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
一颗科学巨星陨落了，
但“钱学森星”仍在浩瀚无垠的太空回旋。
在中华民族与时俱进的紧要关头，
一颗伟大智慧的头脑停止了思想，
但钱学森的科学精神将薪火相传。
这是一种何等高尚的人格，
这是一种何等伟大的智慧？
他必将载入历史，并赢得众望所归！
2009年10月31日上午8时6分，钱学森院士溘然离世，三个小时后，新华社发布了新闻：“我国科学巨星钱学森今天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当时我正在筹备“首届国际老子道学文化高层论坛”，而钱学森的人体科学思想恰是这次国际论坛的三大议题之一，定于11月5日上午九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开幕式，没想到仅差四天钱老就离开了我们。为钱老逝世感到无比悲痛的不仅是我国航天事业的科学家和军人，不仅是中国科学界的研究员和教授，不仅是学术界、教育界的专家、学者和高等院校的大学生们，还有城市里的市民、乡村的农民和各级政府公务员等不同职业的人们。11月1日，北京市下了自1987年以来最早的一场初雪，这场不期而至的鹅毛大雪使京城大地一片洁白，更寄托了国人对这位老科学家的悼念和哀思。当我赶到京西阜成路航天大院钱老家中，发现自发前来吊唁钱老的首都各界群众络绎不绝，连附近工地的农民工也寻路赶来吊唁。钱老的家住在8号院一幢单元房里，这套房比起现在北京社会上层人物居住的豪宅和别墅显得如此窄小和陈旧，钱老却在这里居住了四十多年不肯搬家。他说过：“我是一名科技人员，不是什么大官，那些官的待遇，我一样也不想要。”灵堂设在楼下一层一间小房间里，我面对钱老的遗像默哀之后，将新出版的《丹道法诀十二讲》、《道学通论》（2009年修订版）送给钱老的秘书和家人，发现楼边搭起的棚子里摆满了花圈、挽联和数不清的鲜花。11月6日早晨6时，我去八宝山殡仪馆向钱老的遗体告别，发现上海交通大学的师生已排队等候了。先是见到中央首长的专车疾驶而来，接着两院院士和一批军人进入告别厅。我和手持讣告的钱老生前友好80余人接着进入告别厅，同行的有钱学敏、伍绍祖等人，告别结束后我拿到一份六千多字的《钱学森同志生平》，看到前来八宝山送别钱老的各界人士已将殡仪馆挤得水泄不通，在哀乐声中静候的群众队伍一直排到长安街上。半个多世纪以来，钱学森是中国科学的偶像，是中华民族奋发图强的标志，是中国知识分子在那个火红年代的杰出典范，他理所当然地活在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心中。人民怀念钱学森，钱老对“人民科学家”的称号是当之无愧的。
在中国，钱学森的名字为什么能牵动千千万万人的心？实际上，对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出生的人来说，钱学森代表着一个时代，这是一个千千万万人为雪百年国耻，为中华民族在东方崛起义无反顾地献身祖国的时代。如今钱老走了，这个时代也逝去了，然而在中国有千千万万人怀念这个时代，呼唤再出现钱学森这样的科学领军人物，早日实现祖国的现代化。
对我们这批20世纪4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耳闻目睹了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亲自感受了那个时代的气息，现在年过花甲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对那个时代的追忆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我最早听到钱学森的名字，是1958年在河北省泊头市读中学的时候。特别是在泊头一中读高中时，教师备课的教研室里挂有科学家的画像。化学组的墙壁上挂有罗蒙诺索夫、门捷列夫、杨石先、侯德榜的画像。数学组有华罗庚教授的画像。物理组教研室挂有钱学森的照片，而三钱（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的名字在中学里是人所共知的。1964年我在南开大学化学系读书时，学校正对青年学生进行“又红又专”的教育，我们读到一段钱学森的讲话，那是钱老入党后的感言。南开大学校长、先师杨石先教授也是那个年代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他们都成了我们大学生学习的“又红又专”的榜样。当年在南开大学图书馆里，高悬着一帧条幅，上写“树雄心，立壮志，攀登世界科学技术高峰”。那几年国家刚从困难时期恢复过来，随着导弹部队击落美制U-2高空侦察机，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国人的士气，重点大学的理工科学生拼命读书，立志学好本领报效祖国。那个年代人们有一种信念，就是国家的利益是高于个人生命的，只要祖国需要，再艰苦的条件你都要冲上去，直至作出牺牲也无悔。那是一个令青年人热血沸腾的年代，不懂得这个时代，就没法理解为什么那么多的青年男女离开城市为祖国找石油，在荒野里开发出大庆油田，就不明白那个时代为什么出现铁人王进喜、焦裕禄等模范人物。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乃至一个人物，都会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不由自主地承担一种使命。青年人要建功立业，需要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激情，时代的激情可以塑造人生。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无论历史上经过多少挫折和反复，只要其青年一代没有醉生梦死地堕落下去，只要其民族精英还存在奋发向上的激情，这个国家和民族就是有希望的，也是不可侮的！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满清政府的丧权辱国，八国联军进北京火烧圆明园，军阀混战乃至日本强盗在中国的烧杀抢掠、奸淫妇女，中华民族受尽了列强的欺凌。