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天堂”正在堕向“人间”，西方也有无法豁免的生老病死。这是自欧洲各国相继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美国政府信用的金字招牌倒下之后，带给人们的最直接感受。2008年，金融危机初现时，自由市场就已开始遭受质疑，其中包括西方人自己，他们开始羡慕所谓的“中国模式”，认为正是政府的强力管控创造了其他经济体难以企及的发展效率，而与中国模式有相类性的国家如德国和瑞士等，则都能够在危机中屹立不倒，向“北京共识”看齐似乎成了一种新的共识。经济危局面前，政府的边界在哪里？
自由市场过时了？
市场经济发展至今，西方世界主要经济体已经大体类型化，美英模式被视为自由市场的代表，反对国家对市场经济的过度干预；日本模式为政府主导型；德国模式为社会市场经济，以自由竞争为基础、国家进行适当调节，并以社会安全为保障；此外就是北欧的福利国家模式。
继次贷危机发生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市场失灵论就开始进入公众视野，政府对金融产品疏于监管成了主要的罪责。“金融危机的发生是因为市场规则被扭曲，政府放纵2万亿美元的贷款，本身的监管没有到位。冷战之后，新自由主义兴起，主张放松政府监管，经济越少政府干预发展越好，这被称之为‘华盛顿共识’。还有一种是‘北京共识’，政府的力量比较强大，也能发挥市场的作用，我接触的很多外国人反而很羡慕中国模式，危机中政府可以迅速干预。”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称。
市场已经无法自我调整，政府应该如何补上缺位？
美国的去监管化模式便开始了修复的道路，政府出台了不少刺激经济复苏的举措，把部分金融机构收归国有，为困难的银行和企业注入资金，对新能源、医疗保障、教育等增加财政资金投入，对接受财政援助的企业高管的薪酬实行限制，强化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
然而，危机并未解决。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钟祥财即认为，如果决策者的思想方法不调整，置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于不顾，企图通过政府干预驾驭经济运行，缺乏约束，风险积聚的态势将难以根本扭转。
美债危机即是风险积聚的结果。8月2日，奥巴马签署法案上调美国债务上限。到明年年初，美债上限将最低提高2.1万亿美元，最高提高2.4万亿美元；政府开支少至削减2.2万亿美元，多至削减2.5万亿美元。不过，最终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还是下调了美国的信用等级。虽然美债风险并不足以导致一场根本性的债务危机，但对其产生的根源，则开始有更多反思。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韦森就曾表示，债务危机正是“大政府”经济政策导致的后果。
2008年9月，美国金融危机火势正烈，布什政府提出了70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却被众议院驳回；同时，美国的160余名经济学家联名反对，认为救市计划缺乏公平性，为了使短期的崩溃中止，而弱化创新性个人资本市场是非常短视的；而民众也以抗议的方式回应对美国自由市场“史无前例的干预”。不过，这些都没有能够减缓政府向市场出手的速度。很快，新的大规模金融救市方案被通过，总额增至8500亿美元，自罗斯福新政以来，美国政府最大规模的市场干预行动开启。
奥巴马上台之后，则表现出更加积极的姿态，第一期为刺激经济的7870亿美元。奥巴马政府希望通过大规模投资和退税为美国创造300万至400万个就业机会，并通过减税以及政府支出帮助美国经济走出衰退。今年5月，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则宣布，2009年国会通过的经济刺激计划预算成本达到8300亿美元，超过最初计划的7870亿美元。3年当中，美国实施了总规模超过2万亿美元的两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但至今仍未彻底摆脱衰退阴影，反而是财政赤字的加剧。根据美国白宫管理和预算局9月1日发布的报告，2011年联邦财政赤字预计为1.3万亿美元。而在2009年时，这一数字为1.45万亿美元，是2008年的3.1倍。虽然政府承诺未来减赤，但是美国债务总额已经达到了14.34万亿美元，已接近其国内生产总值。
政府支出所占GDP的比重不断增大，在救市当中，美国的“大政府主义”倾向已日渐明朗。
“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和拯救并没有完全避免经济发展和增长中出现的问题，相反有限制的市场经济偏离了市场经济的逻辑和运行轨迹，它消磨和扼杀了市场经济制度所激发的人类经济行为的那种激情和创造性。”加拿大华人学者鲍盛刚曾撰文称，美国过度消费导致社会对政府的过度依赖，导致政府福利开支的激增。同时也使政府对市场干预力度的加大，进而扭曲了市场自身的恢复功能。
“这次美债危机就是美国国内政治对政府进行限制的表现，通过约束机制让政府不能多发债券，逼着政府能省则省，把纳税人的钱用到必要的地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说。
德国模式的优越性
曾经创造了高效率的自由市场模式如今却不得不依靠政府的积极介入挽救于危难，而过去被美“盎格鲁-萨克逊资本主义”认为税收太高、政府管制太严、劳动力市场太不灵活的德国模式却在危机中得以屹立不倒。
尽管8月16日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德国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仅比第一季度增长0.1％，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从8月的修正值5.3下滑至5.2。但是德国联邦经济部长罗斯勒仍表示，虽然欧洲国家债务危机和国际环境中经济景气风险扩大打击了消费者信心，但总体情况还是好的。德国内部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得到进一步稳固，就业率不断提升，私人家庭收入随之增长。德国经济目前遭遇阻力，但总体呈向好趋势。
