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母亲是乘船到重庆来的，大姐说，她是逃婚，她是个乡下逃婚出来的女子，溜进这个巨大的城市，想叫家人再也找不到。
那天雾浓浓稠稠，一片片的，象破烂的棉絮。“到重庆了！”有好些人站在船舷吼叫。
从臭熏熏让人作呕挤嚷的底舱钻出来，母亲走上甲板，吸了一口江上的新鲜空气。岸上依山而建奇形怪状的房子，古城墙下石梯一坡接一坡。越离趸船近，越看得真切。码头上挤压着接客送客的人：男的西服，礼帽，女的旗袍，高跟皮鞋，烫发，手拿扁担绳子的脚夫，抬滑杆的，兜售叫卖的小贩，带枪的警察。这一切都太新奇了，她一时忘了为什么到这地方来。
那是1943年，严冬尚未结束之时，雾很浓，雾却是安全的信号，狂轰烂炸的日本飞机，要到雾期结束的五月才会再次让这城市震动。这城市当时是国民党政府临时首府，抗战大后方，许多医院、大学、工厂、公司，包括牲畜也都迁移到此，依靠长江天然的河运交通，依靠四周层层叠叠山之屏障，这个又脏又潮的城市忽然一时成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
几天前母亲从家里跳窗逃出，忍着腰痛，趁着拂晓雾霭笼罩，走山路，一刻不敢停，亲戚家没人会收留她。鸡叫了，天色变亮。跟上一伙上县城卖竹席的人，她手里只有从家中抱走的唯一的陪嫁物：一床麻纱蚊帐，大片白色中飞有几只墨蓝的乌。
当晚，母亲随着十来个少女上了沿长江开上来的客轮。
她们在铁板的底舱，大统铺。她们的家乡忠县不过是一个小码头。十余个少女和二个招工女贩子，挤着挨着睡在吵闹的底舱里。二个女贩子睡在最外边，怕这些少女进纱厂前出意外。
听着江水拍打着船哗啦响的声音，少女们愁眉苦脸。轮船凄厉的一声长鸣离岸时，几乎所有的少女都哭了。但母亲却不知道，她早就傻楞楞地睡着了，她睡得很幸福，象一辈子没睡过觉似地困，身体缩成一团，甚至都没有换个姿式，翻个身。
2
母亲从纱厂下班后，看到的是一个并不可爱的城市。春天来临，离雾期结束还有一段平安日子。雾气慢悠悠地在这座城市飘移，在山脊线上结成浓云，山脊以北的上半城朦朦胧胧，山脊以南的下半城若有若无。街道凌乱狭小，弯曲起伏，贫民区的码头与沿江坡地区，吊脚楼一边靠道路一边靠崖，象一群攀附在山坡上的灰色蜥蜴。
大姐说的事发生在三十七年前，但我并不陌生，这个城市的工人住宅区，半个世纪以来，恐怕没什么不同，今日的房子只比那时更挤。
这座城市令人战栗，有股让人弄不清的困惑，时时隐含着危险和埋藏着什么秘密。重庆男人走到街上，无论他装束什么样，你都无法猜出他的身份。他可能是地痞，也可能是正人君子；可能是特务，也可能是顺民；既可能是暴乱分子，也可能是秘密警察，袍哥，学者，赌徒，官员，或是戏子，二流子，或是扒手。重庆女人也一样，无法以她的打扮举止而定她是良家妇女，还是荡妇，野鸡。不管什么人，都有点潮湿湿的鬼祟气，也有点萎靡的颓丧感。
时间很快到了1945年，虽然这时，几乎没有了人们熟悉的警报声和奔逃凄厉的尖叫声，人们也忘了抬头仰望天空，不再关心有否日本飞机的小黑点，防空洞开始门庭冷落，这个城市渐渐充满战争胜利的喜庆。巨大的历史转机，与这个年仅十八岁的做工妹本没有多大的相干。但命运却让她看到尚在田里耕作的父母兄弟、她同龄的乡村少女永远看不到的东西。
大姐坐着的礁石面上有许多蜂窝似的蚀坑，与我肩挨肩，说的事却离我越来越远。远程的大客轮驶近朝天门码头，拉响汽笛，听来象个廉价雇来的吹打队在奏丧曲。太阳退到对岸江北，一层淡淡的红晕浮于山头。江里零散的几个游泳者，顶着衣裤往自家岸边游。这个城市的历史太喧闹，传入我耳旁的声音极杂乱，单凭耳朵，很难一字不漏地听清大姐的话，我必须凭我的心去捕捉。