在中华民族几近亡国灭种的时候，人们才切身体验到当亡国奴的滋味不好受，国亡了不行，国弱了也不行，于是“救亡图存”成了时代的主旋律。在中华民族“士、农、工、商”的传统社会里，“士”就是民族精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载体，也是民族命运的承担者。近代百年耻辱的国史，激励着许多革命志士为改造社会而流血牺牲，激励着许多青年学生漂洋过海到西方求学，力图报效祖国。近代百多年来中华民族受尽屈辱的历史，铸就了中国一代代青年为国献身的悲愤情结，也铸就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强国梦”！近代中国的革命志士，青年知识分子，有政治觉悟的劳动人民，汇成了一股革命洪流，承担了中国传统社会“士”阶层的历史使命。他们以时代的激情改造中国社会，用自己的全部生命为国图强，为中华民族争气，为祖国争光。钱学森无疑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代表，是为国图强的志士。钱学森的夫人蒋英就这样表述他：“他是一位把祖国、民族利益和荣誉看得高于一切的人，说得上是一位精忠报国、富有民族气节的中国人。”显然，钱学森的人格是时代铸就的，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结晶。钱老是时代的骄子，是民族的精英，用钱老自己的话说：“中华儿女雄千古！”
钱学森的人格不仅是中华民族一百五十年来奋发图强的知识分子精神的结晶，而且是中国那个时代人心的诉求，同时他又召唤着中华民族未来的千千万万年轻人。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就是他对中国教育制度的拷问，钱学森断言现行教育制度很难培养出“帅才”，因此在培养政治、经济、科技领域的领军人才模式上需要改革和创新，这是中国“科学巨星”对中华民族未来国家栋梁之材的精神寄托。
钱老逝世后，我在前往钱老家中吊唁时曾将一副挽联交给钱老的秘书，这幅挽联写着：
学子归也，百年国耻得雪，君其雄哉！
哲人逝矣，万民仰望星空，继者谁乎？
二
1982年，钱学森院士年至古稀，辞去了国防科研一线的领导职务，步入了金色的晚年。人们知道，“两弹一星”是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组织千万科研人员具体实施的国防系统工程，它是按苏联航空技术的“总体设计部”模式进行管理的。钱学森教授早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工作期间就著有《工程控制论》，显然是系统科学的开创者之一。他学识渊博，思想活跃，无疑是我国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的不二人选，成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的元勋。钱老退居二线后，最重要的科研活动是力图把系统科学的理论推广到军事指挥系统、国民经济系统、社会管理系统、人体生命系统、人脑思维系统、科学分类系统、地理生态系统等学术研究的领域，从而开创研究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系统学。在科学史上，信息论、控制论、运筹学、混沌学、协同学、耗散结构理论等系统科学的创立是划时代的大事。如果创立起系统学，解决开放的复杂巨系统问题，其科学贡献当然可以和相对论、量子力学的出现相比拟。由于系统都是由多种元素组成的，系统学的研究必然涉及到传统科学分类的多种学科，因之钱老的这一科学活动使他在军事运筹学、系统工程、科学学、政治学、人体科学、思维科学、治沙产业、中华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未来学等五花八门的学科都作出学术贡献。人们可以从钱老晚年的文集和《钱学森书信》中领略他这些闪光的思想。钱老在创立系统学方面迈出了探索性的步伐，那就是1992年提出了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即用计算机系统构成的综合集成研讨厅的方法，并实际应用到解决农产品财政补贴的国民经济决策中取得成功。与此同时，钱老在1991年3月8日曾向党中央提出设立“总体设计部”的建议，试图解决政治体制改革中各级政府部门利益分割、权力寻租，以消除腐败和保证政治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1995年1月，钱老又组织有关专家写出《我们应该研究如何迎接21世纪》的论文，送中央领导同志参阅。
我与钱学森教授的交往，是从1982年开始的，也就是钱老刚刚退居二线的时候，因之对钱老晚年的科学活动感触颇深。我那时正在广州中山大学读书，仅是一个还没取得硕士学位的学生。直至钱老逝世28年过去，我自己也办了退休手续，才知道人世间的聚散离合，各有缘分。我们“文革”前读大学的这代知识分子对钱学森开创中国航天事业的壮举心仪已久，因之我在1964年选报高考志愿时就把钱学森教授执教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应用力学系填为“第一志愿”，然而却被“第四志愿”的南开大学化学系录取。入学以后我才越来越体验到命运之神的安排是何等巧妙，因为在南开大学遇到了我一生敬之如父的恩师杨石先教授，1981年夏天，就是杨老指引我请教钱学森教授的。杨石先是这所周恩来总理的母校初建时期最年轻的教授之一，曾任西南联大教务长，中国化学会理事长，南开大学校长。正是因为遇到了杨校长，我感谢高考被南开大学化学系录取。如果人生可以重复一次，我还会选择南开大学。“文革”结束后，杨校长推荐我到广州中山大学去读研究生，导师是广东省人大副主任、中山大学副校长、物理学家黄友谋教授。黄老毕业于日本京都大学物理系，和诺贝尔奖得主汤川秀澍是很熟识的校友。在黄友谋教授的指导下，我不仅努力学习他讲授的“现代科学前沿”的课程，还在数学系和电子系选修了控制论、概率论、信息论的课程。