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人民科学家钱学森诞辰100周年。他离开我们已经两年多了。
钱学森院士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离开国防科研领导岗位后，专心于哲学和人文社科等领域的研究工作，他阅读书刊之多（书籍35000多册，杂志15000册，剪报24500多份），涉及领域之博（整个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书信10000多封），与不同领域的干部和科技人员交往之广，是前所未有的，是当代名副其实的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科学家。
钱学森一直提倡“我们要用现代科学技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出“建设社会主义要有长远考虑”，要“研究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战略，创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并提出“要从整体上考虑并解决问题”等[1]。在社会组织管理问题上，他在1995年曾经极为有远见地提出：“系统科学是本世纪中叶兴起的一场科学革命，而系统工程的实践又将引起一场技术革命，这场科学与技术革命在21世纪必将促发组织管理的革命。”[2]
1992年他明确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系统结构，包括：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和地理建设，共四个大的方面。
本文在纪念人民科学家钱学森之际，通过回顾钱学森关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部分论述，廓清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目前存在的错误思想和糊涂认识，抵制 “西化”、“分化”和“自由化”的错误和反动思潮，从而坚持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确保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和胜利前进。
同时，在此笔者不得不谈到重庆市委很政府近年来的改革探索及其所提倡的创新党风而深得党心、民心的“1331”，即 “33”“三进三同”、 “1”“大下访”和“1”“结穷亲”活动。
一、钱学森关于政治文明的概念
钱学森和我国一些系统科学学者是从系统论的全新视角关注政治文明建设问题的。早在中国共产党十二大召开期间（1982年9月），钱学森就给党中央写信，建议不要只用“两个文明”的提法，而应用“三个文明”的提法。他说，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应属于政治文明的内容，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也是要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所以应该用“三个文明”。但是，由于当时党中央已经十分明确地提出了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的发展思路，再提出政治文明建设有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分歧。所以，此后在中央的文献中一直坚持“两个文明”的提法。
1988年，钱学森等在《求是》杂志上发表题为《建立社会意识形态的科学体系》的文章，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系统论原理，明确指出：“文明有三个方面：经济的社会形态表现为物质文明，政治的社会形态表现为政治文明（又称民主与法制），意识的社会形态表现为精神文明。”[3]1989年，钱学森等又在《政治学研究》杂志上发表题为《社会主义文明的协调发展需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专题论文，比较全面地探讨了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的关系，并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予以详细论述。1989年8月钱学森写信说：“我以为不是两个文明建设，而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三个文明建设。”[4]
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发展的要求，以及政治体制改革全面展开的情况，钱学森在1989年2月写文章，认为应该适时地提出政治文明建设的问题。他指出：“我们认为明确地提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问题，这会使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方向更为明确、全面。我们建议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三个文明建设的口号，将比两个文明建设的提法更为完整和全面。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和过去对政治文明建设的忽视，要特别注意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问题。我们还建议进一步深入地研究社会主义三个文明建设的理论，使之形成系统的、完整的、科学的理论体系，以作为我们四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一个理论基础。”[5]
在回顾建国以来在文明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时，他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许多人重视了物质文明建设，但又忽视了精神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也还没有真正抓起来，所以改革开放十年，我们的物质文明有了很大的发展，但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落后了，造成许多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现象沉渣泛起，……政治不文明是我们决策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许多腐败现象本身就是政治不文明的产物。”[6]
所谓“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困扰着各级领导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为什么始终没有解决好呢？笔者看来，主要是思想路线不对头，主要是领导者的头脑里装满了物质主义、拜金主义、GDP崇拜，把社会的和人的生存与进步只看作是物质产品和物质财富的增多，甚至仅今年看作是货币数量的增加，把经济这个概念和范畴，仅仅理解为就是生产力。经济学，按照钱学森的观点，分为政治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和金融经济学三个部分，可是政治经济学，是让西方经济学占据了统治地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边缘化。于是什么“经济人”概念大流行，什么为“投机取巧”“投机倒把”正名啊，什么“有了问题找市场，不找市长”啊，等等反对国家宏观调控和栽赃反映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奇谈怪论就有了市场，再谈什么两手抓也无济于事，最多也是搞个“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花架子，什么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什么商业信誉，诚实无欺、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圣训都遭到冷遇和唾弃，“为人民服务”党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宗旨彻底变为“为人民币服务”，开始也曾经批判过“低头向钱看，抬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钱看”的口号，但是，于事无济啊！
