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由《经济观察报》社主办的“2011观察家年会”于2011年12月17日在北京举行。以下为美国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所做的主题演讲实录。

陈志武：非常感谢经济观察报组织2011年观察家年会。我知道今天他们邀请的这些嘉宾背景和视角都不太一样，所以我看了一看这个组合是非常不错的，因为我会从比较窄的角度给大家花30分钟左右的时间来谈谈。刚才资先生已经跟大家介绍了欧洲、美国以及中国目前的情况，以及这些国家改革所面对的挑战。我前几天就中国目前的经济以及欧美的经济问题谈得比较多，但总体上我想说的话，我总的感觉现在国内特别是媒体包括官方的一些智囊对美国经济的前景看得过于悲观了。不仅仅是美国最近公布的经济数据，以及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机构和企业界做了很多的调整。即使欧债危机恶化，华尔街的金融机构会受到一些打击，但不会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因为毕竟美国的银行的杠杆率远远比欧洲银行的杠杆率要低很多。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跟最近这些年推的巴塞尔协议有关。巴塞尔二三的协议，让欧洲银行基本上用来买欧洲国家的政府公债的投资都可以算成是无风险的投资。所以在他们的资本充足率计算的时候，完全可以投到政府的公债资金。所以整个华尔街的业界一旦欧洲政府公债的信用评级下降太多的话，那么这些政府公债从原来零风险的资产，上升到有风险的资产以后，必然会让所有的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大大地下降。要么他们去杠杆化要么要求自己发很多的股票，增加他们的资本。

今天我还是花这些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下面的话题，就是监管的社会代价是什么。

我讲这个话题主要的背景，一个是最近的关于金融监管的讨论，还有一个是特别对中国人来说，历史上历来比较相信政府，至少是从秦国开始一直让政府慢慢地进入经济，慢慢地对社会方方面面的生活不断地增加管制。那么最近全球金融危机08年9月份、10月份不断深化以后，到现在你要说到是不是要监管?不管是在北京的街上还是在纽约的街上，尤其是占领华尔街的那些人，没有一个人不会说加强监管，加强监管是很自然认定的，不需要去想、说、研究的问题，肯定要加强监管，这个变成那么容易就让我们能接受的。

但我想问的一个问题是，如果监管只有变成了大家绝对的共识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想应该去认识一下尽管监管会有好处，至少表面上可以有好处，但谁在付出代价?一旦监管被加强了以后受害的到底是谁?当然我说这个话基本的出发点和一些例子是很微小的。比如说国内最近至少从04年以后呼吁政府加强对房地产市场进行监管，大多数的老百姓肯定是赞成政府去把那个房地产开发商的空间压缩得越来越小，最好是把进入房地产做开发的、做企业的门槛尽量地设置得非常高，这样的话就可以让缺钱的开发商没有办法做更多的房地产项目。那么话说回来，进入房地产的门槛高了以后谁受害?第一个肯定是像我这样的农民儿子出身的人要进入房地产业肯定是没门儿的。门槛一旦提高了以后，我们这样的人又没有什么关系、权利和背景。我父亲是农民又不是前部长或者是这个级别、那个级别的委员。这样一来，门槛提高了以后老百姓出身的那些人就更没有办法进入行业。

第二，整个行业能够做房地产开发的人和企业的数量越来越少了以后，房产的供给会越多还是越少?通过限制进入房地产的企业的元素，包括要求商业银行大大地优化，最后房价只会涨得越来越高。这是过去这些年一方面愿意监管，到最后房价越来越高，更多的老百姓可以选择的空间，没有那么多的监管比较反而是更加少。金融行业也是这样子的。总体上金融供给的服务会越来越少。这样一来，我们可以想一想，虽然加强金融监管以后，让更多的想让靠金融行业赚钱的人越来越少，至少政府监管的寻租机会会越来越多，找关系的会越来越强，但是社会层面更多的张三、李四、尤其是年轻人更加得不到金融服务。在有权有势家庭出身的人和普通百姓出身的人，这两个群体谁更需要金融服务?通过加强对金融的监管使得金融供给大大减少了以后，有权有势背景的人受到的影响更大?还是普通家庭的人影响更大?对老百姓来说是不是在谈恋爱的市场上也可以跟有钱有势背景的小伙子们去竞争。我没有房子，但那个小伙子有房子，我起点的竞争就处于劣势了。我现在已经过了谈恋爱的年龄了，可是我更多地想到在北京千千万万普通家庭出身的大学生。是不是为了规避百年一遇的大的金融危机让我们可以接受99年过苦日子。我知道我们大家很辛苦没有多少人能够活到超过99年，所以你想为了你的后代或者是子孙减少金融危机出现的概率，你这一辈子过苦日子，这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问题。

