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被称为中国网民年，有人认为网络通缉令、网络暴民、网络暴力这三个关键词共同构筑了2006年中国互联网的异样图景。从“虐猫”暴力事件到“铜须门”桃色事件再到“男司机PK女老外”的流氓事件，由网络群体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网络追缉令运动，并由此展开了强大道德审判攻势。这项运动愈演愈烈，人肉搜索机的介入更增加了网络暴力化的色彩。那么谁是大法官？谁又能是大法官？谁又有权力？是知识精英分子还是普通民众？
在2008年奥运会举办前期出现了抵制“家乐福”事件，出现了抵制CNN辱华言论事件，这把外国人赐予中国人的“暴民”形象推向顶峰。
暴民，从来就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而是一个沉重得让我们有时近乎难以突破的话题。其沉重在于它首先不是一个真命题与伪命题的问题，而是一个现实的社会问题。从通常意义上来说，“暴民”不是一个被普通民众所接受与关注的对象，这一方面与主体话语通过“暴民”对民众的反面教育有关，使民众把它总和野蛮与残暴、反人民与反人类联系在一起。暴民容易与主流话语权相悖逆，且容易被贴上作乱，暴乱的标签。古人有言：“宁做太平犬，不为乱世人”；另一方面则是“暴民”的能指与所指的迁移超乎了普通民众的理解范围和文化阅读背景，特别是民众的集体的历史性误读，使其不再能够完全地显义而表现得时显时晦。
一、暴民的概念
“暴民”一词，从词源学上来看，最早出现在春秋时代。《乐记》曰：“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暴民不作，诸侯宾服……”在这里我们看到“暴民”与“怨”“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然这只是对“暴民”这一词语的首次明确而清晰的表达，在此之前就已经存在着暴民了，其远远早于春秋时代出现的文字文本。《管子》中亦有描绘：“乌合之众，初虽有欢，后必相吐，虽善不亲也。”在英语世界中“暴民”为 mobs，主要指城市骚乱中的乱民，比如报章中指非洲部族暴乱时会常用这个词。远的来说，“暴民”是维多利亚时代说创造的词汇，意为活动中的乌合之众。其次，“民主”的希腊文为δημοκρτια，它由δημοs与κρτοs二词合成。在古希腊语中，δημοs的意思是“乡下人”，后来引申为乱民、暴民。而κρτοs一词即是“权力”。“民主”一词在古希腊人的概念中为“乱民执掌的权力”。
在对“暴民”进行定义之前，首先需要厘定一个名词：“民”。民，在古代主要有：1.指黎民百姓，平民。与君、官对称。2.外来民，土著者曰民，外来者曰氓。《广雅》中有：“民，氓也”。3.不同社会职业的人，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对“民”的历史性考察，我们可以粗略看出“民”这个概念不断发生着变化，词义不断进行了迁移。从社会形态来考察，“民”有顺民、良民、刁民和反民。“民”经历了长期的嬗变过程，从历史中延伸开来：部落成员—自由民/自耕农—臣民—民众（国民）—人民—公民—网民。“民”作为主体的地位和作用也在不断凸显出来。下面选取部分关于“民”的事件作为参照：
公元前841 年 ，西周都城镐京发生民众暴乱，起因于周厉王禁止国人谈论国事，平民攻入王宫，周厉王仓皇逃奔彘。
约29年/36年，耶稣被犹太民众以渎神罪送上十字架。他们还是以对政府不利为由，说服以色列南省的罗马总督彼拉多下令将耶稣处决。
1793年9月的法国大革命的“九月屠杀”，一群无套裤汉（暴民）冲进巴黎的监狱，把监狱的犯人，普通的刑事犯人，全出来胡乱地杀了好几千人，实行暴民私刑。
