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伊士运河航运中断？——没错，作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作为全世界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大国，鉴于欧盟多年来一直是我国最大出口市场，我们需要考虑这种风险，因为这种风险在历史上已经不止一次发生过，目前正在再次日渐浮现。

苏伊士运河是全世界运量最大、最重要的人工通航运河，全球14%贸易量要通过这条水道进行，但令人悲哀的是，这条如此重要的航道不是位于安全地带，而是位于动荡的中东，这就决定了它自从问世之初就时刻面临多方角力和航运被人为中断的风险。即使不考虑二战之前苏伊士运河航道数次中断的历史，二战之后，苏伊士运河航运中断也不止一次，最长的一次中断近8年之久：

经过1948年5月至1949年7月的第一次中东战争，新生的以色列赢得了战争，却失去了和平，埃及虽然与以色列签署了正式停战协定，但不准以色列使用运河，也不准所有与以色列有贸易往来的船只通过。

在1956—1957年苏伊士运河战争中，苏伊士运河再度关闭。

1967年6月的“六日战争”之后，苏伊士运河成为埃及和以色列对峙的前沿阵地而彻底关闭多年，直至1975年方才重新开放，1979年《以色列-埃及和平协定》才保证了苏伊士运河向包括以色列在内的世界各国船舶全面开放。在这段长达8年之久的苏伊士航道中断期间，欧洲与印度洋沿岸、东亚的海路贸易只能取道好望角，绕行整个非洲大陆，耗费时间和运费大大增长，也刺激了航运业界为降低成本而订购超级巨轮。

今天，苏伊士运河全面重开已有32年，埃及政府表现得无比珍视这个最大财源，除了不断改进导航管理体制、设备以及运河沿岸地区供水供电能力之外，还大举疏浚、拓宽运河航道，对运河防卫也分外看重。然而，今年以来席卷西亚北非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动荡给运河的安全投下了日益浓重的阴影，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无法忽视苏伊士运河航运中断的风险。君不见，穆巴拉克下台已经9个多月，原定的11月28日议会选举日也日益临近，埃及却再次爆发了大规模游行示威，成千上万示威者与防暴警察对峙，石块、橡皮子弹横飞，催泪瓦斯气味呛人，……景象一如“二月革命”之时，目前已造成近两千人受伤，30多人死亡。

而且，埃及局势的动荡多半还将持续相当一段时间，甚至有可能升级到彻底失控地步。这不仅仅因为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极端宗教势力都已经成功借这一轮政治动荡而迅猛崛起，典型如利比亚过渡委领导人声称将复辟伊斯兰教法，班加西法院楼顶升起基地组织旗帜，以及突尼斯伊斯兰政党在选举中赢得多数；而且，因为青年人高失业率是阿拉伯国家这一轮政治动荡的重要根源，但在连绵大半年的政治动乱中，埃及经济非但没有起色，反而更加低迷，失业率从9%上升至12%，在可预见的未来也看不到改善希望。更糟糕的是，穆巴拉克下台9个月以来，有1.2万平民遭到军事法庭审判，超过了穆巴拉克统治30余年期间的总和。环顾埃及周边，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同样都深陷政治动荡，局势彻底失控的前景同样存在。倘若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动荡继续旷日持久，他们能继续维持运河的通航秩序吗？倘若宗教极端势力牢固掌握了埃及等阿拉伯国家的政权，他们会不会在“反以”的口号下采取截断航运的极端措施？

即使埃及示威者成功地推翻了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及其主席坦塔维的统治，即使主张世俗政权和西式代议制民主体制的自由派势力居然成功接管了权力，我们也不能对此后的苏伊士运河安全性寄予太高期望，因为经过这样天翻地覆的大变动，埃及武装部队的实力、纪律和士气将蒙受重创，夺取政权的一派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势必还会进一步打击、削弱军队的力量，届时，埃及军队维护苏伊士运河航运安全与秩序的能力将急剧衰弱，某些军队成员甚至可能成为秩序的挑战者而不是维护者。苏联解体后那支拥有光荣历史的军队尚且沦落到那般地步，何况埃及军队！面对各种潜在的风险，我们不能一厢情愿地认定风险不会爆发，我们只能立足于做好应对风险的准备。

有鉴于此，我们的企业界有必要对去年开通的渝新欧铁路运输线给予更多的关注。这条运输线始于重庆，途经新疆，穿越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最终到达德国，全程将近12000公里，在这条线路上运行定起运港/终点港、定路径、定运行时间、定运行费用和货物运输内容的“五定班列”，由中国铁路、德国铁路、俄铁、哈铁、白俄罗斯铁路和重庆交通运输公司“五国六方”合组的集装箱运输公司管理营运。自去年投入运行以来，实践结果表明，重庆出口货物走这条运输线路到欧洲市场，运输时间比海运减少20多天，每个集装箱运费节省288美元。在持续运营中若能解决好中哈边境拥堵、优化运行线路、投入高速列车等问题，其节省时间与运费的效益将更加突出。我国政府当然会努力维护苏伊士航运正常通行，但倘若埃及及其周边地区秩序失控，至少目前我国还决不会考虑在国境万里之外对埃及这样一个8000多万人口的大国用兵，我们的出口企业届时除了需要探索好望角海路运输之外，还需要考虑渝新欧铁路运输线这条陆地新通道。未雨绸缪，愿我国企业界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