那天上午走进位于沙坪坝地区601纱厂戴礼帽的男人，本来毫无兴趣看一眼养成工的宿舍。他只是走过门口，听见了一点奇怪的声音，探了一下头，他身后跟着跑的二个小打杂也忙不迭地站祝大棚式房子里二排草垫统铺，有股积久的汗臭。
一个少女被捆绑在木桩上，发辫早已散开，有几绺飘拂在她的面颊。漏进棚的光线象故意落在她的身上，显得她皮肤健康细嫩，睫毛黑而长，嘴唇傲气地紧抿，在愤怒中潮湿红润。工头的皮鞭在挥舞，她挣扎着，有一股抗争到底的狂野劲儿。
大姐坚持说，男人的这一伸头，是我们家的第一个命运决定关头，因为他马上被母亲的美貌勾掉了魂。母亲那天早晨的倔犟，使那个袍哥头儿觉得有趣，竟然还有这么个乡下妹崽，不仅不顺从凌辱，被捆绑鞭打了还不愿服个软，也不愿说个求情话，让工头下不了台。工头正气得没办法，转身看见那男人，立即陪了笑脸来。袍哥里认辈份，这个戴礼帽的男人辈份高得多，问了二句，就走了进来。
那时母亲抬起头，因为背光，走向她的男人又戴着帽子，来人的五官轮廓不分明，只觉得他个儿高，身子直直的。母亲顿时害怕起来，想这下自己真完了，她绝望地把眼睛掉到一边去。因为恐惧，她的脸通红，呼吸不均匀，成熟挺拔的胸部一起一伏。
男人叫松绑。
母亲这才正眼看清进来的是一个英俊的青年。他关切的眼神，一下子就触动了她的心。
大姐生性浪漫，老是没命地爱上什么男人，我没法阻止她的讲述，也没本领重新转述她说的故事。我只能顺着大姐的描述，想象这场一见钟情中的逻辑：一个乡下姑娘，敢为贞操拼命，长相又俏，或许正是这个袍哥头心目中看家老婆的标准。他自己也是个从社会底层爬上来的帮会小头目，本能地不信任这个大城市里，象苍蝇一样围着他转，赖在他床上的风骚女人。
他看了看母亲，与工头咕哝了二句话，就匆匆走了。
母亲那天被松了绑，躲过一难，又开始下班上班，渐渐忘了这件事，就象忘了她年轻的生命中已多次历经的危急。她节衣缩食，想积攒钱寄回家乡。二个月后，一天放工时，着工装的女工们正在过例行的搜身——厂里怕女工带走棉纱团、布片之类的东西——工头却满脸笑容走过来，请母亲到厂门外去。
她出了大门，一下楞住了：一辆新崭崭的黄包车停在那里，每个金属部件都亮得晃眼，穿着整齐的车夫恭敬地等在一边。
3
那种时代，到那种餐馆的男客个个西装革履，头发胡子修剪得体，女客则一律高跟皮鞋，烫着和好莱坞电影里女演员一样波浪的发式，耳环，项链，别针，手镯，把自己披挂得琅当作响。旗袍也都是锦缎，开叉到时风该露的顶端位置。
大姐从小是个摆龙门阵的能手。和上辈人不同，她这一辈摆的已经是电影和小说。我那时才几岁，总是缩手缩脚在一个角落，张着嘴，不作声地听这些回城探亲时间过长的下乡知青聚着讲故事。他们坐在两张床和地板上，挤挤团团地嗑着瓜子。恐怖的山间鬼魂，国民党特务梅花党，或是知青间谈恋爱。有时是亲历的实事：与农民打群架，反抗乡村干部欺压动了刀子，最后被公安局枪毙。故事一个接一个，有时全室哄笑，有时唏嘘一片。
母亲嫌我不做家务，老在阁楼下喊“六六下来！”弄得大姐认为我讨嫌，也赶我走。我每每做完了事，就在阁楼门口蹲着听，以便再要做事时下楼快些。
我不知道这段家史，有多少是大姐在过龙门阵瘾。说实话，大姐比我更适合当一个小说家。大姐没有受完足够的教育，她的黄金岁月都给文革耽误了。怎么追也追不回。有一次她对她过去的几个知哥知妹说，命运不帮忙，要是能让她做个作家，她的经历足够写成好多部精彩的小说。我一旁听着，替她抱屈，觉得她太可惜了。
