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要完成一个杂志的稿约，我最近突击看了许多法比较的资料。在阅读和思考的过程中，我越来越坚定了自己的一个想法。宪法学科要告别粗糙，追求学科品质，对宪法解释方法的重视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必要路径，这也是我近来反复提醒几个博士生要研究宪法解释问题的原因，我甚至夸张地说过：“得宪法解释者得天下”。过去许多攻宪法学位的研究生，几年下来，竟然没有仔细看过宪法典的文本，讨论宪法问题也可离开宪法文本规定，大放宏论，对任何一种法解释方法的学理脉络和操作技巧都全然陌生，这样的学习路子今后肯定不会有立足之地。
宪法解释讨论的脉络，在我以为有两条：第一，是把宪法视为解释的不可置疑前提，寻求如何正确解释宪法的规范。它涉及不同的诠释学循环，如“前理解”与理解、法律与事实之间的循环等，这通常是一种从法的视角看待宪法的方法；第二，宪法解释正当化的脉络。它着重在于强调借由何种方式，使宪法解释正当化，或者使宪法的解释论证正当化。它特别关注法律决断与理由之间的关联。宪法解释的正当化又可分为“内部正当化”和“外部正当化”两个层面。“内部正当化”国外学者称为涵摄的逻辑推论，在我国就是指逻辑的演绎，即由大前提（宪法规定）与小前提（宪法案例、宪法事实）推论出结论（宪法效果）。“外部正当化”就是如何证明论证前提和论证本身的正当性。对论证前提的论证一般有四种方式即文义论证、发生学论证、系统论证和社会实践论证。前三种论证是在宪法规范制度层面，寻求宪法解释论证的成立，它是一种宪法实证主义的论证风格。宪法实证主义的论证的优点在于充分尊重宪法规范本身的权威，使宪法文本成为探知宪法效力的“可视”载体，缺点在于有些棘手案件（hard case）往往在现有的宪法制度和宪法规定找不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这时候社会实践论证就或许成为一种有用的论证方式了。比如针对转型时期宪法规范落后于社会变迁的现实，有学者提出“良性违宪”的主张，其中所用的论证方式就是一种“社会实践论证”。此种论证方式是一种实质论证方式，它着力于宪法解释决定内容的正确性，而非形式的合法性与权威性。这样就可能形成一个逻辑的悖谬，宪法解释本身颠覆了对宪法文本的尊奉。德国的卢曼（Luhmann）正是基于此种矛盾提出一种“功能解释主义的系统理论。他认为法律系统是社会系统的一种，其功能在于使法规范本身具有稳定性的期待。法律系统的主要结构是由二元符号（法/不法）以及程式组成。法律系统在程式方面主要由条件程式就（如果——则）组成，另一种目的程式也在逐渐显现它的作用。卢曼早期不接受以“结果考量”为面向大案解释方法，认为这样会造成解释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但在后来他对于“结果考量”似乎也持开放态度。因为结果的考量可以增加系统的“变异”，提高宪法规范与事实的关联性。他主张对规范的认知上采取封闭的态度，对事实的认知上采取开放的态度，在最大限度肯定规范效力的情况下，使宪法规范保持对社会现实的影响和规制。
中国宪法学研究的优势在于问题的“层出不穷”，而且基于中国当下在世界秩序中的地位，因此中国的问题当然就是世界的问题，中国宪法学的研究在问题上是与世界充分接轨的。但中国宪法学研究在方法上的陈旧又使“接轨”变得底气不足，因此加强宪法学研究的更新，是宪法学人当下面临的一个急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