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上海书评”自去年十一月至今年一月底，连载秦晖先生批评杨震先生与我的文章，重点在我。共计六期，约三万五千余字，如此批判力度在该“书评”历史上前所未有，效力之大，不用想象。秦先生指控我犯了“几乎俯拾皆是、无穷无尽的常识性错误”，具体指证有十余处所谓“硬伤”，对此，上海书评刊发时没有任何对我的询证。因此，我响应了秦先生在文章中的号召：从事实和逻辑出发，做必要的回应和辩驳。我文10月中旬交付上海书评，答曰11月中下旬可以刊出，于是我耐心地一直等到12月中下旬。12月22日，得到陆灏先生如下手机短信：
吕新雨教授，大作收到多时（各方催问的信息也都收到），但篇幅过长，小报根本容纳不下。原想摘发部分，但几经研究，一则实在无法摘，再则你也未必同意摘发。所以现在决定不准备发表。特请（隐去人名）转达，并请谅解。祝好！陆灏
试问，《东方早报》什么时候成了“小报”？秦先生巨幅大作闪亮登场，彼时尚是“大报”？或者只因为他是秦晖先生？“你也未必同意摘发”，没有征求我任何意见，却不期然被代言了一把，我与陆先生素昧平生，本不知先生如此幽默。“不准备发表”，终于水落石出，——很好，从“小报”做派到代言之癖，这些理由都值得拿出来晒晒。
如此自我“小报”化，该如何理解《东方早报》官方微博上如此的、“自我”的期许：
是暗夜的洞察
是不愿苟同的苛求者
不改初衷的真相追逐者
是上海的也是中国的
是年轻的是真诚的
也是历经磨砺并且坚定向前的
被批评者拥有平等的回应权利，这本是言论自由的最基本原则；从新闻专业主义的角度看，保障被批评者的权利也是基本的职业伦理。唯此，才有可能“真相”。这个基本的操守轰然毁灭也标志着是真相之死。这是大众传媒作为公共领域的理想的破产。当中国的那些打着“自由”旗号的媒体变成党同伐异的工具，当“媒体自由”的口号变成操控舆论的幌子，“自由”便走向了它的反面，成为损毁论敌基本权利的霸权机制。今天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并非偶然，在过去的思想论争中，它已经一再发生，将来更可能发生在每一位读者和作者的身上。因此，我特别邀请所有关心中国大众传媒公共性的同事和朋友们共同思考，今天，中国的新闻事业究竟向何处去？媒体公共性的破产对于中国社会意味着什么？学术的公共性与大众传媒的公共性究竟该如何构建？并且，在此基础上，我们更需要追问的是：中国向何处去？
为此，我将被《东方早报》拒发的文稿：《“东方封建专制主义”与中、俄（苏）二十世纪的革命与道路之辩——答秦晖先生》，发表在我的个人博客上， http://blog.sina.com.cn/u/2569634794 ，以期引发更多严肃和认真的讨论。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吕新雨
2011年12月28日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