有为民有，变少数人有为全体公民所有，公私共进，使全民所有资产不断增值，全民所有制企业增强竞争力；同时也使非公有制经济取得公平发展的机会，能够做大做强。
全民所有资产经营管理体制和机制创新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在改革实践的过程中研究和解决。例如垄断的问题，就很复杂，可能有些垄断要想法打破，有些垄断要从资源上、价格上、收入分配上进行控制，有些要通过建立起内部竞争机制来解决。只有体制和机制上的各方面问题都科学地解决了，这一创新任务才能完成。
需要再强调一点，就是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机制上要更复杂，要求我们必须有更复杂、更科学的思维来设计，来操作，才能运作好。可是我们的领导干部、企业家和专家学者，思维往往达不到这样的要求。不要说设计，理解就很难，操作更难。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不是要求降低设计水平（因为那样就会出现漏洞，导致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再次失败），而是要提高领导干部、企业家和专家学者的理论思维能力和水平，由马克思主义应用理论水平提升到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水平。这个问题也具有普遍性。要提升中华文明，不能让知识分子劳动人民化，而应当让劳动人民知识化；不能让高雅艺术俗化，而应当让大众的艺术修养和欣赏水平高雅化；不能以通俗为荣，而应以高雅为荣，以低俗为耻。在理论上不能一味追求通俗、简明、生动、易懂，而应当要求把道理讲深、讲透、讲全面。
三、科学技术认定发展管理体制和机制创新
我国现有的科技教育体制，是“官本位”的体制。在这个体制中，科学技术的评价被扭曲，科学技术研究、创新的人力和财力的投入被极大地浪费，科教兴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等战略和计划在体制、机制上受到阻碍而无法实现。科教教育体制改革的关键，是科学技术认定的体制和机制、科学技术发展管理的体制和机制的改革，需要变“官本位”、“管本位”为“学本位”，给知识以权力，给创新以权威。
具体构想就是在宏观上，把全国级、省级的学会和全国级的专业委员会提升为半官方的组织，赋予其与本学科相适应的设立和评定科研项目、评定专业职称和奖项、选定教材、鉴定新成果、主办学术期刊、推进学术创新、组织学术交流、开展学术讨论、调节学术纠纷等权力和责任。拨给需要的经费，设立必要的机构。在学会和专业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科学技术委员会，上属于全国人大和省级人大。科学技术委员会可以按照议会制的方式开展工作、讨论问题和最后做出决议。议员由各学会、专业委员会推举，定期换届。
在微观上，高校和科研院所要按照学术发展和技术创新的规律，实行名师、名家、重大创新项目主持人带动机制。这些专家根据其学科的覆盖及学说、技术的辐射范围，可以成为有关教研部、研究所、学院、研究院的当然正职行政领导（或首席专家），并自选能配合工作的副职行政领导（或行政领导），并在聘任其他教研人员时有推荐权、决定权，同时承担带动本院（所、部）学术或技术水平提高的责任。在高等学校的体制问题上，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实行高校自治和专家治校，建立由各院（系）负责人和正高职称的专家组成的校务委员会或专家委员会，选举校长，讨论决定重大事项。也就是说，形成行政工作附属于科研和教学工作，为科研和教学服务。
这样，才能使我国的科技和教育按其自身规律发展和创新，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办起一批世界一流的大学和研究院所。推动我国为生产服务的服务业（科研、教育等）的发展，改变我们的大量学生都跑到国外去上大学和研究生、许多科技人才都到外国研究机构或企业从业的现状。还能培养出一大批具有创新精神的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充实到企业，推动我国经济走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应用于教育，也能够培养出熟悉世情和国情，具有民主精神和非特权观念的领导干部和社会工作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培养合格人才，推进我国政治的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
要在遵守国家法律和保证国家投入的前提下，实现科技教育系统的自治，取消政治权力的介入，以学术权力和权威取代政治权力和权威，科技教育系统直接承担起科教兴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主体责任，承担起公正司法、公正评价历史和现实的责任。司法作为一种依据于宪法和法律的评判，作为一种弄清事实、原因、危害、责任等的学术研究，和其他科学技术研究和评判一样，回归为知识的权力，不再作为一种特权，由此带动整个政治组织和政治机构非特权化。学会对学科发展的自治，也能带动行会对行业的自治。有了经济组织和科技教育组织的自治，民主政治的形成才有基础。
四、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机制创新