但是在这时，我很难把她勾勒的母亲那时的形象，与如今臂腿粗壮，身材上下一般大小，没好脾气，非常不女性化的母亲合成一体。
我努力想象：母亲穿了她最喜欢的靛青色布旗袍，衬出苗条玲珑的身段，布鞋，没有一件装饰品，一头黑发光顺地往后梳成两条辫子，露出额头，就是剪成短发也行。但她的眼睛黑而清亮，和她的脸色一样羞涩，在她微微一笑时，既温柔又妩媚，的确很美。大姐是对的，母亲不可能没拥有过青春。
坐在母亲对面的那个青年男子，更为神采飞扬。
他，一身考究的白西服，头发看来是在理发店整治过的，体面，黑黝黝的头发，上了油，眼睛与眉毛有梭有角，长得比当今电影院门前广告上的明星还帅，不象三十四十年代电影里的奶油小生，或戏台上的白面书生。八角灯笼光线柔和，桌上蓝花边盘碗勺碟，瓷面细腻，一式光洁透亮。星月上升到天空，山城万家灯火闪烁。母亲微微低垂脸，没吃菜，双手安静地放在膝上。
他们在说什么呢？母亲竟然忘记了生平第一次穿罗戴绸进大饭馆的拘谨不安，聚精会神地听起那个男子讲他自己的身世。这个身世，是那个男子说给母亲听，母亲在不知什么时候说给大姐听，大姐在这一个晚上摆给我听。
他说他老家在四川安岳，家贫，母亲给人洗衣做衣，父亲有力气，给人抬滑杆。母亲前后生了11胎，只有第8胎和11胎活下来。母亲给他取了个小名“长生娃”，想他顺当长大，盼长生平安；给弟弟取小名“火林娃”，算命先生说弟弟水气邪气重，求个吉利。
1938年安岳害瘟疫，又天旱，他的父母先后不到一周得病去世。当时他十四岁，弟弟五岁，他们成了街上的叫花子。有一天，他跟前经过一队拉壮丁的人马，其中一人很象早些年远走他乡的舅爷。他跟上部队，做了当伙夫的舅爷的助手，这支川军杂牌部队兵员不够，也就不赶他走，反正他不拿饷。部队1942年入驻重庆时，他已成了宪兵队的小头目。抗战前，重庆袍哥已近六七万人。川军里几乎全是哥老会袍哥，他在礼字位第五排，难怪工头见了他那副龟孙子相：礼字在低层社会影响大，职业袍哥结交有钱有势兄弟，摆设红宝，聚赌抽头，买卖烟土，开鸦片梭梭馆。
母亲难以相信坐在面前的这个仪表堂堂的男子，曾径是个又脏又臭的叫花子。她的心慌乱起来，她水一样流逝的生命中，除了一位从未见过面但可给父母二担米的小丈夫，没有与任何男人联系在一起。
逃婚对母亲来讲是难免的，是她骨子里刻上的叛逆性格。母亲的眼里盈满了泪，或许在这个青年男子叙述他的经历时，她就明白自己的一生，她未来的子女的一生，都不得安宁。
锣鼓声，爆竹，游行的队伍，使整个山城彻夜不眠，好几个星期，都笼罩在八年抗战胜利巨大节日般的欢庆里。日本人投降，国民政府准备还都南京。重庆突然出现了权力真空。袍哥势力正在积聚，并更靠拢政府，政府也注重依靠地方势力巩固这个经营多年的后方。
母亲和那个男子举行了婚礼，婚宴办了七十桌。母亲被牵来拜去，晕头转向。喜房红烛不是两支，而是两排，一直燃到天明。
不久，母亲就怀孕了。于抗战胜利第二年生下一个女儿。
大姐说，那就是她，她是流氓恶霸头子和逃婚不孝妇的女儿，反革命子女。
4
原来大姐另有一个父亲，她跟我们兄弟姐妹不一样。说出来了，她似乎挺得意洋洋：流氓头子也是好汉，我们的父亲却是个老实巴交的工人。我大吃一惊，对大姐不光彩的虚荣，很不以为然。
跟所有人一样，我一上小学就得填无穷的表格，在籍贯一栏，填上父亲的家乡：浙江天台县。那是我眼前的长江，流过了千里万里，将到达大海的地方。我从未去过，也听不懂那里的话。
父亲的生日是六。一儿童节，我从小就记得。父亲说话有很重的浙江口音，一说快，没人能听得懂。他讲得稍慢一点，我能半懂半猜，就给人当翻译。如果我讨厌这个人，就故意翻错。父亲白我一眼，忙不迭地给人解释说，他小女儿不懂，说错了，请原谅。
