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公社的实力加强了，它就不会再把个别人的违法行为看得那么严重；在公社看来，违法行为就不再会像过去那样对整体的生存产生威胁；不幸的制造者将不再被当作“不安分者”而逐出公社，公众不再会像过去那样没有节制地拿他出气，——事实上整体从此开始小心谨慎地为不幸的制造者辩护，保护他不受那种愤怒情绪，特别是直接受害者的愤怒情绪的伤害。——尼采
如今，良知的权威又由普通常识及舆论的匿名权威取而代之。因为我们已解脱了较古老且明显的权威形式，我们不晓得，我们已成为一种新的权威的牺牲者。我们已成为机械人，在以为自由意志动物的幻想下生活着。——弗洛姆
柏拉图曾经说过：“谁讲故事，谁就控制世界。”这里核心涉及到话语权、信息、权力三方面。其实说到底是话语权的问题。谁掌控话语权，谁将掌控“世界”。对习惯于在现实生活中保持沉默的中间网民来说，网络的虚拟性和可隐匿性极大地激活了民众潜伏已久的话语表达欲，网络中各路绿林好汉出没：南拳北腿、东邪西毒、少林太极……(这里只是偶发的命名假借而已，别无恶意)，世界重新进入群雄并起、百家争鸣的“（网络）战国时代”。
谁掌控了网络话语权？官方主流媒介力量，抑或被视作“洪水猛兽”的网络暴民？随着互联网的细密化和个人电脑的廉价化，网民，特别是网络暴民，似乎在一夜之间占据了网络的各个角落，欢呼与叫嚣的网络民众犹如被流放而释放归来的反叛者：时而大批像乌合之众鏖集与狂叫；大肆残暴；时而像野兽般四处游走，四处破坏；时而作鸟兽散，不见踪迹。其本身成为了形形色色国家主义的牛虻。其实他们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自由主义者的群体，只因滥用暴力化的语言以及暴力化的行径，而且有较大的杀伤力与破坏性。一时之间，狼烟四起，群雄争战网络：网络追杀令、人肉搜索机，把网络变成了在现实世界无法展演的江湖世界，虚化了现实。移植了历史的狂想；同时也把这种被江湖化了的网络进行了延移，变成了游戏化了的魔兽世界。在多方的争霸中不管是什么统统消灭，包括农民，村庄，城镇和一切设施，狂暴的力量展示得淋漓尽致。在信息与道德的博弈中，网络暴民与看不见却无处不在的巨人进行一场没有结果的战斗，到处树敌，到处破坏。
这些被称之为“后暴民时代”（参见拙文《后暴民时代：中国暴民探析》载于《社会学家茶座》第28期）的网络暴民，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到网络中来，在网络普及的短短几年时间里，网民的从众由商务人士、政府公务员到学生，再到各类农民工，席卷了全民，而且他们迅速地占据了网络的各个角落。这种现象正如奥而特加所描述的新兴的大众势力崛起的情形，他称之为“凝聚”“鏖集”现象：“如今到处人满为患：城镇上布满看居民，屋宅里住满了房客，旅店里住满了旅客，列车上挤满了出行者，餐馆与咖啡店里坐满了顾客，公园里到处都是散步者，著名医生的诊室前挤满了病人，剧院里挤满了观众，海滩上挤满了游泳的人。”中国目前正是一个大众意识崛起的时代，他们在发出自己震耳而又噪杂的呼声。
一、 后现代的仓颉——新话语的“异样”诞生
网络由此犹如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一个开放的议会广场，民众出出进进，各种言论、论争此起彼伏。攻击的，质疑的，怒骂的••••••在各种言语行为中衍生了新词汇、新语言。