1980年，我在研究玻尔兹曼的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熵公式和申农的信息论公式时发现了一个物理常数，推导出信息和可用能的关系式，进而导出信息和能量转化和守恒定律的数学关系式。这项研究成果得到黄友谋教授和物理系关洪教授的支持，写成《信息论和热力学结合的思考》一文，1981年夏天带给了杨石先校长。杨校长说这个题目拿不准，须找一流的专家确认一下再发表，他建议寄给钱学森教授去审阅。当时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刚刚恢复，周培源当选中国科协主席，杨石先和钱学森都任副主席。1982年春，我接到北京师范大学方福康教授的信，告诉我钱学森教授把论文转给了他，委托他给我回信。几个月后，钱老又审阅了我的《中国科学史上的〈周易参同契〉》一文，亲自给我回信，并在成立中国人体科学筹委会的讲话中鼓励我进行内丹学的研究，中山大学在我毕业离校前播放了钱老讲话的录音。从此，钱学森院士和我保持了28年的交往，我也从广州到济南到北京，从硕士到博士到博士生导师，走过了一段艰苦卓绝的人生历程。特别是1985年初杨石先老师逝世后，我来到北京，钱老在我的人生中接替杨老成了我前进道路上的指路人，他不仅关注着我的学业，甚至我研究课题选定、科研成果的取得，乃至评职晋级和遇到困难，钱老都倾注了不少心血。随着我的学术影响不断扩大，每月都接到不少国内外学者来信而无暇回复，这才体验到钱学森教授人格的伟大，他作为中国科技界的领军人物能看着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学生成长起来，这需要何等的胸襟啊！
钱老晚年，一直密切注视着我们民族的兴衰和国家的未来，以他博学睿智的大脑一刻不停地思考着世界科技发展的趋势和中国人民的前途，特别是关注着我们国家的安全。我们的时代，实际上是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战国时代”，有国家利益存在，就有竞争，就有战争，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就存在安全问题。在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不仅存在军事竞争，还存在政治领域、意识形态领域、文化领域、经济领域和科技、人才、市场、金融、资源诸多领域的竞争或战争。他在1992年曾说：“从国家之间的竞争来看，我们知道，人类社会从一开始就有矛盾，解决矛盾的最终办法是战争。先是冷兵器战，后来发展到热兵器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出现了核武器。二战以后，核武器和火箭技术结合，出现了所谓战略核导弹，由于它的破坏力极大，谁也不敢轻易使用，所以变成了核威慑，而真正打的不是核武器，而是常规高技术兵器的局部战争。所以战争这个手段正在衰落。但这并不是说，世界各国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也在减少。相反，矛盾和斗争还是相当激烈的，只是斗争的方式主要变为市场经济战，这是当今的'世界大战'。我们今天该研究世界规模的市场经济战，研究怎么打胜这场战争，不然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就站不住脚。我看，当前我们在世界市场经济战争中，很缺乏斗争的艺术和经验，办了许多傻事，吃亏上当。”①为此，钱老早就提醒有关专家研究金融问题，后来发生的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证实了钱老系统学的先见之明。
钱老认为国家也是一个“开放的特殊复杂的巨系统”，分为经济、政治、意识三个社会形态，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体系。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我们不仅要进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建设，特别要重视政治文明的建设。他在1989年5月著文说：“在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前期，我们是比较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但忽视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的建设。所以这一时期，虽然精神文明表现得比较好，但政治不文明、不民主，造成了许多决策上的失误，特别是造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以及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失误。就是精神文明建设，也是由于受过'左'的思想的影响，对传统文化及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片面批判，而使科学文化发展不快，这就造成所谓贫穷的社会主义，不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原因。而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许多人重视了物质文明建设，但又忽视了精神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也还没有真正抓起来。”“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曾经认识到，但没有认真从制度上解决，从而导致10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这个教训暴露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但仍没有从制度上解决好”，“政治不文明是我们决策失误和工作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许多腐败现象本身就是政治不文明的产物。”②钱老在自己的著述和讲话中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敢于仗义直言，皆能切中时弊。钱老晚年留下的这些著述、讲话、书信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值得一切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的人士认真一读。
