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论争。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国家干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论争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在经济理论上主要表现为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之争。这场论争以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的胜利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失败而告终。第二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发生滞涨危机到本世纪第一次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爆发前为止。在这一阶段，新自由主义思潮广为泛滥，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在不少国家占据上风。第三阶段开始于新世纪第一次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这次危机源于美国，很快发展成为世界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在这场危机爆发前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危机可能性、危机严重程度和发展趋势、危机原因、应对危机的政策等一系列问题上展开激烈争论。西方学界和普通民众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新自由主义对这场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西方国家政府很多采取了以新凯恩斯主义为理论依据的应对政策。在这一阶段，新自由主义的主流地位发生动摇，并在危机中趋于衰落。
一 、危机爆发前，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承认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否认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主张国家干预主义的西方经济学家，承认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有限，承认市场失灵。在这场危机爆发前夕，他们的一些代表人物不同程度地预感到、甚至预言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存在爆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与此相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迷信市场有充分的自我调节能力，反对政府干预，强调政府失灵而否认市场失灵。他们普遍否认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存在爆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断言大萧条早已一去不复返，甚至经济周期也已被驯服。
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美国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努里埃尔·鲁比尼由于对本次危机的较为准确的预言而备受瞩目。2006年9月7日，鲁比尼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次研讨会上预言，美国住房市场即将崩溃，并将导致深度经济衰退。2008年2月5日，鲁比尼又具体地预言走向金融灾难和经济灾难可能经历的十二个步骤。他还预言美国投资银行以及类似房利美和房地美这样的大型金融机构在危机中有可能陷入瘫痪，甚至有可能遭灭顶之灾。鲁比尼的预言很多都为当前这场危机所证实。
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1994年预言可能爆发亚洲金融危机，1996年预言即将爆发亚洲金融危机。他的两次预言为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所证实。《萧条经济学的回归》是克鲁格曼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探讨危机原因和对策的名著。2008年，克鲁格曼在此书基础上写成《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和2008年经济危机》一书。在这本书中，克鲁格曼说：美国和全世界都将遭遇一场严重的衰退。克鲁格曼不仅认为亚洲金融危机与“大萧条”颇为相似，而且认为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与‘大萧条’更为相似”。
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斯蒂格利茨较早地察觉到美国存在发生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在20年前“证券化时代”开始时，斯蒂格利茨就预见到证券化有可能在灾难中结束。他提醒政府加强对抵押贷款证券化的监管。本世纪初，斯蒂格利茨看到美国房地产市场销量和价格与居民收入持续严重背离，即居民实际收入不断下滑而房地产销量和价格却不断上涨，预感到房地产泡沫已经取代了股市泡沫，有可能爆发危机。
与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相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代表人物和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西方政界代表人物几乎都否认危机的可能性。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罗伯特·卢卡斯2003年在美国经济学年会上宣布：“预防萧条的核心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了。”
曾经追随萨缪尔森并成为新凯恩斯主义者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现任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近些年来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新自由主义倾向。在2004年发表题为《大缓和》的演讲中，他模仿新自由主义者卢卡斯，断言经济周期问题大体上已经解决了。 在这次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伯南克等人还散布幻想，说次贷危机可以得到控制。
在美国已经陷入危机时，信奉新自由主义并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美国总统布什在2008年3月14日发表演讲，完全无视现实，还在宣传市场自行调节论。他说：“市场正处于自我调节的过程中。”布什此言后来被美国舆论评为“2008年的最糟糕的预言”之一。
二、危机爆发后，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危机严重程度和发展趋势的不同判断