关于金融监管，特别是国内的环境从民间金融是不是应该受到强制和非常强的监管，从理由上来说，无外乎大致上两条线，现在谈得比较多的是维护金融稳定。比如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金融行业的维稳、维护金融风险历来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第二个很重要的理由是为了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利益，不让民营金融更多地开放。因为那些民营企业家想要从事放贷业务等等，肯定是高利贷会越来越高，要让金融消费者受到的剥削会越来越多。但我们下面具体来看一看，我们在讨论金融行业是不是要加强监管的时候，要么是金融风险还有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谈金融监管到底是可以多还是少?但我这边不是从经济增长会受到不少的影响，以这个来作为价值判断的基本的出发点、基本的尺码。我更多是想从社会层面，最后受苦受害的是哪些人。

《南风窗》记者的跑到湖北省监利县一个农村，那里可以进行水产养殖、尽管有机会创业致富，可是没有资金，因为资金的需求很高。另一方面尽管当地的农民没有多少钱但是从老年人到青年人还是有不少的人有投资的需要。尤其是老农民的养老问题挑战是非常大的。所以投资需求一方面是很多，另一方面需要资金的人也很多。但这两边没有办法撮合进行交易。不管怎么样，06年的时候这个村子的农民成立了一个“老年人”协会，主要的目的是跟养老基金会是一回事。它基本的情况是让每一个农民可以入股。06年吸收的股金是27.2万，一直到09年都有分红，09年入股的老年人分红650块钱，10年是600块钱。我知道这种分红以北京的物价水平来看是非常少的，吃不了一顿午饭和晚餐的。但对这些农民来说，500块钱、600块钱的意义非常大。比如说村委会75岁的守门的老人，他独居在村委会的宿舍里，去年的收入是低保金600元，村委会的工资2000元，加上基金会500块钱的分红。可以看到500块钱相当于他一年1/6左右的年收入。这个比重是非常高的。

所以养老基金会的好处这么明显，一方面可以投放到本地加强农民的就业机会，让更多人创业，这实际上更有利于社会和谐，我老家在湖南，当地很多的农民年轻的父母都外出打工了，留下了自己的子女跟爷爷奶奶在一起。如果当地的农民能够得到更多的资金支持，本地可以创业和就业的话，至少可以是相当一部分人不用通过外出打工、背井离乡到外面去。所以从社会生活、家庭和谐和幸福，尤其是后代是不是从小能够在一年360天里，至少有100天、200天跟自己的亲生父母在一起，这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所以禁止这种民间金融最后给社会付出的代价，可以具体到中国以后的后代身心健康到底是什么样的，具体到这个层面。我知道这个层面付出的代价和成本是GDP数据里不会反映出来的。但对每一个中国人一辈子的幸福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对减轻政府负担来缓解政府为三农、为农民的养老问题所需要作出的开支这方面，实际上都可以得到很多的缓和。所以这个作用是很明显的。但尽管是这样，2007年和今年两次当地银监会机构都要求把这个村的养老基金会给关掉，因为他们说这个基金会是非法的。而在过去几年里，养老基金会花了好多的时间也找了很多的关系，找到了湖北省相应的监管部门去申请，但申请半天都没有任何的下文，也不说到底是批准还是拒绝，到最后一纸文件就把它们关掉。尽管在这个之前，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做了很多的努力而得到了政府的审批。今年村里面的养老基金会的理事长李先生说，养老基金会一不犯法、二不贪污、村民也满意，为什么就不能办了呢?对监管部门的官员来说他们的日子很好过，越是把这种业务禁止和完全卡死，不让它有任何的空间，对监管是最方便的，从社会的层面来说是最不负责的一种行为。但是对监管者是最方便的。禁止这种民间机构的生存，我监管起来就轻松多了。我只要知道你存在就可以把你关掉。如果是换一种做法，容许你存在，但是要看是不是具体在做法上有违规，做更细致的监管的时候，作为银监机构以后的工作量就大大地增加了。所以这个时候把监管者的方面和社会的方面得到的好处，两者中间到底平衡在哪里?这就回到了权力是不是可以得到制约，如果问责的机制不存在，到最后监管机构更倾向于动不动就禁止，而不是更多地为村里的老百姓的利益着想。我做了一个数字的比较，很多人说民间金融过去放过几次，但每次一放就带来了很多的呆坏帐。最近很多的专家说农村金融在09年前带来了几十亿甚至是几百亿的呆坏帐。他说，这几百亿的呆坏帐是不是要结束?是不是要通过更多的监管或者是禁止而结束?他们认为这个亏损太大了。但相比之下在2005年之前四大国有银行让财政部买单的总额是3万多亿元。3万多亿元相比，这几百亿元应该说是一个小数点后可以忽略的。但如果退一步来讲，假如说这几百亿的农村金融呆坏帐是很严重的，但服务的面积是涉及到8亿农村人口的，家庭是不是团圆?对他们的民生来说，对他们的生活来说是决定性的，完全是决定他们的生活路径选择的重要性。而相对而言，四大国有银行主要的服务的对象是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的就业人口也就是几千万人，一个是为了照顾几千万人的就业，宁可让国家财政在05年之前补贴3万多亿元的亏损，而为改善农村人口的扶贫几百亿元都不愿意。我们更多应该考虑到服务社会的对象的面积、范围以及社会整体上付出代价的有多大。