2008年6月28日贵州瓮安发生群众性恶性打砸烧的暴乱事件，起因于部分群众对公安关于一女学生死因的判定不满，导致公安大楼、政府大楼和部分车辆被焚毁，县城秩序一度混乱。
在这里“暴民”与野蛮残暴和无知极端联系在一起，是作为动乱分子而被主体话语权所制止与镇压的对象。这显然是“暴民”在过去的语境中的词义，虽然在某一时期被加以高抬和吹捧，并被发扬光大，如“造反有理”中的人民（群众）（无产阶级）。霍华德-莱茵戈德（Howard Rneingold）用新的词义来诠释“暴民”。 Mobs是“多弹头轰炸系统” 的缩略语，在澳大利亚是对成群袋鼠的称谓，它们从一个地方旅行到另一个地方，以草、灌木、小树叶为食，它们用敏锐的鼻子、耳朵和眼睛来逃避敌人。它形容现代新式的群众运动，借助于互联网、手机短信进行有目的政治活动或无意义的“好怪异，好白痴”的活动。在新境遇下的“暴民”释义，表明了在高密度的信息化下，人的情景发生深刻的变化，暴民由此带上了后现代诡异嘲侃而又无关重大意义的色彩。那么何谓“暴民”？暴民是把自由、平等与民主这些基本权利的实现诉诸于暴力性手段的民众。其实质也是对抗中的利益实体，作为代表弱势群体的有着强烈极端情绪的群体，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采用暴力性的方式来促成自身权益的保障或实现。通过“民”的概念的衍变，我们可以暴民的主体不断的变化。对于这种暴力性倾向，我们不能以一种或褒或贬的简单情感加以区别，正如奥尔特加—加塞特所说的，“暴力是被激怒的理性”、“是最后的理性”，“意味了对理性和正义最崇高的礼赞”。如此来理解，“暴民”的概念逐渐明晰起来，并且恰当地切中新派暴民的语境。
二、暴民的起源
暴民问题，其实也是一个很国际化的问题，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这里的重心只在于中国，别无他意。暴民从何而来？在中国历来就存在着对立的意识，即暴民意识和清官意识。其实“清官意识”就从来没有终止过，从过去的“青天大老爷”到“包青天”再到今天泛滥的“清官剧”“清官文学”，无不一再演义了下层黎明百姓的强烈地要求践行“光明正大”的愿望。而历代的暴民事件正是对“清官意识”的彻底绝望。莫斯科维奇认为，“群氓是挣脱了锁链的民众，他们没有良知、没有领袖，也没有纪律，他们是本性的奴隶”。暴民具有强烈的目地意识和现实破坏性，并能够尽最大可能地摧毁当局者的意志使其妥协或让步。
也就是说古代的暴民起源于对暴政或极权统治的不满，在正常的权益不能保障的情况下进行的被动反击，而现代暴民则是对民主的掌控欲望的不断增强，要求更多地知情并参与到社会事务中来，它是以积极的姿态进行主动的出击。
三、后暴民时代的到来
2008年4月9日，美国CNN主持人卡弗蒂在其面向全世界的电视新闻中，毫无顾忌地评论中国。他认为中国人在“过去50年里，中国人几本上一直是一帮暴民和匪徒”，“中国产品是垃圾”。该言论一出，立即遭到网民的强烈抨击，乃至诅咒。以揭露西方媒体失实报道拉萨暴力犯罪事件的“反CNN”网站刚刚成立5天时间，浏览量就超过20万人，近2000人给网站提供了各种证据。
构成暴民群体的类型有哪些？如果我们仔细地加以考察就会发现，暴民大致有以下两种类型：一是脱离了宗法、法律秩序和土地关系的“流氓”，这在历史上是很普遍的，特别是在农民暴动，有“流氓”（游民）转变成暴民，他们在很大成都上破坏了原有的秩序。二是就有的维持原有秩序的既得利益的群体，也会成为暴民，他们并非无业而是为了维业，也极端和残暴，历史上的苏格拉底之死和耶稣之死就属于这一类型的结果。前者对公正与公平不满，后者伪充公正与公平。
对于上述两种类型的暴民划分似乎过于传统和保守，在暴民的现代性所指中还包括了两种暴民：网络暴民（web mobs）和快闪暴民（flash mobs）。
