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罪羊”这是一个宗教典故。在基督教的《圣经》（《旧约》）中说，上帝为了考验亚伯拉罕的忠诚，叫他带着他的独生子以撒到一个指定的地方，并把以撒杀了作燔祭，献给上帝。正当亚伯拉罕要拿刀杀他的儿子时，有个天使加以阻止，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上帝的了，前面林子里有一只羊，你可用来‘祭献’上帝。”于是，亚伯拉罕便把小树林中的那只山羊抓来杀了，代替他的儿子献给燔祭。在《新约》中则说，耶稣为救赎世人的罪恶，宁愿钉死在十字架上，作为“牺牲”（祭品）奉献天主，并嘱咐他的十二门徒，在他死后也照样去做。因为这是仿效古犹太人在向主求恩免罪时，往往杀一只羔羊替代自己供作“牺牲”，所以教会通常又称耶稣为赎罪羔羊。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在我国古代也有以羊代牛受过的记载：“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新钟铸成，宰杀牲畜，取血涂钟的仪式）。’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棘（哆嗦恐惧），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欤？’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孟子·梁惠王上》）齐宣王不忍心看见牛哆嗦恐惧战栗的样子，便命以羊替换牛来祭钟。从此以后，“替罪羊”作为一个悲剧色彩的词汇就流传下来了。而到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替罪羊”自然也打上了“有中国特色”的烙印，不论其内涵，还是其外延，也都“与时俱进”和“推陈出新”了。谓予不信，且举几例以验证之。
其一，“老祖宗”可以当“替罪羊”。如有人认为，“我们的反腐败斗争之所以形成吴昊先生（所）总结的局面（笔者注：即“不反不得了，反比不反好，反也反不了。”），就是缺少自下而上的，有效有力的监督制度。尤其缺乏高度透明的公众舆论。”而这“说到底就是骨子里的封建老祖宗的遗传基因在作怪一—‘为尊者讳’、‘为长者讳’、‘家丑不可外扬’……”这无疑是把“今人”搞腐败的责任推给了老祖宗，也就是说，并不是我辈不想廉洁，而是“老祖宗的遗传基因”太“埋汰肮脏”了，以致弄得我辈对腐败“反也反不了”啦。
不错，“老祖宗”中的“帝王”权力至高无上，是“容不得批评和监督”的。可是，“现在，我国报刊数以万计，那上面的商业广告铺天盖地，无聊文章汗牛充栋……”却“不能辟出一定版面和栏目”来“批评和监督”那些“非‘尊’即‘长’，几乎都是握有大大小小权柄的‘土皇帝’”们，是怪不着“老祖宗”的。倘若把这也说成是“封建老祖宗的遗传基因在作怪”，岂不让天下人笑掉大牙？因为这太有悖于事实了。“远的不说，仅以与我们‘一国两制’的香港为例”，虽然与我们同宗同族，可人家就能“在法律程序下厉行‘监督制度’，”不仅“‘廉政建设’比内地搞得好”，而且“贪污腐败现象的程度”也比“大陆轻微”多了。
事实说明，“老祖宗的遗传基因”并不像有人所说的“都顽固残存在每一个炎黄子孙灵魂深处”，起码在香港的同胞就没有。由此看来，今人搞腐败而赖“老祖宗”，是让“老祖宗”当“替罪羊”了。
其二，“老天爷”可当“替罪羊”。本来“老天爷”与“替罪羊”，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是，在中国“老天爷”不幸作了“替罪羊”，却有例子在。曾几何时，我们的“主旋律”，每当提到“饿死数千万人的1959-1961年”的那段历史时，都必搬出“三年自然灾害”一说，让不能辩驳的“老天爷”来代人受过即是一例。
那么，这“三年自然灾害”一说是怎么“出世”的呢？据笔者掌握的有限资料来看，“它”的由来是这样的：在1960年5月之前，在官方文件、领导人讲话和新闻媒体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什么“严重的自然灾害”等字样。相反，当时的宣传机构则把当时的形势描绘得相当不二五眼。如1960年4月11日《人民日报》社论指出：“目前，我们国内是一派大好形势，国际上也是一派大好形势。”1960年 4月14日《人民日报》社论再次指出：“现在，我们国家的形势十分良好，各个战线跃进捷报频传”，笔者想，自然也应当包括农业战线。
但到了国庆节，《人民日报》社论却突然一改过去歌颂莺歌燕舞升平景象的调门，首次 为全国民众描绘出一幅可悲可怕的画面：“两年来，全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严重自然灾害。”而到了一九六一年一月，中共中央发布八届九中全会公报，则宣称：“在一九五九年的严重的自然灾害之后，一九六○年又遭到百年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正式将国民经济的“困难”说成是由“两年严重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