钱学森院士是一个有胆有识、头顶青天脚踏实地的政治家，又是一个知行合一、视野开阔、逻辑缜密的思想家。然而他首先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是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他一生的所言所行都发自一个科学家的良知和情怀，为人胸怀坦荡，勇于担当，从不文过饰非，这是钱老为人的本色处。钱老在入党后，是一位忠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他时时以一个普通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遵守《党章》规定的纪律，过党的组织生活，接受同志的批评，照例检查思想。他忠于和追随毛泽东、周恩来等开国领袖，对党的四代领导人都衷心拥护，做到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在党顺利时、遇到挫折时、乃至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犯了错误时，他都同党一起前进，一起总结经验教训，一起承担责任，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勤勤恳恳、推甘就苦、忍辱负重，这是钱老为人的本分处。钱老立身处世，不依附特权阶层，不委身既得利益集团，不谋家族的私利，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说话。老百姓只要睁眼看一看在物欲横流的商品大潮中，某些贵族伸手国家经济命脉“多捞多得”，利用子女和亲属经商攫取巨额财富，而钱学森一家却清廉自守，并把所得数额最大的一笔“何梁何利奖金”捐献给甘肃的治沙产业。相比之下，其人格的高低自会泾渭分明！钱老为人正直有节是其本色，虚而能受是其本分。1989年，钱学森教授得到友人赠送一帧“咏竹”的条幅，上写：“未出土时先有节，待到凌云更虚心”，这两句话实是钱老一生品格的写照。
三
在我们这个数千年儒学教化、王权崇拜的古老国度里，凡赤胆忠心为民报国之士往往在上下交错的社会关系网中寸步难行，甚至被社会绞杀。是以武术家王芗斋先生在《大成拳论》中说：“大凡从来独抱绝学，为人类谋福利者，与极忠诚之士和聪明绝顶者，社会从来鲜有谅解。”我们只要回忆一下，在日本军队侵华烧杀抢掠之际，中华民族的好男儿为抗日救亡慷慨赴死，然而在我们国家却出了那么多卖国求荣的汉奸和数百万以屠杀自己同胞谋生的伪军。这样，我们对要办一件利国利民的事业首先受到本国黑恶势力的伤害就不难理解了！
钱学森院士无疑是对国家和民族的极忠诚之士，他曾交给我两项科研任务。其一是自1982年开始，他建议我调研道教和佛教有关人体修持的法诀，从而揭开内丹学和密宗之谜，为他倡导的人体科学做出贡献。其二是自1989年开始，钱老不断来信要求我提取中国传统思想的精华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把我们民族的优秀智慧融汇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去。钱老给我的信件有些已在《钱学森书信》中公开出版了，他有关人体科学、大成智慧学、科学分类系统、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医、中国哲学和传统文化等方面的指导和建议，几乎决定了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些年的科研方向，也使我和他共同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见证了他晚年的这段历史。
我自南开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在地方上的医疗卫生部门工作6年，又干过行政和化工技术工作。1980年10月，我在广州中山大学读研究生期间，经黄友谋教授介绍，因病求医于内丹学家无忧子老师，得丹道法诀之传。当时全国气功大潮刚刚兴起，还无人知道内丹学的底细，那时我尚不知世上有《道藏》经书，更遑论号称“万古丹经王”的《周易参同契》。由于无忧子所授丹诀在《参同契》里，杨石先老师介绍我找天津大学的陈国符教授学习《道藏》，写出《中国科学史上的<周易参同契>》一文，这一研究成果得到钱学森教授的肯定。他于1982年10月18日来信说：“您学过自然科学的化学，又当过中医，还干过行政工作，这样的经历对研究《周易参同契》是有帮助的。如果您毕业后还有可能继续研究下去，我的建议是：利用现代化学知识把《参同契》中有关古化学，即外丹部分标出分开，这样就突出了内丹，即人体科学部分。为了人体科学，内丹部分才是珍贵的研究材料，可以给我们启发。”后来这篇论文发表在山东大学《文史哲》1983年第6期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王明研究员读后来信询问了我的治学情况，得知我曾就学于陈国符教授很高兴，邀我报考他1984年的博士研究生。钱老也认为“研究古代道家思想和道教问题是门大学问”，“您在过去十几年中既然走上此途，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研究道家思想和道教，是今后工作的一种可能选择！更何况这又与人体科学有关？”在征得杨石先老师同意后，我考取了王明教授的博士生，从自然科学改行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成长为道学文化研究领域的学者。现在看来，这条路是走对了！我当时虽已开始研究道教和内丹学，却没有真正理解其学术价值，也没想到这项研究会给我的人生带来辉煌，而钱老却以他渊博的知识和科学洞察力，替我做出了人生的抉择。