冬天既潮湿又寒冷，家里没有燃料烤火取暖，有支气管炎哮喘病的父亲就容易发病，只能靠药物支撑。严重时，也不肯去医院住院。本来就瘦，一生病就瘦成一束枯枝。他个子本来不高，这时，就更缩了一截。他总是一个劲地捱，否认自己生玻发高烧时唯一的症状是一股劲念叨：“回家。”
“让他回浙江！”家里姐姐哥哥异口同声说。
“不行的，”母亲反对，“他哪是要回去？他要去死在那儿。”
父亲和四川大部分下江人一样，由于抗战才来到重庆。十五岁时到县城跟人当学徒，先是倒屎倒尿，端茶递水，后来背弓弹棉花。他心灵手巧，帮师傅拉线铺棉絮，很快就学会了弹棉被整套手艺。1938年，他二十一岁那年国民党在天台县抽壮叮乡里的保甲长收了贿，将别人的名字改成父亲的，他只得辞别家人，跟着部队到了重庆。部队就住扎在南岸山上，他在通讯排，挂防空袭讯号。
1943年春天，正是母亲从家乡忠县逃婚前往重庆的日子，父亲所在的部队开拔另一城市守防。路上，父亲肚子痛绞得厉害，躲进树丛解决问题。等他钻出树丛，部队已成小芝麻点在另一架山的道上，举着火把赶夜路。他当机立断，朝相反方向走。准确地说，父亲是一名国民党的逃兵。逃兵是要被国民党枪毙的，但解放后共产党也不喜欢他这段历史。当时，幸好无人注意，或许以为他生急病死在行军路上。战乱之年，谁去调查一个士兵的真死假活？他回到重庆，在招商局的船舶队当了一名水手。
按照大姐的说法，父亲一生之中真正有胆有识的唯一一件事，是1947年那个春天与母亲的结合。为了与我的父亲相遇，母亲需再次出走，得再次逃离自己的家，才能完成她遇见父亲的弯曲的路径。这四年中，父亲已在这个仍然是陌生，却强要他留一辈子的城市做水手，他得等候一个自甘落难的四川女子，这是命定的。
大姐站了起来，我也站了起来。夜使两江三岸变得美丽了一些，一轮淡淡的月亮升起在天空。行驶的船打着一束束白光，撤在江水波浪的一片黑色上，那山上江里的小灯，象一只只温柔的眼睛，忽近忽远地闪烁。山坡上有人在吹口琴，被风一阵阵带来，我第一次觉得口琴声是这么好听。
大姐嘲讽地笑了：“我妈也真傻里巴几的，争啥硬气，非要走，那个倔犟劲，倒真是象我。我生父，那个混帐男人，”大姐说了下去，“那混帐男人不仅常常通夜不归，后来就带了摩登女人回家。母亲独自垂泪，他看见母亲哭，就动手打，一边打一边还骂：养不出个儿子的女人，还有脸！我早晚得娶个校”母亲受不了，一气之下一手抱女儿，一手拎包袱，就逃回了家乡忠县。家乡呆不住，按照家乡祠堂规距，已婚私自离家的女人要沉潭。母亲在家里躲了三天就返回了重庆。那男人登报找，还布置手下弟兄找，没有下落。
5
父亲在嘉陵江边，一片吊脚楼前的石阶上，看见一个年轻的女人，背上背着一个刚生下只有几个月的婴儿，在洗一大堆男人衣服。那些都是男船员们浸满汗臭的衣服袜子。她洗衣服动作麻利，专心致意。洗衣妇个个都是疯言疯语，笑骂不断，否则就接不到足够的活儿养活自己。她站起身，虽然背上有个婴儿，但遮不住诱人的身材。
她的脸转过来，头抬了起来。他入神地看着，不转眼。他以为她在朝他看，但他错了，她不过是为了舒舒腰，马上就背过身，蹲在地上洗衣。早春二月，江水异常清澈，但冰冷，刺骨，她的手指冻得通红，袖口挽得极高，头发梳了个髻，不知是怎么梳的，竟没有一绺头发垂挂下来，耳朵，脖胫和手腕没一件饰物，整个人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如果不是背上那个不哭不闹的婴儿，带来了一点真实感，他真以为这个女人是从另一个他所不知的世界而来。
