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乌云翻滚的5月，一天下午，七岁的小吴彰低着头离开景山学校，他觉得周围一切都变了，几个月来常听小朋友说他是“大坏蛋”的儿子，他感到抬不起头来。这天，老师布置写批判吴晗的稿子，尤其一定要他写。他的姐姐吴小彦那时在北长街小学上五年级，在她的心目中，爸爸是那么慈祥可爱，令人尊敬，他绝不会是坏蛋。这些天她从学校回来，一看到爸爸妈妈就止不住哭，吴晗把她搂过来说：“彦，爸爸知道你委屈，爸对不起你，等你长大了就知道爸爸是好人了。”他俩从学校领回的批判稿，还得由吴晗夫妇痛苦地代为起草，再由他俩含着泪水抄好上交。

从1966年下半年到1968年3月吴晗被捕入狱前，近两年的时间里，吴晗几乎天天被揪斗。多数情况是拉到大大小小的会场上去斗，有时就在家中的院子里斗。吴小彦认定爸爸不是坏蛋。有一次，一伙人让吴晗跪在地上，围成一圈，你一拳我一脚地打他，小彦当时正爬在海棠树上，见此情景，赶忙跳下飞奔过去，朝着正踢吴晗的一个人踢了一脚，大声叫：“回你家打你爸爸去吧！”跪在地上的吴晗为女儿出了一身冷汗。还有一天深夜，砸门声把吴晗一家惊醒，一伙凶神般的人撬掉了撞锁，砸开大门，抓住吴晗就打。小彦听到声音，忙从被窝里跳起，挣脱妈妈按住她的手，光着脚丫往屋外跑，她一头扑到爸爸身上，用自己身体卫护着吴晗，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小彦的无畏精神感动了其中一些稍有人性的人。这次吴晗被带去斗了几天，没有挨打。放回来后，吴晗一进门就说：“亏了我女儿啊。”“彦，爸这回没挨打，爸没有白疼你。”

吴晗被捕入狱后第二个月，妻子袁震被送进了“劳改队”。“劳改队”集中住在旧浴池里，袁震本是个长期病号，热天还要穿棉袍。在劳改队里她熬过了一个潮湿的酷暑和一个阴冷的严冬，双腿瘫痪了。当时没有大夫为她治病，十四岁的小彦只得每天从城南一隅骑自行车往返三十多里去护理妈妈，还要干分配给妈妈的劳动活。后来，“劳改队”的管理人员见她拖得实在不成样子了，才允许她回家看病。1969年3月17日小彦和吴彰高兴地把袁震接回家。住在同一座楼的万里，听说袁震回家了，特地让家人送来一锅红豆粥，谁知这竟是袁震最后的一顿晚餐。次日袁震就与世长辞了。

1969年10月11日，有人敲吴家的门，要接两个孩子去看他们的爸爸。他俩看到来接的汽车是医院的，预感到不祥。当来到医院的监护病房时，一个专案组的人绷着脸说：“你爸爸今天早上死了。”这话犹如晴天霹雳，两个孩子惊呆了，接着嚎陶大哭起来。懂事的小彦透过哭声追问说：“我爸爸怎么不想看看我们呀？”那人冷冰冰地回答说：“昨晚他提出过要见你们，可我们不知道你们住在哪儿。”姐弟俩又放声大哭。他俩再三请求看一眼死去的爸爸，一个专案组的像是头目样的人走过来，对两个孩子大声喝斥：“你们的爸爸是个很坏很坏的人，如果你们不和他划清界限，没有你们的好处！……这件事不许你们声张出去，不许告诉任何人，否则后果将由你们负责！”两个孩子被吓了出来，连死去的父亲也没有看上一眼，只拿回了一条血迹斑斑的裤子，那是父亲最后的遗物。

失去父母的小彦、小彰，举目无亲，家贫如洗，他俩相依为命。小彦自幼是个父母钟爱的娇姑娘，从吴晗被批斗、袁震又病在床上起，她就忙着为全家洗衣做饭，还要照顾妈妈和弟弟。父母相继去世时，她只有十五岁，就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以少得可怜的生活费来安排两人的衣食，照料十一岁的弟弟。她那活泼开朗的性格变得抑郁寡欢。

1973年6月，小彦精神一度失常。她逢人便说：“爸爸没有死，那天我还在报纸上看见他了呢。”她还见人就问：“人要是死了，还会流泪吗？”以后小彦多次到北京市革委会去要吴晗的结论、遗骨和抄走的书，质问他们：“我爸爸到底有什么罪？”

“四人帮”一伙以影响首长安全的罪名把她逮捕入狱。被抓那天，小彦得了阑尾炎，正要入院动手术，身上还有医院当天开的证明。“四人帮”的爪牙却硬说小彦是装病装疯。小彦被押入牢房，带上脚镣，她阑尾炎痛，就只给止痛药吃；她哭就注射冬眠灵。他们把小彦单独囚在一间能住十几个人的牢房里，经常对她进行拷打。她的门牙被打掉，额头被打开口子。小彦在狱中被折磨得身心俱残，精神分裂症加重起来，又被送进精神病院。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1976年9月23日，刚满二十二岁的小彦，又一次选择了死作为最后的抗议。

就在小彦含恨死去的半个月之后，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吴家惟一的幸存者吴彰得悉后悲喜交加。他斟满了一杯酒，泼洒在地上，把喜讯传给父母和姐姐的冤魂，让他们从此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