我先是按陈国符教授的建议花费三年时间通读了5485卷《道藏》和《藏外道书》，组织海内外学者共同编撰了546万字的《中华道教大辞典》。钱老一直关注着这项学术工程，认为是件大事。他在1995年11月24日来信说：“今天接到您送来的《中华道教大辞典》，真高兴极了--我自接您前次来信后，一直盼着！真是件大事，可喜可贺”，“但只高兴是不够的，对我来说是将《辞典》置于案头，随时查阅学习。对您来说则是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的科学家，要完成我们在以前书信交往中讨论过的任务！”
钱老交给我揭开内丹之秘和以中国传统思想的精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两项科研任务，本质上都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研究。前者借鉴古代丹道和密宗的修持实践，揭示人体和心灵的奥秘，属于科学研究。后者汲取人类智慧的精华，重铸我们迈进21世纪的最高指导思想，属于哲学探索。学术研究是探索未知世界的科学活动，既然中医几千年来治疗疾病有疗效，气功对人体有保健作用，在气功大潮中发现一些人体和心灵潜能现象现代科学理论范式解释不了，钱老将中医、气功、人体潜能作为人体科学研究的内容就是顺理成章、无可厚非的事。人们知道，俄罗斯宇航之父齐奥科夫斯基曾旗帜鲜明地支持“特异功能”的研究，他说；“归根结底这种现象是自然存在，所以那种以这是'非科学的超自然现象'的口实为理由，将它排斥在科学领域之外的做法才真正是非科学的。”在苏联解体前俄罗斯也是一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那里也不乏怀疑“特异功能”的“马列权威”，但从没听说有哪个“马列权威”因此去侮辱他们“宇航之父”的人格。然而在中国，高端媒体在长达二三十年的时间里把人体科学的争议炒得震天价响，将高层政坛和社会底层最阴暗最龌龊的幽灵都召唤出来围剿人体科学，成为令世界各国有识之士侧目的“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奇观。这是由于我们党和国家的特殊历史原因造成的。自建国以来“革命大批判”的政治运动不断，从批判胡风、反右派，还有胡适、梁思成、周谷城、冯友兰、马寅初、梁漱溟、谈家祯等一大批学界精英遭到批判。直到“文化大革命”，一些号称“左派”的政治流氓、文痞掌握国家舆论大权，使许多正义之士遭到政治迫害，一批靠大批判起家的阴谋家爬上高位，疯狂践踏人权，在党内形成一股专门整人的黑恶势力。毛泽东主席在“文革”中痛斥那些“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并断言“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然而这股黑恶势力的头面人物偏偏恬不知耻地自封为“马列权威”、“老左派”、“自然辩证法家”，他们效法罗马教皇设立“宗教裁判所”的伎俩在全国设立“科学裁判所”，利用高端媒体的党羽把几个政治流氓炒作成“反伪斗士”，在全国导演了一场沸沸扬扬的“反伪科学”闹剧，不仅歪曲和丑化了“人体科学”的形象，而且扼杀了许多原创性的科学活动，给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更有甚者，这几个丑类为了彻底否定钱老的人体科学，竟然叫嚣“中医也是伪科学”，“百分之八十是糟粕”，并且虾兵蟹将一齐出动，在互联网上签名胁迫党中央取缔中医，公然同党的十七大报告唱反调，简直是丧心病狂！
道教内丹学在学术界号称“千古绝学”，是数千年来古代丹家、高僧、高道前仆后继进行人体和心灵修炼的经验总结，是一种靠修持法诀师徒秘传的学问，是古代人体科学的实验记录。我为完成钱老交代的科研任务，跋涉江湖、遍迹山林、亲赴康藏、出入禅密，自1980年10月得丹道法诀算起，历时26年，耗资13万元，终于在2006年完成丹道和禅密修持法诀的调研任务，接着还要以现代科学和哲学破解内丹之秘，探索其中人体和心灵的奥秘。如此浩大的学术工程不仅没有得到国家一分钱科研经费的资助，还受到政界和学界那股黑恶势力的多方打压。特别是这项研究将丹道、禅宗、藏传佛教密宗的修持法诀从江湖文化、宗教文化推向学术的殿堂，客观上对那些年鱼龙混杂的气功大潮起到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作用，触到了那些江湖丹师、伪气功师、邪教道首和黑社会组织的痛处，惹起他们在某杂志和互联网上持续多年的叫骂和诅咒。这些黑恶势力的夹击、无中生有的诽谤和伤害，使我的身体和精神备受摧残，且累及我的家人。在我深感困惑的时候，接到钱老1994年10月30日来信：“正如您自己在信中说的，离目标，还有距离！我看可能有以下的原因：（一）您是个活人，有家室，要考虑到许多现实生活问题。要提级就得有块工作阵地，要归属一行，并做个头目。这就难了！您现已是道学家，能突破这个框框吗？但不突破又怎能干我给您的任务？”“（二）我敢干，这是因为我是已退休的人，无牵无挂。您与我处境不同。但话又说回来，您现在是50岁，我50岁时是1961年，那时我就敢接受导弹任务，也是不怕死呵！”我是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科研人员，所幸自青年时代起就得到杨石先、黄友谋、陈国符、钱学森、王明、张岱年等师长的调教，而这些师长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家危亡之际出生的，给我灌输了浓重的对国家和民族的忧患意识。我生性傲骨嶙峋，是一个不肯向黑恶势力低头的人，自幼将身许国，总想在有生之年为祖国和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情。这次因选择了人体科学的研究课题遭遇意想不到的社会压力，使我的人生和社会历练增添了新的篇章。我自2000年开始将调研的材料著成《丹道法诀十二讲》，断断续续写了8年，至2008年8月25日下午才将此书的电脑打印稿交到钱学森院士手上。