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处于一个复杂多变的世界之中。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趋势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和平、发展、合作仍然是国际主流。与此同时，全球金融危机与新技术革命推动全球经济大调整大变革，发达经济体可能长期陷入低速增长，新兴经济体力量持续上升，战略性新兴产业蓄势待发，全球治理面临改革，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快速发酵，经济结构与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入世十年的辉煌成就，坚定了我们进一步扩大开放的信心。必须看到，入世带来的扩大开放与深化改革的红利，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殆尽。要推进我国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和平崛起的战略目标，迫切需要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快改革。
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国要想继续在全球化浪潮中实现趋利避害，必须准确把握外部形势与自身优劣势，制定正确的对外开放新战略。准确判断外部形势十分重要，在这方面我国既有宝贵经验，也有深刻教训。上世纪60年代我国判断世界大战危在旦夕，因此有了“三线”建设，造成了极大浪费，拉大了与先进国家的差距。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如果没有小平同志“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主流”的判断，就不可能有我国大规模的对外开放。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环境变得异常复杂，各种观点众说纷纭。如何透过迷雾，在复杂的表象之下，把握住世界潮流，分析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所蕴含的机遇与挑战，对于制定新的对外开放战略至关重要。
一，未来我国开放面临的国际经贸环境
我们正处于一个复杂多变的世界之中。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趋势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和平、发展、合作仍然是国际主流。与此同时，全球金融危机与新技术革命推动全球经济大调整大变革，发达经济体可能长期陷入低速增长，新兴经济体力量持续上升，战略性新兴产业蓄势待发，全球治理面临改革，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快速发酵，经济结构与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第一，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放缓，增长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发达经济主导全球经济增长。以美国为龙头的发达经济体，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在信息技术、互联网以及此后的资产泡沫推动下，经历了长达十多年的经济繁荣，这为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经贸环境。未来十年发达经济体增长前景很不乐观，一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发达经济体复苏艰难。美国前财长萨莫斯 （Larry Summers）已经提出美国面临“失去的十年”的警示，IMF总裁拉加德公开提出要警惕全球“失去的十年”。二是发达国家面临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三是发达经济体进一步服务化，提高效率的空间更小。发达国家经济减速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一方面，全球产能过剩压力持续加大，全球竞争加剧，可能加速产能从高成本的国家向低成本转移；另一方面，需求不振将直接影响进口需求，发达国家政府将向外转移政治与经济压力，贸易保护主义会持续抬头。另外，美欧还可能利用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独特优势，采取通货膨胀的方法转嫁债务成本。
新兴经济体异军突起。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拥有约30亿人口，是发达经济体全部人口的3倍，正在进入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的新阶段，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这不仅将改变世界经济增长格局，而且会带来结构性变化。一是对资源能源食品等初级产品产生强劲需求，对资源能源的国际争夺将更加激烈，加之美元长期的贬值趋势，可能导致初级产品价格维持高位，从而出现与此前长期低通货膨胀不同的局面。二是新兴经济体工业化、城市化将产生新的需要，尤其对重化工业、装备工业产生强劲需求。
