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精英的自律在传统政治和现代政治中都是非常重要的。现代政治固然有所谓民主法治之类的外在约束，但政治精英如果失去自律，仍然有各种办法逃脱这些约束。在转型社会更是如此。
在政治转型之前，如果政治精英保持良好的自律，那么，政治转型就比较成功，转型之后就比较容易巩固，巩固之后治理质量就比较高。近代英法政治转型的成败差异很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转型之前英国的精英比法国的精英自律程度高。近代中日政治转型的成败差异也很大，同样是因为日本的精英比中国精英自律程度高。当代韩国、台湾政治转型之后，似乎有一些混乱，但相对于很多发展中地区而言，是比较成功的，也是因为转型前精英自律程度比较高。
中国共产党本是一个自律程度很高的政党，改革前只是执政的方向走错了，试图通往一个超越现代化的社会，结果得到的是很多反现代化的后果。邓小平将中国拉回现代化的轨道后，共产党的自律机制开始松动。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舆论已经给国民不断追求财富提供了正当理由，但并没有给执政党干部提供同样的理由。这种理由执政党干部自己给自己提供的，他们不仅认为自己与国民一样，可以光明正大地追求财富，而且应该带头致富。他们如何带头致富?当然绝大多数人只能依靠以权谋私，运用手中的权力将国民公共资源和私人财富攫为己有。这是导致共产党自律之网逐步瓦解，干部群体腐败堕落的根本原因。
给共产党自律带来灾难性打击的还是近十年来的房地产运动。自中央到地方，房地产运动给共产党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带来致命诱惑。一个领导干部，一年的正式薪水也就是十来万，弄两、三套房就是几百万、上千万，如果再插手一下招商引资、土地买卖，那就难以想像了。这种描述并非夸张，据一位温州市的老干部介绍，温州市科级以上干部的财产一般都在一千万以上，两千万以上也是比较普遍的，他们享受了房地产运动的巨额利益。那些不能从房地产运动中直接获得好处的干部，也会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总之，为了提升水涨船高的“干部体面”生活，过去遮遮掩掩的违法违规行为现在几乎公开化了。领导干部的公开腐败带动了一般干部的公开腐败，进而带动了依附于干部群体的知识分子的公开腐败。如果大家都生活在腐败的环境中，你要是不习惯的话，那肯定是个另类，精神就会走向不正常，从而被精神病，被自杀。在这种腐败环境中，纪委系统，公检法系统再强大，也是无济于事的，更何况，很多这样的组织是为领导干部腐败提供保护的。
执政党腐败文化已经深入骨髓，北京尤甚。一个平民子弟在北京做起了干部，如果廉洁度日，且不说回家过年不好意思，就是在北京过一个普通市民的日子都倍感艰难。一些副部级官员说买不起房子，如果他真是一个清官，那就是真心话。副部级尚且如此，其他的官员就可想而知了。
尽管如此，一般老百姓不用替他们担心，他们的日子通常过的还是很好。各部门的官员基本上都蛇有蛇路，鼠有鼠道。一些政府部门会采取各种办法给官员们增加收入，这些收入可以纳入广义上的腐败范围，但不属于法律上的腐败。即便如此，那些欲望更强烈一点的官员心里还是不平衡。那些上了一定级别的官员身边富人一大堆，他们如何能做到心理平衡呢?
当大家都这么想的时候，腐败在执政党干部中便变成一种正常的现象。老百姓可能义愤填膺，但圈内人习以为常。腐败形成了一种文化时，就可以想见，绝大部分的腐败行为都会受到周围的保护，因而难以受到法律制裁。这样，腐败的参与者都有一种相对的安全感，如果哪一位进去了，他们一般会怪罪运气不好，因为进去的概率是比较低的。
十年房地产运动让执政党的腐败更加根深蒂固，而且明目张胆。它是一场政治灾难，也是一场文明灾难。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文化建设，但在根本问题上语焉不详。文化建设之关键在哪里?在道德建设，中国道德建设之重心在哪里?在政治道德建设。然而，腐败文化如此根深蒂固，政治道德谈何容易!
然而，不容易不等于不可能。《建国伟业》用蒋介石的话来讽刺当前的现实，“反腐败，要亡党;不反腐败，要亡国。”然而，蒋介石败退台湾后，痛感腐败葬送了政权，决心整党。1950年7月，国民党公布了“中国国民党改造方案”，学习共产党的做法，发起自清和自救的运动。由于国民党腐败积习太深，旧的已去，新的又来，但与大陆时期相比有比较大的改善。蒋经国在加强国民党自律方面比蒋介石做得更好，他年轻时到苏联经受过艰苦环境的磨练，在廉洁奉公和坚强意志方面是一般人难以比拟的。蒋经国生活朴素，深恶腐败，他要求自己的子女不得经商，规定各行政部门停建办公用房、严禁公款吃请、官员不得出入娱乐场所。他对于国民党的一大贡献是打造了一支自律性比较强的执政团队，马英九就是其中的代表。很多台湾人怀念蒋经国，是因为他结束了动员勘乱，启动了台湾民主化的进程，人们不大记得他的另一项贡献，那就是通过加强国民党的自律，保存了国民党的元气。国民党在失去政权后没有垮掉，并能够在八年之后重新执政，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蒋经国，归功于国民党的自律。国民党是多年执政的党，其执政能力是一个新近组建起来的政党难以比拟的，如果国民党在民主化过程中解体，或彻底地边缘化，新的政党自律性不高，执政能力低下，那么，台湾的治理就会持续地混乱下去，民主质量就会处于一个更低的水平。
马英九继承了蒋经国的精神，让国民党在失去政权之后又一次浴火重生。这次选战，他坚持理想主义政治标准，提出了让国民眼睛一亮的不分区立委名单。这种名单向来是政治分脏的名单，但马英九将那些内心坚持标准，一生坚持奉献的人放进来，表达了他改造国民党的坚强意愿。马英九身上有一种“不信邪”的个性，只有这种个性，才能为所当为。有人评论说，“千古功名唯气概，这得有高度理想性，政治上死生契阔，才干得出来的事儿。了不起。”在辛亥革命百年之后，国民党有这么一位领袖，的确幸甚。做这种事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不仅冒选战失利的风险，而且冒党内同志背后捅刀子的风险。这需要一种大的气魄，需要坚强的意志。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经常号召国民向这学习，向那学习，你们自己应该向谁学习呢?现在就有一个学习榜样，那就是马英九。学习内容并不复杂，就是要有勇气做正确的事情。中国共产党承认建国后三十年做了很多错误的事，但为什么不承认改革后三十年同样做了很多错误的事。最大的错误是什么呢?那就是让权力和金钱实现了最紧密的结合，以人类历史上最快的速度，最大的规模掠夺着国民的公共资源和私人财富。如果不承认这种错误，不检讨这种错误，不纠正这种错误，腐败的海洋将会彻底地淹没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所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只是痴人梦呓。
很多人相信只有民主才能救中国，民主的确是不可逆转的方向，坚定地往这个方向走需要道德勇气。但更需要道德勇气的是在走向民主的过程中，坚决地切除掉腐败的烂肉。
民主不可能在腐败堕落中安全地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