自2008年以来，所有的工业化国家都出现了失业率增长，美国一度高达9.8%。唯有德国的失业率出现下降，几年中从8. 5%降至7%。过去一年多，德国股市的增长率也超过了其他的工业化国家，2010年德国GDP 增长3.6%，创东西德统一以来最高水平。
“我们的国家有何特别之处？”连德国总理默克尔本人也不禁要问。她认为，正是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制度，使德国能够在危机中得以保身。
形成于二战之后的“德国模式”实行充分发挥市场竞争机制与有力的国家干预相结合，既要发挥个人自由、创造性和竞争性，同时又特别用高税收和高福利的社会政策和社会保障调整市场竞争带来的对公平的扭曲。在这种模式下，国家对资本积累的直接干预程度比较小，但政治体制严格地确立了一整套劳工权利和福利措施，使得有组织的劳工拥有了一个颇有影响的市场和直接参与劳资谈判的能力。
而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德国政府对美国的刺激经济计划也并不配合。默克尔曾表示，财政刺激很重要，但它们无法取代必要的监管。
虽然德国也不可避免地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救市计划和经济刺激计划，如将5000亿欧元用于为德国银行间贷款提供担保、帮助银行增加自有资本、购买银行坏账，投放820亿欧元用于公共投资等。但是总体来说，德国政府在采取经济刺激的时候，严格规定自身的投入规模、行为边界和时间长度，避免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德国坚持，经济的复苏主要应依靠经济自动稳定器发挥的作用，而政府干预经济仅仅是一种反周期的短期调节，以减少经济波动的过大破坏性，因此，政府在实施经济刺激时必须要考虑自身行动的必要性，不必要的干涉会造成很大的破坏性，而不是促进经济恢复。在救助德国受困银行和企业的过程中，默克尔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留下“国有化”的印象。默克尔表示，“在救助过程结束后，我们要尽快回归原有的社会市场经济轨道。”
而与德国经济有相似之处的中国为应对金融危机采取了一系列的对策。推出了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大幅降息、增加银行流动性。相比之下，德国在分配财政资金时，只将较小的一部分用于公共投资，并且尽量使救援政策的实施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曾指出，德国政府救市时，十分注意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往往通过设计出一种能够引导市场主体行为的制度，然后由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市场个体进行微观决策，从而实现政策目标，而不是直接参与市场活动，破坏市场机制。尽量实现“政府搭私人便车”，而不是“私人搭政府便车”。
政府的边界
在世界经济普遍出现衰退之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再次被讨论。那些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经济体开始受到重视，他们没有遵循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而是采用不同的“国家资本主义”等模式，反而在传统的西方世界遭遇危机时，能够持续获益。中国、韩国、新加坡无一例外以政府威权作为经济管理的主导力。在金融危机面前，西方国家尚且需要强化政府功能，这对新兴国家是否构成一种误导，从而更加倾向于扩大政府控制的范围呢？挽救经济的出发点是不是该取代“市场”这一普世通则？在市场面前，政府该在何种恰当的时间和边界止步？
如果没有政府的强势作用，就没有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高速成长。然而“东亚模式”实行的终归是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始终是在与市场机制的互动中起作用。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陈宪称，如果说在经济高速成长的初期，政府的强势作用有着边际递增的效应，那么，在市场机制逐步成熟的后续时期，政府作用就将呈现边际递减的效应。与市场主体的决策机制相比，政府决策的信息不对称更加严重，决策失误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而且，公共权力、公共资源进入竞争性的经济活动，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对私权的挤出或侵犯，以及寻租等问题。因此，对于“东亚模式”来说，进一步的成功就与政府作用在竞争性领域的适时退出有关。这一点同样适用于转型中的中国。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日前表示，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各国政府纷纷出手对金融市场进行干预。这是自凯恩斯主义诞生以来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应对严重经济衰退的通常做法，并非是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否定。
尽管在1970年代发生“滞胀”后，凯恩斯主义遭遇了来自新自由主义的强烈挑战，但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已成为各国政府公共政策的一部分，成为常态的政府干预。金融和经济危机后，即便长期恪守市场自由的国家，如美国，也采取了重组企业债务和产权的干预措施，即所谓“国有化”的措施，哪怕这些措施是短期的。“相对于常态的政府干预，这些措施就是非常态的政府干预。常态的政府干预和非常态的政府干预是政府干预的一次新综合。”陈宪说。
而石小敏亦表示：“德国和美国一样，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原则相近，只不过德国创造的模式是社会市场经济，行业自治、企业自治。但是在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上，它们是相同的，还是一个自由的市场。”他说，这对中国是一个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