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中国经济可谓一枝独秀。当发达国家一个接一个地面临危机与衰退时，中国经济过去十年平均增长10％，2011年保持9％以上的增长也基本已成定局。
初步估计，2011年全球经济增长的42％来自于中国。这个比率在2012年可能上升至44％。以一国之力担负起全球经济增长接近一半的分量，这样的情况在世界经济史上很少见。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
中国经济脱胎换骨
和十年前相比，中国经济发生了脱胎换骨般惊人变化。
2001年，中国曾经站在一个危险的十字路口。从外部环境看，当时美国互联网泡沫崩溃导致全球经济不振，对中国出口的打击明显。国内经济同样面临多重困境：由于1997年－1998年东亚经济危机后中国实施的财政刺激政策导致银行不良资产大幅飙升，中国政府不得不通过大量注资来避免金融危机。
当时，中国国内多年高投资造成严重供过于求，国企改革带来的失业问题也很严重。人民币面对贬值压力，外汇黑市的交易中人民币的价值长期低于官方汇率。很多海外经济学家和投资者对中国经济持悲观看法，认为经济危机可能性很高。
是什么力量能够在短时间内调转中国这艘搭乘了13亿人口的巨舰的方向，创造了“黄金十年”的经济奇迹？答案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推行的众多改革措施，而加入WTO则是这众多改革中最重要的一方面。
中国入世后，大型跨国公司将生产基地迁至中国沿海地区，中国迅速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纺织品、服装、笔记本电脑和手机出口国，出口量迅速攀升。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从内陆省份迁至沿海地区，其身份也从农民转变为制造业领域的工人。这一过程中所带来的生产率的大幅提升，使得中国可以不引发高通胀率，并保持经济年均10％的高速增长。
入世影响制度变革
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的影响，不仅仅停留在短期的贸易与经济增长方面，更重要的是它从根本上对中国的制度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各国经济的发展经历证明，想要保持经济长期繁荣，制度的改善是关键。欧美的经济学研究发现，欧洲殖民者向美洲和非洲扩张后，北美最终演化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而非洲各国长期贫穷落后，一个重要原因是，北美的殖民者致力于建立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而非洲的殖民者专注于对当地资源的掠夺，忽视了制度的建设。这一区别的影响在短期内不易觉察，在长期则有天壤之别。
入世对中国制度最直接的影响是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从而改变整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入世之前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有限，行政力量主导主要经济行为，国有企业占经济主导地位。入世之后，中国市场对外资逐步开放，市场的力量逐步加强，行政力量逐步下降。
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比如外贸权的放开。入世之前，中国只有少数企业被政府批准可以有外贸权，而且这些企业大多是国营企业，效率较低。外贸权的垄断必然产生寻租——中国企业当时买卖进出口批文的现象很普遍。入世之后，政府不得不修改外贸法，放开外贸权，使得更多的民营中小型企业也可以自营进出口，不必再到批文市场上受盘剥。这一制度改革使得企业不分国营私营，不分大小，可以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竞争，这是WTO法律提倡的公平精神推动中国制度改革的一个例子。
“两税并轨”也是入世给中国制度上带来的好处。入世前中国给予“三资”企业非常丰厚的税收优惠，而国内企业却得不到这样的好处，使得外资处于享受“超国民待遇”，内资反而受到歧视。这种情况在入世后得以终结，“两税并轨”使得国内外企业面临同样的企业所得税，符合WTO中关于内外资平等的法律精神。
类似例子还有很多，整体来说这些变革都体现了中国经济的游戏规则发生变化，WTO九项基本法律原则所体现的公正、公平、自由、公开的价值观念在中国现实经济生活中得到体现，政府的行政干预有所下降。
入世是一个催化剂，以外贸自由化和开放国内市场为契机，引起了对税制法制等相关领域改革的多米诺效应，公平自由的竞争环境带来了大规模的生产力提高和国民福利的提升。入世对中国制度深层次的影响在今天也许并不起眼，但是未来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者们必将对此作出浓墨重彩的评价。
制度变革何以发生
制度的变革非常困难，入世之所以可以推动制度改革，主要原因有二：
首先，入世是一个不可逆的改革过程，因为中国政府对国际组织作出了承诺，必须执行，改革进程就不会因为既得利益者反对出现反复而前功尽弃。