第二，新技术革命方兴未艾，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竞争新热点。以信息、新材料、新能源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新一代技术革命正在酝酿突破，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为了走出危机，出台了“再制造业”战略、出口倍增计划等等，力图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重新取得竞争优势。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只有高度重视创新，才可能借助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弯道超车”。否则，由于发达国家在技术上存在的明显优势，一旦战略性新兴产业步入产业化阶段，很可能重演传统产业的国际分工格局，即发达国家占据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附加价值环节，部分发展中国家通过承担低附加价值环节，参与到新兴产业的国际分工链条中。
第三，国际金融持续动荡，资本流动呈现新趋向。全球金融将经历三个阶段，第一是私人部门的危机，第二是政府债务危机，第三是货币体系的危机。目前正值第二阶段，金融动荡还将进一步深化。美国将继续采取增发货币的办法来转嫁危机，推动全球性通货膨胀，导致初级产品价格高企。跨国投资在危机爆发后连续2年出现大幅下跌，但2010年出现了小幅反弹。国际资本将从发达经济体流向更加安全和收益更高的新兴经济体。服务业尤其是研发、服务外包是跨国公司产业转移的热点。
第四，贸易自由化艰难前行，保护主义抬头。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获取了巨大利益，同时，发达国家也因为产业外移导致部分就业机会的外移，传统产业的调整压力较大，金融危机进一步激化了就业压力，在发达国家出现了反全球化的声音和政治压力。不过，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基本力量仍然在发挥作用，从而避免了各国贸易政策的整体转向，但贸易保护主义还是出现了明显抬头。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本来就认为多哈回合没有充分体现其利益，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基本放弃了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自由化陷入停滞，面临不进则退的风险。更多国家转向区域贸易安排，世界上区域贸易安排已经从上世纪90年代的70多个增加到300多个，除了欧盟等几个大的区域贸易安排，大多数区域贸易安排对贸易的实质影响是有限的，但区域贸易安排的国际政治含义日益增强，非成员国将承受贸易转移效应和政治上被边缘化的双重压力。
第五，可持续发展问题成为影响全球经济贸易发展的新问题。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日渐成为国际政治、经济、贸易领域的热点话题，围绕着减排义务，各方展开了激烈的博弈。气候问题虽然尚未达成最终协议，但已经对主要国家的政策产生影响，未来将对产业结构、贸易结构产生深刻影响，也会影响到不同国家的发展空间与发展战略。另一方面，绿色发展国际潮流催生的新兴产业，也可能提供发展的新机遇。
二，未来对外开放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
同一国际环境，对不同国家的意义是不完全一样的。机遇或挑战，是一种辩证的关系，对某国是机遇，可能对另一国家却是挑战。即便是同一个国家，随着内外条件的变化，挑战与机遇也可能发生转换。
展望未来，对中国而言，机遇和挑战都前所未有，如果我们能够准确把握外部环境，制定正确的战略与措施，我们就可以趋利避害，扬长避短，大大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
（一）中国对外开放面临的机遇
全球金融危机对国际经济贸易产生了巨大冲击。但是，纵观历史，重大的全球性危机往往是全球格局洗牌的契机，危机中同时蕴含着极大的战略机遇。中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金融体制稳健，财政状况良好，企业利润丰厚，而且拥有世界最大数额的外汇储备，这就为中国抓住金融危机带来的战略机遇提供了最为有利的条件。
第一，引进高端生产要素与产业的机遇。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经济体，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加工组装环节，对推进中国工业化、增强出口竞争力发挥了重要作用。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更加富有吸引力，中国比较优势的变化对高端生产要素 （包括人才）和高端产业活动更具吸引力。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在危机爆发后对近500家在华跨国公司的问卷调查，跨国公司正在调整对华战略，将把中国作为重要的研发基地（30．8％），提升在华生产技术水平（46．8％），把中国作为“区域总部所在地”（23．2％）、“重要的服务活动基地”（19．8％），甚至是 “高端制造基地”（19．6％）。
人才是决定一国兴衰的根本。长期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是人才的净流出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的良好发展前景对高端人才更具吸引力，留学回国人员数量大增，2009年一年达到10．83万人，占历年全部留学回国人数的21．8％。
第二，开拓新兴市场，实现出口结构升级的机遇。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发达经济体市场外需不振，但新兴经济体处于快速工业化、城市化阶段，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为我国技术与资本密集型产品尤其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成套设备出口提供了新的市场，有利于加快提升我国出口结构。
