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以来，浙江温州、内蒙鄂尔多斯、山东青岛、河南安阳、江苏泗阳、广东东莞、福建厦门和安溪、宁夏固原等地相继爆出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老板欠债“跑路”的事件，说明民间借贷风险暴露并不是个别地区的局部现象。面对风起云涌的民间借贷危局，如何从源头梳理民间借贷风险集中爆发的原因，并采取行之有效的应对之策，是摆在管理层面前的一道迫切需要破解的难题。
融资政策持续收紧是导致民间借贷迅猛发展的根本原因
年初以来，央行通过频繁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导致信贷资金持续收紧。2011年1～3季度贷款累计增加5.68万亿元，同比少增5977亿元，其中，1季度平均月增贷款7500亿元，2季度下降至6400亿元，3季度进一步下降到5000多亿元左右。即使4季度仍能保持月增5000亿元的水平，全年新增信贷也不会超过7.2万亿元，大幅低于年初拟定的7.5万亿元的信贷调控目标，信贷增速也会大幅下降至15%以下的较低水平。
不仅信贷增速持续回落，而且其他融资渠道也明显收紧。据人民银行公布的统计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社会融资规模为9.80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26万亿元。除人民币贷款规模与去年相比明显减少之外，信托贷款（同比少增3924亿元）、银行承兑汇票（同比少增9843亿元）、企业债券（同比少增1373亿元）、股票融资（同比少增113亿元）均出现了明显减少，只有外币贷款（同比多增1849亿元）和委托贷款（同比多增5625亿元）相比去年有明显增加。
正规融资渠道收紧后，各路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纷纷到民间高利贷市场寻求资金支持，结果导致借贷利率高企，中小企业不堪重负，老板纷纷“跑路”的危机局面。
中小企业融资增长悖论：数据不实还是另有隐情？
从央行发布的相关数据看，今年银行系统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似乎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大：截至今年6月末，全部金融机构中小企业人民币贷款余额20.1万亿元，比年初增加1.59万亿元，同比增长18.2%；其中，小企业贷款余额9.7万亿元，比年初增加8659亿元，同比增长25.9%。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占全部企业贷款余额的比重比2008年、2009年和2010年末分别高3.7、2.5和0.6个百分点。上半年，在所有4.17万亿新增贷款中，中小企业新增贷款规模高达1.59万亿元，占企业部门2.7万亿元新增贷款的60%左右，已经非常接近发达国家62%的平均水平。
尽管还没有看到3季度中小企业贷款增长的确切数据，但据一些公开信息推测，3季度中小企业银行贷款规模还在继续增长。例如，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发布数据称，今年前三季度浙江省中小企业贷款增量占全部企业贷款增量的85%，其中小企业贷款占全部企业贷款增量的50.8%，都高于上半年和去年同期水平。
上述官方数据所反映的中小企业贷款增长情况可能因企业类型界定问题而存在一定水分，但是，和历史数据相比，今年中小企业从银行系统获得的资金量无疑好于往年。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今年中小企业面临的资金缺口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大呢？
房地产调控政策可能是导致今年中小企业资金紧张的最直接原因
自2010年年初，国家连续出台了一系列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通过收紧房地产企业的各条融资渠道（包括“银信合作”贷款、商业银行贷款、债券、股票融资等），来“逼迫”其通过降价销售回笼资金的政策，这项政策使得房地产企业的融资渠道大为收窄。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今年1～3季度，房地产开发投资资金来源合计6.19万亿元，其中国内贷款9749亿元，占比15.7%，比年初下降6.3个百分点；利用外资679亿元，占比1.1%，比年初提高0.4个百分点；自筹资金2.55万亿元，占比41.2%，比年初提高6.8个百分点；其他资金（包括定金、预收款和个人按揭贷款）2.6万亿元，占比41.9%，比年初下降1个百分点。上述数据说明，今年以来，在房地产开发投资资金来源中，国内贷款占比不断下降，而自筹资金占比不断上升，与此同时，国家希望达到的政策效果——“逼迫”开发商通过降价销售获得开发投资资金的政策目标并未实现，定金、预收款和个人按揭贷款在房地产开发投资资金来源中的占比不但没有大幅提高，反而出现下降。目前房地产开发贷款（包括保障房贷款）增速已经由2010年初最高同比增长48.5%回落至3季度末同比增长3.7%的极低水平（远低于同期15.9%的平均贷款增速），前三个季度房地产债券融资和股票融资额几乎为零，“银信合作”融资渠道早在2010年7月就被银监会叫停（2010年上半年，“银信合作”融资渠道被叫停前，各类企业通过该渠道获得了大约2.2万亿元的融资额，其中大部分是房地产企业的融资），说明今年房地产行业整体资金供应一直都非常紧张。