沿江一带山坡上的吊脚楼，大都住着与江水有关的人：水手，挑夫，小贩，妓女，逃犯，人来人去如流水，租金也比城里便宜得多。那个女人住在一间吊脚楼里，除了洗衣，也接补补缝缝的针线活儿做。不提她的模样，就凭她自个儿养活自己和孩子的勤俭能干，理应是船员追逐的对象，可是没有任何人去惹她，她似乎也安于清闲，谨谨慎慎地度着日子。
干水上活这行当的人，哪个码头没个相好。男人们怎会有意躲着这个女人呢？
有明事的人点拔他：我看你八成给那个女人迷住了，跟每个见到她的男人一样。这是城里一个袍哥头子的老婆，从家里跑出来的。离远点，别提着脑袋瓜儿耍女人？
1947年初春，对父亲一生来讲，是个特殊的分界线。他本对机械和器材有着天生的兴趣，几年来背熟了水道情势，加上好学多问，没多久就学会了驾驶。主流支流，下水上水，就这个蹲在江边背着婴儿在一心一意洗衣服的女子，总晃荡在眼前，忘也忘不了。当她又象第一次朝他这个方向站起来，为了舒动酸痛的腰、腿和手臂时，他看见了她的全部：善良，孤零，浑身上下的倔强劲，她就那么站在他面前了。
他把衣服送给女人洗，每次给的钱比别人多。不等女人目光示意他走，他便告辞，头也不回一个。
“你看你衣服还是干净的，用不着洗嘛。”女人开口了，声音很轻。他不好意思了，脸红红地楞在门边。他实在是送衣服送得太勤了。
女人没背婴儿，婴儿正睡熟在床上，女人的身子灵巧地一转，递出一个木凳，让他在门口坐。
6
袍哥头四处找我母亲，登报，派手下人专门到母亲家乡忠县寻找，都没有下落，一气之下返回自己家乡安岳，挑了个正在读中学的姑娘。匆匆办完喜事，安了一个家，自己一人回了重庆。他是地头蛇，竟然找不到我母亲，就断定她已远走它乡。岂不知是身边一个艳丽的舞女在作鬼，她买通他手下人，不让他知道我母亲的下落。母亲在江边洗衣服时，曾瞥见过一个浓妆的女人，母亲没有在意。1947年春天，抗战胜利的喧嚣早已被国共两党内战的炮声取代。地方军阀与各帮会宗教组织忙于扩大势力抢地盘，市面上各种谣言纷传，人心浮动。袍哥头没心思管弃家出走的妻子女儿。当然，如果是个儿子，情形就不一样了。
父亲言少语拙，他只能靠行动，让母亲相信他的真心诚意，下定决心请求母亲与他生活在一起。他不象其他唾涎母亲的男人，他不怕杀人如家常便饭的袍哥头。不过也可能父亲是个外乡人，不太相信四川黑社会的厉害。不管怎么说，这就是目前这个家庭的正式由来。
大姐说到这一段时，三言二语打发过去，我几次回到这个题目上来，她几次虚虚地迈过去。我知道她不是对父母结合不满——正是靠了这个婚姻，她才活了下来——而是觉得这种贫贱夫妻的事太实际，不浪漫。我找到过父亲陪母亲到城中心相馆拍的一张照片，母亲梳的流行发式，穿了她最好的衣服，折价买的一件白底白花绸旗袍。日本投降时，急着赶回南京上海的富贵人家，带不走的家当，就便宜卖了，那时有好几条街有人专收专售。父亲不在照片上，母亲抱了大姐，端坐于一花台边。照片上的小白花的粉红，是后来大姐加上的颜色，给平淡黑白照片上添了点儿韵致，照片上的人在框起来的尺寸里，眉眼很沉静，甚至有点儿忧郁，看不出她内心痛苦还是快乐。这是我能追溯到的母亲最美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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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有门亲戚，我们叫他力光么爸，但不和父亲一个姓，我从来没问，也没想过，以为是家里认的干亲。他一来，就是母亲不在家，也与父亲关起房门，说话声低得听不见。看来他就是袍哥头的弟弟，大姐说的小名火林娃的人，大约文革开始，他就很少来我们家，以后也就没见到过了。这也许和大姐说的与“反革命”几字的瓜葛有关，彼此没联系，也就减轻了祸事临头的担忧。
