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现代文人理想境界的一种标志，曾经实实在在生活着的陈寅恪先生无论是在其生前的大部分时间内，还是在他身后四分之一世纪的现今，对于中国知识阶层的绝大多数而言，仍然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然而，我们目前领略到的陈先生之论著，绝大多数都是有点儿“出乎意料”的纯粹国学领域的成果，从针对中古中国的《隋唐政治制度述略》、《元白诗笺证》到涉及近古中国的《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不用说陈氏本人曾发愿撰述的《中国通史》杳如黄鹤，就是他游历欧美十余载、遍学华夷多种语言的经历也竟然没有像同时代而又有类似经历的法国人伯希和、瑞典人高本汉等人那样所学即所成；通常的解释是：陈先生专治中国史，诸外文及胡语皆为附带之学用，无可无不可而已。不过最近陈先生一批外文藏书重见天日，让我们对他在外文典籍方面的研究又有了新的认识。

北京大学是陈寅恪先生早年工作过的地方，他的很大一部分藏书，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战乱频仍的日子迫近而举家南迁前夕，就已通过不同渠道、或以不同形式留在了北大，一直流传到了我们现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地方。最近，北大有关方面将陈先生的外文藏书整理并置以专柜，陈列在东方语言文学系资料室，使得这批典籍在经历大半个世纪的“赋闲”之后又能通过新一代学子重新释放它们本来应该释放的能量。这样，对于不曾同陈先生共处一个时代、但却深深服膺于其学其品的我们这些后学而言，有机会浏览这批藏书，同时也就是从一个特定的角度直接接触其原来的主人并受其学风的部分浸染了。

陈寅恪先生1909－1915年间相继在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大学研习，1917－1921年抵达美国入哈佛大学研修，1921－1925年在法国几所著名大学和研究院钻研；其间先生以主要精力攻读当时正所谓方兴未艾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等语言学学科，对藏文、蒙文、西夏文、满文、朝鲜文、梵文、俄文、希伯来文、东部突厥诸文字等多种语文皆有不同程度的修习和涉猎。现在我们从他的这些旧籍扉页中部钤有名姓的藏书印来推测，先生本人所购、所藏的外文图书涉及的语种，时至今日怕也难有逾越之人。要知道在二十世纪初叶，英语并非现在这样普及，文化界的国际语言是法语，学术界——尤其是研治东方学的人文学界——则以德语为有实无名的标准语言；这批旧书中的绝大多数，其主要载体即是这三大语种。以英文刊行的巴利文典籍在其收藏中几近完备；闻名遐迩的两卷本巨著《圣彼得堡梵德大词典》同陈先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曾一度窘于粮米之困时的无奈息息相关，其间又点缀着胡适之先生出面以替北大添置馆藏为由购入的良苦用心；另外还有一本内容涉及印度宗教文化的小册子还是以前闻所未闻的古吉拉特语和德语之双语对照——古吉拉特语是现代印度一个邦的法定语言，它在当今文化领域内有一席要地恐怕同当代仅存的火祆教徒大多分布于该邦境内密切相关；此外，我们还检得像藏文新约圣经、缅甸文阅读材料、希伯来文旧约圣经之类这几种具有悠久文化历史的语言的经典研习语料。即便是研治对象为留存于今日中国版图内诸胡民族的语文材料，由于当时大多还是由欧美学者发其学术端倪，所以，其释读载体仍然是欧洲的几大现代语言：比如，现代女真语文研究的滥觞——《女真语言文字考》一书为德人葛鲁贝撰述、古藏文本的《西藏王纪》（Der Roman einer tibetischen K?nig）由德裔美国人劳费尔考译、而穆勒（Moule）版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考释》又带有研究碑上镌刻之古叙利亚文的内容，这些彼时开风气之先的论著，自然是逃不脱陈先生的法眼的，我们后学亦可藉此多获启迪，虽非具体的某项成果，但却是普遍意义上的治学思路。

我们知道，陈先生阅读中文书籍，有在书页空白处留下眉批手札的习惯；这些阅读过程中的即时心得，不仅是先生本人治学历程中灵感的实时记录，而且反映了先生对阅读对象的熟谙和推重。然而，陈先生在阅读外文书籍时风格却又判然有别，书页的空白处通常并没有留下什么笔迹——但这似乎不能就说明这些书的主人在读书时还有“夷夏之辨”。事实上，有过多语种学习经验的人都明白，多种文字混合排印的书籍即便是页边富余很多，但真的随便用笔在上面满满做上各种记号之后，相隔一段时间再行披览，加之任何人对外文均远逊于其母语文字的敏感性作祟，这时候的外文书籍是很碍眼的；何况陈先生的这些相关书籍中还多有或横写、或竖写（如蒙文、满文），或左向（如阿拉伯文）、或右向多种行款不同的文字混排的情形呢！在先生的外文收藏中，虽然缺乏他在中文书籍中常见的直接批注，但极少数残存书页间的小纸片似乎表明了陈先生本有随书夹带的便条作为其心得留驻的替补；只是这批书历经多年的流离辗转，这种随插随散的小纸条也就不能同书籍一道为后世所识了。