2009年9月，三卷本80万字的《丹道法诀十二讲》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算来这一学术工程整整耗去了我一生30年的光阴。这是一个学者出于自己的历史使命感和民族责任心，节衣缩食、自筹资金、殚精竭虑、耗尽心血独立完成的学术成果，我坚信历史终究会作出公正的评价。令人稍感欣慰的是，我以自己艰苦卓绝的劳动为中华民族保存下一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项调研活动因老丹师的去世别人无法重复了！这套书的扉页以中英文写着；“谨以此书献给中国'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院士”，钱老倡导的人体科学总算有了一项经得住世人评说、可向国内外展示的科研成果，他该说的话在此书中全说了，我也对钱老的知遇之恩有了一个具体的交待。2009年11月5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首届国际老子道学文化高层论坛”开幕式上，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主持了《丹道法诀十二讲》的首发式，来自海外23个国家的140余位知名学者和国内600位与会代表面向钱老的遗像默哀，还有近200位人体科学的专家也参加了北京“中国大饭店”的会议，这次前所未有的近800人的学术活动足以告慰钱老在天之灵。
毋庸讳言，人体科学是钱老晚年牵涉精力最大的一项科研活动，也是一项备受争议的社会事业。人们不仅要问，钱学森院士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科学家，是什么原因使他在黑恶势力掀起的恶风浊浪中几十年坚持倡导人体科学毫不动摇？钱老有关人体科学的哲学意境和科学情怀应该怎样理解？我们应该看到，钱学森院士是一位学贯中西、文理兼通的哲人，其思想境界接近《庄子·天下》篇中“古之博大真人”的境界。凡哲人晚年都会不断寻找自己心灵的归宿，都会关注本民族的传统文化，都会把“人”和“道”作为自己灵魂的寄托。冯友兰教授研究了一辈子哲学，历经“文革”的劫难，他最后认定哲学就是“人学”，把自己的灵魂寄托在“人”上，这通常是一种理性思想家的归宿。我以为哲学可以“人行道”三字概括，“人”是“人学”；“道”是形而上的最高宇宙本体，是人的理性思维、灵性思维和信仰的共同归宿；“行”是“实践”，当然也包括修道的实践。人的一生，往往都在用自己的智慧观察和研究客观世界，晚年智慧达到高峰，就会用智慧反观自身，研究“人”的问题。古希腊德尔斐神庙的门楣上有一句警句：“人，要认识你自己。”西方哲人苏格拉底和马克思都以自己的智慧体悟到这点。其实人类最高的学问不在别处，就在自己身上，揭开人体生命和心灵的奥秘就是最高学问，因之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预言未来人类的各门学科将统一成为一门学科，即“关于人的科学”。老子教人修道，佛陀来到世间的“一大事因缘”，就是告诉世人“人人皆有佛性”、“人人皆有道性”，这也是道法和佛法的“正法眼”。人人皆可成仙，人人本身是佛，直心即道场，人身是道场，这就是钱学森院士人体科学的真谛。钱老人体科学的境界，就是哲学之父老子的境界，就是释迦牟尼佛祖的境界，就是古希腊圣哲的境界，也是马克思的境界。我们对钱学森院士人体科学的评价，应作如是观。
四
钱学森教授晚年有一个重要的悬念，就是以中国传统思想的精华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他在1989年12月28日的来信中说：“我们都知道：人类到今天的实践证明了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真理，是人类智慧的最高概括，但真理也没有止境，还要发展变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中国古代思想不可能了解很多；是毛泽东同志在他的著述中倒常见有中国古代思想的闪光。所以我想此建议是件大事。”并说：“北京大学张岱年教授同意这个建议，您以为如何？”1993年11月26日钱老又来信说：“我总想：您的最大最重要任务，是从道家和道教论述中提取可以用来丰富、发展并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东西。比之于这一任务，其他都渺小了。当然，难！但看来您是不怕难的！”
张岱年教授和我是同乡，又是先师王明教授的好友，参加过我的博士论文答辩，1992年王明老师去世后，他实际上代替王明成了我的导师。张岱年老师和钱老是北师大附中的同学，他说钱老中学时代就很聪明，当时就全校知名。他同意钱老的建议，说马克思在伦敦图书馆读书破万卷，恩格斯和列宁也声言马克思主义哲学集中了全人类知识的精华。但他们那个时代没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没有导弹核武器，没有电脑和互联网，因此马列主义要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不懂中文，没研究过《易经》、《道德经》和《论语》，不懂道教和佛教，因此马列主义要丰富。我们应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特别是佛道二教的精华融汇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去，使之具有毛泽东同志倡导的那种中国特色、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成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新鲜活泼、简单明了的哲学。这样我们才能将意识形态的话语权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氛围之中，充分发挥哲学解决时代问题并给人民大众以人文关怀的作用。