也就是说，在阻力大的情况下，破釜沉舟式的改革更有希望成功。回顾2001年入世的过程，中央政府是在顶着巨大内部压力的情况下最终完成谈判，这需要政府高层的见地、魄力和为国民利益甘愿承受政治风险的勇气。
这样的品质曾使得中国在1978年可以通过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改正国家前进的方向，在2001年又把中国的改革推上了一个台阶。
第二，入世是一个顺水推舟式的改革，顺应历史潮流，顺应经济规律，顺应人心所向。这和1978年的改革又有相同之处。
两次改革前中国经济都处于危险之中，经济内部运行不符合市场规律的情况严重，一旦这些问题得到解决，经济内部被压抑的力量得以充分发挥作用，就会出现经济迅速腾飞的情况。这些被压抑的力量是改革者最好的盟友。
改革者只需把束缚经济的枷锁去掉，这些力量就会帮助推动改革的进一步进行，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相反，和经济规律不相宜的改革就会像逆水行船一样举步维艰。
推进更多深层改革
自中国2001年加入WTO以来，已有十年之久。中国又一次站在了关键的十字路口。中国在过去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这已经成为历史。
从过去改革中所获取的“改革红利”已经逐渐减少，经济发展也从爆发式的繁荣恢复至正常的水平。诸如人口结构变化与外部需求减少等众多结构性因素将让中国经济在未来几年放慢增长步伐。为了保持较高经济成长，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中国还能做些什么呢？
答案只有一个：进行更多类似于入世的深层次改革。WTO法律精神中所提倡的公平和自由竞争在当前的中国还有大力提倡的空间。
比如，目前对于国外投资者与私人投资者而言，银行、医疗和教育等服务业中的许多重要部分仍然非常封闭。政府公布“非公36条”，说明已经意识到这方面的潜力巨大，但是这方面改革到目前为止还停留在规划阶段。另一个例子是户籍改革。如何给予农民公平的机会，让他们更好地利用他们对土地的使用权，帮助他们提高可支配收入，为他们迁居城市创造条件，也是可以激发增长的制度性改革。
当前中国改革的动力不像1978年和2001年时高涨。这可能因为三方面原因。
首先，中国当前的经济状况至少从表面上看还不是太差，所以压力不够。对于经济中隐含的风险，没有足够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过去“黄金十年”的成绩起到了麻醉剂的作用。
其次，国际环境的变化使得改革的方向不明确。过去30年改革大方向基本是确定的，也就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为什么要转向市场经济？因为欧美国家进行市场经济改革达到了好的结果，因此中国在计划经济走到末路的时候不得不“师夷长技”。
但最近几年国际环境变化较大，欧美经济相继出现大规模危机，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国内对于进一步改革的方向出现争论，一些人对市场原则提出质疑。过去三年政府大规模刺激政策下国有经济作用再次提升，行政对经济的干预打着“凯恩斯主义”的旗号又有所抬头。
第三，现在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比较容易的改革已经在过去完成，未来再要得到“改革红利”必须克服更大的阻力，付出更大的努力，冒更大的风险。
比如政府一直强调的利率自由化改革。中国利率管制导致利率过低，实际利率在过去十年里的三分之一时间都处于零以下。这样的政策等于变相对消费者征税，对政府和企业的投资提供补贴，这是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主要原因。
这一“金融压抑”问题已经在经济学界讨论多年，但是改革一直停滞不前，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利率自由化会使得当前受益于利率管制的既得利益集团受损，另外利率自由化也会带来一些金融风险，政府可能有所顾忌。
与欧债危机比起来，当前改革的停滞不前对中国经济的威胁更大。欧债危机影响中国的出口，但是这种影响是短期的问题，不会动摇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根基。改革红利的缺失则会对未来经济五年到十年的发展都会有不利影响。
前几年积累下来的房地产泡沫、投资过度、地方融资平台等问题对经济的不良影响现在还是初露峥嵘，在未来的两三年里将会逐步更多地体现出来。中国面临的最大宏观风险是在经济下行时新一轮改革不能启动，不得不继续走扩大基建规模或者刺激房地产泡沫来支撑经济增长的老路，饮鸩止渴，短期歌舞升平，长期看危机更大。
近来中国股市连创新低，2011年跌幅尤其较大，机构投资者在股市里表达了对于中国经济中长期风险的担心。
但是过去30年的经历显示，中国经济面临危机时往往酝酿重大改革，而当前中国可以改革的空间还很多，即便是入世相关的改革也并没有全部完成，比如服务贸易相关的贸易壁垒依然存在。入世已经证明了一场优秀的改革对于中国和世界而言意味着什么，因此中国经济奇迹是否能够延续，取决于改革是否可以再上一层楼。来源: 财经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