可是重庆市近年来就与其他地方很不一样，我看主要是那里的领导同志薄熙来和是为了市政府一班人，言行一致，说为人民服务，就真正是在为人民服务，不是打官腔，不是摆花架子，而是搞实实在在的，用打黑来压邪，用唱红来扶正，用“3311”来端正党风，温暖党心和民心，不管反动势力如何污蔑和攻击，他们不信邪，走得正，做得对，立得住！
二、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前提、本质和核心
1、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先进的
1986年2月钱学森讲：“我觉得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有一项紧迫的任务：从理论上论证，根据现代科学技术的辉煌成就所能创建的生产力，这些所谓先进国家应该达到十倍、几十倍于现在他们达到的生产力。但由于他们是垄断资本主义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所以是如此之‘穷困’。他们看来富，只是我们第三世界国家太穷了，而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接着他明确地说：“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先进的。”[7]在这里，钱学森实际上是明确肯定了我国宪法所早就确认的我国政治制度，即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政治制度、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为我国政党制度的政体的优越性和先进性。
2、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前提
钱学森认为，具体谈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首先要认识到，三个文明建设要协调发展才能互相促进。他指出，我们的任务十分艰巨，要克服二千多年封建专制主义高度集权制的深刻影响，跨过资本主义的政治民主制阶段，而达到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这就有几个重要的前提要搞清楚。[8]接着他列举出四个重要的前提：
第一，不能走两党制或多党制的回头路。
他说，有些人说中国需要重新经历一个资本主义的两党制或多党制。当然两党制或多党制比封建集权制要进步。“但历史不能走回头路, 中国历史的进程已经走到社会主义, 已经选择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要高于资本主义, 虽然我们过去有过许多政治不民主的现象, 但那不是社会主义, 而正是违背社会主义造成的。当然, 中国共产党人也是人, 不是神, 要正确地领导全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 少犯错误, 任何时候都必须抓好党的建设。”[9]钱学森提出的这个前提与中国共产党十四大报告提出的“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绝不是搞西方的多党制和议会制。”是完全一致的，也是对于那些所谓的要补资本主义课的“补课派”的回击。
笔者看来，西方的所谓两党制或者多党制，严格讲是“一党制”，因为都属于资产阶级政党，都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维护对于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秩序的。只不过是资产阶级内部不同的利益集团的结盟和争斗而已，同时，也是一种欺骗人民从而掩盖其根本的阶级利益的把戏。所以毛泽东同志1957年2月讲到，我国一些人，因为不懂得世界上的具体情况，“他们以为在我们的人民民主制度下自由太少了，不如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自由多。他们要求实行西方的两党制，这一党在台上，那一党在台下。但是这种所谓两党制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方法，它绝不能保障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10] 上个月那个号称全世界最民主自由的美国发生的“占领华尔街”活动，又一次表明，他们那里的民主和自由是属于占人口1%大资产阶级分子的，对于更大人民群众来说是很不现实的，于是游行人群中打出的那个“STOP CAPITALISM 停止资本主义”的牌子，就显得格外醒目。
第二，民主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绝对自由是一种幻想
钱学森说，有些人要求马上实现高度民主, 实行人民自治, 甚至要求绝对自由。这些都是不切实际的, 民主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 全面自治也是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理想, 政党、国家消亡后才能实现。现在的生产力水平还没有到达国家消亡的时代, 自治只能是一种幻想。有的国家过早提出国家政党消亡, 实行工人自治, 放权过头, 造成分散主义、多中心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教训是值得我们认真考虑的。其实, 所谓绝对的自由是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做不到的空话。应该指出, 有的人打着民主、自由、自治的旗帜, 实际上是鼓吹无政府主义。
这正是毛泽东所说的：“实际上，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11]
我国自“八九”以来，极少数人，在西方势力的纵容和大力支持下，鼓吹民主化和自由化，鼓吹政治制度的“普世价值”观，鼓吹西方的所谓“宪政”制度，其实质就在于诋毁人民民主专政，在于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钱学森关于民主建设的思想很值得我们学习和思考。
第三，“热衷于”罢工罢课自由, 游行示威自由等,不是政治文明的表现。
他说，还有些人“热衷于”罢工罢课自由, 游行示威自由等等。实际上这些并不是政治文明的表现。这是在过去旧社会里, 广大人民群众没有政治自由, 只能通过罢工、罢课、游行示威,甚至暴力对抗这种阶级斗争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愿, 达到争取自己生存权利的目的。社会主义社会需要用更文明的形式来解决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 实践证明, 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是一个好经验, 通过这种方法, 做到下情上达, 上情下达, 彼此沟通, 互相协商, 解决人民内部存在的各种矛盾, 包括政府与人民的矛盾。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实践证明, 罢工、罢课、示威游行, 甚至暴力对抗, 不仅不能解决间题, 而且往往给国家政治、经济生活带来更为严重的危机。
注意，这里钱学森反对的是“热衷于” 罢工罢课自由, 游行示威自由,他绝对不是一味反对之。换言之，不是说对于那些官僚主义者和腐败分子侵犯了人民群众的权利，而人民群众又实在不能通过其他办法来有效地维护和补救，只好采取宪法规定的或者宪法虽然并没有规定但是也没有明确禁止的方法，为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也反对。