新新类、80后、90后、酷，闷骚、“打酱油”、“俯卧撑”等一系列新词语，最值得关注的有近来备受争议的“艳照门”、“**门”、 “范跑跑”等。
“**门”这一用法在中国身名鹊起是在“艳照门”之后，其实关于这一词汇用法最早源于美国尼克松总统期间的“水门事件”。“门”由此作为丑闻事件的代名词，后来逐步引申为热点新闻的意思。在中国近来最著名的有“艳照门”、“虎照门”、“毒奶门”以及“灭师门”等。这四大“门”生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挑战了中国民众的道德良知伦理及政府公信伦理底线，上了一堂生动的反面课。
“艳照门”事件发生在2008年，是娱乐界的丑闻的大爆发。其实这也不是坊间的什么绯谈了，和导演与演员的潜规则一样属于不是秘密的秘密了。其起因于网络上传播陈冠希及多名女明星的不雅照片（港台地区称之为“淫照”，这个命名是比较准确的），一度引起了民众的哗然，让民众大跌眼镜，莫不色变；道德批判之声从此不绝与耳。“艳照门”公然挑战了民众对“性情”、色情的接受底线，把民众置放到道德伦理的临界状态，完全暴露了人作为难以脱臼的低俗动物性一面。用港台影视的话“淫贼”称这些道德败坏的娱乐明星（他们只不过是小丑一般供人取乐的角色而已，在消费时代的大众文化中受到追捧且日益自大而骄奢淫逸）并不为过，虽然它出现并传播是极为偶然的。任不寐先生在《艳照门的倒掉》中质疑信仰底线，确实值得人们深思。
于此还有的其它三“门”，涉及的公共生活的其它伦理方面。如果说“艳照门”的掌门人陈冠希有露阴癖，带有性变态的倾向的话，那么“虎照门”的掌门人周正龙无疑是个“老千”之王，忽悠了民众，又忽悠了政府，在地方性的狂热中拍虎英雄俨然成了名门正派。要不是网络民众的揭发，不知这场闹剧会怎样收场，民众当如何？政府当如何？媒体又当如何？巨大的欺骗激活了网络民众的暴民性，使其对“拍虎”龙（周正龙）和“维虎”龙（陕西原林业厅副厅长朱巨龙）进行网络暴力语言的围剿和讨伐。“正龙拍虎”又为“世说新语”贡献了新词汇。“毒奶门”的掌门人“三鹿”让民众第一次见识了一样东西——三录氢氨，增长了民众的科普知识，同时使中国的免检体系全面崩塌。还有一个“灭师门”，把师生伦理关系第一次放置在网络的强光下暴晒。师者，万世师表，身正为师，但难保师者全是圣僧唐三藏，不为情所迷困（这里对其所传绯闻真假莫辨，但试想，不会有无缘无故的狠，无缘无故的爱吧，为尊者讳是社会常识，在现代社会，二奶、三奶几近合法的语境中，搞点艳闻小意思了，在《大话西游》的新语境中唐三藏不也是为情所困吗）；生者，受业与师，当为师者讳，更何况“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网络上最近看到有个“叫兽”（教授，的网络新替代词语，语义一看字面意思就明白）在争当昔日听过他几节课的某名教授的父亲）。说的有点没正经，反弹琵琶了。话说回来，“灭师门”在上演“欺师灭祖”的悲剧的同时，对师生关系的生态伦理提出了挑战。
在国难当头，举国悲哀的“5•12汶川大地震”中又诞生了一个新词语——“范跑跑”。源于范美忠在网络中发帖称自己在地震中撇下学生自己逃离危险是明智之举，由此引发网络民众对范的口诛笔伐，“范跑跑”由此而名。“跑”形象地形容了其行为特征，有点像笑星周星驰喜剧中的语言——“我跑”“我闪”。语言戏仿的结果基本上在网络暴民的暴力语言中妖魔化了范美忠的本体形象，进而，群起而攻击了教师——“太阳下最光辉的职业”（早已沦丧）——所应具有的教师职业道德，迫使政府制定教师职业道德，并在教育系统进行师德学习及检查的“师德整风运动”。
