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大多数国家里都有公权和资本两股势力，如果公权制约不好必然来专横、腐败和压迫，如果资本制约不好必然带来专横、剥削和奴役。在古代文明型国家，即人治文明型国家，由于其基本制度不能有效制约公权和资本，所以在这种类型国家出现专横、腐败、剥削、压迫和奴役是常有之事。与此相反，在现代文明型国家，由于其基本制度设能有效制约公权和资本，所以这种类型国家能把专横、腐败、剥削、压迫和奴役等等限定在最小的范围内。我国现在的情况是公权极度扩张、资本极大膨胀，专横、腐败、剥削、压迫和奴役等现象充斥全国各个角落，所以张维为教授讲的我国是“文明型国家”，我想他说的这个“文明型”应该是指“人治文明型”或古代文明型而不是现代文明型，因为现代文明型国家都能通过基本制 度来有效制衡资本和公权。

资本与权力一样都是一种巨大的力量，掌握资本的人也需要进行制衡，否则就有被滥用的可能。经过苏联、东欧和我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实践的失败，现在全球绝大多数的国家都在实行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虽然在配置资源上有效率，但是市场经济本身也是有问题的，比如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资本对劳工的严重剥削等。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定有资本存在，由于有资本存在，手中握有资本的人就会拥有力量，他会利用这种力量既做好事也会做坏事，所以需要对这种资本进行制衡。

在现代文明型国家往往都设计各种制度、机制来制衡资本，握有资本的人虽然排除不了做坏事的可能性但不太容易做坏事。但是在古代文明型国家或说人治文明型国家，比如，在我国，握有资本的人做坏事太容易了。握有资本的人能做什么坏事呢？（一）官商勾结，这表现在承包工程、政府采购和收购国有资产上，商人能利用其手中的钱通过行贿获得优先权。（二）资本握有者可以凭借其优势对弱势的劳工进行低工资支付，任意延长劳工时间，不加大投入改造工作环境，致使劳工健康恶化等等。（三）本来除去经营费用、工资和按比率折旧外，还有一个利润，这个利润是资本握有者、管理和技术人员以及劳工共同创造的，但由于握有资本的人处于强势，除去税收外被他们全都拿去了。马克思在他的那个时代就已经认 识到了这些问题，主张消灭私有制，但由于他开的药方不对，结果是有些国家在消灭私有制后由于实行有计划的公有制经济缺乏效率而无法持续。但是不能因为马克思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案不对，就不愿承认资本存在的种种问题。我国一百多年前的孙中山先生也早就看到了资本存在的这些问题，所以他在《三民主义.民生主义》里提出”节制资本”的主张。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的那一代领导人由于视野有限没有看清资本存在的问题，在引进资本势力的时候没有设计必要的制度来节制资本，致使现在资本横行不法，凡是资本能够散发的恶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全部爆发出来。现在我们有必要去研究如何去制约资本，限制其恶。当然，资本也有好的一面，比如，增加就业和税收等。但也必须认识到它的恶的方面，制约它目的在于抑恶扬善。

现在世界上对资本进行制衡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允许工人组织独立工会，进行集体谈判；二是用股份制进行资本制衡资本；三是用公有制制衡私人资本。

工人组织独立工会是让弱者组织起来形成组织力量，只有劳工组织起来了，才能运用集体的力量去与资本握有者谈判，才有可能形成制衡力量。独立工会的存在，也是以劳动者的代表身份，就劳动关系中的矛盾和劳动问题与雇主一方进行交涉，诸如劳动工资、劳动工时、劳动待遇等方面维护劳动者的权益而进行活动的。在现代文明型国家，企业工会的最初出现，是企业生产客观形势的需要和劳动者集体需求的产物。在企业工会未产生以前，企业中的每位劳动者要与企业拥有者或管理者签订或形成一个单个的劳动合同。单个人不可能就自己工作和就业条件的改善与企业拥有者或管理者成功地进行独立的谈判。这就是说，单个人的谈判不可能是有效的。为了开展集体行动，并保持这种集体行动在时间和过程上的一致性，劳动者组成了企业工会。但是在现实中，在人治文明型国家，工会还属于非法组织，当局对成立非法工会仍然处以酷刑，甚至有的处以极刑，不过，从长远来看，从世界发展的角度来看，独立工会会逐步获得合法化的。

股份制亦称“股份经济”，是指以入股方式把分散的，属于不同人所有的生产要素集中起来，统一使用，按股分红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股份制的基本特征是生产要素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在保持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把分散的使用权转化为集中的使用权，从反向去理解，股份制能分散资本所有人的个人资本集中程度，削弱个人资本的力量，避免其干坏事，这实际上也是对个人资本的一种限制。

股份制在它自身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几个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并采取了不同的具体形式。到19世纪后半期，现代文明型国家的社会生产力已达到相当高的社会化程度，致使单个的私人资本已经容纳不了社会化的生产力，于是几个乃至几十个私人资本，以资本入股或发行和认购股票的形式组成的股份公司便迅速发展起来。现在以股份公司为主要形式的股份经济，已成为现代文明型国家股份经济的典型形态。股份制企业发行股票，作为股东入股的凭证，一方面借以取得股息，另一方面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同时分散个人资本势力。它具有较强的动力机制，众多的股东都从利益上去关心企业资产的运行状况，从而使企业的重大决策趋于优化，使企业发展能够建立在关注和改善劳工的状态上，这也是一种无形中的利益制衡。它建立企业内部组织结构，股东代表大会是股份制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是最高权力机构的常设机构，总经理主持日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分权制衡。