重庆市委和政府，针对人民群众上访的问题，不是像有的地方政府那样围追堵截加欺骗和打压，而是采取了非常正确的办法，变群众的上访为干部的“大下访”，这样就大大减少了人民群众的上访。薄熙来针对出租汽车司机们“闹事罢运”的问题，不是强制，不是埋怨司机群众不讲理，更不是使用暴力镇压，而是积极主动深入到司机那里，倾听他们的声音，最后找出发生问题的症结，真正解决了问题，使司机和广大人民群众都满意。
在有的地方党政领导非常头疼的问题，为什么在重庆就变得不那么严重、不头疼呢？关键是重庆市领导同志，他们用文明的形式来解决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做到下情上达, 上情下达, 彼此沟通, 互相协商,从而解决了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同时用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办法来打击敌人，打黑，即严厉打击和惩治黑社会性质的犯罪，从而正确解决在新形势下阶级斗争的尖锐表现的敌我矛盾。
第四，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全中国的核心力量, 自然是权威。
钱学森说，有些人说中国需要“ 新权威主义” , 这个“ 新” 字很显眼！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全中国的核心力量, 自然是权威。但中国共产党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出发, 断言领导的决策只能来源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 所以党的一条基本路线是群众路线：先向人民群众学习, 总结他们的经验, 然后概括提高为指导工作的方针政策, 这也就是民主以后的集中。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 有什么不对？如果说中国共产党在执行这条基本路线中有缺点和错误, 那是个改正和吸取教训的问题, 而不是树立什么“ 新权威” 的问题。钱学森提出的这个前提，是切实贯彻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和“四项”基本原则的。
我们这个党，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这过去曾经是一个口号，也是铁的事实。她曾经是得到过世界上受压迫受剥削的、最多的人民的爱戴和拥护的大党。毋庸讳言，多年以来，这个党长期的藏污纳垢，没有得到清洗，只有“纳新”，没有“吐故”，在“纳新”中又把不少没有一点工人阶级思想观念的新生的资本家和把入党看作个人升官发财的好途径的人，也拉到党内来了。同时，建国后曾经改造好的知识分子又给资产阶级改造了过去的人，仍旧留在党内。这样，共产党应有的权威，就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中央党校的那几位教授，公开散布违背中国共产党党章和纪律的谬论，不仅败坏了中央党校的名声，也玷污了中国共产党的声誉。因为他们名为共产党员，实为资本主义而诡辩，为社会主义而栽赃的私产党员，是混进共产党队伍的蠹虫。如果类似这样的假共产党员一天得不到清除，中央党校的威望，甚至整个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就一天得不到恢复。
3、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
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钱学森在1989年2月所撰写的这篇文章中接着指出，实事求是的态度应该是, 在中国现实的基础上, 一步一步地建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民主制。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要抓住本质、核心的东西。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 是人民当家作主, 真正享有各项公民权, 享有管理国家和企事业的权力。现阶段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 必须着眼于实效, 着眼于调动基层和群众的积极性, 要从办得到的事情做起, 致力于基本制度的完善。[12]
这与毛泽东所讲的：“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13]的精神是一致的。与后来中国共产党十五报告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十六大报告提出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与中国共产党十七报告明确提出的“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 的精神是一致的。
笔者认为，真正让“人民当家作主”，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不是那么简单了。这里的根本分歧是唯物史观还是唯心史观，是群众史观还是英雄史观的分歧。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真正的动力。只有依靠人民群众，相信人民群众，扎根于人民群众，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才能真正代表人民群众。
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发现了重庆市委党校2009年中青班学员当一周的“村官”的“三进三同”（进贫困区县、进农村、进农户；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效果很好，薄熙来在题为“一些干部坐机关坐久了，说的官话寡淡无味”的讲话中，强调说：“要重点抓好‘三进三同’、 ‘结穷亲’和‘大下访’等‘三项活动’，使之成为具有重庆特色的党的作风建设实践上的重大创新。”这不就是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作风之一“密切联系群众”的一种好的征兆吗？
人民群众是否当家作主，不是光看您说的如何；正如究竟是否代表了人民群众，不是看某个人的声明和宣言，而是看行动，看政策，看实效，最终还要看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实的感受。
前些日子，笔者在重庆开会，与我同车坐在一起的一位教授曾经在街上随机问过重庆的几位基本群众，其中一名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老百姓——正在大街上一位擦皮鞋的，连同他都一直说重庆现在好多了，很安全了。这不是重庆正在建设的“五个重庆”[14]之一的“平安重庆”的具体体现吗？
三、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思想理论特征
通过阅读钱学森的一系列著作和书信，我们可以得知他关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思想中，笔者归纳为关乎社会主义社会政治文明根本性质的四个思想理论特征。
1、坚持革命
钱学森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他一直坚持社会革命的思想。他提出并系统论述了关于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的思想。
他说，16世纪的文艺复兴引出了现代意义的科学，即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飞跃，即科学革命。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马克思提出的剩余价值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属于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人改造世界的飞跃）是由科学革命引起的。人要改造世界必须先认识世界，而认识世界的学问知识即科学，改造世界的学问知识是技术。