力光么爸的样子，我已忘掉。
我在大姐脸上，想象那个她叫作生父的男人，会是个什么模样？他不象一般重庆男人那么矮小，瘦弱，他喜欢穿长衫，戴帽子，是个风流情种，偶尔吃点小醋。朋友义气重，可以有难同担，有福共享。这么一个和母亲有紧密联系的人，一个我从未看见过的人，无论多么真实，对我而言，也只是影子一个。
他曾被派去江北的兵工厂，捕捉在那儿半公开制造炸药的共党，却一身是血败逃回家，母亲被吓坏了。为此，在袍哥中他没有得到提升，在家中发酒疯，砸坏结婚时客人送的所有的匾，用脚踩，狠抓自己的头发，母亲才明白这男人日子并不一味轻松。时局一天比一天紧张，街上巡警和便衣增多，半夜也会听到敲门声，清查共党。他常常不在家，突然回家，也会突然就走掉。这样的日子，恐怕母亲离开时也没有多少留恋。
大姐说，这个男人走到哪里身上都不必带钱，到哪里只要发一声话，就有小喽罗、小流氓跑前跑后，将钱递上。
“流氓头子罢了，这有啥子值得说的？”我不以为然地说：“幸亏妈妈抱你出走，否则，解放了，你还会有好日子过？”我想煞煞大姐的傲气。现在我明白了，她为什么老抱怨这个家穷。
“你说得有点道理，”大姐清清嗓子说：“哪条道，我都不会有好日子过。”
共产党占领重庆前不久，一场大火在重庆上空腾起。火蔓延着，顺着夏季的江风沿山坡往上卷。临时板棚，吹到热风就着火。泊在河滩渡口的木船趸船也燃烧起来，贫民百姓在火焰中奔逃。
母亲抱着未满周岁的二姐，牵着三岁的大姐，尽量躲避着尚在冒余烟的房屋，沿江岸寻找父亲的船。到处都是烧伤呻吟的人，狂奔乱逃的人，不相识的人蓬头垢面、衣衫不整地聚在一起哭着，大人寻找孩子，孩子寻找大人。还有人在拾没烧坏的碗勺，也有人用木桶往已经烧得焦黑的柱梁上泼水，还有人飞跑过街狂呼亲人的名字。
火熄之后，一船又一船运载江里江边的死的人，往下游江滩的大坑堆埋。朝天门码头中心一个大空坝，却在烧街上的尸体，架着柴泼着油烧，穿黑制服的警察站在一旁。死人的气味跟着滚滚浓烟，罩住了整座城市。
有个孕妇在翻找尸体，认自己的亲人。小孩烧死最多，身体缩成一小块炭。一个老头坐在石梯上，脸上黑糊糊的一条条，他让三岁的孙子坐在木箱上，等他回去从火里抢东西，回来时箱子和孙子都不在了。
母亲听到重庆饭店那头传来枪声，说是抓到了放火的人，毙掉了。是否真如街上传言，是国民党的消防队在水里渗了汽油，使火越燃越旺？还是共产党地下组织放的火，以增添老百姓对旧统治者彻底绝望？
谁去弄清楚？这是个兵荒马乱，每天要死上千上万人的日子，重庆大火不过只是小灾小难。
这场罕见的大火发生于1949年9月2日，它熄灭之后二个月，即1949年11月下旬，这座山城终于落入共产党军队合围之中，长江上船员大都弃船溜跑了，都知道在重庆这水道枢纽打仗时，船最惹祸。
父亲舍不得船，哪怕是老板的船。十几个国民党士兵把一个个封得严密的军火木箱运上船。父亲在刺刀下被迫驾驶船，他只得用棉被裹住全身，仅露出眼睛和手。船上溯长江，从第一声枪炮响起，父亲就用他对航道水势熟悉的全部知识，大拐“之”字行进，躲避船外两岸飞来的炮弹。押船的一个军官大腿被子弹击中，倒在驾驶室昏了过去。血溅到玻璃上。士兵惨叫着，有的是跳入江，有的跌趴在到船舷后。父亲的棉被上，血在一滩一滩漫开，船上的军火随时都可能爆炸，但是父亲却奇迹般冲到了目的地。
当官的掏出两块大洋赏给父亲，算是租船的钱。然后，用手枪指着父亲说：“我们要沉船！”他跳到岸上，给士兵下任务。
