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通胀兼具全面性通胀和结构性通胀的双重特征，而且结构性通胀特征似乎表现得更为明显。治理全面性通胀既要设法控制名义总需求，又要考虑增加实际总供给。治理结构性通胀应更为倚重财政政策，通过加大对农业和服务业等劳动生产率增长较慢、价格波动幅度较大部门的财政补贴力度，通过尽快拉平部门间劳动生产率差异来抑制结构性通胀。

近期关于中国是否已进入 “高通胀”时代的问题成为各方争论的焦点。多数人认为中国已步入“高通胀”时代，对于这样的判断，笔者不能完全认同。笔者认为，用“中国已进入结构性通胀时代”来表述我国未来很长一段时期的物价走势似乎更为准确。

通货膨胀的两种类型

通货膨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经济现象。人们通常是通过观察某一价格指数的变动来判断经济是否发生了通货膨胀。这个价格指数可以是CPI（消费者物价指数），也可以是PPI（生产者物价指数），当然，最理想的是GDP缩减指数。无论选择哪一类指数，它都代表某一特定商品篮子的平均价格水平。如果价格指数的上涨是因篮子中所有商品价格上涨引起，我们可以说经济发生了全面性通货膨胀；如果价格指数上涨是因篮子中某一类或某几类商品价格上涨引起，这时可以说经济发生了结构性通胀。

尽管通货膨胀的发生机制非常复杂，但从结果来看，全世界的通货膨胀无非两类：一类是全面性通胀，一类是结构性通胀。发达经济体发生的通胀，通常是全面性通胀；而新兴经济体或发展中国家发生的通胀，则通常兼具全面性通胀和结构性通胀的特征，而且结构性通胀特征似乎表现得更为明显。

如何管理全面性通胀

对于全面性通胀，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可能是因总需求过度膨胀或者说货币发行过量而引起的物价全面上涨；另一种情况可能是由于潜在总供给能力明显下降而引起的物价全面上涨。

1．如何管理名义总需求。

如果全面性通胀是因名义总需求过度膨胀引起，或者说是因货币的过度发行引起，那么，就需要采取措施来控制货币。央行的货币政策干的就是这个工作。

在我国，通常用广义货币M

2

代表名义

总需求。而M

2

有两大增长源，一是银行贷款，二是外汇占款。其中银行贷款大致占60％—70％，外汇占款大致占30％—40％。由于银行贷款占比较大，因此人民银行通常用压贷款的办法来抑制货币的过度扩张，而对占比30％—40％的外汇占款却基本不闻不问。这种管理总需求的方式所带来的后果是：虽然名义总需求能得到一定抑制，但同时也会严重伤及实际总供给——这是我国在管理名义总需求方面存在的最大问题。因为贷款的减少必然带来用以扩大再生产的投资的减少，投资减少则意味着未来商品潜在总供给能力的下降，两者对冲的结果可能使治理通胀的效果大打折扣。因此，对于像我国这样一个外汇占款占比较大的国家来说，如果物价上涨是因名义总需求过度膨胀引起，则应把抑制名义总需求的政策重点放在控制外汇占款过快增长上，而不能一味去压贷款。

由于弗里德曼的名言 “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在我国流传甚广，认为只要管好货币，就能控制住通货膨胀，因此，我国政府对名义总需求（即货币供应量）的管理历来比较重视，其管理效果总体上也是成功的。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十多年时间内，除2009年因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广义货币供应量M

2

增速较高外，其他年份M

2

增速大都被控制在20％以下的水平（15％—16％的年份居多），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经济平均增速达到10％以上的转型国家来说，这样的货币增速水平应该是不高的。