钱学森根据马克思所著《资本论》的德文原文，他指出，“马克思用德文表达的‘社会形态’这个词，其含义是十分清楚的，经济问题是社会形态的一个侧面，马克思说，经济的社会形态的飞跃是产业革命。我国老的《资本论》版本是从德文翻译过来的，译作‘经济社会形态’是比较准确的。后来的版本是从俄语翻译过来的，从德文到俄文，变成了“社会经济形态”，于是我们也翻译成‘社会经济形态’，这种译法不很确切。我建议还是回到马克思原来的表达方法，即‘经济社会形态’。这样的用词，说明经济是社会形态的一个侧面。社会形态的另一侧面是社会中人们的意识，按我的认识，可以叫做‘意识的社会形态’，而不用‘社会意识形态’。”[15]他指出，从宏观角度看, 这样复杂的社会系统, 其形态, 即社会形态最基本的侧面则有三个, 这就是经济的社会形态, 政治的社会形态和意识的社会形态。经济的社会形态是指社会经济制度, 主要是社会生产方式, 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方式, 经济体制和社会经济关系。政治的社会形态是指社会政治制度, 主要是国家政权的性质、形态, 包括政党制度、管理体制、军事体制、人事制度、法律制度和社会政治关系等。意识的社会形态是指社会思想文化体系, 主要是哲学、宗教、伦理道德观念和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等。社会形态是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总称, 是一定历史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钱学森说，生产力大发展是由生产技术的提高，而生产技术的提高则是技术革命引起的，而产业革命是由技术革命推动。“系统工程在管理技术和方法上的革命作用，也属于技术革命” 。经济的社会形态的飞跃叫产业革命——物质文明建设；意识的社会形态的飞跃叫文化革命——精神文明建设。政治的社会形态的飞跃叫政治革命——政治文明建设，所以“产业革命、政治革命、文化革命都是社会革命。”[16]
1992年元旦他写道，要大力宣传知识密集型草产及第六次产业革命的光辉前途，要看到21世纪！光明的未来！“看到美好的未来了，中国人要通过革命的实践去创造这个未来。这就要研究困难和障碍在何处。”[17]
钱学森与“告别”革命者们相反，一直坚持革命的思想。在1994年8月29日他说：“我这几天还在想现代中国的社会革命问题。首要的是要站在纵观人类历史的高度。……”[18]
不可讳言，多年以来，有的人打着“改开搞”的旗帜，极力回避“革命” 这一词语甚至诋毁、妖魔化革命，成为时髦和习惯。完全背叛了共产党本是一个革命政党！
有人利用马克思恩格斯文章中的段落，割裂前后文的联系，不顾具体语境和前后逻辑关联，鼓吹机械唯物主义、庸俗生产力论，把革命家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变成了提倡社会发展的自发性和坐等革命形势来临的消极主张。
特别是对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一在国际上马克思主义者所公认的、符合并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理论创新，这一“与时俱进”的革命真理，看作是错误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其中很重和很关键的一点那就是，是把革命的主要对象或者矛头，由建国初期的指向被推翻的和被消灭的剥削阶级——妄图复辟剥削制度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转变为主要指向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
走资派在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后，是修正主义的主要信奉者和鼓吹者，是国内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危险。毛泽东同志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曾经严肃地指出：“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已经充分证明，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威胁，不是被打倒的剥削阶级，不是地富反坏右分子，而是掌握国家政权的共产党自己内部的走资派，即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类人物。
在我国，有人竟然置党中央关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正确初衷于不顾，仅以个人的恩怨、荣辱和得失的狭小尺度，不顾整个国家、社会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不以历史的大尺度，而以自己的鼠目寸光的狭小视角，来观察整个中国社会和问题，不看社会的成绩、进步和发展，来衡量一场亿万人民群众参加的史无前例和触及人类灵魂的一场大革命，把它说成是一场“浩劫”和“灾难”，为此不惜大肆掩盖历史的事实，肆意篡改、歪曲整个运动的真相，攻击和污蔑这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伟大的革命实践活动。
林伟然所著、李玉华翻译的（林伟然的哲学博士论文）：《一场夭折的中国文化启蒙运动——阶级斗争理论和文化革命》一书，尽管其中有的观点笔者是不同意的，但是，对于文革这场运动的叙述和认识，是很值得我们阅读的。
在该书中写道：
“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多数普通中国人表现出一种惊人的高尚精神，这种精神抑制了他们追求那种狭义的私利。造成群众中派性冲突的一个关键因素不是出于直接对个人物质利益的考虑。思想意识形态的倾向，包括人们道德选择和社会经验看来比纯粹追求个人物质利益在这里起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可以从对这场运动的主要内容和特点的分析中得到充分的说明。我们必须明确一点，暴力行为既不是这场运动的主要内容，也不是这场运动的主要特点。关于这场运动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大部分人在这场运动中没有参与折磨或者武斗，他们参与的是阅读、听报告、唱歌、思考、辩论和写作，这场运动最普通的场面不是搏斗，而是在公共场所张贴的大字报、自印的传单和报纸、大规模的游行和集会、通宵达旦的辩论会。在人类历史上，从没有那么多人，花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以那么多种形式卷入到这么严肃的政治运动。
正如毛泽东所说的：
‘从来没有一场群众运动象这场运动发展的那么深入，那么广泛。从工厂到农村、从学校到部队、全国上下人人都在谈论文化大革命，每个人都感到他们在积极参与国家大事。从前，一家人凑到一起谈的都是日常小事，现在就大不一样了，他们聚到一起的时候，谈论的都是国家大事，父亲儿子、兄弟姐妹、丈夫妻子、甚至少年儿童和祖父祖母，都参加了讨论。’
……
通过遗弃毛泽东思想，中国人民不但抛弃了文化大革命的行为和方法，同时放弃了追求一个理想社会的希望。这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大悲剧。
毛泽东思想在新的还是旧的阶级斗争理论里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它与中国人民在过去几十年里取得的英雄业绩和伟大成就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除此之外，从长远的历史观察来看，毛泽东思想的作用影响甚至比这一切更为重大。当中国人民经历了从一个前现代化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过渡以后，面对巨大的思想意识形态危机，毛泽东思想不仅被很多人民作为很有包容性的现代思想的表述，同时还作为一种独特的中国式的思想意识相态。毛泽东思想变成中国革命的象征，一个独立的中国的象征。因而，抛弃毛泽东思想意味着否定了过去的革命，和抛弃了中国的优良传统。……