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在过去一直滞后，由此导致腐败愈演愈烈，危及党和政府本身。这种倒逼的情势使政治体制不能不改了。中国是政治主导的社会，许多政治上的问题成为敏感话题，甚至成为禁区。现在为了党的永葆青春，为了国家的稳定，为了人民的利益，在坚持共产党执政的前提下，不能不打破禁区，消除敏感，进行研究和探索。
怎样去设计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从长远看，就是要摆脱“周期律”，不使现有的政权腐败变质，失去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被新的政权所代替。从当前来看，需要解决两个难题：一个是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关系问题；一个是权力的制约和监督问题。
关于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关系问题，笔者经过长期思考，在《纠偏创新深化改革》中有多处论述，主要观点是改变含义宽泛模糊的“党的领导”的提法（邓小平曾经强烈抨击过的“党的一元化领导”也可以在“党的领导”这个提法中得到保留），而采用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执政党”的概念，也就是“坚持共产党执政”，按“执政党”的需要来确定共产党应当保留和掌握的权力。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既要考虑到符合现代社会的要求，也要考虑到中国社会传统的特征，保留共产党领导军队的权力，使党能够控制国家局势。这里面有几个需要明确的基本理论问题：第一，现代社会不能搞人治，只能靠法治；不能以党治国，而只能依法治国；也不能党治和法治同时并存，或者党治凌驾于法治之上，而必须是党在法治的框架内发挥政治领导作用，党组织的权力范围有明确界定，这样，真正的依法治国才能形成。第二，任何组织掌握的权力与其职能要相应相称，执政党掌握的权力既要够用，又不能太多，太多了就会腐蚀党，使党脱离群众，丢掉优良作风，也容易使投机分子为了获取权力以谋私利而千方百计钻进党内，久而久之，“劣币驱逐良币”，会使党变质；第三，党组织不是万能的，不能代替其他组织，也不适合在经济、科技、教育等组织中掌握领导权，这是从中国几十年经济、科技、教育发展的实践中总结出的经验教训。
关于权力制约和监督问题，总结经验教训，得出的结论就是：自律很重要，但不能完全靠自律；领导监督下属很重要，执政党监督自己领导的政府、军队、公检法部门也很重要，但还不够，还必须有外在的制约和监督，这就需要让人大掌握最后的监督权，掌握财政权，掌握监察机关，以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在权力的制约方面，“三权分立”的制约机制也有合理的成分，可以借鉴，结合我国政治主导型社会制度和传统的特点，应该形成“大三权分立”的制约机制,这就是经济(主要是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全民所有制经济)、科技（主要是公共科技及其教育）与政治（执政党、政府）的“大三权”分立和相互制约，以逐渐改变长期专制主义传统造成的政治重、经济轻、科技微的权力倾斜，使对民富国强真正起基础和引导作用的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得到体制上的保障。另外，要实现依法治国，就必须重视立法，有专门的、合适的机构认真地讨论法律和法规，及时制定和修改法律。在现有国家机构中，政协是最合适的机构（当然人员构成需要调整）。
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改变权力结构。我国过去的权力结构，是倒金字塔式的。党领导一切，在政治体制中的地位最高，各级党组织的权力范围也最宽泛；下面是政府；再下面是国有企事业单位；最后是其他企业和社会组织，拥有的政治权力(权利)最少。按照马克思主义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的原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权力结构应当是正金字塔式的，也就是说，共产党仍然处于权力的最高位置，但不应当再是领导一切的政党（全权党）了，而只是执政党，只是领导军队、提出执政纲领、推荐候选人，所以其行使权力的范围很有限。执政党领导下的政府也不再是全能政府了，全民所有资产的经营管理权、科学技术认定发展权，都已经分立了；而且财政权、监察权都转移到了人大，提议和讨论法律、讨论和通过法规的权力转移到了政协。真正行使权力最多的是人大和政协，而人大和政协是由公民、各政党、各类组织选举代表组成的。这样的正金字塔的权力结构才是稳定的、合理的，既体现了共产党执政党的最高地位和掌握控制国家大局的权力，又最大限度地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兼顾了政治、经济、科技。
这四大创新，一项是基础理论的创新，奠定中国现代文明的思想理论基础；三项分别是有关经济、科技、政治的体制和机制创新，奠定中国现代文明的基本制度框架。如果能够完成这四大创新，与西方现代文明（现代经济主导型文明）和而不同的现代中华文明（现代政治主导型文明）就可以略具雏形，中国的改革开放才算是真正“摸过河”了，走上了符合人类文明发展大趋势的“快车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