待到一九六二年 ，“两年”又变为“三年”。从此，无论是官方文件、领导人讲话，还是新闻媒介（包括党史教材、理论文章等），均皆众口一词地反复向人们宣传\"三年自然灾害\"一说。于是，“三年自然灾害”一说便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终于变成了人们心目中关于那个困苦年代的习惯用语和代称。俗话说：“习惯成自然”，老说就顺嘴、顺理成章了（犹如戈培尔的名言：谣言重复一万遍,就变成真实。重复是一种力量。），改起来也就很难。
其实，后来经专家仔细分析那“三年”的“气象”资料，证实那“三年”的天气还是很正常的，大部分地区，“风调雨顺”，并无什么严重“自然灾害”，而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云云，纯属“替罪羊”之谈。
其三，“西洋人”可当“替罪羊”。其实，这只“替罪羊”人们太耳熟能详了。君不见媒体每披露出一个贪官，有些“笔杆子”赶紧出来打马虎眼，那是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把他拉下水了。而贪官自己也说什么是世界观没改造好，当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了。有的理论文章也说：“打开窗户，新鲜空气扑面而来，但也会飞进几只苍蝇蚊子。”用这个比喻来说明所谓“我们对对外开放之后，资本主义腐朽没落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也将不可避免地侵入我们的社会，腐蚀人们的思想”云云。言外之意，自己原本是好的，是万恶的洋人思想即资产阶级思想把我们给毁了；咱们的社会主义是最优越的，出现的坏人坏事，都是“资产阶级思想自由化”、“西化”、“分化”所造的孽。
然而，洋人的思想果真都是那么坏那烂那么酸腐吗？资本主义社会果真都是那么污水潺潺浊流漾漾吗？可是，看看资本主义社会的“老大”的美国，竟能出现像比尔.盖茨那样的大慈善家，将几百亿美元捐给穷人，捐给公益事业；美国的总统，州长，市长，他们哪一个敢“一桌竟然吃掉15万”，又有哪一个敢动用公款包二奶、养情妇，且不止一个呢？
其四，“一小撮”可当“替罪羊”。君不见每次政治风波过后，“主旋律”总是强调参与其中的广大群众是被“一小撮”坏人蒙蔽、利用了；有什么“黑手”插到“群众运动”中来，把事情搞坏搞乱了。如1976年4月初旬，打开收音机，就能听到这样震惊人心的消息：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最近发生了一次反革命政治事件。自４月上旬起，有一小撮坏人利用清明节、祭奠先人之机，挥舞“黑手”，策动一场以祭奠周总理为名的破坏活动。
待后来改为“四五思想解放运动”时，仍把事情的起因归罪于“一小撮坏人”。不过这时与当年的说法所不同的是，这回对“一小撮坏人”是指名道姓的，即所谓的“王张江姚”的“四人帮”。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党办了那么多党校、每年培训多么的专职的政工人员、书记，还有这“长”那“长”什么的，怎么一到紧急关口、节骨眼上，就老干不过这“一小撮”坏人呢？有“雪亮眼睛的群众”的“真正英雄”为何不牢记“党的教导”、“跟党走”而被“一小撮”坏人“牵着鼻子走”心甘情愿作“阿斗”呢？
其五，“极左”可当“替罪羊”。如有人在谈到“文革”时期，“知识分子被迫说假话”的根源时，就是这样说的：“凡是极左猖獗之日，必然是没有言论自由之时”。很显然，在此论者看来，“文革”时期，扼杀“言论自由”的“罪魁祸首”，不是别的什么，而是“猖獗”的“极左”。于是，一个虚无化的“政治概念”便成了“各正言顺”的“替罪羊”。它好像是一个无限大的“筐”，执政者不管弄出来多少不好的事情都可以往里装。与此相对应，与“左”相关联的说法也层出不穷，举不胜举。如“左”的路线、“左”的方针、“左”的政策、“左”的措施、“左”的理论、“左”的观点、“左”的思想、“左”的东西、“左”的流毒、“左”的影响、“左”的阴魂、“极左”、“左家店”、“形左实右”、“宁左勿右”、“左比右好”……不时出现于中国的媒体上。
其实，“左”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原有的定义是非常明确的。对此，毛泽东曾作过非常形象的解释，他说：“比如生小孩子，要有九个月，七个月的时候医生就一压，把他压出来，那个不好，那个叫‘左’倾。”由此可见，“左”的原义只不过是指“医生”所犯的一种“急性病”，即“超过时代，超过了当前的情况”，强制办了不合时宜的事情而已，除此之外，并无他指。然而，不知从何时开始，一些国人便不断往“左”身上“栽脏”，不断赋予“左”以越来越多的负面含义，于是，在中国“左”便成为一只代人受过的万能“羔羊”了……当然，“有中国特色”的“替罪羊”远不止这些，且只有中国有，他国异族难得闻。
以上事实说明，不知有多少国人，在“负面么事物”面前，要么能“捂”则捂；要么实在“捂”不住消弭不了于无形状态时，便常常不约而同地把如上所述的与“负面事物”的固有根源并没有任何瓜葛和联系的“人和事”当成了“替罪羊”，以资证明自己永远“伟光正”。但这样做的结果，却不止一次地给自己造成了巨大伤痛。痛定思痛，我们不能再吃一百个豆不嫌腥而自欺了。现在是已经到了中国人应该反省和改变为了伟人、为了国家避讳隐瞒真相而刻意去寻找或“繁殖”各种“替罪羊”的传统的时候了。
2004年11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