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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为何新写于1988年的研究论文《中国现代化的国际环境与外交战略——关于当代中国内外形势的一件研究报告》。此文以《东方的复兴》一书的“选刊”形式，发表于1989年第5期《自学》杂志头版位置，在当时首次在国内媒体发表。
此次转帖之“完整版”，是包括了“引言”部分。文中加大号的黑体字部分，是按初次发表时原貌复原的。在《东方的复兴》、《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新战略论》（国际编）以及《何新政治经济论文集》等书中，不包含“引言”。在内容上，《中国现代化的国际环境与外交战略》注重国际环境与世界战略的分析。而关于国内部分，读者可以参阅《何新政治经济论文集》中“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的深刻危机”一文（该文首次发表于香港《明报月刊》1988年10月号）。
“温故而知新”。读者可以注意到，尽管文中部分结论，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已经显得有些陈旧，但何新当年所作出的国家发展演变和世界战略基本判断，却并未过时。相反，当今天下形势，似乎正是一步步地按照该文的分析，而幕幕上演。——这正是令人忧虑之处！作为参考，读者可以同时阅读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和斯皮克曼《和平的地理学》两文。
中国现代化的国际环境与外交战略——关于当代中国内外形势的一件研究报告
（1988年8月写，原载《自学》杂志1989年第5期）
引言
我相信，所有了解中国当代经济、政治、文化的真实内情、而又关心祖国前途和命运的人，面对着当代中国所面临的众多问题和疑难：
——巨大的、不断膨胀的人口，自杀性的资源消耗和衰竭，恶性通货膨胀、经济疲软和普遍怠工；纪纲法度弛解，交通堵塞，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饥荒魔影的隐隐现形，精英淘汰与大批英才外流，道德价值崩解，教育文化急剧退化与衰落，官吏腐败，……等等；恐怕都不能不感到一种强烈的危机感，一种深沉的忧虑与极大的惶惑。自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在追求现代化的道路上，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经历了那样多的民族苦难，但却至今仍然在世界上属于经济文化最落后的国家行列。在我们民族悠悠五千年的历史上，这一代中国人，又一次遇到了空前严峻的挑战！
人们不能不问：问题成山，中国还有出路吗？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到底有可能实现吗？
实际上，中国于第21世纪实现经济起飞和现代化的机会和前景上，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似乎只有无数个障碍和不可能。
中国的政治家，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中国人民，应该清醒地看到，历史留给中华民族的机会的确已经不多了！
我近年所做的一系列研究，目的就是试图对上述问题寻找一个理路明确的答案。我试图从动态分析的角度，对中国在下一世纪的地位和前途，同时也对世界历史在今后20—60年内可以预先看到的走向，作出经得起未来事变发展检验的分析和预测；从而摆脱所谓“摸着石头过河”这种被动的状况。我的一部分结论，在此之前，已经先行发表。（参阅香港《明报月刊》1988年11期、12期，1989年2期；《经济学周报》10—11月）
本文，则是我对中国在当前、以及下世纪初叶所面临的问题、困境与出路，所试图提示的若干进一步分析。时机不等人。我之所以不得不把我的研究结论在这里仓促写出，是因为我感到形势的演变已经愈来愈紧迫、也愈来愈趋于明显：当前中国正处在一个关键性的十字路口上。
如果决策者仍然不能对目前国内经济、政治形势以及中国在国际环境中的真正地位和态势，作出客观、冷静、清醒的判断，就不可能准确预测今后二十—五十年内中国和世界局势发展、演变的大趋势，就还可能导致一系列重大的错误选择和内、外政策，从而使中国人民在未来的年代中付出进一步的重大牺牲和代价。
所以，尽管可能承担重大风险，我仍然决定把我所慎重思考、研究过的形势分析和政策建议，以尽可能简明的形式，发表如下：
第一，供决策者分析、判断和参考；
第二，给中国人民提示一个信息明白的预警信号；
第三，给国际战略家和未来的历史学家提供一件立此存照，使他们知道：如果中国的改革失败，如果本文预测的一系列不祥局面终竟不幸而言中（令我悲哀的是，自从1983年以来，我对中国经济、文化、政治演变的一系列警告和预言已经一次次应验；但却一直未引起决策方面的注意。否则，有些失误本来是可避免的），却终于无能防止；那么这绝非因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没有清醒者，只是有心报国，然而却毕竟无力回天而已。悲夫！
一、第21世纪上半叶的世界形势预测
必须看到，对于整个人类来说，历史上的公元第21世纪，并不是一个做美梦的世纪，不是一个和解与谈判的世纪，不是一个各种对立的民族利益、各种对立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休战与调和的世纪，不是一个可以高唱赞美诗和安魂曲，等待天上降美元和馅饼的天堂世纪——却极可能将是一个充满前所未遇的巨大危机、困难和挑战的艰难世纪。
根据M.MESAROYIC等为罗马俱乐部提供的第二份报告（《人类处于转折点》）：
整个世界在第21世纪初叶，由于中东石油资源的枯竭（据估算，以目前消费和开采水平，15- 20年左右中东石油资源将全部耗竭）、全球性的能源危机、粮食危机、人口危机、资源危机、水危机和气候危机，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将面临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困境和挑战，许多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社会结构重组和经济、政治的动乱。