2．如何管理实际总供给。

尽管央行近10年对名义总需求（货币供应量）的管理总体上是成功的，但我国经济仍经历了三次比较明显的通货膨胀过程，这说明，管理物价仅仅靠管好货币是远远不够的。其原因在于，通货膨胀不仅涉及货币（名义总需求），还涉及商品（实际总供给），过量的货币追逐有限的商品，必然会导致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这句话本身并没有错，只是它过分强调了引发通胀的货币因素。正是因为此，我国政府在管理通胀的过程中，把太多注意力放在对名义总需求或者说对货币供应的管理上了，而对实际总供给的管理却非常不到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甚至很少涉及总供给管理方面的内容，而恰恰在总供给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要比总需求方面严重得多！在潜在总供给水平出现明显下滑的情况下，即使名义总需求保持稳定，实体经济也可能发生全面性通胀。最近10年我国出现的三次通胀过程，很大程度上是和总供给管理不当 （而不是货币管理不当）有关。

由于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国内商品供给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内产出，二是国际净进口（可能是负值），因此对总供给的管理也应该包括这两个方面。

因国内产出方面出问题导致潜在总供给水平下降从而推动物价总水平上涨的事例包括：劳动力工资上涨，导致企业产出意愿下降，物价因此出现上涨（成本推动型通胀）；对能源等要素价格进行人为管制，导致要素价格过低，要素部门产出意愿下降，同样会形成成本推动型通胀；对贷款进行管制而导致全社会新增产能不足，从而物价调控效果不佳；企业税、费负担过重，影响企业产出意愿，形成成本推动型通胀；为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地方政府对高耗能企业拉闸限电，导致钢材、水泥等高耗能基础产品产能下降，市场供应不足，同样会推高物价总水平；受“电荒”、自然灾害和异常天气变化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不足，最终也会推高价格（供给冲击）；价格主管部门的“价格约谈”行为非但不能稳定价格，反而可能导致企业生产意愿下降，因而对价格调控不会有任何好处，等等。上述事例的共同特征是潜在总产出水平下降。

国内总供给下降也可能因国际净进口增速下滑引起，典型事例是输入型通胀。输入型通胀的实质是国内从国际市场获取有效供给的能力因国际价格的上涨而出现下降，结果导致国内总供给和总需求失衡。由于输入型通胀的发生机制也是因总供给能力下降引起，因此，它本质上也是一种成本推动型通胀。

如何管理结构性通胀

对于结构性通胀，典型特征是价格指数商品篮子中的某一类或某几类商品价格快速上涨，从而带动价格指数快速上涨。比如目前涨幅较大的消费物价指数CPI，75％左右的涨幅是由食品价格 （大致占居民总消费额的31％，占GDP总量的12％左右）上涨贡献的。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十多年时间内，我国非食品类消费品的月同比最高涨幅仅为3％（2011年6月），而且在大多数月份里，其涨幅都低于2％。相比较而言，食品价格涨幅要远远高于非食品价格涨幅：2003年—2004年那一轮通胀食品价格最高涨幅是14．6％；2007年—2008年通胀期间食品价格最高涨幅达到23．3％；此轮（2010年—2011年）通胀食品价格月同比最高涨幅是14．8％（2011年7月）。因此，我国最近十年发生的三次通货膨胀过程都带有明显的结构性通胀特征（这是最近10年通胀和1993年—1994年以及上世纪八十年代所发生的通胀之间最大的区别），如何抑制食品价格的快速上涨是当前我国治理通胀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发生结构性通胀不外乎两种原因：一是受外部冲击的影响，比如突发性自然灾害、战争、国际重大政治事件等，导致某一类或某几类商品（主要是生活必需品，其特点是价格的需求弹性小）因突然出现短缺而引起价格大幅上涨；二是由于不同生产部门之间存在巨大劳动生产率差异而引起的结构性物价上涨，这是新兴经济体国家之所以长期存在结构性物价上涨现象的最主要原因。例如我国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只有工业部门的1／7、服务业的1／5，当上述产业部门间的劳动生产率差距无法在短期内弥合时，劳动力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会导致低劳动生产率部门的产品价格长期处于上涨状态，否则，没有人（或资本）愿意留在低劳动生产率部门从事生产活动 （低生产率部门商品价格相对于高生产率部门商品价格持续上涨的现象被称为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