我为此重新通读了一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本和有关马列原著，并了解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和高等院校马列主义研究的状况。我发现马克思主义远不是一种书斋里的哲学，而是源于时代的召唤和人民大众社会诉求的理论回应。根据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来理解，哲学不仅要对自然界、人类历史、人类社会、人本身提供解释的理论，还要提供前瞻性的理念改造社会从而创建一个新世界。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③这就是说，马克思哲学不仅关注人的外部世界，还要关注人内在的心灵世界，关注人本身，不仅要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经济、政治、文化规律，还要以批判的、革命的、实践的理念和价值观给全人类提供新时代的蓝图。由此看来，钱学森院士确实是当代中国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有关人体科学、人天科学、人天观的论述和1995年1月送中央领导同志的文章《我们应该研究如何迎接21世纪》是当代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在此文献中给中国人民提供了21世纪社会发展的蓝图。我们建党初期的红色政权叫“苏维埃”，就是俄文里的Совет（议会），受斯大林“第三国际”的领导，建国时照搬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模式，将马列主义写入《党章》和《宪法》作为全党全民的指导思想。苏联共产党以这种社会主义模式执政75年，一直向人民灌输马列主义 ，一旦垮台人民群众却十分冷漠且缺少同情。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人民群众批判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自身求解放闹革命的学说，苏联那种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的社会政治结构和权力运作方式，经过多年的“制度疲劳”，一旦堕落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僵化官僚机构，那就脱离了人民群众并丧失了革命性，也就不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必然被历史所唾弃。马克思哲学的核心是探讨资本对社会的控制和对人的异化，他既肯定了资本创造巨大生产力的积极作用，也批判了资本通过劳动控制人从而泯灭人性的消极作用。当今中国实行权力与资本相结合共同控制社会的运作方式，在取得几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屡禁不止的腐败现象。钱老痛切地指出：“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是贪官污吏太多，所以需要治理环境，整顿秩序。”④马克思一直把哲学当作为人类谋幸福的事业而不是个人谋生的职业，因之他一生追求真理而甘守清贫。马克思的价值理想是追求人类的真正解放和“自由个性”的实现，即在实践上实现人的生命自由和“人的全面发展”，并为人类展示了共产主义的社会蓝图。我国的马列主义哲学基本上是一种职业，由这个人数最多的专业毕业的学生除了当教授、研究员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以外，大多走上各级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岗位。因此，在这个哲学领域里就难免出现疏离现实、落后时代、宏大叙事、冷漠群众、攀附权贵、曲学阿世等学风，而缺少马克思当年为哲学的献身精神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钱学森院士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注和建言无非是出于对党的真诚热爱，出于一种忧国忧民而且忧党的忧患情结，实际上这也是真正关乎党的命运的大事。
张岱年老师对钱老的建议经过认真地思考，邀我到他家商量怎样完成这项任务。他认为我敢参与钱老人体科学课题已很不容易了，虽然招来许多伤害，但丹道的研究有独特的学术价值，也许能给钱老的人体科学划一个阶段性的句号。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课题就不同，这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任务，而且会被纠缠进政治的漩涡。当时正有几个自称“马列权威”的政客以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这本书的教条抨击钱老所倡导的人体科学，这使我记起中山大学物理系关洪教授在1983年《中山大学学报》第四期上发表的论文《关于“运动的量度”》。关洪老师曾让大家把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运动的量度--功》所批判的达兰贝尔、亥姆霍兹、汤姆生（即凯尔文勋爵）、台特等科学家以多种语言写的原始文献都找到并翻译出来，发现恩格斯的批判大多是对这些科学家文献的误读（如将亥姆霍兹关于力和速度的反比关系误读为正比关系）。这说明严肃的学者不应该把恩格斯这本生前未完成的手稿和札记当作已经他自己审定正式发表的结论，而中国的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却把《自然辩证法》的每一句话都当成金科玉律来审判人体科学！这几个自称“马列权威”的政客一直把马列主义当成他们的世袭领地，“马列”成了他们整人的棒子，历次“大批判”制造的冤案都是他们打着“马列”的旗号干出来的。