由于资金供应紧张，为维持项目开发的资金需求，房地产企业（尤其是中小房地产企业）不得不加大在民间借贷市场的融资力度，而民间借贷市场一直都是中小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最重要的传统融资来源（估计中小企业85%左右的资金是通过民间借贷市场筹集的），由于银根持续收紧，民间资金池本就捉襟现肘，再加上房地产企业的强势介入（在资金价格上，多数中小企业无法和高收益的房地产企业竞争），中小企业资金供应陷入困境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温州、鄂尔多斯等地的情况看，大多因资金链断裂而“跑路”的老板，是由于参与了房地产投资或间接向房地产企业放贷而陷入困境的，而其主业经营并未出现太大问题。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近期显现的全国性民间借贷危局，虽然根源出在偏紧的金融政策，但直接原因是由房地产调控政策造成的。
中小企业成本压力持续上升是引发“跑路”潮的另一大原因
目前中小企业（包括大企业）普遍面临四项成本上升压力：一是劳动力成本持续升高的压力；二是民间高利贷市场融资成本不断上升的压力；三是国家税费负担过重的压力；四是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压力。在上述四项成本上升的重压下，中小企业利润空间被大幅压缩，一方面，由于利润率低，中小企业在民间借贷市场无法和房地产等高利企业竞争，导致资金资源客观上无法有效配置到中小企业部门；另一方面，中小企业利润率下降也会极大挫伤企业家通过创新提高企业赢利能力的动力。在高利率诱惑下，一部分中小企业主甚至将主业运营资金从企业抽离，加入到食利放贷者的行列，而没有健康实业支撑的高利贷市场是不可能长期存续的。因此，中小企业成本压力持续加重是导致“全民放贷”，民间借贷市场资金断裂的另一大原因。
尽管温州等个别经济发达地区出现了民间资本撤离实业部门转投房地产、金融等服务业部门的所谓产业“空心化”现象，但绝不能把它看成是经济向坏方向发展的前兆，更不能把它看成是引致此次民间借贷危局的主因。资本的本性是逐利的，民间资本转投房地产、金融等服务业部门，正说明这些领域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还存在相当大的供给缺口，即在这些服务业领域还存在着超额垄断利润：民间资本转投这些领域并不是一种倒退，而是中国产业结构向好方向发展的一种积极表现。因此，不要因为民间借贷市场出了问题就对个别地区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忧心忡忡，以至施以政策予以打压。相反，应对这种想象加以引导、培育和监管，使之成为中国实现产业梯度转移和结构升级的一部分。
民间借贷危机凸显加快金融市场化改革的迫切性
此次温州等地出现的民间借贷危机，主要表现为在高息重压下，个别中小企业或个人资金链断裂，企业主“跑路”，以至引发连锁反应，使得众多受到牵连的企业和个人在生产、生活等方面陷入困境甚至出现企业大面积倒闭的现象。因此，直观看，危机爆发的直接诱因是过高的利率。据报道，今年全国各地民间借贷利率普遍在年利20%～30%，最高能达到100%，高出央行规定的基准贷款利率3～8倍。民间借贷市场之所出现如此高息，主要有四个原因：一是银根收得过紧，小河有水大河满，如果连大河的水都不满了，小河哪来水？二是民间借贷市场信息严重不对称，结果导致借款方在资金出价方面存在很强的“逆向选择”倾向，以至将利率抬得很高；三是金融市场不发达，金融服务远不能满足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由于资金供不应求，以至资金定价偏高；四是民间借贷市场游离于体制之外，缺乏相应法律法规的约束，加上监管缺位，必然会引致高的交易成本（合约执行成本）。
以上四方面的原因，除了货币政策收得过紧这个原因之外，其他三方面原因都和我国金融改革不到位、金融市场化程度不高有关。如果能将民间借贷市场加以规范，并纳入体制内进行监管，那么信息不对称问题必将得到有效解决，交易成本过高问题也可得到很大改善；如果在银行牌照发放方面早日对内资开放，那么，大量存在于地下的民间钱庄就可早日浮出水面，成为专以中小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的社区性银行或地区性银行，金融服务短缺的难题就可得到有效化解。
有关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在此给出如下政策建议：