网络暴民是暴民家族的新势力，它借助于互联网发展异常迅速，并不断创造web7.0时代的暴民战争神话，他们在媒介的广泛传播中获得扩展名的不断更新，兼容性更强，袭用外媒的话可称之为“键盘暴民”。从本质上来说是传统暴民的现代性延异，由现实肢体对抗走向虚拟语言对抗，主要使用暴力化的语言和表达，当然在某种条件下可转化为现实的肢体对抗。下例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4月7日奥运圣火在巴黎传递遭袭后，网络上出现抵制家乐福消息。在MSN、QQ等即时通讯工具和各大网站论坛出现了爱国的红心，据传MSN上有300万网民前挂有红心，而且出现了“打倒家乐福”、“5.1不去家乐福”的宣传图画。最后有部分网民到各地的家乐福分店进行抗议。
快闪暴民更多地凝聚了普通民众中的精英，是属于一小撮的“新新势力”，具有“UP”导向性和召唤思，更具有前卫性和异想性，更是暴民中的异类。它生根于后现代文化思潮中，追求一种新异的文化生活官能享受和首导理念，与网络暴民相比其对现实并无多大的实际指涉。在互联网上互不相识的人在指定的地点去共同完成稀奇古怪的任务后，又迅速地消失。Flash Mobs 较为著名的事件有：
2003年5月美国纽约的曼哈顿。当时一个名叫比尔的组织者召集了500余人，在纽约时代广场的玩具反斗城中，朝拜一条机械恐龙，5分钟后众人突然迅速离去，“快闪族”因此而闻名。
7月30日，柏林，100人，在街头撑起彩色雨伞跳舞，然后闪去。8月7日，伦敦，200人，群聚家具店一同称赞家具，然后闪去。
8月初举行的一次活动中，200多人在美国的一家书店内假装排队刷卡付款，然后突然一起鼓掌欢呼，令旁人瞠目结舌。
这两种类型的暴民都借助了网络这一便捷而有隐秘的相对来说有平等的话语平台，实施不同的暴民话语，并由网络对峙走向现实的对抗。新的暴民类型的出现预示了传统暴民时代已经成为过去时态，这里把它称之为“后暴民时代”，主要是基于新的暴民群体、暴民行为，暴民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有过去传统的硬对抗转向软对抗；由工具性暴力转向话语性暴力。当然这里的话语性暴力在很大程度上都带有着正当的、正义的目的，暂且不论其实质性的结果如何。作为享有高度自由民主的现代民众，更多地是要求如何更好地履行自己的合法权益和监督公共部门保障实现它。
四、暴民的思想症候
在展开这个问题之前，首先需要对暴民的意识加以说明，也正是由于有了暴民意识，才进一步深入涉发了对于暴民思想的进深。
暴民具有什么样的意识？这种暴民意识又有哪些前在性的预设？在普通的民众意识里，都潜在着暴力倾向及暴力行为或潜在着暴力幻思。因为暴力是最为直接的，也似乎是最为有效的手段。在中国古典通俗小说《水浒传》中为我们展示了暴民的意识之一：权力意识——“要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这是一个被异化了的暴民意识，说到底是被碾在权力车轮下暴民的另一条出路。林冲是另一种由良入暴的转型的暴民形象。在林冲的意识中，有“被逼意识”。“暴”是不得已而为之，他首先诉诸于官家的公正，在公平得不到保障时，选择了逃避。只有在他逃避无门的情形下，无奈地选择了以暴抗暴的道路，演绎了一个良民到暴民出炉的历程，最终走向被“逼上梁山”的暴民之途。“被逼”是大多数暴民的前期心态写照。暴民充满了对现有秩序的强烈不满，他们有着强烈的“倒序”愿望。学者王学泰认为暴民是“当社会或人与人之间出现矛盾时只是执着地使用暴力解决问题，而不作其它思考的平头百姓”，并且他进一步引申，“他们认为暴力是万灵妙药”。在这里笔者并不敢完全苟同王的观点，暴民并非天生嗜“暴”，并非处处使“暴”，也并非一开始就幻想诉诸于暴力，出招以暴制暴，实属下策。这正如他在关于“暴民”及“游民”问题中屡次提到的一个名词：“逼上梁山”。 平头百姓是正确的，但并非是他们的“执着”（此执着并非佛家的“执着”），也并非他们的“非做其它的思考”（思考是从来没来出路的；要做思考，只有忍辱负重，苟且偷生），说到底他们也是天生的良民。
