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日子集中于大修十年前写下的三卷《经济解释》，其实大部分是重写：三卷三十一万字会变为四卷五十多万字，其中三十多万字是新写的。马歇尔的《经济原理》前后共八版，初版与第八版相隔三十年。不是印刷次数，是有修改的版数。施蒂格勒、科斯、张滔等学者喜欢跟踪马氏每版的修改，那是对大师的敬礼了。

我的《经济解释》前后只两版，七十六岁，不会再有第三版吧。但我的十年两版的前后变动比马前辈三十年八版的前后变动多出很多。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十年前写《经济解释》时我还有不少其他工作，不像今天那样全力为之。其二是今天的世界，十年间发生的事比马前辈的三十年多出很多。经济科学要不断地观察，不断地验证，不断地把理论与概念改进。今天的世界提供的数据无疑比百多年前马前辈见到的多，也较为精彩，尤其是中国经济的改革带来的启发。然而，在斯密、马歇尔等前辈的基础上改进理论与概念是艰巨工程，要观察很久思考很久才能获得少许进境。

是大幸：我从来没有为了升职或加薪而从事经济著作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在美国出道的经济学者有这样的机会，但也要靠一点运气。斯密、李嘉图、密尔等大师明显地不需要为生计发表文章。发表或灭亡（publish or perish）的规定起于六十年代后期，到了七十年代，美国的二等大学执行这规定变得严格了。我曾经解释过，这主要是越战带来的效果。不是说不需要发表是可取的学术制度，而是说为米折腰折出来的不会是好文章。个人的经验，是可以传世三几十年的文章永远是在适当的学术气氛下，得到师友的感染才能写出来。几天前给巴泽尔一封长信，论及大家认识的经济大师朋友，我说可以打满分的只有戴维德一个，但戴氏平生只发表过数十页纸的文章。戴氏的口述传统影响了很多人，当然是重要的学术成就。

这些日子重写《经济解释》我写得用心，也写得辛苦。为什么呢？有两个原因。其一是见到三十年来经济学的发展太不成话，希望中国的同学不被误导，要尽可能解释得清楚。其二是经过半个世纪在一门学问的累积，整体地写下来有机会传世，而怎样表达对传世有决定性。自己不会有机会见到，但四十多年来发表过的文章，其传世时日的或长或短的特征我有深入的体会。思想不一定需要是上乘的，但我想不出有哪种衡量思想的准则比传世的时日更为可靠。

曾经说过，经济学是老人的学问。但七十六岁了，大自然的规律不会有例外。每星期写约三千多字的一节，有五位饱读经济学论著的朋友跟进。要是他们说我的思考能力明显地退化，我会停笔，转攻书法及中国的文化研究。后二者可以做到很老还可观是人类的经验。这些朋友没有理由骗我：他们一致认为，正在重写的《经济解释》比十年前写下的高出很多。

最近一口气地写了卷三《受价与觅价》的第四及第五章，共九节，三万多字，写得称意，但真的累了。不是什么风花雪月的文字，思想上很多是前人没有到过的地方，体力衰退，写几百字要停下来休息半天！一口气写三万多有原创性的分析文字很苛求，何况是个老人家。正要憇息几个星期，却收到张培刚大哥谢世的消息，长寿九十八。不半天很多朋友通知，可见大哥和他的大兄弟的交情在神州大地不少人知道。我认识大哥只十多年，但一见如故。追思大哥的聚会我当然要去，但太太把我十二月一日的生日提早在十一月二十六日的周末晚上宴会亲友，而追思大哥是二十七日的早上。没有拆解的方法，我于是写了四段文字要华中理工的朋友替我在追思会上宣读出来，简短但远超他们约束的字数。谨录如下：

「张大哥谢世，我第一时间想到要写一篇追悼文字，但跟着想，大哥和我这把年纪，不是他先去就是我先走，是大自然的规律，没有什么值得哭哭啼啼的，还是想办法把大哥放进他应该站着的历史位置吧。

我于是想到九年前香港花千树出版社为大哥重印他一九四七年的哈佛博士的获奖论文，急忙叫花千树的人寻找当时做得很用心的档案，找到了，跟着与北京的中信出版社洽商，打算在中国再版，纪念大哥。不会是畅销书，但传世用不着畅销。

九年前我为大哥之作写过一个很短的《为大哥序》，这次我会写《再为大哥序》，较长的。我知道网上有不少颂赞大哥的文字，但天下没有谁曾经被人「赞」进历史去。我会用心写，客观地评述大哥经历过的大时代。他从大幸到不幸再到大幸，而他的论文也从大幸到不幸，但终于有机会走进历史去。

大哥称我为大兄弟。哥哥弟弟坐上了一条船。那是中国船。此船沉没，哥哥弟弟会一起葬身大海，但如果遇到阳光普照，清风徐来，哥哥弟弟会一起走进历史去。

张五常」

这里要补加一个脚注。二○○二年香港花千树重印大哥的《农业与工业化》时，我把自己写书法时偶尔用上的闲章加进该书的后面，称「大成若缺」，由上海徐庆华刻篆。这次由北京中信出版，我换了另一个为大哥新刻的闲章，称「国之重宝」，由深圳陈壮志刻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