1.对货币政策适当微调，使其由目前的偏紧状态回归“稳健”。目前货币政策偏紧的主要证据有四条：一是前三季度新增贷款偏低，如果按年初设定的7.5万亿元的年度新增信贷调控目标，4季度新增信贷规模应在1.53万亿元，即平均每月新增贷款应在6000亿元以上，而目前每月新增贷款只有5000亿元左右；二是民间借贷利率和银行贷款利率偏高，目前民间借贷年率普遍在20%以上，而1年期银行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已接近8%，高出1年期贷款基准利率（6.56%）约1.4个百分点，高出1年期存款基准利率（3.5%）约4.5个百分点；三是目前货币M1、M2增速均已回落至中性增速范围（14%～15%）的偏下位置，其中3季度末M1增速仅为8.9%，M2增速为13%；四是同业拆借月加权平均利率偏高（3季度同业拆借月加权平均利率为3.83%，高于同期存款基准利率0.33个百分点），银行间市场流动性收得过紧，导致每月新增信贷规模（5000亿元左右）过低，要完成年初设定的全年新增贷款7.5万亿元的信贷目标，4季度单月信贷规模应控制在6000亿元以上。
考虑到4季度各月央票和正回购到期量较小，建议央行采取定向逆回购或适度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等办法向银行间市场适度增加注入流动性（基础货币），以使同业拆借月加权平均利率回落至3%左右的较低水平，只有这样才能保证4季度单月新增信贷6000亿元左右的调控目标。针对目前中小企业资金供应普遍偏紧的具体情况，央行可考虑对中小企业贷款实施差别存款准备金率政策，以鼓励银行在信贷额度分配上向中小企业倾斜。总之，只有将目前总量偏紧的货币政策回调至“稳健”，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局面才能得到根本扭转。
2.寻找适当时机对房地产调控政策作出微调。从中长期看，通过切断房地产商资金来源来迫使其降价销售的政策是无效的。如果房地产企业长期面临资金压力，那么它们就不会买地建房，在刚性需求约束下，供给没有了，长期看房屋价格只可能上涨而不会下跌。抑制房价的可行策略只能是通过加大廉租房和公租房的建设力度来压低市场对未来商品房需求的预期。采取收紧融资渠道来迫使房地产企业降价销售的策略，短期内很可能将房地产企业逼入民间借贷市场，与中小企业争夺借贷资金，推高民间借贷利率，使中小企业陷入困境。
3.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减轻中小企业成本上升压力。目前中小企业面临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税费负担过重，融资成本过高和原材料上涨过快四重成本压力。对于劳动力成本上升压力和原材料价格上涨压力，政府无法采取措施对其进行直接干预，但对于融资成本上升压力和税费负担加重压力，政府却有较大政策施展空间。尤其在税费减免方面，可结合产业政策和就业政策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应减税降费措施。
4.加大金融改革和开放力度，尽快将民间借贷行为纳入体制内管理。此次民间借贷危机凸显出我国在金融改革和金融开放方面还存在很大不足。对待民间自发出现的金融制度创新和服务创新，要采取改革的办法对其进行疏导和规范，切忌一味采取“堵”的办法予以压制。一些新的金融服务形式之所以在民间出现，说明市场有需求，政府应因势利导，满足市场的需求。总之，要进一步加大金融改革和开放力度，尽快将民间借贷行为纳入体制内管理。
5.对当前民间借贷风险，既不能过分夸大，也不能置若罔闻。根据监管当局和研究机构估算的数据，我国民间融资规模大致在3万亿至5万亿之间，约占贷款总额的7%，因此，民间借贷市场规模并不大。即使在民间借贷问题比较严重的温州，老板因资金链断裂而“跑路”的也仅是极个别现象。目前民间借贷风险已经引起高层高度关注，并已针对该问题制定了行之有效的应对之策，包括减税、定向宽松、行政介入等等，因此，民间借贷风险尚在可控范围。
另一方面，也应对民间借贷风险对中小企业可能造成的伤害有充分的认识。由于此类风险有很强的外部性，一旦风险失控，很可能形成扩散效应，引发中小企业大面积破产倒闭。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由于东部沿海地区中小企业的外贸订单在一夜之间化为泡影，结果导致中小企业在4季度出现大面积倒闭，当年3季度经济增速还保持在9.0%，但由于中小企业大批倒闭，到4季度末，经济增速就大幅回落至6.8%。由于中小企业创造的新增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0%，生产的商品占全社会销售额的50%，上缴的税收占总税收的50%，出口的商品额占全部商品出口额的68%，创造的就业占全国新增就业的80%以上，因此，针对目前严峻的民间借贷危局，政府应综合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对此进行积极应对。
来源:《中国发展观察》2011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