如果整个发达世界由于石油短缺，总产值每年下跌1%，那么西欧将年下跌3%，日本将更多。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五年以上，所造成的社会压力和大量的失业将使这些已经适应于高消费的社会难以承受。在政治上，它极可能导致强大压力，要求改变现行制度和社会结构，从而引发难以预料的后果。
另一方面，愈来愈多过去的发展中国家上升为发达工业化国家这一形势，导致世界工业产品市场的缩小和资源市场、初级产品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尤其引人深思的是，人类在新世纪中将面临的困难，恰恰是由于世界各国都在追求自身经济和技术的快速发展而造成的。19世纪的乐观进化主义者曾经相信，可以依赖经济、技术、科学的发展进步，解决人类的一切社会问题。但今天人们却很难继续持有这种自信。因为在今天，正是人类的经济、技术手段的高度发展进步，在造成全球性的困难。这意味着：解决问题的手
段变成了制造问题的根源。由此形成的悖论是：各国为自身国家利益仍然不能不追求经济发展——但是经济愈是高度发展，人类未来的处境就愈是困难。但是反过来也是不行——如果许多国家不追求发展，就无法解决他们所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
①（MANKIN-DAT THE TURNING POINT, The Second Report to the Club of Rome' by Mihailo Mesarovic and ,Eduard Pastel）
我们可以预测：21世纪初叶的能源和资源危机（美国工业原料的80%依赖进口，日本每年从中东进口99%的石油，但仅可满足其能源需要的65%），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发达工业国经济衰退，使国际之间争夺资源和市场的经济战、政治战趋于激化。在这种形势下，世界完全可能进入一轮新的“冷战”（经济、政治战），甚至众多局部地区出现热战的“战国时代”，也不能排除爆发新的世界性战争的危险。由此，我们可以理解目前的国际性对话和缓和气氛事实上是多么地缺乏基础；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尽管有目前这种缓和气氛，事实上各个大国都在经济、科技和实力上，或公开或暗中不断地增强军备。
①这种两难处境可以在中国当代众多困境中举一个例子：由于地方工业的高速发展导致了许多地区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如果下决心治理环境，就不得不减慢发展速度，转移大笔投资和人力，去解决污染问题。但是发展速度的减慢，势必导致当地收入和生活水平的下降，导致贫困化。一是环境问题，一是贫困问题，执政者只能在两害之中取其轻。今日中国的许多困境事实上都属于这种类型。
根据我的研究，在未来时代中参与这场角斗的主要国家态势可能大致如下：
美国 为了保持其世界性超级大国地位，防止经济急剧衰退，保护其全球性利益，将不得不穷于应付来自世界多方面新兴力量的严峻挑战。其中最严重的挑战，将来自两个方向：一是东方，一是其后院的拉丁美洲。美国的国力将进一步衰落，直到最终降为一个西半球的地区性大国。但是在这个夕阳西下的过程中，美国将拚力进行挣扎和反抗，以显示它仍具有作为超级大国的影响和力量。
日本 在今天的世界上，日本的太阳似乎正在悄无声息地冉冉升起。目前没有任何国家比日本更有希望取代美国正在下降的全球霸主地位。但是，由于日本幅员狭小、僻处东亚、本土资源缺乏，因此具有先天不足的弱点。加以“二战”失败后对左右世界政治的自信尚未恢复，军备未完，而国际社会对其充满戒心；所以直到目前对于称雄明日世界的宏图尚藏头露尾，不敢和盘托出，只是偶露峥嵘而已。
但是，许多迹象显示，在日本统治集团的远期国策中，是具有一个极为宏伟的世界性战略目标的。而且，他们一直在做退可以守、进可以攻的两手准备。今天的日本人正以日本民族特有的沉默、踏实、苦干态度，一步一步地推进着他们的世界性目标。至于这一目标是否有最终实现的可能，从根本上说，将取决于下世纪初叶中国形势和地位的演变。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到19-20世纪国力远不如今日日本的大英帝国，曾经在海上称雄世界200年（直到第二次大战后美国勃兴才衰落为二等国家），那么我们对日本在未来世纪中可能占据的世界地位就会有更清醒的预察。
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该看到，日本所处的天然不利的地理资源条件，却使它对于谋求称霸世界的战略目标有迫切性和必要性。因为没有任何国家，对于未来世界性的能源和资源危机，会比目前已成为世界经济第二大国，并且极有可能在新世纪初成为第一经济大国的日本，更敏感和更具有危机感。因此在下一世纪中，日本很可能在形势和时机成熟时，由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再度登陆大陆谋求东方霸权，进而在海上谋求世界霸权。如果问什么时候是时机成熟——那么应该指出，那就是中国和苏联由于改革失败发生中、长期内部动乱的时刻。日本在未来的主要对手将是美国、苏联和中国。
欧洲共同体 就总的趋势看，欧洲共同体中各国经济增长势头正在减慢，在新世纪初叶能源危机的影响下可能发生严重经济衰退，导致内部社会矛盾尖锐化。这种形势使欧共体缺乏战略进攻能力，将在寻求国际秩序稳定的方针下处于战略保守态势。
中东由于石油资源枯竭，复杂的宗教及民族问题，在下一世纪将继续成为国际上动乱不安的重要策源地之一。而且由于宗教文化无国界的原因，如果苏联、中国陷入内乱，在苏联的西亚各共和国和中国的西北部，可能由于民族与宗教的问题卷入这种动乱。