在胡戈的恶搞短片《007大战黑衣人》中，制贩假名酒的商贩在与007交易时所唱的《被逼的》，它道出了入娼入邪者的无奈心声：“我们全部都是被....逼的！/ .... /我们也不想变坏可是身不由已/我们全部都是被....逼的！逼的！/ /我不做个坏蛋/就得滚蛋/我不欺负别人/就会吃亏……”谁逼迫了我们，为什么要逼迫？是公正平等远离了我们，使我们被边缘化，而且含混了我们的身份以至于变得像游魂一样游离不定了。
暴民这一群体常常具有狂暴的感情，可以有时使之很残暴，在特定的情况下有可能表现出超乎想象的崇高，但有时往往是伪崇高。比如在耶稣之死的事件中，犹太民众捉住耶稣并交给彼拉多极力要求处死他。《圣经》记载了当时的情形：他们极力地大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在叫嚣的民众中暴力的罪恶快感占据了他们的理性，自义占据了道德、宗教的制高点。在群体中，作为具有独立理想的个体，理性的作用一点也不起了，群体被一种简单的有时近乎于不合逻辑的感情所操控。这就是勒庞说的，“群体在智力上总是低于孤立的个人”。“孤立的他可能是个有教养的个人，但在群体中他却变成了野蛮人”，他变得狂暴，具备了群体的全部特征：冲动、急躁、无理性，夸大的情感。勒庞的意思是作为“乌合之众”（the crowd）的群体（也就是这里所说的暴民）共同在（暴民）群体中会变成白痴，这是因为他的无意识战胜了有意识，“有意识人格消失，无意识人格得势”。暴民认识到他在群体中是超乎想象的强大，而且个人已经依仗数量的优势转化成一个个“无名氏”了。这意味了他们即将释放孕藏在心中的“野兽”，一方面他们成了“无名氏”可以无所顾忌地进行野蛮而残暴的行为而不会有人知道是谁干的，其脱离了道德和法轮的约束；另一方面他们依仗人数上的优势造成了“法不责众”的既定事实，暴民往往会高估自己群体的力量。
说到底，民众的要求极为简单，那就是：公正、平等。他们有着很深的“清官意识”情结。无论传统暴民还是现代暴民，对公平和平等的追求是一样的。正因为社会缺失公正和公平，他们才会在正常途径无路可走时诉诸于暴力。不过对于现代暴民，更多的是主动出击，自己往往充当大法官，充当公正判官的角色。这在“虐猫”事件以及“铜须门”事件中表现的非常突出。
这里提出了两个关键词作为对后暴民时代中暴民思想的阐释：理想的权力激情和民族主义圣战。
奥尔特加—加塞特在其《大众的反叛》中揭露的大众现象与中的网络暴民有现实的情景：大众已经决定登上社会生活的前台，攫取地位，享用为少数人所保留的乐趣。他们无视一切法律，在直接的物质行动中吧自己的欲望与喜好强加于社会。在“铜须”事件中，表现得很明显。他们启动人肉搜索机，无视个人的尊严和隐私权益，对当事人在网络上进行辱骂等人格暴行攻击，诸如“砍掉奸夫淫妇的头”等野蛮残暴的词语不绝于目。在这里大众的法律似乎失效，人们似乎唯有依赖暴力才能解决矛盾。暴民们表现了对政治的极大兴趣和热情，把智识权力从少数“精英分子”手中夺回来，俨然成了唯一的大法官，把自己炮制出来奇谈怪论律法化。网络暴民表现了对权力的强烈欲望和激情，他们把权力理想化了，这种理想化是建立在薄弱的群体简单判断之上的，而它在汹涌的暴民运动中极易被扭曲。瓮安事件发生后网络上就有关于“真相”的揭露，道出充满了对事件的评议，谴责暴民（传统意义上的）不理智行径的，攻击政府的，呼吁公平正义的，反思当地政府行为的。