刚才讲到了一个具体的例子，最近不管是从鄂尔多斯(11.84,0.47,4.13%)还是到温州民间高利贷产生的后患我们就不说了。可是我下面想介绍一个重点的研究，我觉得这个研究得从更细节的层面了解，我们太多地忽视掉了监管的社会代价。这个研究做的是什么?对象是美国在今天还比较普遍存在的非常高的高利贷机构，美国人称之为领薪日贷款的鳄鱼。这有点像中国青黄不接的时候放高利贷，秋收的时候要求借款的农民还贷，这就出现了黄世仁和杨白劳这样经典的故事。 领薪一个是多元的，靠一个月的工资来维持生活。但很多的时候，在月底发工资之前，月中就出现了青黄不接的情况。美国的工薪阶层特别是中低收入阶层的家庭也经常出现月中间想办法要借钱，要不然一家人可能日子没办法过了。这时候15号和20号就没有钱的个人来说，大致上这个个人面对四种不同的选择来对付短期资金缺失没钱的挑战。

第一个选择是找亲戚朋友借，在中国这是第一选择。可是在美国和北京越来越多是不希望把亲戚和友情跟借贷和金钱利益结合在一起。这个选择对很多的美国人来说是走不通的，是不愿意作出的一个选择第二种选择是去银行借钱。如果本来就是要靠领薪日贷款过日子的家庭，银行的信用记录不会太好的，这条路也是走不通的。第三选择是抢银行或者是偷盗。第四个选择是找领薪日贷款公司借高利贷。我之所以给大家讲这个，是想从下面的具体数字里可以看到，一般的借款的金额是300美元左右。借300美元期限是10天到15天，费率是50美元。对美国市场的规模今天大概是400亿美元左右，服务的人口的数量大概是4000多万美国人。占美国总人口的15%，都跟那种超高高利贷的放贷来得到支持。

在美国今天还有50个州里面大概有15个州法律上是禁止这种机构存在的。因为这样的背景芝加哥大学Adair Morse教授做了一个论文，放高利贷的人是恶人还是强盗?他对1300个社区进行研究。他看到这1300多个加利福尼亚的社区，有一组社区是禁止领薪日高利贷的。另一组社区是允许领薪日高利贷的业务存在的。1996年到2000年，一旦社区遭受了自然灾害以后，总体上住房按揭贷款的破产率会上升72%左右。但如果一个社区历来就容许高利贷机构的存在，这些社区家庭住房按揭利率的破产只比平时高36%。

一旦发生了自然灾害以后，社区里面偷盗的发生率会上升13%，但是容许高利贷的社区来说偷盗发生率要少增加30%。这对很多的民营企业来说，有这些高利贷的机构存在，尽管借这些钱的中小民营企业要付很高的利息。但他们至少让自己的企业不至于破产。在家庭层面也是这样子的，尽管利息很高，但至少还有一条活路可以走下去。如果把放高利贷的机构禁止掉，正规银行又不可以走贷款，逼得人们要么关门、要么抢劫。这些社区有高利贷业务的和服务的，在自然灾害冲击以后社区的发病率、死亡率、吸毒、酗酒的增量都会比不允许高利贷存在的社区少增加很多。

有一个联邦参议院的参议员如果四期按揭贷款早被禁止了的话，我母亲就不可能在我们兄妹三个很小的时候买到自己的房子。因为Gramm的家庭出身是很穷的，他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变成了残疾，一直靠领政府的福利来生活。但他母亲还买了自己的房子，因为他家里面的经济收入太差了，只好通过借高利贷买了一个很好的房子，这样他们四个小孩子能够有一个家，正因为这一年一直到2002年Gramm参议员退休的时候他还是坚持认为他母亲这样低收入的阶层幸亏可以得到高利贷机构的服务，否则的话他整个自己的经历会完全不一样了。正因为这一点，我觉得不管是银监会、证监会还是其他的中国金融监管机构，我们不能只看到加强监管以后给我们监管者和社会表面上带来的方便和好处。我们必须看到金融监管加强一点，金融供给就会减少一点，社会大众得到的服务就会少一些。前几年我们一直看次贷危机，之所以发生是因为银行很不负责任。我们很多人都把责任都放在银行的身上，而不去想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退一步来想，正因为金融机构做了那么多的放贷，所以让更多的美国家族尽管没有什么太多的收入也买了房子，当然后患我们看到。我们以前总说金融机构那么糟糕，那么不负责任，所以他们要被管得更死，没有太多地人讲到政府的监管者在中间，他们给社会带来的是比华尔街带来的更多还是更少。希望我们以后在讨论是不是强化监管的时候，不能只考虑到表面的好处，更多应该记住由此带来的社会代价到底有哪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