苏联 其未来发展有两种可能。形势的关键将取决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方略能否最终成功。从目前形势看，苏联改革成功的可能甚小。在某种意义上，苏联改革比中国更困难，原因一是其意识形态比改革前的中国更封闭、更保守（因为苏联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那种全面破坏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运动），一是其经济体制更僵硬，缺少回旋的天地。苏联改革如要成功，需要外援，这外援不可能来自西方，倒有可能得自于中国。苏联决策者显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对中国频送秋波，努力谋求与中国全面和解进而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实际上，与苏联合作将给中国带来巨大的战略利益——其实惠要远远超过我们近年努力向西方寻找而所得甚微的援助。但令人惊异的是，中国的决策者对这一点似乎至今依然认识不足。实际上，由于历史、现实政治、意识形态的复杂原因，中苏改革唇齿相依，唇亡齿寒。如果中苏能够实现全面经济合作，不仅对于双方目前陷于困境的经济改革都将注入一针有力的强心剂，而且潜在地对美、日将构成巨大的战略威胁，对中苏则有长久的战略利益。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建议决策者应当早做审度和抉择。
但是，如果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失败，苏联就可能陷入内乱并引发严重民族问题，统一的苏维埃国家可能发生分裂。另一方面，东欧集团将进一步加强独立发展趋势，直到彻底解体。存在达半个世纪的所谓“社会主义阵营”将不复存在。在这种形势下，苏联事实上已经不复可能再成为过去美苏两极世界蓝图中的强大一极，也将不具有世界范围内与美国或日本角逐的经济实力。实际上，这一趋势目前已经显露端倪。正如从越南败退预示了美国世界霸权的没落一样，最近苏联从阿富汗的败退，也标志着苏联作为世界性超级大国地位的急剧没落。
正是由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世界霸权地位的共同衰落，导致了目前暂时的缓和气氛与国际力量多元化局面。然而，这一局面只是暂时的力量均衡。
在面临新的广泛危机，多种因素变幻难测，新旧力量正在组合、分化、纵横捭阖的今日和未来世界上，这种暂时均衡完全没有巩固的经济政治基础，与其说这种局面来自各国政府的明智，不如说来自世界上几个主要大国——美国、苏联、中国元气的疲惫和衰落。由于新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正在走近，正如19世纪末期欧洲大国力量的暂时均势一样，目前这一短暂的缓和时期，绝不意味着一个持久和平时代的开始。相反，许多迹象表明，新的战争危险正在孕育中。
二、中国现代化与美、日的战略利益相矛盾
现在，我们再来全面审视一下中国自身在当代世界中的真实地位和战略态势。
事情是很明显的，从根本上看，中国的命运，将取决于中国改革和现代化事业的成与败。这里也有两种可能。我认为，我们首先需要分析的是失败。毫无疑问，如果中国改革彻底失败，中国社会势将陷入动乱和四分五裂的割据局面。（参看香港《明报月刊》1988年11期文中对此的论证）
然而，我认为在这里特别有必要对国人提出的一个严重警告是：
许多迹象表明，如果中国发生这种内乱局面，却可能是世界上一些有争霸世界战略意图的大国，所期待看到的。在这类国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和美国。
事实上，中国与美国、日本的对立，并非如某些善良天真的人理解的那样，仅仅是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而是战略利害关系上的根本矛盾和差异。对于日本来说，是在战略发展取攻势的意义上乐于见到中国的动乱局面。而对于美国来说，则是在战略取守势的意义上，乐于见到这种局面。
这实际也是当然的。因为对于美国、日本，无论中国将来的社会制度或意识形态如何，中国的现代化，都必然意味着无论经济、贸易、政治、军事方面，在东亚地区出现了一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空前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然而令人深感惊讶的是，对于中国的发展强大，势必潜在地与美、日战略目标和国家利益相矛盾，中国自身却似乎一无所知。似乎在幻想，只要中国殷勤主动地实行友好政策，就将可以换来美、日两国对中国现代化事业全面的积极合作。
其实，如果认真反省近年来这两个国家对华实行的全部经济、政治、技术、文化政策，就可以深刻地意识到，美、日的对华战略始终是深谋远虑、意味深长的；中国的一厢情愿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热情的单相思。
实际上，当中国为谋求现代化和经济高增长目标，而把寻求资金、技术的目光主要投向美国、日本时，我们忽略了极重要、也极为关键的一点：中国经济、军事力量的强大，无论对美国、日本都只能意味着在东亚形成一个新超级大国（所谓永远不做超级大国的语言承诺，是不能代替经济、政治、贸易、资源、发展空间激烈竞争的实际的）。因此，从根本上说，延滞这一进程，必然成为他们真正谋求的战略目标。一特别是，当苏联已经由作为一个进攻性的超级大国衰落为地区性大国以后，以中国牵制苏联将不复必要。
但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注意美国与日本战略利益也具有微妙的差别。如果细密地分析一下，那么应该说，中国过度强大不会符合美国世界战略和远东利益的近期目标——美国只希望中国在近期有能力局部地牵制苏联。至于在远期，则可能接受中国达到适度强大，以能够牵制日本。但是，无论任何时候，美国不会期望中国真正达到“四个现代化一的目标，成为亚太地区占据举足轻重地位的强大国家，从而打破亚太地区的力量均衡。所以，分析其战略布局，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在口头上支持中国现代化的同时，却又处处设置对中国实行牵制的力量（包括在台湾）。这一点，还可以从美、日两国十年来从未对中国提供真正有战略意义的投资性项目和重大经济、技术援助中窥见。