过去，由于农村劳动力过剩程度非常严重，加上劳动力转移本身存在很大制度性障碍，导致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在工资问题上没有谈判能力，因此我国结构性通胀特征表现并不明显。但是随着农村劳动力过剩程度的不断下降，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制度障碍逐渐消除，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在工资谈判中开始掌握主动，农民工工资出现了快速上涨的趋势。农民工工资上涨必然倒逼农产品价格不断上涨，否则没有人愿意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而都会选择到城里打工。因此，结构性通胀将在中国长期存在，它可能会伴随中国城市化的全过程。

结论和政策建议

1．我国通货膨胀兼具全面性通胀和结构性通胀的双重特征，而且结构性通胀特征似乎表现得更为明显。

2．治理全面性通胀既要设法控制名义总需求，更要考虑增加实际总供给。

（1）控制名义总需求（即全社会货币供应量），应主要通过压缩外汇占款而不是主要通过直接压制贷款的办法来实现。

在我国现有货币制度下，通过压缩外汇占款来控制名义总需求过快增长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压缩外汇占款不仅可以在基本不伤及总供给的情况下直接压低实体经济中货币供应量 （外汇占款是实体经济中货币供应的重要来源）；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压缩外汇占款可以直接导致央行基础货币投放减少，从而间接起到抑制商业银行信贷扩张能力的作用 （外汇占款是目前我国基础货币投放的最重要的渠道）。

直接管控贷款，虽然可有效控制名义总需求过快增长，但同时也会严重压制实体经济潜在产出能力的提升，两者对冲的结果往往是：经济增长和就业受到伤害，而通货膨胀却降不下来。因此，管理层应彻底放弃对贷款的直接管控。

当然，放弃对贷款的直接管控并不等于完全放弃对银行信贷的管理而任由贷款无节制地增长。在对待贷款调控问题上，理想的策略是通过控制基础货币的投放 （更准确地说是通过控制银行间市场基础货币的投放或者说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利率的高低）来间接实现对新增贷款 （名义总需求）的管控。

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国，压缩外汇占款等于央行减少在国内外汇市场的外汇购买量，其结果必然会导致人民币升值速度加快。因此，压缩外汇占款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不能一蹴而就。

（2）增加实际总供给方面的措施包括：

A．政府可通过实施减税、降费等政策措施，增加企业产出意愿，缓和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减税、降费是政府进行总供给管理的核心内容。在目前情况下，减税、降费不但有必要，而且非常迫切。从短期看，减税、降费可能会导致政府赤字水平的扩大，但政府可通过适度提高国债的发行规模来弥补因减税、降费而形成的财政收支缺口 （我国目前国债规模仅6万多亿元，发债空间巨大）；从长期看，减税、降费有助于扩大政府税基，因而不会导致政府赤字的持续恶化。

B．政府应大力推进包括能源在内的要素价格改革，以增加要素市场的有效供给能力。

C．放松对贷款的人为控制，保证新增产能的合理增长。

D．为有效规避输入型通胀，建议管理层加快人民币汇率市场形成机制改革。近期需通过加快人民币升值来使其尽快向均衡汇率水平靠拢，最终目标是实现人民币汇率在均衡汇率上下自由浮动。

E．当发生全面性通胀时，可有针对性地制定鼓励进口的政策，以提高国内从国际市场获取有效供给的能力。

F．放弃“价格约谈”等价格指数管理策略 （价格约谈管理的是价格指数而不是价格）。

3．应对结构性通胀的政策措施包括：

（1）加大对农业、服务业等低劳动生产率部门的财政补贴力度，否则只有提高宏观经济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容忍程度。

（2）为应对食品价格上涨而引发的结构性通胀：a．应加大对粮食、肉禽生产部门的财政补贴力度，这是治理我国消费品领域结构性通胀的关键所在；b．充分运用粮食、猪肉储备调节制度，控制粮价和肉价在平稳基础上适度上涨；c．采取措施进一步降低蔬菜、水果、肉禽流通环节的成本，加大对农贸市场的摊位补贴、营业税减免；d．严控农产品出口；e．大幅削减以粮食为原料的替代能源生产等。

（3）采取措施保证生产要素在各部门间自由流动，借助市场竞争机制，尽快拉平各生产部门间的劳动生产率差距。来源: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