新世纪第一次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爆发后，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承认这场危机的严重性，认为再继续实行自由放任，后果将不堪设想。与之相反，以前否认危机可能性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现在否认当前危机的严重性，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经济形势一再表示乐观，断言经济很快就会复苏，政府无须干预。
不少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当前这场危机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研究大萧条的美国经济学家克里斯蒂娜·罗默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尔·布兰查德认为，这场危机非常接近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伯克利加州大学巴里?艾肯格林和都柏林大学三一学院凯文·奥鲁尔克认为，此次衰退类似大萧条初期阶段的特征，全球工业产值下降的路径与大萧条期间惊人地接近，全球贸易萎缩的幅度比大萧条的第一年严重得多，全球股市的跌幅远远高于大萧条相应阶段的跌幅。总之，“从全球范围来看，我们正沿着大萧条的轨道发展，……这是一次萧条级的事件。”为了强调此次经济衰退的严重性，有不少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称之为“大衰退”。
然而，很多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这场危机与大萧条没有可比性。芝加哥大学加里·贝克尔认为，这场危机无论从对产出还是对就业率的影响来看，都无法和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相比。他在2010年1月接受记者采访时甚至认为，“这场衰退可能并不比1981年的衰退更严重--如果是这样，我想你不会看到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显著加强--我对此越来越有信心。”
危机爆发后，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布什政府白宫预算主任吉姆·努斯尔在2008年7月还不顾事实地宣称，美国“已经避免了一场经济衰退”。
当经济数据显示经济收缩稍有所减缓时，不少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就匆忙声称已经看到了“复苏的萌芽”，认为衰退即将结束，并将回归正增长，而且很快接近潜在增长率，经济再没有下行的风险。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经济形势这种盲目乐观的估计，受到国家干预主义主义经济学家的严肃批评。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2009年6月17日接受采访时表示，流行的观点认为复苏就会到来。这是非常不确定的。也许政府会根据官方数据宣布衰退在某个时刻结束，但这是有误导作用的。因为这个衰退结束可能伴随着就业率持续下降、国际收支持续失衡、消费和投资持续减少。
鲁比尼2010年5月提出，美国经济并不像盲目乐观者说的那样好，甚至还存在“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他说，我们正经历着的是全球危机的第二个阶段，即对私营企业国有化和过度信贷等刺激措施导致国债和赤字激增的阶段。全球危机远没有结束，而是进入了一个更加危险的阶段。同年9月8日，鲁比尼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记者专访时说，美国经济发生“二次探底”的风险超过40%，美国经济2010年下半年就业情况会恶化，赤字会更严重，房价会继续下跌，银行的亏损会增加，经济增长率会大大低于长期平均水平，今年年底或明年美国经济还有可能发生“二次探底”。
西方国家严峻的经济现实，证明了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并非是在危言耸听。
2010年8月10日，面对疲软的实际增长、消费支出和就业指标，美联储不得不下调了对经济前景的预测，表示“近几个月产出和就业复苏的步伐已有所放缓”。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也不得不承认，美国经济前景面临“非同寻常的不确定性”，美国在实现全面复苏之前，还有“相当长一段路要走”。
2010年9月20日，记录和研究经济衰退起止日期的机构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宣布，始于2007年12月的经济衰退于2009年6月结束。可是，面对高失业率、工资增长停滞、房价下跌以及几十年来数量最多的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案例，美国总统奥巴马无可奈何地说，人们根本没有理由庆祝全国经济研究所得出的经济衰退已经结束的结论。在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宣布的经济危机已经“结束”两年多之后，奥巴马又一次无可奈何地说：“经济患了心脏病，虽然病人活过来了，正在渐渐康复，但是康复的速度非常缓慢。”
2011年8月14日《今日美国报》（USA Today）援引对39名顶级经济学家进行调查的结果说，目前发生另一场经济衰退的几率是3个月前的两倍。
克鲁格曼在《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中曾经提出“大衰退”一语，用来表示严重程度介于“大萧条”和“衰退”之间的严重经济危机。现在，美国有日渐增多的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用克鲁格曼的“大衰退”一语来表示新世纪的第一次经济危机，相当普遍地认为这是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
三、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危机原因的不同认识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发展，原本否认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可能性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这时不得不面对现实，回过头来讨论危机的原因。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认为，当前危机原因在于政府监管，在于国家干预经济。由此，他们坚持反对政府监管、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的新自由主义立场。
斯坦福大学教授约翰·泰勒说：“是政府的行为和干预，而不是任何私有经济固有的缺陷和不稳定性，造成、延长并加剧了经济危机。”
美国加图研究所执行副所长大卫·鲍兹说：“这是一次由政府监管、政府补贴和政府干预引起的危机”，“我们陷入这场危机，正是因为背离了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原则”。
按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看法，既然政府监管是酿成危机的原因，因此，要建立更好的经济体系，就需要“政府退出”。
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危机原因在于政府监管和国家干预的观点完全相反，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危机的原因正是在于解除或放松监管，正是在于没有发挥国家干预的作用。当金融泡沫和经济泡沫已经吹起时，政府没有及时刺破泡沫，而是等着泡沫破裂了以后着手收拾残局。正是政府推行的这种对金融部门解除或放松监管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直接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
