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我们畅谈宪政社会主义，就不能不重提孙中山先生所力倡的“民权主义”。

何谓民权？民有选举官吏之权，民有罢免官吏之权，民有创制法案之权，民有复决法案之权，此之谓四大民权也。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缺一不可。人民具有此四大民权，方得谓为真正之民主国家。

孙中山认为，政是众人之事，集合众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政权；治是管理众人之事，集合管理众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治权，治权就可以说是政府权。孙中山主张宪政分权，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五权宪法”，即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监察权五权分立。用人民的四个政权也即四大民权,来管理政府的五个治权，那才算是一个完全的、民权的政治机关。有了这样的政治机关，人民和政府的力量，才可以彼此平衡。宪政就是要限制政府的权力，保障公民权利，控制治权，伸张民权。现在讲民权的国家，最怕的是得到了一个万能政府，人民没有办法去节制它；最好的结果是得到一个人民能驾驭和控制的高效能的政府，完全归人民使用，为人民谋幸福。做到这一点，关键在宪政建设。

现在的状况是党政不分、权能不分、有宪法无宪政，政府过于专横，人民没有办法来驾驭和控制。在一些地方，不管人民是怎么样不满，怎么样反映，政府都是不理，民意很无力也很无奈。官员惟上是从，把持权力，却漠视权利，甚至与民争利。这些都是不好的制度体制机制造成的。

民权就是人民主权和公民权利。民权不是天生而来的，是历史生成的，是时势和潮流所造就出来的。故追溯到人类社会进化的源流上，并没有卢梭所说的那种民权事实。卢梭说民权是天赋的，自然不合理；但是反对他的人，便拿他那一句没有历史根据的言论，来反对民权，也是不合理。毋庸置疑，卢梭提倡人民主权、提出公意和众意、主张法治，功在千秋。但是，卢梭对于如何在制度上保障公民权利考虑得不够多。事实证明，没有有效的分权制衡和公民权利制约，没有完善的宪政制度，人民主权就会形同虚设，为权贵既得利益者所侵蚀。

我国当前的现实总的来说是民权太小、治权太大。从“四大民权”来说，首先是选举权实行的范围很小。先不说民选官的问题，就说人民选代表吧，现在的基层人民代表的选举基本上是一种形式，我就从来没有参加过。至于全国和省、市一级的人大代表选举就更不用说了，主要是由同级或上级党委少数人说了算。选官更是如此，往往由“一把手”说了算，选举或民意测评只是完成手续。这也就是为什么“买官”、“卖官”案件很多而且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至于其他“三权”就更不用说了，可能再过10年还实行不了。从“五个治权”来说，总的来看是政府的权偏大，几乎是个“万能政府”，而且是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试问：这样的国家能够治理好吗？这样的“治权”能适应我们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需要吗？宪政社会主义提出要宪定规制和保障执政党权、参政党权和公民权利，实行多元共治，推动分权和放权，允许围绕行政治权的公共政策竞争等等改革新思路，对于解决“民权太小、治权太大”的弊政或有助益。

我们实行市场经济已经快20年了，再不抓紧时机在这个基础上推进公民社会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那么经济改革的成果终将丧失殆尽，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势必扭曲。深化市场经济改革，推进公民社会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关键在推进宪政建设，全面实行“宪政优先、宪法至上”的发展战略。我们一定要在民主化之前首先把国家宪政制度建设好，以宪制规制民主，以民主促进善治。要使《宪法》发挥至上性、决定性作用，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确保宪法实施。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任何公民、任何地区、任何机构、任何单位，都必须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活动，执政党尤其要依宪执政、依宪治国，自觉接受宪法的权力规制，限定权力边界，规范权力运行过程，使自己成为一个维护宪法最高权威的维宪者组织，成为保障国家现代化平稳转型的宪政建设主力。这些都是宪政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我很赞同。我认为，宪政社会主义完全符合“民权主义”的基本精神，理应通过促成宪政共识、推进宪政建设来伸张民权，也即实现人民主权，扩大公民权利。至于如何具体实行，应当集中有关学界专家学者的智慧，充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群策群力，专题进行更加深入的科学研究。

（作者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