与“范跑跑”相像的一个词语是稍后出现的“猫躲躲”，其将网络民众狂热化，变成了网络暴民，成了受狂热情感操控的民众。他们成了被激活的狂热分子，正如奥尔特加所说，“（他们）开始变得难以驾驭，桀骜不驯，他们不再服从、追随、尊重那些天然的精英，他们把这些精英推到一边，取而代之”。平庸心智的网络民众通过排斥过去的精英阶层，推到他们来获取期望的“自由”。话语权就是其中的一项，命名在很大程度上打上权力在手的印记。如同创世纪中亚当给万物命名的权柄一样，只不过不同的是精英智识的上帝，而是大众平庸的上帝。正如尼采所言，命名的权利意味着人们可以把语言的来源理解为统治者威权的表达：给每一物、每一事打下烙印，并且通过这种方法将其立即据为己有。他们变得愤世嫉俗，变得充满仇恨，变得充满破坏欲。
二．不服从的江湖——从“武林圣火令”到网络追杀令
在网络的虚拟平台中，网络民众延展了故事中的江湖景观，多路“绿林好汉”纷纷祭起“替天行道”的大旗，施展各自的必杀技。网民们很快进入了戏拟状态，在网络的大舞台中扮演江湖的各路角色。在这种戏剧元素的介入之下，导致了角色的忘我表演，狂热的感情被旧有的江湖理想所点燃，英雄的角色在不断被设定，同样也不断有人拥抱奸邪的角色。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全民网游时代，网络游戏的情景催化了对情景及角色的进入程度。
奥运火炬传递中的圣火收到一些反华势力的抵制后，诱发了网络暴民的狂热爱国激情。传递中的圣火被各种诸如“抵制”“反抗”的号召、口号所包裹，犹如传说中的“武林圣火令”，被各路侠士豪杰传递和热捧。这里要说明的是，“武林圣火”是“爱国主义”大旗，抑或说是极端民族主义。它随着圣火的传递路线而一路狂热乃至狂暴起来。在网络空间，各大BBS，即时聊天工具出现了抵制家乐福、抵制法国货、抵制日货乃至抵制美货的号召，要求全民一致抵制；谁去家乐福谁就是卖国贼。一时间网络上狼烟四起，烽火连三月。各种信息，各种谣言四处传播，有人要求对家乐福采取暴力行为，进行实体性对抗；有人出来辟谣，认为是达赖集团的阴谋，要搞砸中法关系，搞砸奥运会。谩骂之声不觉与目，信誓旦旦的，奸邪的，无聊的，发飙的，爱国的，粗野的，文雅的，看热闹的••••••各路好汉群英荟萃。
“爱国主义”大旗给了被激活的狂热网络民众一个施暴的合法护身符和机会，并给了他们某种神圣的使命。依靠这种神圣的光环，每个在现实世界真实的公民达到了虚拟化自身，成了匿名的无特征的民众中的一员；正是凭借这种神圣的光环的光辉，在现实中无力无奈有多无能的民众在网络的虚拟中获得了重生，也获得了超强的自信。同时他在这种神圣的光环下又获得支撑超强自信的东西——力量；强大组织的力量是某种假想的支撑，以一种随时献身的精神向别人显示自己的力量。他扮演了捍卫者，卫道士的角色，同时又是审判者救世主的角色，随意进行断绝。 就如尼采所批判恶意的道德评判：“‘负罪’、‘良心’、‘义务’、‘义务的神圣’等等，它们的萌发就像地球上所有伟大事物的萌发一样，基本上是长期用血浇灌的。”码头工人哲学家埃里克•霍弗在比较了宗教与爱国主义对罪恶的去罪犯化后，坦言道：“爱国主义和宗教或革命的激情一样，常常可以作为罪恶感的托慰之作。”也就是说，爱国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会把罪犯的罪恶感“神圣化”，使罪犯在拥有一件神圣伟业之后会更狂暴。在汹涌的“爱国主义”下，汇集各路英雄豪杰，把他们结集在“江湖正义”（这里被置换为“爱国主义”）的大旗下，上演崇高与卑下。霍弗的经典语录：“爱国主义是歹徒的最后归宿。”在武林圣火令的召唤下，似乎成了他们的盛宴。