第三，通过对外投资进行全球资源整合的机遇。金融危机导致国际上大量企业资金链紧张，资产价格大幅下降，中国企业可以发挥资金充裕的优势，通过并购、参股等方式与境外企业开展合作，利用甚至掌控外部资源、技术、研发能力、品牌和销售渠道，与国内低成本制造优势相结合，大大提升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第四，提升在全球治理中地位的机遇。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曾说：“在国际关系史上，一场跨越国界的大动荡常常会动摇旧世界的根基”。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体系面临改革重任，G20取代G8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新平台。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日益迅速上升，有利于提升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对国际经济贸易的影响力不同，小经济体往往只能 “被动地”等待和捕捉机遇，而大经济体还有能力“主动地创造”机遇。我国已经具备“创造”机遇的能力，这是与加入世贸前的一个巨大不同。正确的作为是创造机遇、利用机遇的关键，失当的战略不仅不能抓住机遇，还可能“创造”挑战。可见，大国对国际环境的影响力是一把双刃剑，必须善加利用。
（二）中国对外开放面临的挑战
第一，产业升级的内外压力迅速增加。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大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主要集中于低附加价值的劳动密集活动。当前，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正在走上出口导向的道路，试图从劳动密集环节介入全球生产价值链，随着中国劳工成本、土地成本、融资成本、原材料成本快速上升和人民币汇率升值，传统产业、传统产品正面临其他发展中国家日益严峻的挑战。向更高附加价值增值活动升级，是我国保持国际竞争力的唯一出路。但是，价值链升级不仅受制于我国企业的技术与研发能力、管理水平、人力资源和体制机制，而且面临发达经济体更加激烈的竞争。形象地说，未来我国在国际市场上，面临着“前有狮虎，后有群狼”的境地。
第二，外需增长放缓，外部经贸环境严峻。首先，发达经济体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全球竞争加剧，我国面临的外部需求与我国加入世贸后全球经济繁荣时期将明显不同。其次，未来多边贸易投资自由化处于不进则退的境地，我国在区域贸易自由化方面面临再次被边缘化的风险。再次，双边贸易失衡严重，贸易摩擦更加严峻。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针对我国的贸易摩擦持续增加，我国已经多年成为贸易摩擦最多的国家。尽管我国整体贸易平衡状态快速改善，但是，由于我国外贸逆差国集中于两类经济体，即加工贸易投入品出口地和资源能源出口地，我国与大多数经济体的双边贸易不平衡状况严重，与美欧贸易顺差总额巨大，与大量发展中国家失衡程度更高。未来随着我国出口结构向高附加价值活动升级，与发达国家的分工关系将逐渐从当前的垂直分工转为水平分工，从总体互补转为正面竞争。从当年日美贸易摩擦的历史看，美国为了维持其超级大国的地位，一贯不择手段地遏制处于第二位的追赶者。加之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经济徘徊不前、失业居高不下，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未来我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贸易摩擦将更为激烈。最后，投资领域可能成为产生摩擦的新领域。中国的对外投资对东道国是有利的，但是，有些国家出于意识形态或经济安全的考虑，对中国企业的投资准入采取歧视性标准，或者以对等开放为理由，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作为打开我国外资准入的新杠杆。贸易投资摩擦直接影响的贸易额、投资额是有限的，但其对我国经贸政策和体制，如汇率政策、知识产权、自主创新政策、服务开放等，会产生巨大压力。
第三，“中国责任论”带来新压力。中国经济贸易规模的迅速壮大，使其成为全球治理重要的参与者，世界银行总裁佐立克在其任职美国政府时，提出了中国是“利益攸关者”的说法。从总量看，中国居世界出口第一，GDP和进口居第二，但从人均水平看，中国人均GDP仅4400美元，居世界第93位。总量与人均水平的复杂性，令国际国内在看待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权利与责任时，产生很大差异。国际社会更多地看到中国总量的变化，强调“责任论”，发达国家期望中国在气候变化、贸易投资自由化、世界经济再平衡等方面承担更大责任，发展中国家期待中国在对外援助领域投入更多资源。中国国内则较多地看到人均水平的低下，强调发展国家的身份和权利。这种认识上的落差已经对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产生了负面影响。
第四，我国海外资产与资源能源安全面临威胁。一方面，中国拥有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投资于国际金融市场。全球金融动荡远未结束，还将继续面临动荡。美欧为应对金融危机，已经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未来可能进一步靠增发货币来转嫁成本。我国巨额外汇储备面临着贬值和损失的现实风险。另一方面，美元增发导致的流动性过剩，加上资源能源富集地区的政局动荡，将推高初级产品价格，中国作为资源能源进口大国，资源能源安全面临更为严峻的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