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鸣:坚持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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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鸣 (进入专栏)  

“十一五”时期,我国在应对国内外复杂形势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着力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正确把握调控的方向、重点和力度,避免了经济大的起落,取得了明显成效。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形势依然复杂,物价上涨压力较大、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和结构失衡矛盾加剧问题同时显现,宏观调控面临新的挑战。“十二五”时期,必须遵循经济发展规律,清醒认识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提高宏观经济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前瞻性,努力保持物价总水平和宏观经济形势的稳定,为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创造条件。

一、“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实践的回顾

“十一五”时期是我国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五年。面对国内外环境的复杂变化,党中央准确判断国内外形势,制定了一系列重大的宏观调控政策,实施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一揽子计划,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持续30多年的经济较快发展的总体态势没有出现大的波折。

“十一五”时期的发展历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半期仍处于本世纪初以来的经济上升期,2006年、2007年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12.7%和14.2%。但与此同时,投资增长过快、流动性过剩、物价上涨等问题逐步显现出来。针对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党中央在2005年将积极的财政政策调整为稳健的财政政策之后,2007年年中又适时将稳健的货币政策调整为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2007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将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为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并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举措,有效防止了苗头性问题演变成趋势性问题、局部性问题演变成全局性问题。

“十一五”后半期我国遭遇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2008年上半年,随着美国次贷危机向金融危机演变,外需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加之国内接连发生特大自然灾害和经济周期性回调,我国经济减速的压力增大。针对经济增速明显回落但物价涨幅仍在高位的情况,中央把宏观调控目标由“双防”调整为“一保一控”,即“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2008年9月,以雷曼兄弟等美国五大投行倒闭为标志,国际金融危机演变为全球性危机,并从金融领域向实体经济迅速扩散,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蔓延,进一步加剧了我国经济下滑趋势。党中央果断实施应对危机冲击的一揽子计划和政策措施,有效遏制了经济增速下滑态势,在全球率先实现经济总体回升向好。在2010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根据物价上涨压力增大的新形势,中央明确提出要把稳定价格总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并将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十一五”时期的宏观调控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一是保持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十一五” 时期我国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11.2%,比“十五”年均增速提高了1.4个百分点。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9.8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4000美元,由中低收入国家迈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二是有效应对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十一五”的后三年,年经济增速均高于9%,经济增长没有因为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而发生大的起落。三是扩大内需取得积极进展,“十一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5.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18.1%,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十五”期末的76.9%提升到92.1%。四是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大幅提升。我国经济总量2007年超过德国,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9.3%,贸易额占全球的份额超过10%,我国对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增长的贡献率明显提高。

二、当前我国的经济形势和宏观调控面临的挑战

当前,我国处于推动经济进入稳定增长轨道的关键时期,面临的国内外形势仍然极其复杂。世界经济在经历金融危机的剧烈动荡后进入缓慢复苏轨道,但发达经济体增长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深化蔓延,西亚北非局势持续动荡,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新兴市场通胀压力增大,增加了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我国经济在由实施一揽子计划后的强劲反弹转向稳定增长的过程中,出现了物价上涨压力加大、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和结构失衡矛盾加剧同时显现的复杂局面。如果说“十一五”前期,我国主要面临的是结构失衡和物价上涨的问题,后期主要面临外部环境急剧变化和经济增速放缓的严峻形势,那么现阶段则同时面临着稳增长、调结构、控物价的压力,使宏观调控的难度明显增大。

首先,物价上涨压力仍然较大。这一轮物价上涨既有需求拉动的因素,也有成本推动和外部输入的因素。国际金融危机前,由于经常账户顺差过大和外汇占款持续增加,国内流动性过剩问题已十分突出。危机爆发后,为遏制经济增速下滑态势,我国实施新增4万亿元投资计划,出台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09年和2010年实际信贷规模达到18万亿元左右,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流动性过剩问题。虽然这是应对危机必须采取的措施,但也增大了后期的通胀压力。与此同时,我国劳动力、资源要素供需形势发生变化,成本上升正在成为物价上涨的重要推手。此外,我国能源和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国际输入因素明显增大。这些因素相互交织,使稳定价格总水平的任务仍然艰巨。

其次,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虽然我国经济增长未因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而发生大的起落,但这是在大力度政策刺激下实现的。今后一个时期,2009年投资超常规增长和2010年出口大幅反弹的因素将不复存在,政策环境已发生变化,经济增速呈放缓态势。从投资需求看,随着4万亿投资计划的项目进入尾声,基础设施和制造业投资增速放缓,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有所减弱。从最终消费看,加强房地产调控特别是限购力度加大,部分刺激消费的政策因到期而退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难以保持强劲势头。从外部需求看,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速放缓,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短期内难以有效解决,美国经济复苏乏力,加之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出口增长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

再次,结构失衡矛盾加剧。从需求结构看,2010年消费率下降到47.4%,其中居民消费率下降到33.8%,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6.8%,均处于过去五年的最低点。从产业结构看,2010年第二产业增速12.2%,高出第三产业增速2.7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7.2%,高出第三产业贡献率18.3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继续提高,“两高”行业增长仍然较快,淘汰落后产能的任务十分艰巨。从收入结构看,2010年全年国家财政收入和1—11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分别增长21.3%和49.4%,均明显高于未扣除价格因素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4.9%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11.3%的增幅,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继续下降。结构失衡使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相互交织,总量平衡和结构矛盾交互影响,也加大了宏观调控难度。

三、“十二五”时期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基本思路

“十二五”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要在极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推动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必须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坚持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统一,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

第一,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与改善宏观调控的重点、难点。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是增加就业、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改善政府公共服务、推动综合国力再上新台阶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是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的关键。调整经济结构,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先决条件,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途径。管理通胀预期,是营造良好发展环境的重要前提,也是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举措。当前,宏观调控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要处理好稳增长、调结构、控物价的关系,在宏观政策上把握好三者的平衡。要把经济增速稳定在合理区间,使总需求和总供给大体平衡,以缓解物价上涨的压力,为经济结构调整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要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消耗性产业发展,加大对农业、节能减排、自主创新、改善民生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增强经济增长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要将控物价放在突出位置,稳定通胀预期,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

第二,把短期调控政策和长期发展政策有机结合起来。“十二五”时期,我们必须在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同时,着力解决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结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有效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扩大国内市场总体规模;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升产业整体素质和竞争力;加快培育以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为基础的新竞争优势,增加在全球价值链上高附加值环节的比重;降低能源资源消耗和排放强度,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这就要求我们在宏观调控中必须统筹协调,处理好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的关系。当前,尤其要注意防止片面追求速度的倾向。在经济发展方式尚未根本转变的情况下,追求过高的增长速度,必然要大规模地增加资源和要素投入,从而使得提高消费率、服务业比重、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等结构调整目标难以实现。

第三,坚持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统一。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我们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避免了经济出现大的起落,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不能将应对危机冲击时期政府更大程度地发挥调控作用作为一种常态,更不能因此忽视培育和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事实证明,健全的市场机制和有效的宏观调控是相辅相成的,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看到,目前存在的政府占有资源过多、资源配置权过大、资源要素价格扭曲、行政干预影响市场规则等阻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问题依然存在。“十二五”时期,必须通过深化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的有机统一,处理好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的关系,注重制度建设和创新,把一些适合国情、行之有效的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措施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为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创造条件。

(作者: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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