公有制企业在现代文明型国家只是在必要的情况下才存在，它的存在主要是在资本和股份制企业不想进入的微利或无利的领域，它的存在起到限制资本的作用，资本不进入的领域意味着无利或微利，公有制企业进入了就可以消减资本企业的道德光环，这也是名声上的一种制衡。但公有制企业生产组织也有个权力的问题，这需要通过民主选举和权力分立（决策、执行、监督分立）对公有制企业进行内部制衡。

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人类已经走出资本主义误区进入了现代混合经济阶段。现在世界大多数的国家都已经实行以私有制占相当比例的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在这种经济模式下各种经济成分都有，各种经济成分都有需要有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而这种有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不是由经济本身来自我提供的，而是必须通过公权力来提供。同时，市场经济也经常出现问题，比如2008年美国由于金融界的“无知”和“无耻”制造了金融危机。由于市场经济也存在问题，很显然，需要对市场经济进行监管。那么，靠谁来监管?显然也离不开政府的监管，政府握有公权，有政府的监管也许更好，这就需要组建政府，但如果政府“无知”或“无耻”怎么办?所以也需要对公权进行制衡。

公权制衡是对付国家政权机关的严格和周密的权力制约手段。一个国家政权如果缺乏这种权力制衡手段，拥有权力，特别是绝对权力的统治阶层成员会逐渐背叛承诺，走向自己的反面；他们当中一些人会戴着代表国民利益的光环，利用国民信托的手中权力，以国民公仆的名义，去做出较之强盗可恶不知多少倍的弥天大罪。为了维护国民的根本利益不受破坏，就要在国家政权层次上约束人性中的恶。为此必须高高举起“制衡”这个凝聚人类非凡智慧的法宝，来防止个人的自由选择权被某种势力特别是权力阶层成员所剥夺。 “权力”只能通过“权力”来限制。

在现代工业化条件下，在世界范围内许多国家的社会结构已发生了转换，由原来的农业社会结构已向工业社会结构转换。根据系统主义哲学的结构功能相关律，系统都是结构和功能的统一体，系统的各要素通过结构才能组成为一个整体系统，而社会系统的结构是通过制度来反映的。人类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大框架内生活的，社会的大框架就是用法律确认的制度构成的。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问题不解决，其它方面的问题也解决不了。

工业社会结构范式的特征是市场经济、民主制度和多元化文化。在现代文明型国家，这三者是统一的。市场经济能解决工业社会所需要的效率问题、动力问题，但不能解决两极分化、经济危机等问题。这就需要公权的介入，对其进行监管和调节，但公权介入后也会出现许多问题，比如公权寻租而产生的腐败和利用公权为亲属子女谋私利等等。这也就会严重破坏市场公平，这就需要对公权力的制衡。现代文明型国家采用的有效制衡形式是：多党制下的反对党制衡、自由竞选制度下的选民制衡、三权分立下的相互制衡以及言论自由下的舆论监督。

由于我国还处于人治文明型阶段，还没有建立起现代文明型国家。我国的经济还处于半统制半自由的市场经济阶段，当前我国的权贵资本由于有官方背景，他们享有优先权。迄今为止，国有企业在石油、电信、铁道、金融等重要行业中继续处于垄断地位，由于垄断国企自己可以制定价格可以优先贷款从而取得了特权地位。国有经济仍然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这些企业的领导人基本上是高官的子女和亲属。各级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资金等重要经济资源流向的巨大权力，他们可以优先将资金注入国有企业和权贵企业，破坏市场公平。因此，使到我国市场经济缺乏公平竞争的环境和不可或缺的法治。同时权贵企业和其他的私人企业，由于没有必要的对资本制衡的手段，资本握有者胡作非为之事时有发生，给劳工支付很 低的工资、任意加班等等。

其实，经济领域出现的这些问题都跟公权有关，我国政治上实行一党制，不存在其他竞争性政党，这个党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司法等大权于一身，无法对它进行制衡，所有重要岗位的人员任命、晋升以及解除都是由这个党的各类机构决定，公共行政大体上只是党务的副产品。这个党禁止言论、结社和选举的自由。在这个党领导下，掌握公权力的人利用手中握有的权力通过各种方式发家致富，形成权贵集团，发展权贵资本主义，形成占据垄断优势的特权。同时，握有资本的不法商人为了各种利益不断与掌握权力的官员相勾结，干出各种不法之事。

人类历史是向前发展的，现在世界上已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国家由古代文明型国家或人治文明型国家向现代文明型国家转变，也就是说，在这些国家已有了对资本和公权的有效制衡，但是我们的国家目前还没有能够形成对资本和公权的有效制衡制度，所以，张维为说的“我国是文明型国家”，应该不是指现代文明型国家，而是古代文明型国家或人治文明型国家。只有我国建立起对资本和公权的有效制衡制度后，才有可能跨入现代文明型的国家的行列。

2011-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