自从七十年代晚期开始，中国向外界打开大门以来，中国人民，特别是年青人几乎被西方的思想意识形态所征服。这种趋势可以从当时一部连续电视剧‘江河日下’（可能是“河殇”，这里是否误译——笔者注）的播出得以体现，这部电视剧通过文化改革运动的形式反对中国的所有一切。同样地，在他们的改革中，中国人经常吸收了西方经济问题最多的方面和西方文化最丑恶的部分。”
是不是我们吸收了“西方经济问题最多的方面”和“西方文化最丑的部分”，作为一位多年在资本主义国家生活学习、研究的学者来说，笔者信然。
最近不是有人通过展开研讨会的形式，妄图进一步“彻底否定”文革，达到进一步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进一步否定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吗？这一举动，恐怕只能是意与愿为、心劳日拙吧！它不但更加激起广大人民群众对伟大领袖毛泽东、对科学真理的毛泽东思想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热爱的强烈的阶级情感，同时，也必将进一步激起更多人民群众对一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人物的愤怒和唾弃！
2、坚持共产主义崇高理想
坚持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和崇高理想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基础和归宿。
钱学森说：“我想社会主义社会是个过渡阶段，目的是共产主义社会，那才是世界大同的社会高级发展阶段。”[19]“我们搞学术研究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为了走向共产主义。”[20] 1986年钱学森写道：“这里边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托夫勒、奈斯比特的两本书是资本主义国家出版的，代表着资本家的思想，对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根本不能代表我们的看法。……我们国家对于正确的、科学的东西，是不能否认的，但是我们的社会制度不同，我们不可能得出与托夫勒、奈斯比特同样的结论，不能按照他们的路数来。他们的路数是要让资本主义永远兴盛下去，而我们要走向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道德，也就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主观表现。”[21]
1991年8月19日他说：“在今日社会主义事业遇到暂时困难之际，我们是否应该再次宣传伟大的共产主义？我看要结合100多年来的事实，加以宣传。” [22]
1993年钱学森写道：“这个世界充满了矛盾和斗争。各种政治制度、各种民族和信仰、各种集团利害的矛盾斗争是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但作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坚信：这一斗争的结果一定是世界大同的共产主义世界社会。”[23]
1994年4月25日他说：“我想社会主体的更加一体化，社会主客体的更加一体化，也是在扣共产主义的大门。”[24]
毛泽东同志在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就谈到，当时“当作国民文化的方针来说，居于主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的思想，并且我们应当努力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适当地有步骤的用社会主义教育农民及其他群众。但整个的国民文化，现在也还不是社会主义的。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其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就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但是就整个政治情况、整个经济情况和整个文化情况说来，却还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新民主主义的。……在现时，毫无疑义，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但是我们既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把二者混为一谈，无疑是很不适当的。”[25]
我们现在已经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了，可是，在某些共产党人看来，谈共产主义思想的学习和宣传，就是僵化和极“左”，一谈到所谓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脸色就变。对于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占领和污染我们的媒体，不置一词，可是对于重庆市的人民群众唱红歌，唱歌颂红军、歌颂正义的革命战争、歌颂伟大的祖国，包括唱“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却大加污蔑、攻击。这难道不是挂着共产党人的招牌干着反动派的勾当又是什么吗？
记得刚刚实行市场经济的时候，人民日报有篇文章，题目是“市场经济呼唤雷锋精神”，呼唤了快十五、六年了吧，在大多数场合，非但没有把雷锋精神呼唤回来，不是呼喊来了个“范跑跑”，呼唤来个“个人利益最大化”，呼唤来了个人们之间的不信任！不是呼唤来个“六亲不认”的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缺失，呼唤来个见义勇为的“难为”、“为而难堪”和“不敢为”的可悲环境吗！
不是呼唤来个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遍布祖国各地，呼唤来个黄赌毒泛滥成灾，呼唤来个贪污贿赂盛行吗？不是呼唤来了个每年自杀平均三十万，不是呼唤来个2010年“各级法院全年审结一审刑事案件779641件，判处罪犯1006420人，同比分别上升1.68%和0.98%”[26]即一年犯罪分子新产生100多万吗？
这还不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学习和宣传被淡化、冷漠化、妖魔化的恶果吗！
还还不是有的共产党人，尤其是少数蜕化变质的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完全丧失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而没有被及时清除出党的恶果吗？
3、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1987年5月15日在吴玉章学术座谈会上的发言中，他说：中国跟印度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区别？一句话，印度是资本主义，我们是社会主义。所以我想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这一点是绝对不能忘记的。[27]钱学森还说，“社会主义一定要战胜资本主义。我们有这个信心，因为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28]
1990年10月钱学森批评说，前几年我国对新技术、高技术的开发只宣传什么“风险投资”、什么“硅谷”、什么“科学公园”，结果中国科学院搞“一院两种体制”，高等院校也搞校办公司，弄得人人“创收”，力量分散，不成其社会主义！[29]
1992年7月在一封信中对于《率先塑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把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成现代化国际城市》报告，他指出：“但有一个问题：深圳是社会主义中国现代化国际大城市，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窗口。因此它要展示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要有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将来要外宾深深体验到深圳与香港不同，而想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问题。”短短几行字，竟然就有五个“社会主义”！他并且提出报告定稿时是否增加这个内容？