另外一个说明陈先生研读外文论著颇为用心的实例是：他使用过的一本藏文教材似乎是手工剪裁、然后贴在一个大笔记本之上的自己影印的手稿——仅此一个细节，足见陈先生对藏文学习所下的工夫。作为一个以治中国中古史为专长的学者，能够独具慧眼发掘出藏文材料对汉族历史研究的特殊价值，这即使是在已踏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也是极为难能可贵的。就拿同样属于中古史的范畴、但与藏文史料关系密切得多的西夏学研究来说，时至今日似乎还有为数众多的西夏文佛经——觅不见汉文底本，从某些迹象推测是基于藏本——却总是因为缺乏精通藏文和藏传佛学的人士参与研究而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佛经占现存典籍90％的西夏文献的纵深研究。

当然，内容这么丰富、数量也绝对不菲的这么些外文藏品，一一精读而未分主次，任何人都做不到，何况还得用主要经历研读中国史籍的陈先生。比如一些纯粹用作手头查阅性的资料性书籍——极少数巴利文的佛经——其页边尚未裁开哩！这大概就是陈先生不曾晤面过的书籍了，其数量自然是寥寥的。但从先生已悉数购进当时由驻在英国伦敦的“巴利圣典学会”陆续刊行的巴利文佛藏来推测，他应当是已经筹划好了日后研习印度文化对中国古史古文学如何透辟影响这一治学方向的，然而，彼时变幻多舛的时局使得这些盛妆的新嫁娘终于没能揭开盖头。

当然，来自天竺异域的宗教文化如何影响华夏，这是国内学界研习已久的老题目；只是陈先生的收藏反映出他倚重原始文献以真正追本溯源的另种学术用意而已。然而，亦曾被视为“遗少”的他，其学术眼光绝不囿于此等“传统”；他是既要坚守传统，亦要紧随时代，结合学术史上的新兴成就，为研究汉传佛经的文学翻译和泱泱中华的“大”历史学打下宽厚、扎实的基础——仅就我们目前所见的陈氏外文藏书，即可审知这一点；再留意当时陈先生在中研院史语所任职以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院校任教时多由中文系、历史系合聘的史实，更可细味先生购置相应外文图书的苦心孤诣。

与这些收藏还是有着紧密联系的事实是：陈寅恪先生1928年在北京图书馆曾读到清宫旧藏满文本《几何原本》七卷，遂研究、勘证出此原本同清代数学家梅文鼎主纂的《数理精蕴》中之十二卷《几何原本》以及德人浩尔资曼（Wilhelm Holtzmann）所译德文几何原本前六卷关系密切而迥乎国内原有的徐光启、利玛窦合译本（参见刘广定：《陈寅恪先生的科学史研究——悼念陈寅恪先生逝世三十年》，《自然辩证法通讯》2000年第六期页71－73、82）；而当1932年专治中国民族古语文的王静如先生推出其后来荣膺法国“儒莲（Julien）奖”的《西夏研究》（第一辑）时，陈先生所撰《斯坦因Khara-Khoto所获西夏文大般若经考》同样以自己对若干西夏文语词的精审考订併入其间并为之增辉。然而，这些迄今寥寥无几但却尚能一睹的单项考订，并未真切体现陈先生对自己外文庋藏的充分利用，当然也远远不能反映先生立足于斯的学术化境；设若陈先生能够夙愿得偿、写就其自出机杼的《中国通史》，那么，或许后来黄仁宇先生大概就不是所谓macro-history的独领风骚之士了；而且，陈氏历史观之“大”，更当有其淹博浩淼之囊括和精辟深邃之阐发了！

在陈先生的这批藏书中，有关古突厥－回鹘文碑铭的论著——无论是成册的碑碣拓本照片及释文，还是单独针对某一琐细问题的论文抽印本——留存于此的都颇为丰富，约占这批书籍总数的七分之一；其间大多为德文、俄文刊本，间有某些现代突厥语（如土耳其语）以及所谓“马札尔语”即匈牙利语的刊本。而对于古突厥－回鹘文碑铭具有现代学术意义上的系统研究，则始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丹麦人汤姆森和俄国人拉德洛夫在文字方面的成功解读；陈先生购书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正是一大批欧洲学人在这一新兴学科中成果辈出之时，今天我们还能从这些形式陈旧、内容却仍葆青春的著作题名页上觅得其尊名：勒柯克、缪勒、马洛夫……这一系列凡治此学问者均不可回避的一座座丰碑。陈先生与他们或相识、或相知、或神交久矣，泰西各国的大学者们赖其本国哺育这种基础性学科发展的良好机制而久享学术风采——即便时发生了像俄国－苏联这样政治大环境的急遽更迭也未损其根本；但亦具大师之眼光之底蕴的这一中国同侪，我们今天常常为之扼腕的陈先生，不知何故却始终未得在这一方面为后人留下什么可资精进的显著成果来。我辈于诸方面更是远逊陈先生，现在手抚还不曾燹于兵凶人祸的这一册册古董，是否就只有“长太息以掩涕兮”的份儿了呢？

匆匆披阅陈先生这并不完整的外文图书庋藏，想起了陈老先生的弟子季羡林先生曾经为其业师整理过的——应当是——研习上述资料的几十个笔记本（参见季羡林：《从学习笔记本看陈寅恪先生的治学范围和途径》，《季羡林文集》第3卷页272－285）；我们没有见到这些已经被划归文物级别而妥善保存起来的笔记本，但是从季先生发表的整理结果，也似乎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相得益彰的丝丝缕缕关系来。今天我们有幸重温经历过一代大师手泽、而又历经蹉跎岁月才重见天日的这批图书资料，既为有个性的陈先生已经创建的个性化学术体系所服膺，也为这架独具丰采的学术枝蔓殆无直系成果传世而遗憾，更为这条前景无限的学术脉络迄今仍乏心有灵犀的真正传承而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