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年七月我到广州中山大学讲话，跟着在该市的白天鹅宾馆住了两个晚上。大连王玉霞要赶来倾谈一下，当然欢迎，跟着她又说一位在长沙某校教经济的也要来，也欢迎。那是朱锡庆。加上当时在广州的李俊慧，我们倾谈了一整晚。
过了几天我在香港某酒店的大厅参加了一个有几位讲者的关于文化的讲座。我历来不喜欢参与讲座，讲完自己的时间就离场。一位中年男子在场内跟出来，很有礼貌地介绍自己。是刘晓明，长沙的一位副市长，负责那里的经济，问我可否作他们的顾问。我回应说自己退了休，不想作有大责任的事。他跟着问可否介绍一位我的学生。我想了好一阵，说：「几天前的晚上我跟一位在你们长沙教经济的青年谈了一晚，他比我最近十年在港大教过的学生都要好，你可以考虑用这个人。」
我的太太在旁，刚好有朱锡庆的电话号码，给了刘市长。市长当晚就约见锡庆了。我不知道跟着几年长沙的经济戏剧性地起飞与这件琐事有多少关连，但应该是长沙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小故事。类似的小故事在神州大地不少吧。一个面积那么大、人口那么多的国家，从无到有发展得那么神奇，不可能没有很多有趣的小故事。我老是喜欢把温馨的记住，把有反感的忘记，所以能活到今天。
不久前锡庆给我一迭文稿，说要出文章结集，请我写序。结集名为《知识笔记》。我翻阅了一阵，对自己说：是经济解释。不是严谨的学术论著，属随笔或小品。纯为满足作者自己的好奇心而动笔的文字，在刊物市场不多见。写这类文章要有自己的兴趣，希望这里那里有三几个知音人。没有什么金钱回报，在职业上不会因而升职。然而，这类文章写得多了，熟能生巧，写得深入一点，发挥得较为严谨、详尽，有机会成为一个思想家，时来运到可以写出一家之言。这比昔日伯牙与子期的故事要热闹一点，好玩一点。
同学们要多尝试写这类文章，虽然在大学教经济凭这类文章升职可以免问。今天免问，但十九世纪经济学在英国发展起飞时，这类文章受到密尔、马歇尔等大师重视。那是在数学微积分引进之前的事了。同学们不妨细读拙作《佃农理论》的第三章，追溯该题材的思想史，会知道在数学引进之前的想法错得比较少，在观察上是远为丰富的。
我要说明，虽然锡庆在文章内几次提到我的影响，他写经济解释起自认识我之前。我给他的唯一「指导」，是他当时的文字难读，他后来很快就改进了。
写经济解释，要写得好，有三关要过。第一关是琐碎的现象或观察要知得很多，尤其是街头巷尾的观察。政府或机构发表的数据没有多大用处，且往往误导。多而琐碎的观察也可能错，但日积月累地修正会变得可靠。学院派的学术文章通常不接受这种个人的随意观察，反而接受那些不知何处弄来的机构数据。我认为这是今天的经济学报文章一般缺乏普通常识的原因。
如下的故事可教吧。一九七三年我发表《蜜蜂的神话》，其中所有数据是自己到农场调查所得。要发表该文的学报的主编是科斯，他要求我提供数据的来源。但我有的只是个人的笔记，怎可以被行内接受呢？科斯当然相信我，知道我对真理历来执着，但怎可以违反要有刊物数据的行规？后来该文被行家们认为是实证研究的经典（科斯说实证研究无出其右），它的第一个脚注可能有点说服力。我是这样写的：
「事实像玉一样，得之不仅成本高昂，且往往难于鉴证。我因而非常感激如下的养蜂者及农民（列出十三个人的名字）。他们提供了宝贵的数据，其中几位把他们的账簿及合约给我参考。科斯提供调查蜜蜂的灵感，巴泽尔在旁监视着我调查得透澈，唐小姐是助理。这调查得到国家科学基金的资助，是为研究一般合约而用的。」