1993年2月钱学森说，垄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可以是市场经济，要看国家调控的目的是为谁：垄断资本主义是为大资本家，社会主义是为了人民大众。[30]
1993年7月他说：“社会主义的企业其最终目的也是初衷，是为了国家全体人民的利益，决不能搞剥削。……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企业是为人民服务的，没有旧社会的业主、老板，没有剥削。”[31]
1995年11月钱学森讲到山水城市的时候，写道：“人民的社会主义内涵——要让大家安居乐业；不是少数人快乐，而多数人贫困。……在资本主义国家就不是这样：例如美国大资本家都独居于他们各自的庄园，是‘山水城市’了，而一般人民大众呢？却是另一番景象！所以说透了，山水城市是社会主义的、中国社会主义的，我们把我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了。”
总而言之，钱学森始终认为，包括政治文明建设在内的各项改革和建设，必须沿着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必须是为了占整个人口99%的人的利益，必须是为了建设一个没有剥削的，人与人平等的社会。即所谓既要民主，又要集中的社会。
重庆市的改革探索，不能仅仅理解为就是“唱红打黑”，而“唱红打黑”仅仅是整个措施的一部分，它是围绕着重庆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核心目的，从解决民生（住房、交通、社会秩序、居住环境等）为突破口，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它的一整套的措施，是薄熙来同志和市委的领导同志们整体和系统思维的体现。例如，户籍制度的改革，把农民工的户籍200万转为城市户籍，使之与原来城市户口居民同等的待遇和保障。他们考虑的是，这么多的农民工为重庆城市的建设而辛苦忙碌，却不属于重庆市民，到头来却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不是为自己劳动的。而变成重庆市民户口后，他们的重庆市民的主人感就有了，积极性就更高了。同时，重庆的房价为什么就能调控得住？那里没有奸诈的开发商为非作歹和空手套白狼！有的人大反所谓“国家垄断”，殊不知国家是什么？按照列宁的说法，“国家就是我们，我们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垄断又有什么不好的呢？我们不正是很多经济领域国家放弃了垄断，相信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歪理邪说，人民不是正遭遇到新的“三座大山”的压迫而喘不过气吗？
我问过了法学院我的一位同事，他讲，在日本所谓反垄断，仅是指反个人或者公司垄断！哪里有反国家垄断的道理？不过，在我们国家，有的人把国家的财产当成自己的私人财产，那是另一个问题，是化公为私的问题。正如，有的国有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的薪酬动辄就是上百万，而与一般职工相差十倍、几十倍之多，这既与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不搭界，也与巴黎公社的原则不沾边，更与共产主义的思想相差十万八千里！
4、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
钱学森认为，“没有科学理论就谈不上21世纪的社会主义文明。”[32]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钱学森始终强调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智慧的源泉，是整个科学技术体系的概括和总结。科学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复杂性科学研究更是如此。这既是真理，又是钱学森科学研究工作的切身体会、经验总结，也是他之所以作为世界级的、有重大和深远影响的战略科学家、人民科学家和取得辉煌的科研成果和有重大思想、理论和方法创新的科学家的一个根本原因。
钱学森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技术的最高理论，就必须用来指导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这一点是革命导师们所多次讲过的。”[33]他曾经在一封信中说“您遗漏了最最重要的一点：我近30年来一直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总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我的工作。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智慧的源泉！”[34]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钱学森在领导系统科学、思维科学和人体科学等的研究中，是他始终一贯的要求和反复突出的强调。
在1979年10月他在大力发展系统工程，尽早建立系统科学体系的讲话中说：“我的总的想法是：我们搞科学技术应该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因此考虑问题一定要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我国的实际出发，不能一味跟外国人走；他们搞不清的，我们应当努力搞清，他们不明确的，我们要讲明确，而且要力求符合大道理”[35]
1987年他对人体科学研究人员说：“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要用这个人类智慧的精华来指导我们，千万千万记住这一条。”[36]
在1988年7月11日他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文明几千年的智慧结晶，是人类经验的最高概括，扔掉它就等于把最锐利的武器扔掉了，这是最蠢不过的事。所以我们一定要坚守我们的信念，用辩证唯物主义来指导我们的人体科学研究。只有这样，才可以认清周围环境，采取对策。” [37]
在1990年6月28日在关于人体科学研究的方法论的讲话中，他说：“我今天再重复强调，搞人体科学的人，一定要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不然，我们不仅搞不好人体科学研究，而且还会犯错误。”[38]
多年以来，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被边缘化了，被冷落了，靠边站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潮，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畅行无阻，横行无忌。共产主义信仰之缺失，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思想之泛滥，各种荒诞无稽的思想，深深地毒害着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
是到了遵循毛主席的教导：“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的时候了！
是应该按照钱学森同志的教诲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尊严和权威的时候了！
四、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目标和要求
1、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任务和目标