因此张岱年教授劝我尽量避免招惹这股黑恶势力，应把自己的科研活动严格控制在学术研究的范围之内，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张岱年老师把取传统思想的精华丰富发展马克思哲学的课题拆解成两部分：其一是提取中国传统思想的精华，这是本课题的难点也是重点，却在我的专业范围之内，是我力所能及的。其二是用之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于我国马列专业人才济济，其中不乏有识之士，其实“马列主义中国化”的课题已经有专门研究马列的学者在做了。因此，张岱年老师决定要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集古今中外优秀思想之精华，对中国哲学特别是道家、道教进行“综合创新”，从而创建有时代精神的新道学。他说新儒学的研究已承传了四代，新道学还没有创立起来，这个课题的学术价值是可以载入史册的，建议我为此申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集中精力去专心研究这个课题。
1998年，我开始把首批研究成果汇成《道学通论》一书出版，张岱年教授亲自题写书名，这本书很快成为多所高等院校研究生选用的教材。我把第一本样书寄给钱老，收到他于1998年12月31日寄来的贺年片，上写：“我要向您拜年！祝在新的一年里，您的研究工作出众多的成果！”2002年，这项研究课题被批准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重点项目，2004年我继续深入研究出版了《道学通论》的增订版。随之我进入创立新道学的研究，发现主流的西方文明有两大弊端：其一是唯物至上、科技至上，此即佛陀所斥责的“法执”；其二是自我中心、人类中心，此亦佛陀教人断除的“我执”。哲学家存有法执和我执，是不可能达到哲学的最高境界的。德国的思想家，如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其精思睿智较东方文明有独到之处，但马克思却批评德国哲学太重思辩而不通俗易懂。哲学的最高境界就是道，我发觉西方文明和东方佛学、儒学乃至伊斯兰教经典的精华，无一不和老子的道学相通，新道学完全可以成为钱老倡导的大成智慧学。老子的道学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也必将成为全人类的核心价值观，取古今中外文明之精华创立有时代精神的新道学是切实可行的，这个科研方向选对了。2009年8月，我的《道学通论》修订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新道学引论》也将脱稿，总算给钱老有了一个交待。
钱学森院士在《我们应该如何迎接21世纪》中，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看作第一次社会革命，改革开放是中国第二次社会革命。在21世纪，由于电脑互联网等信息产业革命、现代生物技术产业革命、人体科学带来人体功能提高、系统学引发的组织管理革命，必将促发中国的第三次社会革命。这次新的社会革命包括产业革命、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在文化革命中大成教育的兴起和大成智慧学的产生，将大大丰富我们的思想。⑤我们知道，一个真正的大国必须能在全世界传播本民族的文化，在人类价值观上拥有引导这个世界的文化力量。新道学文化的创立，就是要融汇全世界各异质文化的精髓，回归人类起始点的大道，将黄色的东方高原农业文明和蓝色的西方海洋工业文明融汇成绿色的自然生态文明，即新道学文明。在这个拥挤的星球上，全人类只能有一种未来，因而统一有序的全球性普世文明的出现就有历史的必然性。钱学森院士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断言当今全球已进入一个“世界社会形态”，除了经济一体化，还会迈向政治一体化，最终进入世界大同的共产主义社会。新道学的创立，是钱老预言的中国第三次社会革命中的文化革命，也为全球文化一体化作准备，在保留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同时在价值观上形成普世的文明。
钱老的思想博大精深，他是《庄子·逍遥游》中抱道图南的大鹏，而那些诽谤人体科学的政客只不过是一群目光短浅的燕雀而已。钱学森院士一生的经历和成就，在我们的国家史和民族史上，永远留下了时代的光辉。正如美国火箭专家克拉克（P.S.Clark）所说：“中共的归国学人当中，无人重要性能出钱学森其右。”他晚年开启的创建系统学等事业，还需要后人继续做下去。2006年我有一首“贺钱老九五华诞”的诗，被书法家刘启林先生和一笔轮廓书法家徐启文先生分别书赠钱老：
燕雀落处起鲲鹏，抱道图南振雄风。
宗师耄期仍不倦，广开民智奔大同。
2010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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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创建系统学》，钱学森著，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81页。
②《社会主义文明的协调发展需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载《政治学研究》1989年第5期。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页。
④《创建系统学》，钱学森著，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第54页。
⑤《创建系统学》，钱学森著，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280-298页。
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