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内矛盾看，目前国内形势下，各个阶层、各个行业都对政府有所不满。
我们现在的政府是一个什么样政府？可以用“一袋土豆”来形容，即看起来是一个政府，实际上里面是一个一个的“土豆”。每个“土豆”都是一个利益板块，而每个利益板块都跟社会的各种利益交织在一起。
现在的状况是什么，大家开始争“法”。也就是说各个“土豆”、各个特权部门都要把自己的权益挤进法律里面去，中国的法律不是政府跟社会利益平衡的产物，而是“土豆”（各特权利益部门）之间利益平衡的产物。
三百多年前的西方，经历了一个皇权和资本联盟的时代，这样的联盟能够维持住，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对外抢夺殖民地资源和市场，也就是皇权向外打，资本跟着走。所以大家当然联盟，因为联盟就意味着有利可分。
中国改革也有一个短暂的联盟期，当时的国有资产和社会资源尚未放入市场，后来在“皇权”（党和政府）的调控下放入了市场，导致和培养了企业家阶层的诞生，也因此富了一批官员。曾经有学者把那段时间概括为“精英联盟”，我觉得是准确的。
现在的麻烦是，公共资源基本分完了。西方当年是抢外国，我们是自己抢自己，城市抢乡村，有权者抢无权者。公共资源抢完了，现在已经进入了精英联盟开始破裂的时候。
也就是说“土豆”之间，当外面能够补进水，补进泥土的时候他们就没有矛盾。现在外面东西少了，只能是“大土豆”吃“小土豆”，“小土豆”攻“大土豆”。所以说，国内的矛盾问题是党和政府改革的问题，是政治改革的问题。
如果只是精英群体跟大众的矛盾问题，目前乱不了，目前精英们靠枪还压得住，但是如果上层精英间的冲突没有底线，自己搞乱自己，外来的矛盾就压不住了。
所以，当前矛盾的核心，我认为不是底层的造反，而是精英间的斗争，一点规则都没有。没规则的斗争，就会把这个政权和精英统治本身给撕裂了。
过去中国的政治规则，是打出一个大王，大王来摆平矛盾。传统中国政治最难的地方，就是要找到摆平点，过去总是通过一个权威人物来摆平。
毛时代，毛来摆平。邓时代，邓来摆平。现在，谁来摆平？谁也没有足够的权威来摆平，显然靠人治不可能再摆平了。不可能再靠权威个人或一个极小群体的智慧来进行平衡了。所以现在需要议事规则，需要强者间的矛盾处理规则。
现在从社会矛盾来说，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对政府不满，最可能暴发为左翼跟共产党的冲突，也就是民间左翼知识人士跟流民结合，形成压力，发生跟共产党的冲突。
左翼知识人士，未必是那些活跃在传媒中的“讲坛左翼”知识分子，而是那些走在工人和农民队伍中的小知识分子，工人的游行和农民的上访背后，都有他们的身影。
企业家这个集团从根本上属于右翼集团，因为他们需要贸易自由、需要法制、需要大家和平共处、需要约束和监督权力，所以他们必然就走向右翼。
企业家作为个人都特别能干，作为一个群体特别窝囊。而政府官员作为个体，好像都不成样子，作为一个群体好像很厉害。我觉得这是关乎文化的问题。就是“官”背后有文化，这个文化使官形成了一个文化群体。
中国除了官文化之外，鲁迅说过还有一个“匪”文化。造反者自然会走到匪文化中，劫富济贫，杀尽贪官，替天行道。官与匪文化是交流的。成功的匪，就是官，而倒霉的官，就成了匪。
目前这个形势，我看左翼情绪愈来愈重，民间左翼跟政府的冲突肯定是要不断产生的。
国内方面，矛盾冲突加剧，一定要建立起真正的协调矛盾的民主法治规则。
（作者系国家环保局环境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政策室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