而对于日本来说，其近期中国战略，显然是在保持政府间和民间友好往来的形式下，静以观变。然而，使中国逐步在经济、政治上，沦降到日本的附属国地位，这是取得日本经济在未来世界中的绝对领导地位，所必须作出的战略选择。（在战略上实现以小吃大。尽管今天看起来这还似乎象一个神话。但从许多迹象判断，我深信，日本的这一战略不仅已经成型，而且在落实中）。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知道，这一战略又正是日本自19世纪末期走向谋求霸权地位以来，其统治集团从来没有根本放弃过的战略构想。我们知道，走出海岛，登陆中国进而控制世界，这是日本统治集团自19世纪就设定的战略目标和久远国策。现在看来，二次大战失败虽然暂时地约束了这一梦想，但今天日本经济的复兴，日本资本和技术在世界范围内取代美国而逐渐取得的显著优势；特别是由于今日超级发达的日本经济对于世界资源的空前依赖；一方面使日本近比任何时代都更接近于实现这一世界霸权的梦想。另一方面其国家利益也使其比任何时代都更需要实现这一梦想。
只是善战者不言兵，有二次大战惨痛失败教训的日本决策集团，今天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更懂得为了实现这一梦想，需要何等的谨慎、耐心、忍耐和隐秘而已。
但是我们可以注意到，日本历届统治精英一脉相承地始终拒绝承认日本在二次大战中的侵略战争责任，并终于从初等国民教育教科书中删除涉及”侵略战争“的内容。如果认为这仅仅是由于他们缺乏历史感，那就错了。这实际隐涵着为将来时机成熟时，重新回到这一战略目标，做意识形态准备的深远意义。所以，近年在日本统治精英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的这种历史知识性错误，其实正是出自一种深谋远虑、用心深远、极其富有战略意义的根本国策。
具体地说，我们对日本可能期待的未来事件进程，可以提出以下一个预测的模型：
一旦中国经济改革全面失败，国家将可能陷入内乱和割据局面（从中国历史看，统一与割据，呈现周期性出现的规律。自从文化革命中期出现林彪集团的军人干政局面，在中国现代政治中就隐隐浮现出军事藩镇割据的阴影。目前，地方经济割据、政出多门，政令自行其是；也已经隐涵着国家分裂的可能性。）。
在这种局面下，历史可能再一次重演本世纪初叶的日华关系——日本可以利用其对华债权关系和提供有条件经援和贷款的方式，谋求对中国经济政治实现控制。这种控制可能首先由局部地区（例如东北、山东和华东），逐步发展、渗透于中国全局。
应当指出，日本在未来实现这一战略目标，似乎比其在本世纪初叶更为容易。因为当时在中国染指的不只日本一国，日本目标尚受到英、美、法、德、苏列强在华利益的牵制。但在下世纪初叶，由于美国国力下降，在全球进行战略收缩，将导致其势力范围从亚太地区撤退。苏联如果改革失败，国力也将进一步下落，甚至陷于内乱，无暇东顾。而除此之外，亚洲东部地区即将不再有能够与日本国力相抗衡的任何力量。这种真空就是日本谋求实现其东方霸权的最好机会。
通过收买和寻找政治代理人，利用其今天远比本世纪初叶强大得不可比拟的经济、技术力量，同时也利用中国社会内部近年不断增长的广泛崇日心理，日本将有可能实现其对中国的新殖民化目标。在此基础上，一个新的”大东亚共荣圈“蓝图也将不难设计和建立起来。令人不能不感到惊讶的是，历史发展中有时竟会重复出现那样令人惊奇的相似局面（近年来，日本政府不鼓励企业对中国作大规模产业投资和提供先进技术，却审慎然而有步骤地以其闲置资金向中国提供大笔贷款加深其对中国经济进而政治的影响力，其战略用心是颇为深远的。可能有一天，一旦由于经济崩溃而丧失偿还能力的中国，会发现这种贷款的另一面意义。）
一旦日本实现对中国的控制，就可以进而控制整个东亚和东南亚，以至进而挑战苏联，染指其亚洲部位的富饶待开发资源。进而最终击败美国，直到以日本经济、技术的雄厚实力为基础，重新组建世界经济结构，雄据21世纪的世界霸主地位。
因此，可以断言，如果中国在第21世纪上半叶不能实现全面振兴，那么下一世纪就无疑将成为日本的世纪。当然，另一方面，如果日本届时真的起而谋求取代美国在20世纪的地位，实现世界霸权，也可能将导致一次新的世界性战争。
在这样一个未来世界前景的展望下，我们才可以真正理解中国正在进入其中的险恶国际形势和自身态势。一个发展迟滞、更不要说一个四分五裂陷于动乱的中国，必将处在一个极为不利的战略地位上。而随着目前中国经济形势的恶化，这种不利局面正在加深。
不仅如此，许乡迹象表明，鼓励甚至怂恿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及意识形态上采取激进、冒进、自由化的改革政策（美国和日本自身经济都早不是纯粹的市场经济，而不断强化国家干预和计划控制），从而紊乱和瓦解中国现有经济基础，从根本上削弱中国国力，是与上述战略目标相一致的。此外，鼓励和庇护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吸引、选拔、罗致中国的知识精英外流，并从中有计划地选择、培训未来可能影响高层决策的政治、经济、文化代理人等等；以至批判中国的限制人口政策，暗中鼓励和支持西藏独立和台湾独立等等。在这些往往以“友谊”姿态实行的政策中，我们均可以洞察出所隐涵于其中的深远的世界战略性涵义。
而我们由于求变心切，求富心切，对外国人开出的药方缺乏识别和斟酌。中国人总是以为只要不公开骂中国的就是友好者（实际上，有些骂我们的反而真正在帮忙。至少可以从中看到自身的弊端），甚至以为只要是夸赞中国改革的就更友好，以至相信洋药方、洋建议都是治国妙策和忠告。结果缺乏甄别地迅速放弃了中国自己过去行之有效的一套办法（这些办法中有的是该扔的，有的是目前不能扔的），遂致中国经济、政治于当前严重的困局；痛定思痛，没有从根本上意识中国自身战略利益与美国、日本战略利益小同大异、暂同远异，我以为应当是一个值得反省的教训。
当然，指出中国与美、日在深层战略利益中的对立，并不意味着不应当继续发展中美、中日国家与民间的友好关系。
但是问题在于，由于中国贫穷疲弱，多所求于人的软弱战略地位，使中国在相当时期内，将很难与美国、日本建立真正平等对当的伙伴关系。如果由于缺乏自知之明而不能正视这一点，所谓“友谊”就极可能变成化缘式的乞讨，而巨大的债务关系，则可能酝酿着未来困境下的主权转让危机。
