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年七月，我受命整理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收藏的清华大学外文图书。根据法学所图书馆馆长新撰的馆史所载，这都是清华大学一九五二年院校调整之前的藏书，计有九千三百一十九册，接收的时间是一九五八年或一九五九年。

我对清华一直有着莫名的敬意。我还听冯友兰先生讲过清华关于购书经费必须占全年经费25%的硬性规定。当时曾为此钦羡不已。我想像清华的外文书一定也相当之好。果不其然。打捆堆放在图书馆地下室的近万册清华旧书，均为硬皮精装本。即使今天，这也是一流的版本。所以虽然半个多世纪无人打理，封面及书脊脏了一些，但纸张依然完好，字迹也非常清晰，丝毫不影响阅读。

更让人佩服的是清华图书馆的采购水平。婚姻家庭法、侵权行为法、宪法、国际法、法理学等等，法学的各个部门，都有相应的藏书，可说非常完备。而且一个部门法，如宪法，不但包括英、法、德、美几国的宪法著作，其他各国的也有购置，甚至还有一本英国人写的暹罗（今泰国）宪法的著作。法理学的书籍更完备，奥斯汀《法理学讲义》不用说了，庞德先生的大作《法律与道德》（一九三八年）、《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一九四二年），都是第一版。梅因的《古代法》还有两个版本。在许多宪法书的借书卡上，我多次看到“钱端升”、“钱”的签名；从签名上可以看出，钱先生续借的次数相当频繁。在几本国际法书籍上，我也看到了王铁崖先生的铅笔签名，似乎还是三十年代在清华读研究生时的笔迹。整理的过程，也成了我阅读历史的过程。

但是，这都是一九四九年之前的印迹，其后就基本无人问津了。在一九五八年移交法学所之后，这些书也仍旧没有得到多少利用。我在这些书籍上甚至都没有找到法学所图书馆的藏书章。甚至从一九九二年开始，因为场馆所限，还被打捆堆放进了法学所图书馆的地下室。我可能是十多年来的第一个拜访者。

这样宝贵的资源在长达半个多世纪里，都被我们搁置一边白白浪费。一九七八年之后江平等先生主持的外国法学著作的翻译工作，似乎也未有一本是采自这批馆藏。我不禁有些难受。

但是，在一九五二年院校调整之后直到一九五八年这六年多的时间里，这些书籍为什么也没有借阅的记录呢？这期间，还有修宪、外交等一些活动，是和法律有很大关系的。问馆长，馆长也不知其所以然。

在无意之间，我翻起同是身藏地下室的一本《政法界右派分子谬论汇集》（中国政治法律学会资料室编，法律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十月版）。著名国际法学家陈体强先生（一九一七——一九八三年）《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法制的意见》一文中的一段话解释了我的疑惑：“第四，关于书籍，报上已登清华图书馆满地都是社会科学的书，还不肯借。清华没理由保存这些书，北京有这种事，这不但说明对科学的不尊重，是本位主义，而且是组织纪律性的问题，请有关部门考虑什么书应归谁，使起到书籍应有的作用。”（39页）

原来如此！那么清华法学书籍移交法学所，反倒是比较正确的决定了。设若当年继续由清华管理，这批图书的命运大概也好不到哪儿去吧。因为清华法学的重建，不过是一九九九年的事情。

让我奇怪的是，陈体强先生这一当时遭到严重批判的“右派”言论，居然在反“右”之后得到了施行。在同一本书里，吴家麟先生建议“立刻成立法学研究所”（第139页）。钱熙光先生也“赞成赶快成立法学研究所，以适应加强法制的任务”，并“建议成立法学图书馆”（第160页）。从“立刻”、“赶快”等用词不难想见当时建议的明快。而这一条在反“右”之后，也得到了落实。根据法学所网站的资料，法学研究所一九五六年筹建，一九五八年正式成立，张友渔任第一所长。二○○三年恰好是法学所也是法学图书馆的四十五周年纪念。看来，对“右派”当年所提的意见也并不是完全置之不理。或许，法学所的成立，很大程度上还要归功于“右派”当年“鸣放”的推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