传播在QQ聊天工具上的“信息”：提醒大家，以后去麦当劳，肯德基吃饭一定要记得要发票。麦当劳，肯德基每年在中国因为我们不习惯要发票的原因而掠走将近20亿的税收，把这条信息完好（不加任何修改复制）发3个群的奖励20Q币，发5个群的奖励一个太阳30个Q币（此活动由中国税务局赞助）
如果说武林圣火令的叙事过于宏大，且与国家主义有或多或少的瓜葛的话，那么网络追杀令则细致放射到个体的些微隐私上。与网络追杀令相伴而生的是人肉搜索，它们与起源与网民对不道德人物隐私的无情揭露与谩骂攻击，并号召更多的网名对之进行全面揭秘和从现实世界封杀。比较著名的有，“铜须事件”、“踩猫事件”、“王千源事件”等。追杀令使当事人的现实生活受到了很大程度的负面印象，隐私权受到了践踏。网络暴民占据了网络舆论与道德舆论的制高点，并扮演大法官的角色，对现实世界的公民进行无所顾忌的权利侵犯。问题在与个人能否充当大法官，是否具有合法性？如果可以的话哪有和兴起于美国的私设私刑审讯有多大的区别？
三．话语霸权鹿死谁手：争夺大法官和警察
在现实世界中，民众参与社会事务的程度毕竟是很有限的一方面也与自己的资历有很大关系。许多民众所关心的信息的传递相对来说比较控制化和滞后化，而且民众大多不能及时地表达自己对某事的看法。虚拟的网络被看做事民众实行民主参政的试验场，正是这种现实的抑制半抑制状态使得民众具有强烈的话语权争夺意识。当“铜须事件”、“踩猫事件”、“王千源事件”等出现时，民众变现了极大的狂热，争当大法官、警察的角色，对这些事件做出自己的道德以及良知的评判，并力图推诸与人。他们放大了这种道德及其他的污点，使其眼睛里揉不进半点沙子，因而表现出强烈的话语暴力，甚至事愤怒的极端化。如果我们保持极大宽容的话，就不会轻易为这种愤怒的情感所左右，做出极不理性的粗野行为。
在这里我们不禁要问，网络民众的这种审判是否构成其语义的合法性？其单个个体所持或者小群体所持的观点是否完全是正义的？如果不成立的话，这又和法国大革命期间，遍布绞刑架，进行“暴民政治”的暴政又有何区别？有意思的是，有学者把网络暴民看做事“网络义和团”，到处在奉旨“爱国”完满了其破坏欲和自满欲。其实这只是后暴民的一个特性而已，它所表现的那种大法官、警察的角色意识却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有极深的思想渊源。中国文化大革命可以与法国大革命在某些方面等量齐观。在“奉旨造反”的大旗下，暴民们达到了空前的狂欢。广泛的政治批斗运动是谁也难保自己永远是中间派、“又红又专”以及“根正苗红”的先锋派。
在尼采的思想中我们受益颇多，其睿见仍灼灼生辉。他认为“好”与“善”的判断不是源于自于那些“善行”的人而是来源源于那些所谓的“好人”自己（高贵的、有力的、上层的、高尚的人们）判定他们自己和他们的行为是好的。他毫无留情地抨击这种所谓的“善”和“好”的行事：“这和功利有什么关系！功利的观点对于维持最高等级秩序的热情、突出等级的价值判断的热情表达恰恰是如此陌生和极不适宜：此刻方才出现了那种卑微的热情的对立感觉，这种热情以每一种功于心计的精明，以每一种功利的算计为前提，——而且不止一次地，不是特殊情况，而是永久的。”在自义的道德高尚中，不自觉充当大法官、警察的角色。社会需要民众对其成员道德的监督制约，但不需要民众成为暴民直接对他人采取行动。来源: 《社会学家茶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