三、地缘政治问题与全球战略
应当指出，要充分理解世界战略形势的深刻转变，我们有必要简略介绍一点关于地缘政治战略的理论。根据我的研究，地缘战略学深刻的影响了20世纪的整个世界史。但令人吃惊的是，中国的多数政治家、外交家（更不要说一般知识分子），对这一极其重要的理论系统，特别是对于正是这一理论主导着多数世界性强国的外交战略，却似乎一无所知。
20世纪初，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H.J.MACKINDFR 1861-1947）在一系列论文中，首先提出了关于世界的“地理中枢”（Geographical Pivot旧多译作“枢纽”，似不确）的概念，他由此而形成了关于地缘战略学的理论。
他认为，全球可以划分成若干个大岛。联于一体的欧、亚、非三大洲是其中一块最大的陆岛。其次为南北美洲大陆，再其次为澳洲大陆。所以他称欧、亚、非大陆为“世界岛”。他认为，在这块世界岛上居于顶端部分的欧亚大陆，是决定世界历史发展的地理中枢，因此他称之为全球的“心脏地带”。
虽然麦金德并没有明确的指定界限，但综合他1904年到1943年的几篇论文看，他所谓地球的“心脏地带”，大略包括自苏联西伯利亚的叶尼塞河起，向南延伸沿蒙古高原、克什米尔高原、西藏高原、伊朗高原，向西延伸至中东高原，以迄于黑海、波罗的海之间西欧山地所回环围绕下的东欧平原和西部西伯利亚平原。这一块地域之所以称为“世界心脏地带”，主要由于这块横跨欧亚的大平原位于地球上诸大陆的中心地带。其形势易守难攻，因其北部为北冰洋，东部及南部所临地域，均相邻与高原及沙漠地区，而西部则面临西欧山地，四面形成天然屏障。加以此一地域辽阔而富饶，具有极其丰富的矿产资源（苏联由于人力不足，至今难以开发利用），以及适于农业的肥沃土地和优越的地理条件。
由此一心脏地带出发，东进可以达到中国、日本。南下可到伊朗、印度和中南半岛（东南亚）。进而越过阿拉伯半岛可以进入非洲大陆。向西可以控制西欧山地。从北或西面越大洋，即可进入美洲。因此，如果从世界整体的战略眼光看，这块地域的战略地位，恰恰相当于在中国为历代兵家所必争的中原——中央平原地区。实际上，麦金德所谓“地理中枢”，也正是把这块地域，看作世界的“中原”。由这种地理战略眼光出发，他提出了三句影响深远的名言：
“谁统治了东欧平原，谁就控制了全球的‘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控制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能支配全世界。”
麦金德的理论具有惊人的预见性。我们可以注意到，在几乎整个20世纪中，这块世界的心脏地域，的确是兵家必争之地，几度成为全球政治和军事斗争的聚焦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在席卷西欧、占领法国之后，出人意料的突然放弃英国不攻，而回兵东向进攻苏联，其主导战略意图显然就是为了控制这块世界心脏地带。日本在二次大战中把最精锐的部队，不是南投于激烈鏖战中的中国战场和东南亚战场，却长期部署于中国东北、内蒙（关东军），面向蒙古和西伯利亚，其战略意图绝非仅仅为了防御，而是伺机西下联手德国，进取这块心脏地带。
二战后，这块世界心脏地带几乎完全为苏联所控制。但苏联虽然一度（70年代）似乎接近于控制世界的目标，却终于未能成功。这主要是由于其人力不足和经济实力不够（苏联的世界性战略目标是在斯大林时代制订的）。
但尽管如此，苏联对这块世界心脏地带的控制，仍然引起美、英等西方国家的极大惊恐。特别是在中国的革命胜利后，50年代中苏同盟的建立更加重了西方的恐惧。五六十年代的所谓“冷战”，实际上就是由于美国害怕其刚刚获得的对世界的控制权，被苏联夺取而采取的战略行动。数十年来，美国与苏联的全部争夺（包括目前为裁军与欧洲中导问题的讨价还价，以及美国鼓励东欧阵营解体、改革，支持波兰团结工会，鼓励苏联、东欧的人权运动等等政策），也都是围绕争夺这一世界中枢——心脏地带的控制权而演发的。
所以，从表面看起来，美、苏斗争似乎完全是由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不同而发生。但实际上这只是表面现象。这种斗争真正深刻的涵义在于，将由谁在未来控制、主导世界。因此，这是根本战略的冲突。由此可以肯定的断言，美国决不会由于苏联的改革可能导致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上与美国趋同，而成为苏联的友好甚至同盟国。除非苏联四分五裂，从而完全丧失对美国的威慑力，甚至最终由于经济崩溃而沦为美国的附庸国，美国决不会帮助苏联。
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正是为了扼制苏、中，特别是防止苏联由这块心脏地带出发控制全世界，美国在50年代才先后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央条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等三大军事同盟，试图从西、南、东三方向（北面是北冰洋），对占据世界地理中枢的苏联施以围堵。而其防御的战略重点，首先集中在西欧高工业化、也是最容易被苏联攻击的那块靠近世界心脏的地区。
由此我们又可以进一步理解，为什么在与中国为仇三十年后，美国会在70年代对经济落后的中国屈尊就教，主动谋求建立关系。而且这种政策，又恰恰是由在意识形态上最反共的尼克松、里根等亲自推动，并且发端于中国政治上反美的表面色彩最浓的文革时期。
如果以中国人好大喜功的观点，天真的以为这真是中国政治和外交战略的重要胜利，那就未免贻笑大方。殊不知，从地缘战略学的观点看，这其实正是出自美国人著名的实用主义精神，在战略上对中苏矛盾和中国力量的利用。而促使其政策转变的关键，一方面是由于在越南陷于困境急需摆脱；另一方面则是由于70年代苏联在全球范围处于咄咄逼人的攻势地位，给美国造成的战略恐惧和压力。