父亲的胆子已掉光了，但是他把船开来本是为了救船。他当没听见一样，便将船掉头往回开。在船离朝天门两里路远时，炮火过于猛烈。他怕船被打沉，便将船开向黄沙溪的河滩搁浅，想保住船。
那天，这个古怪多劫的城市已经很寒冷了，人们皆在抢购粮食或逃离战区。母亲又有了身孕，在通向江北桂花街的石阶上，她拎着一麻袋干胡豆，抱着二姐，让三岁的大姐自己走。江面炮火不断，风把树刮得弯到地面，把硝烟刮进深蓝色的雾中。母亲跨进房门，血从她的身体里流出，顺着大腿冰凉地滴。
她小产了。房东太太从门口路过，说掉出的肉团若是一个瓣儿，就是一个儿子没了，若是有两个瓣儿，就是个女儿。她边说边用涮马桶的竹棍去戳看，连连叫道：“是儿娃子，是个儿娃子呀！”
听着房东太太离去的脚步声，躺在床上的母亲绝望了，她认定父亲肯定死在运军火的途中，尸体随着船的残骸在长江里飘走。
可是父亲从炮弹乱飞的江上回来了，脸被烟火熏抹得只剩两个眼珠子在动，吓得两个女儿哭了起来。母亲一把紧紧抱住从死神那儿挣脱掉的父亲。
三天后，要父亲运去军火的部队，被包围重庆的解放军部队歼灭，被捕的军官说出了那艘船，他对那个不怕死的年轻船长印象太深，但忘了说那两块大洋。
清算的镇反、肃反运动，父亲交代不清，运军火的事，他写的检查详详细细，也忘了交待那两块大洋。父亲得救于他的一技之长，凭着他对长江航运的了解和熟悉，被留用了。长江上游金沙江一段，水流急，暗礁多，航标灯少，稍不留心，就会船翻人亡。父亲被派去，算是对他优待处置。夜航加班次数太多，加班费不值几文，他的眼睛开始坏了。
我很小时知道家里箱底有二块大洋。父母低低的声音争论执得很厉害，不象院子里其他两口子吵架那样呼天喊地，凶煞恶气，他们的声音畏畏缩缩。那时我人太小，缩在暗淡的墙根就跟不存在一样。
“把大洋拿到银行兑换了，再借些钱，找个好医院，治你的眼睛，”母亲说。
“算了，已经这样了，治不好。”父亲叹息道：“再说，去兑换，不就不打自招了吗？”当时我不明白他们怕“招”的是什么，现在才觉得他们的小心无不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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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打了几个大呵欠，望望山腰，路灯在那一片黑漆中特亮。她说回去睡觉吧。
怎么这就完了？我问：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哪来的梅毒？
那还不明白，大姐说，袍哥头从来没有戒过嫖妓，他传染给母亲，母亲传染给父亲。
我说，这中间隔了好多年啊，什么时候发现的呢？父亲结婚前就知道吗？难道爸爸的眼睛不是开夜航累坏的？
“早治好了。哎呀你真烦！”大姐嚷道。
她也许并非不愿意说个仔细，而是认为不值得，还对此有股不轻的怨恨。这是完完全全的中国贫穷市民生活，绝对无法浪漫化的怪物。我们这一带肮脏潮湿长着苔藓的墙上，“包治性病，药到病除”招贴处处可见：尖锐湿疣龟头烂痛滴虫阴痒菜花肉芽尿口红肿阴道流脓这类广告的读法我始终弄不清楚，上下左右前后怎么念，都是一堆乱糟糟的恐怖符号，老在指向最令人恐怖和羞耻的一些东西，在红太阳光芒最亮，中国社会最革命化，号称全世界唯一无性病之国时，这些广告也没有完全消失，八十年代初又是贴得满街满巷。我从来不敢看个明白，也从不知道谁在医治，谁在求医。大姐一打住，我也被自己吓得没有追问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