总之网络暴民接受了一种信息并在一开始就做了简单化处理，在简单化的判断之后疯狂传播来发泄对现实的不满情绪。在网络这个虚拟的平台，出入的不全是暴民，但他们的绝大多数在特定的情形下会变成暴民的。在真实的世界中，他们需要伪装，需要遵守种种社会律法和禁忌，但在网络中，他们虚拟了自己，“没有人知道你会是条狗”。一切都是虚拟化的，虚拟化的昵称，虚拟化的人格，连表情也是虚拟化的，现实中的人在这中场景下成了隐身人，虚拟了现实的种种身份，变得不可捉摸。这样就可以肆无忌惮地进行各种现实中不敢做的事，许多事实也都明显地带有了暴力的色彩。在现实中我们都是平凡的“大众”，但在网络的虚拟中，我们可以高尚，可以卑微，也可以卑微且高尚着。“平庸的心智尽管知道自己是平庸的，却理直气壮地要求平庸的权利并把它强加于自己触角所及的一切地方” （奥尔特加—加塞特），这就是暴民为什么喜欢或者说习惯于充当审判者角色的原因，他们乐意接受平庸，拒绝一切自己不能达到的精英智识，把优秀的、经典的践踏在脚下，并且习惯于暴力化的直接行动。
暴民还具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怀，爱国是他们的极力说标榜的。从“家乐福”事件一开始，他们就高扬“爱国”的旗帜，进行了游行示威，并扬言要捣毁家乐福。扬言抵制家乐福就是爱国，谁抵制奥运圣火传递就是和中国人过不去。我们不能否定爱国的行动，但也要注重方式，这种表现反映了很强的大国情怀和唯我独尊的狭隘民族主义。在关于藏独的 “王千源”事件中，王千源被人PS成人头猪的形象、鲜花下的牛粪、留了典型日本军国主义时的小胡子的形象以及王千源的裸体像。网民们肆意地进行人身攻击和人格侮辱：骂汉奸的，骂卖国贼的，掏祖先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极端的民主主义情绪的宣泄。不抵制法国货就是不爱国，不侮辱王千源就是不爱国，不进行暴力捍卫就是不爱国，而且捐款数量少于期望值也是不爱国。在“爱国”的大旗下许多不能说是完全的爱国行径，其实是在高扬民族主义。网民把这作为民族主义圣战来进行，这与中国今年来经济的飞速发展，国民的自信心增强有很大的关系，但其实是一种膨胀了的大国梦。如果我们稍微留心铁血论坛、强国论坛等就会发现这种极端的民主主义倾向。此处以“民族主义圣战”来做表达，无意于冒犯爱国民众，而是我们需要理性，要警惕极端主义。
五、暴民的未来
网络作为一个逐渐上升的新贵，一个主流媒介和主流话语流通通道，日益为非精英民众所掌控，成为“自由”的场。智识的平庸（与精英相比较而言的）必然会导致各种极端的行径，特别是在高度信息化的今天。对于主流思想他们的表情是简单的：支持或抵制，并且会成为这一态度一次作为对其它民众的积极或消极的回应。我们看到的是新的暴民——网络暴民的影响日益扩大，也许会成为官方理解民情民意的窗口和为民请命的力量。胡锦涛主席6月20日与网友的在线交流被认为是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其不仅在于把网民看做享有正当合法权利的公民，而且不再是动辄因言获罪的虚拟人。网络暴民的出现也是对现代政治民主中的代议制的挑战，带有某种对古典的直接民主的向往，追求古希腊时代的民主权力表达形式——只有出入的广场民主制。对于此只是一种网络民主的探求，可以预见的是：网络暴民将会成为现代社会的牛虻，它的“暴虐”并非要一定制造混乱与破坏，而是要求已经逐步转化为公共服务部门的政府能够更加兼顾公平和效益，要求个人能够与社会更和谐。
网络暴民改写了传统意义上的暴民，他们在另一个舞台上进行非传统的延续，对于这样的一个“后暴民时代”我们是欢呼，还是忧惧，这只有留给历史了。来源: 《社会学家茶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