毛泽东、周恩来在70年代初，出于急需摆脱当时中国由于文革而导致国内、外政治陷入困境的实际需要，毅然摆脱意识形态和政策连续性的顾虑，采取了同样讲求实效的灵活方针，反过来利用美国，这是非常高明而富有战略远见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拆散中苏同盟，鼓励中国与苏联长期为敌，这种政策对于美国可以说是一石二鸟：既具有调动中国力量在东南方向牵制苏联从而进一步扼制苏联的深远战略涵义，又可以以苏联牵制中国，防止中国采取与苏联进行全面经济合作的政策，阻滞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在麦金德关于世界中枢理论的基础上，20世纪30年代，美国学者斯派克曼（Nicholas.J.Spykman 1893-1943）根据美国的战略需要和心脏地带已被苏联控制的现实，对这一理论作了修正。他认为，如果仅仅控制住世界“心脏地带”，还不足以实现全球霸权。因为这一心脏地带地理战略位置虽好，但由于人口、气候及经济发展条件的不足，还不足以构成控制全球权力的中心。
因此他认为，将影响未来世界历史发展的战略地域，并不完全集中在“心脏地带”。如能控制环绕心脏地带的欧亚沿海地区，那将足以遏止心脏地带的国家称霸世界的企图，并且进而与之争霸。由此他提出了地缘战略学中的“边缘地带论”。正是根据这一修正了的地缘战略理论，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苏联已经控制世界心脏地带的形势下，转而寻求在“边缘地带”建立军事基地和势力范围，以围堵“心脏地带”共产主义的扩张。
我们可以注意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迄今，全球战略形势的实质就是：一方面，苏联占据心脏地带寻求向外扩张；另一方面，美国则沿边缘地带设置重重包围圈和牵制力量，阻截和抵制苏联意识形态和制度的扩张。而斗争的中心，则集中在环绕整个心脏地带的边缘地区，即：西欧、巴尔干半岛、中东、伊朗、阿富汗、印度与巴基斯坦，以及包括中国、朝鲜、日本、越南在内的环太平洋沿岸。由于地处边缘地带中部的中东地区恰又是世界石油的主要产地，因此在这里进行的斗争就格外激烈。
但是在这种战略斗争中，我们又可以注意到世界战略焦点的显著东移。在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以后的整个19世纪，直到20世纪的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世界斗争的焦点集中在居于心脏地区右侧的欧洲。
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已经发生一种极可注意的世界战略形势变化，这就是东、西方焦点形成两极分化。由于日本在东方的崛起，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发生，东太平洋边缘地域与传统的欧洲地域一样，成为世界斗争的一个新焦点。
而在二战结束后，特别是五六十年代以来，先后发生的几场局部大战：朝鲜战争、苏伊士战争、越南战争、中东战争、印巴战争、阿富汗战争，都明显呈现出世界战略热点超越传统的世界战争舞台——欧洲，而向近东和东方地区迁移的明显趋势。由世界战略焦点东移的总趋势中，我们可以理解日本经济在二战后的奇迹起飞以及包括台湾在内的东亚诸小龙的经济起飞，一方面也反映了世界战略重心东移的趋势；另一方面对于未来世界战略形势的变化又隐涵着极为深刻的历史性意义。
我们还可以注意到，今日影响世界局势，造成全局性动荡的几乎所有策源地不再像二战以前那样集中于西欧北美，却无不集中在环绕世界心脏区域的欧亚交界和环太平洋边缘地带。
最后，还值得一提的是德国地理战略学家哈斯霍夫（KarlHaushofer，1869-1946）的“生存空间”理论。他认为未来的世界必将走向某种形式的统一，因为对大国来说，“没有世界的统一就不可能获得经济资源真正的自给自足。”他认为，这种世界统一，应当首先通过形成若干跨国界的大区域组合而实现。他设想了三个至四个这种跨国界的“泛区域”。每个“泛区域”都是一块足以自给自足的生存空间。其构想如下：
一、泛美地区：实现南、北美洲统一，以美国为统治国。
二、泛亚地区：亚洲由北至南实现统一，以日本为统治国。
三、欧非地区：使欧洲与非洲统一起来，以德国为统治国。
四、泛苏地区：使苏联与印度统一为一个地区。
五、或者，使德国占领苏联纳入欧非地区。使日本占领印度纳入泛亚地区。
哈斯霍夫这种生存空间的设计，实际上是以区域性大国为中心重新瓜分世界的一种设想。他这种理论对于20世纪的世界战略具有深远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一方面东向攻击苏联，谋求控制世界心脏地带。另一方面，南向进攻非洲，试图建立以德国为中心的泛欧亚非地区，这正是出自哈斯霍夫的生存空间设计。
日本在战争中谋求建立以日本为核心的“大东亚共荣圈”，以至70年代苏联与印度缔结攻守同盟，80年代出兵占领阿富汗，从战略意图看也都渗透了哈斯霍夫观念的印迹。
从地缘战略学的观点看，中国大陆地处太平洋的“边缘地带”，而且是欧亚边缘区域中幅员最大、人口最多的地区。20世纪以来，中国一直是远东战略斗争中一个最重要的焦点区域。麦金德在他的一篇论文中曾经指出：“处于中枢地带的国家（指苏联），若是能够越过欧亚边缘地区到达太平洋，则凭藉其雄厚资源与人力就可以取得制海权，进而争霸世界。”我们可以注意到，50年代苏联试图与中国建立控制东海、黄海的联合舰队；70年代苏联以海参崴为中心扩建太平洋舰队，进而在越南建立南下太平洋的海军基地，显然也体现了这种地缘战略的设想。在麦金德1904年“历史的地理中枢”一文的最后结论中曾有一段警句：“如果日本和中国统一起来，征服俄国的东部领土，进而推翻俄罗斯帝国，就将既掌握对世界的制海权，又拥有制陆权。”我们知道这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的战略意图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斯派克曼在其最后著作“和平地理”（Geog-raphy of the peace）一书中曾指出：在亚洲边缘地带，如果出现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国家（指中国或日本），对美、英、苏三国都将构成莫大的威胁。所以他建议，三国应当联合起来阻止任何国家在“边缘地带”建立新权力中心的企图。这一警告事实上意味着，凡具有控制世界企图的任何国家，在全球战略上，将绝不会希望在亚洲出现一个强大、统一、现代化的中国。