钱学森认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有三个部分：一是民主建设。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党一贯坚持民主集中制，提倡走群众路线，征求群众意见，在群众的实践和意见基础上，制定国家的方针政策。这种走群众路线的民主建设，还有许多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改进的地方。二是社会主义的体制建设。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原来的政体结构就不适应了。当前党和国家正在讨论如何根据“政企分开”的原则，改变中央各部门设置，如何搞好中央和地方的分工，地方各级之间又如何调整结构等等，这都是属于体制建设的问题。三是社会主义的法制建设。
后来，钱学森又加上作为地理科学研究内容的三个文明建设的条件和环境基础，即环境和生态文明建设，共有四个部分内容。
关于政治文明建设的目标，他说：“总的目标是要造成一个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自由又有纪律，又有个人心情舒畅又有统一意志这样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既符合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7月《一九五七年夏季形势》一文中所写的和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讲的政治局面一致。
2、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要求
钱学森一直强调要用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建设社会主义，要从整体上考虑并解决问题，社会主义建设要有长远考虑，要用系统论的观点，社会主义三个文明要协调发展。
钱学森在文章中指出，由于社会形态最基本的方面包括经济的社会形态、政治的社会形态和意识的社会形态，因此，社会的发展，社会文明的建设也有三个方面，这就是经济建设，即物质文明建设；政治建设，即政治文明建设；思想文化建设，即精神文明建设。
如何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三个文明建设的关系问题。钱学森认为，社会形态的三个侧面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 互相适应的, 社会三个文明建设也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其中物质文明建设是基础, 它决定制约着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建设,同时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又对物质文明建设产生巨大的反作用, 它既可以起推动作用, 也可以起阻碍、破坏作用, 它们是物质文明建设的精神动力和决定物质文明建设方向的政治保证。如果三个文明建设协调发展, 那么社会的建设和发展就会顺利、就快。如果不协调发展, 那么社会的建设和发展就会受到阻碍, 造成巨大损失, 甚至如恩格斯说的“ 会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全部经济完全毁灭” 。从系统科学的观点来说, 这就是会使整个社会系统从有序走向无序、混乱、崩溃。因此, 应用系统科学理论研究社会系统三大文明建设的关系, 研究如何使它们协调发展, 以取得最好的整体效益, 对社会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就是社会系统工程, 是系统工程中最复杂最难处理的一类技术问题，但近年来在我国的实践中也摸索出一套解决社会系统工程间题的有效方法了。此外，钱学森说，地理科学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就是研究经济的社会形态，政治的社会形态和意识的社会形态的环境基础，或者说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以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和客观环境。他说，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三个文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或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要把这个基础条件搞好。不然的话，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是很难做到的，这就是社会主义地理建设的重要意义和它的迫切性。[39]
五、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具体途径和方法
钱学森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途径和方法。笔者归纳为：
第一，认真贯彻群众路线，切实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根本途径和方法。
第二，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研讨厅体系和社会主义建设总体设计部是民主集中制的具体体现，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唯一正确的途径和方法。
民主集中制现代最好的实现形式，是钱学森为代表的复杂性研究的中国学派所独创的、仅仅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研讨厅体系和社会主义建设总体设计部。
1986年1月钱学森写道：“我们总要把社会主义建设引上严密的、科学的道路，以求有预见性。不能老是‘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40]他在谈到用科学技术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在赞扬马寅初和陈云理论联系实际的时候，指出他们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都没有可能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方法，即系统科学、系统工程的方法，当然也没电子计算机这个极为有效的工具。[41]
1991年钱学森说：“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就是要构筑这个完全人造的大系统或巨系统。系统科学也将在这一伟大实践中充实和发展。所以是社会主义中国对人类的贡献。”[42]
1992年9月钱学森说，现在人们在总结我国40余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与教训后，终于悟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一定要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设计部。[43]1992年10月，钱学森说，市场经济的世界加上第五次产业革命，那可真是瞬息万变的世界，可谓“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不用总体设计部，不用从定向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能行吗？[44]
1993年7月钱学森说：“我们对改革要强调宏观整体思维，这是现在最缺的。”[45]
1993年10月钱学森说，“把大成智慧工程及从定性到定量综合和集成研讨厅体系及社会主义建设总体设计部……这是我们这个小集体的‘命根子’。我们活着就是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目前最最重大的事就是社会主义建设总体设计部。”[46]