严谨得有点发神经，但可能因为这样，后来一九七七年发表的《优座票价为何偏低了？》，我完全没有引经据典行家们也接受。是的，到那时，我对机构发表的数据一般有保留，相信自己的眼睛，认为不相信我说的你最好不读。我的眼睛不一定对，但看错了的可以改。问题是机构发表的数据我们不易考查其真实性，或究竟代表着的是些什么，而靠发表学报文章为生计的人可能在有意或无意间歪曲了事实。
纯为好奇心的驱使而写出来的解释文字是不会歪曲事实的。观察当然可以失误，尤其是真实世界的审查一般不容易严谨。个人的经验是知得多而杂比知得精而深入重要。这跟行内作实证研究的朋友的取向不同：科斯喜欢花几年时间调查一家机构或一个行业，而受到戴维德影响的朋友会花一两年时间调查一件反托拉斯案。
我走的是多而杂的路。好比去年在某收藏家协会讲话，我直言自己对收藏的认识主要是为调查讯息费用而起，需要知道的多而杂，所以没有一样收藏品我是专家；然而，论到不同收藏品的知识，我算是有认识的种类比我知道的任何人多。这取向给我很大的优势：任何有关市场信息的问题，我可以立刻用多方面的实例作考虑，天马行空地这里考证一下那里考证一下，有需要时才深入地追查某类收藏品的某一要点。选择以收藏品为讯息费用的重点题材是因为这类物品的讯息费用特别高。
解释现象的第二关是要毫无成见。这里要注意：「固执」与「成见」不是同一回事。固执是认为自己掌握到真理的坚持；成见是没有经过慎重思考的误信，或是价值观的自以为是。多有成见的人可以很聪明，在某些学问上可以有成就，但不宜学经济！经济学是我知道的最容易被价值观左右的学问，屡有成见是思考经济问题的大忌。垄断对社会有害吗？说有是成见。最低工资可以帮助穷人吗？说可以也是成见。不是说成见一定错，但客观的推理不容易得到这些结论。
成见是个人品味的判断，或者有不需要认错的意识，也可能有切身利益需要维护。自然科学不会遇上这些麻烦，但也算是科学的经济学则频频遇上。当年读经济思想史，李嘉图对我的影响很大。记载说，他永远不管答案是谁先想出来，永远不把自己放在问题之上。
最后要过的第三关很苛求。那是要把经济学的概念掌握得通透。说过了，经济学不可或缺的理论只有需求定律，但概念掌握不到家这定律无从发挥。局限有多种——成本、租值、利息、收入、财富、产权、交易费用等——每种的转变都可以翻为价格之变。这些概念非常重要，因为每一项的阐释是代表着人类行为的规律。得来不易，要经过西方经济学二百五十年的刻苦耕耘，其间参与的天才无数。这样的经济学范畴跟物理等自然科学是截然不同的。用物理学的理念来处理经济问题不对。萨缪尔森等大师对经济概念的掌握不到家，解释行为或推断现象的本领因而乏善足陈。
这里要指出的，是经济学的概念不可以单在课堂上学得明白。把概念的定义背得滚瓜烂熟不等于懂得怎样用。我在《经济解释》中不厌其烦地重复又重复地解释上述的概念，也多方引进真实世界的例子作示范，但只能教同学们知得深入一点，体会多一点不同概念的复杂变化。不足够。要学得怎样用同学们一定要日夕不倦地尝试以这些概念推出假说来解释街头巷尾的观察。我自己尝试了半个世纪，心领神会，深信需求定律的解释力。然而，无论我怎样倾囊相授，我只能减少同学们登堂入室的时间。必需的是同学们要亲自跑到真实世界那里去。
这也是说同学们要多学写朱锡庆《知识笔记》那类文章，或起码要天天拿着自己认为是有趣的观察来思考，以需求定律及经济概念印证。是对是错不重要，因为尝试得够多真理的掌握自己会知道。朱锡庆提供的是一个渐入佳境的例子，我因而嘱咐他要把每篇文章的发表日期放在前头。
二○一一年八月一日 张五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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