由这种战略利害观出发，我们可以注意到，苏联在40年代中国解放战争的决定时刻，反对解放军度过长江，极力主张划江为界，形成南北朝局面。而无独有偶的是，在美国方面，抗日战争胜利后，也曾推行马歇尔的“调处”政策，试图迫使国民党接受解放区存在的事实，反对由蒋介石统一中国。（毛泽东和蒋介石站在各自不同的立场上，当时都坚决拒绝了苏、美试图分裂中国的主张。也正是他们的这种立场，才奠定了不远未来台湾、大陆必将达到某种形式的统一的历史前提。）
耐人寻味的是，从政治上看，当时苏联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当然盟友。而美国则是国民党的盟友。但实际上，他们对中国的真正战略意图，却都是企图造成中国长远的分裂局面，从而实现古中国兵法中所谓“两利而俱存之”的政策。根据后来发表的丘吉尔等人的回忆录，我们知道美、苏的这种政策，是基于他们之间在雅尔塔（罗斯福、斯大林）所达成的瓜分世界的默契。而这种默契，却也是上述地缘战略观念的产物。直到当代，我们仍然可以注意到，尽管结成了表面的中美友好，但美国对于大陆与台湾实现统一的问题竭力阻挠，对于西藏独立则暗中给予关注和支持。这也仍是上述战略观念的延伸。由此可见，所谓友谊，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掩盖战略厉害关系的深刻差异。
一些国际战略分析家认为：“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21世纪将是中国人或日本人的世纪。”最近还出现了以现代化中国为中心的环太平洋文明区，正在兴起的说法。这些说法，表面上看去似乎很可以鼓舞中国人。但是这种说法也还具有另一方面的含意。因为对于西方国家而言，这正是一种战略警告，其潜台词是应该警惕中国走向强大，而在新世纪中对太平洋地区以至全世界产生强大的竞争和扩张力。如果以中国的古老文明、历史智慧、辽阔幅员、巨大人口，更加上现代技术和经济来实现这种竞争和扩张，那么对于美国和西方（包括日本），将成为一个极其可怕的噩梦。所以从根本上说，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均不希望在“边缘地带”出现一个强大、统一、现代化的中国，这是可以肯定无疑的。
只有深刻理解麦金德、斯派克曼、哈斯霍夫等西方现代战略家的地缘战略观点，我们才可以真正认识美国、日本、欧洲、苏联等世界性强国的中国政策。可以说，20世纪以来西方国家欧、美以及苏联和日本的全部对华政策，从来没有脱离过地缘政治战略观点的轨道。
只有深刻理解麦金德、斯派克曼、哈斯霍夫等西方现代战略家的地缘战略观点，我们才可以真正认识美国、日本、欧洲、苏联等世界性强国的中国政策。可以说，20世纪以来西方国家欧、美，以及苏联和日本的全部对华政策，从来没有脱离过地缘政治战略观点的轨道。
四、新中国外交史的回顾与反省
回顾新中国建国以来的外交路线，可以大体上划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时期（1949-1959年）
政策特点是实行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同时在国际上（特别是亚非地区）广泛寻找新朋友的时期。这个时期世界形势的基本特点，是以苏、美为首形成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垒、封锁和冷战。中国入朝参战，体现了中国这个时期“一边倒”的战略，而且强化了以美国为重点敌国的攻击目标。
这个时期，正是新中国刚刚建立，需要立本和站住脚的时期。因此在这个时期，以苏联作为外援，实际具有某种不得已的涵义。
第二时期（1960-1970年）
这是中国摆脱苏联制约，试图自主推动世界革命和国际性的“人民战争”的时代（推动革命的重点地区，当时中国特别注目于分布在中国东翼和南翼的日本、东南亚诸国。而这里当时正是美国的控制区）。因此在意识形态下，也并非完全没有巩固国家外围的现实涵义。
一面反美，一面反“修”（苏）；进行两线作战，而战略重点，特别放在以援越为中心的反美斗争上。
同时把争取外交盟友的重点地区，放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即后来所谓“第三世界”。这一路线的政治延伸，就是文革时代以中国为世界革命中心，以及文革中、后期提出反对“两霸‘’的战略，以及联合第三世界的”革命外交路线“。
回顾这一时期，中国在外交上作了许多蠢事。其中最大的蠢事，就是尚不善于区分意识形态的虚幻幻想与中国的真实经济，政治利益。结果，在激进革命的意识形态误导下，盲目为他人作嫁衣裳——所大力援助的国家，有的实际是地区性的潜在对手。
但是这个时期的中国外交，彻底摆脱了苏联影响的羁绊，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从而不再依附于苏联的世界地缘战略。这种不依附任何人的真正独立地位，是意义重大而深远的。也是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对外关系史上，从来没有获得过的。
第三时期（1971-1981年）
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内部和外部世界，两方面都开始发生深刻的转变。中国外部战略形势中最重要的变化，是美国在越南战败，并开始全面收缩其在亚洲地区（包括在台湾）的政治、军事参与。这就大大减弱了其对于中国的威胁力。另一方面，五、六十年代曾经属于美国控制的势力范围内的若干东太平洋国家和地区（日本及四小龙取得了非凡的经济成长），从而开始改变东亚和东南亚的战略态势。在某种意义上，在这个地区发动武装革命已不可能。
加以文革动乱和林彪事件，使国内政治遇到严重困难。而与苏联发生边境武装冲突，导致爆发战争的危险。因此在对外战略上，中国不得不开始发生变化，由进攻性的革命路线，转变为防御。