1996年7月钱学森说：“我们对于系统总体设计部的认识源于导弹总体设计部的实践，而那时领导我们工作的是周恩来总理和聂荣臻元帅，他们都强调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的斗争经验，包括大规模集团军的战斗经验。……所以我们的总体设计部是中国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的总体设计部。它实施党的民主集中制。这是我们的特点，也是我们的优越性所在。……所以总体设计部问题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课题，不是可有可无的小事！”[47]
综上所述，作为人民科学家的钱学森，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论述，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根据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历史经验和面临的实际情况，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宪法的基本精神和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提出的。他既反对自由主义的所谓多党制、议会制的改革，也反对保守主义的固守旧的过时的传统做法，主张积极地改革政治制度，特别是注重民主政治建设，他不是提倡什么西方的所谓“宪政”，而是建立和进一步完善真正反映和正确集中人民意志和科学反映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民主集中制，并且找到了综合集成法和研讨厅体系，这种决策的最好的形式和作为决策的咨询机构（注意：它绝不是决策的权力机构），它包括有经验的多部门、多学科的专家群体，利用数据资料信息和计算机体系、互联网和通讯技术，遵循《实践论》和《矛盾论》的辩证唯物主义和系统科学方法，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种问题，进行总体分析、总体论证、总体设计、总体规划、总体协调，得出接近客观实际的、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的配套的解决方案，为决策者和部门提供科学的决策支持，即作为正确决策的参考意见。而绝不是领导人指望少数人（尤其是少数一孔之见的、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专家，如《物权法（草案）》的起草那样）做自己的参谋去决策，从而导致重大决策的失误，到头来反而还不承认自己的错误，甚至嫁祸于人，竟然埋怨是体制和机制的问题。
重温和学习钱学森的这一系列的思想、理论、观点和方法，结合重庆改革探索的经验，在今天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中，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更有迫切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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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上均为钱学森所写文章的题目。
[2] 钱学森著：《创建系统学》（新世纪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202页。
[3] 、钱学森等：《建立社会意识形态的科学体系》，《求是》1988年第9期
[4] 、《钱学森书信选》上卷，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年6月第1版，第0457页
[5]、钱学森著《创建系统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第77页
[6]、钱学森著《创建系统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第80页
[7]、《钱学森书信选》上卷，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年6月第1版，第0230页
[8]、钱学森著：《创建系统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第82页
[9] 钱学森著;《创建系统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82页
[10] 毛泽东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761页
[11]毛泽东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761页
[12] 、钱学森著;《创建系统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82页——83页
[13]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129页
[14] 、“五个重庆”是指“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健康重庆”。似应该称作“五优重庆”，不应该称作“五个重庆”。
[15] 钱学森著：《创建系统学》，第153页
[16] 、《钱学森书信选》上卷，第0150页
[17] 、《钱学森书信选》下卷，第0632页
[18]、《钱学森书信》，第8卷第351页
[19]、《钱学森书信选》上卷，第0250页
[20]、钱学森等著：《论地理科学》，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391页
[21]、钱学森著：《科学的艺术与艺术的科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第127、157页
[22]、《钱学森书信》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年5月第一版，第6卷第091
[23]、《钱学森书信选》下卷，第0756页
[24]、《钱学森书信》，第8卷第131页
[25]、《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964年4月版，第665——667页
[26] 、见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在2011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上的报告。
[27]、钱学森著：《创建系统学》，第20页
[28]、《钱学森书信选》上卷，第0462页
[29]、《钱学森书信选》上卷，第0545页
[30]、《钱学森书信选》下卷，第0742页
[31]、《钱学森书信选》下卷，第0791页
[32]、《钱学森书信选》上卷，第220页
[33]、钱学森《论人体科学与现代科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1998年12月第1版，第283页
[34]、《钱学森书信》，5，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年5月第1版，第4页
[35]、钱学森《论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第272页
[36]、钱学森著：《论人以科学与现代科技》第218页
[37]、同上，第252页
[38]、同上，第228页
[39]、 在第三届全国天地生相互关系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1989年12月12日，《人民论坛》1992年第10期
[40]、《钱学森书信选》上卷，第0221页
[41]、《创建系统学》，第156——157页
[42]、《钱学森书信选》上卷，第0587页
[43]、《钱学森书信选》下卷，第0677页
[44]、《钱学森书信选》下卷，第0708页
[45]、《钱学森书信选》下卷，第0787页
[46]、《钱学森书信选》下卷，第0825页
[47]、《钱学森书信选》下卷，第116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