当时表面的提法似乎仍没有变，即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但是，在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推动下，以恢复联合国席位和建立中美、中日邦交为枢纽，中国的外交布局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以苏联为主要敌国。而对美国则逐渐由敌化友。
有趣的是，正是在这一关系格局上，形成了一个著名的神话：即似乎存在一个决定世界战略平衡的美中苏三角。但实际上，这种说法，完全是那个时代某些政治浪漫主义者虚构出来的一个神话。
原因在于，这个说法，夸大了中国的世界战略作用，却完全忽略了在影响世界的经济、政治的现实力量方面，远远强大于中国的日本和欧洲共同体的战略存在和作用。
以中美建交为枢机，中国外交方针由此时期开始发生一个意义深远的转变是，由过去偏重意识形态的政治考虑，转为注重现实主义和实效主义的方针。
第四时期（1981年以来）
中国的外交在前一时代转变的基础上，进一步完成了一系列意味深长的变化。概言之为以下数点：
1.战略目标由向外看、主动出击的世界革命路线，完全转移到向内看、为现代化服务路线。这一转变意义之大，我们可以从这样一点上体察到：50、60、70年代，中国经常牺牲自身经济建设的利益，把巨额资金、物资投入支援”世界革命“o而80年代的外交目标，则服务于为中国经济发展，寻求外部援助和投资上。
2.由具有明确战略敌人和具有僵硬的意识形态理念原则的革命外交，转变为全方位寻求朋友和合作者（即”对外全面开放“），并且努力化敌为友的和平式外交。意识形态的理念性，逐渐完全被现实主义的功利观念所融合。在这个时期，中国的外交考虑中，不断渗透进新的因素。其中地位愈来愈重要的，除原来的美、苏两大国外，以对日本和东亚新兴诸国的关系为最引入注目。
然而尽管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全球性战略观念实际上还是含混而不系统的。造成这种含混性的原因有两点：
第一是由于仍未彻底摆脱以国际政治关系为核心，而不是以现实与长远的国家利益（这种利益的核心是经济利益）为根本的传统决策思想。使中国人看不清自身战略利益的其正所在。第二是由于传统外交路线中一些当代已不适用的政策遗产和观念，仍在继续发生影响。但最根本的一点，还是由于：中国事实上至今尚没有完全确立以自身最大和长远国家利益为主导的世界战略思想体系。
因此，中国当代的对外关系缺乏攻势、活力和主动性（与新中国初叶毛泽东——周恩来时代外交的活力、气魄和局面形成强烈对比），往往具有局部性策略和战术的性质，却缺乏目光宏大、预期久远的设计和运筹。
由以上的简略历史回顾，我们可以注意到如下几点：
1.自建国以来，基本上是以十年左右为周期，中国的国际方针发生明显的转变。
据此我们可以设想，在90年代，随着中国世界薪战略的制订，中国外交可能再次跨入一个新的阶段。
2.决定中国外交战略的考虑和设计，愈来愈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事业相联系，从而愈来愈从专注于国际政治关系，转变为关注经济发展利益。
3.四十年来的中国外交，已经基本走完了一个全程。如果以对美、苏这两个二次大战后出现的世界性大国的关系为标志，那么这就恰是一个正——反——合的三段式：
联苏反美——联美反苏——协和美苏
4.近年来，中国外交的关注焦点，正在由关注全球动态，转变为首先关注于中国的周边四域。这是现实主义精神的体现。
在中国外交方针正在转变的过程中，一个极为值得注意的事实是，20世纪末叶的世界形势，正在发生意义重大的变化。这就是世界经济政治重心的全面东移。
我们知道，自从18世纪以来，世界经济政治的重心和主导力量，一直集中在西方的欧洲。在本世纪中叶，更进一步向西方移动，因而美国在半个世纪的时间内，成为主导世界方向的力量。
但是在19-20世纪的历史中，还发生了另一种冲击世界的巨潮——这就是东方力量的崛起。首先是19世纪日本的现代化。接着是世纪初跨接东西方交缘地域的俄国发生革命和迅速工业化。
随之是40年代末中国革命的胜利：其后是70年代亚洲诸小龙的经济快速起飞，以及日本上升为世界经济中的第二超级大国。
孤立地看，人们似乎很难意识到这一系列事件背后的整体性、全球性意义。但是，如果从世界性的地缘战略形势来思考，那么从这一系列历史事件中，就可以发现隐藏于其后的一个统一的主题，那就是：
东方的复兴
许多迹象已经明确无误地显示，在21世纪，世界经济政治的决定性重心将由西方转移到地球的东方。当西方世界正面临由于能源、资源耗竭、经济停滞、文明老化的深刻危机时，正是在东方，还沉睡着巨大而未开发过的处女资源、巨大的人力资源、巨大的资金储备和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以及虽然尚有待发掘但却极其具有凝聚力和生命力的古老文明宝库。中国的未来前途，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将在、事实上也只能在东方作为一个整体（正如西部的欧美曾经作为一个整体）的复兴中，得到最后的确认和成功。
我们可以预言，在今后10-50年的时间内，以下三组关系的演变（1.中国、苏联、日本；2.大陆、台湾、香港；3.中国与南朝鲜、新加坡等环东太平洋边缘地带诸新兴发达国家）将决定东方的命运，并从而也将影响世界的命运。在这三组关系中，中国都处于一个中心的地位。但是问题在于，中国之所以具有这样一种地位，主要是由于中国在东方所处的地理中枢位置，中国目前仍属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及中国的历史和文明的潜在影响力和文化凝聚力；却并不是由于与中国地位相称的经济力量。而与此同时，在中国附远却已经存在一个经济上极其强大的。日本，并且它的这种力量早已渗速到包括中国在内的泛东方地区。因此，日本必定是中国在未来一个潜在的最重要对手。在未来的新世纪中，谁将成为泛东方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的凝聚核心？究竟是中国，还是日本？这个问题目前我们还无法回答。问题的最终解答，将取决于中国今后十年在内外政策所又一次面临的深刻转变阶段中，能否以既务实而又富于远见的精神，制订正确的内外发展战略，从而克服面临的深刻危机，实现经济的真正起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