克鲁格曼认为，此次危机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对传统银行解除或放松监管，另一方面在于作为“非银行”运营的金融机构即“影子银行系统”逃避监管，没有被金融风险防范网覆盖。他指出，美国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危机和本世纪初出现的房地产泡沫，本应被看作是更大危机的可怕前兆，但当时流行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和小布什政府反对监管的政策，都认为市场总是正确的，监管则是坏事，因此，政府不但没有扩大监管和金融风险防范网，反而为“金融创新”和“自由市场奇迹”大唱赞歌。
斯蒂格利茨也认为，危机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解除或放松监管。他指出，当出现泡沫的可能性增加时，美联储本可以采取减少最大贷款余额比率，降低最大房屋抵押贷款与收入比率等措施来加强监管。如果美联储认为没有合意的工具，本可以向国会提出要求，但是它却选择了不作为。斯蒂格利茨说：“自保罗·沃尔克被解雇后，我们的国家就开始承受由不相信监管的人来监管的后果了。”“格林斯潘之所以被里根选中，就是因为他反对监管。”“我们现有的监管和监管机构失败了--部分是因为当监管者自己都不相信监管时，就不可能得到有效的监管。”
斯蒂格利茨还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进而分析了金融系统本身的问题，认为信息和激励问题在此次金融危机中起了重要作用。给予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股票期权，激励他们提供误导性的信息--在资产负债表中只记收入而不记负债，因为用这种办法比通过真正提高企业利润从而提高股票市值来增加个人收入要容易得多。还有，高管们所持股份升值时个人获利，贬值时个人不受损失。这就激励他们过度冒险。斯蒂格利茨还指出，证券化造成了新的信息不对称。近年来企业越来越多地靠市场（包括证券市场）而不是靠银行来提供贷款。证券发行者因为不承担违约的后果，所以不像银行那样有确保其贷款对象有能力还款的动机。并且，次贷证劵经打包卖给许多利益和信念不同的持有人，这使得出现问题以后的重新协商谈判变得尤为困难。评级机构和会计机构由于收入大部分来自于接受它们服务的公司，因此有取悦这些公司的动机，把这些公司评为更高级别并夸大其利润。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大卫·科茨分析了当时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不采取行动的新自由主义逻辑：“（格林斯潘）不愿采取行动可能是因为他赞同自由市场在金融体系所起的作用”，“新自由主义的逻辑理论很好地解释了格林斯潘为什么不采取行动，因为在新自由主义模式制约下，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引发房地产泡沫可能是促进21世纪初产量和利润增长的唯一可行的办法。”
大卫·科茨从多方面研究并揭示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经济危机的必然性。他指出，美国政府采取的解除或放松管制、私有化、放弃对宏观经济的调节、大幅削减社会福利、与大型企业联合打击工会、为企业和富人减税等新自由主义政策，削弱了工人的议价能力，压低了工人的工资，加剧了税后收入的不平等。一方面，利润相对于工资迅速增加，上层家庭收入不断积累，超过了现有的生产性投资机会，为资产泡沫的产生创造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由于工人实际工资的减少限制了他们的消费能力。这就必须靠举债消费来解决需求不足，维持经济增长。科茨这些分析在广度和深度上明显地超越了西方经济学家。
西方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中的有识之士也认识到，新自由主义政策造成的收入分配不平等、贫富差距拉大是酿成危机的原因。伦敦经济学院教授罗伯特·韦德认为，正是由于20世纪70年代起放弃了凯恩斯主义的政府调节政策，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撒切尔政府采取了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收入分配不平等，财富流向边际消费倾向较低的富人，而普通民众收入低、消费少，因此总需求不足，使得信贷、负债、特别是投机性投资成为了刺激总需求的关键。他指出，这种机制是脆弱的，作用是有限的。
在美国，有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提出，全球失衡是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原因。他们断言，新兴市场国家为了防范风险，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这迫使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维持低利率政策，创造出复杂且有风险的信贷工具。他们还有人指责其他国家、特别是指责中国操纵汇率。这些说法显然是为危机的罪魁祸首美国开脱罪责，把危机的责任推到别国头上，认为经济危机是其他国家造成的。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有少数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竟然也附和新自由主义者的这一说法。
但是，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颇有根据地指出：全球失衡固然不可持续，可能对未来的全球稳定造成威胁，但并不是当前危机的原因。没有全球失衡，美国的问题也依然存在。如果银行能够很好地估计风险并谨慎借贷，或者监管者有效地防范金融部门的疯狂行为，低利率--无论是美联储的行为还是全球储蓄过剩的结果--都不一定导致泡沫，即使导致泡沫也不会有这么坏的影响。 斯蒂格利茨2009年12月10日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还表示，美国应当主要从自身来找原因，包括不应该再寅吃卯粮，而不应该强调全球失衡问题，把责任诉诸世界其他国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新凯恩斯主义者奥利维尔·布兰查德也认为，现在不是讨论中国的汇率问题的时候，因为这不是现在世界性经济危机的主要因素。还有许多其他的事情需要我们考虑。他说：“人民币升值本身并不能解决美国和全球其他地区的经济问题,即便人民币和其他主要亚洲货币升值20%,最多也只能帮助美国出口实现相当于GDP的1%的增长。”
有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将危机原因归咎于政府监管和国家干预时，还具体地将危机原因归咎于美国《社区再投资法》，指责该法规定向信用等级低的穷人和少数族裔贷款的政策，认为房地产市场崩溃正是政府向贷款机构施压、要求它们贷款给穷人的结果。这种说法一方面是指责政府干预，另一方面是将危机的责任推到穷人身上。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这种说法受到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以及熟悉实际情况的经济界人士的尖锐批评。
斯蒂格利茨针对这种说法指出，《社区再投资法》涉及的贷款范围很小，违约率也低，根本不足以解释如此大范围的金融危机。
高盛前投资银行家约翰·R·塔伯特也针对这种说法指出，这种说法与实际情况不符。《社区再投资法》是1977年通过的，但是直到1997年居民房产也没有迅速增长。房地产泡沫波及到美国以外的其他许多国家，而这些国家并没有《社区再投资法》。在这次危机中，美国高收入阶层贷款购买第二套房、度假用房和奢华高档住宅的贷款案例违约率要比穷人的贷款案例违约率高，许多穷人和中产阶级并没有过度借贷，却受到了冲击。 根据美国房地产分析公司的数据分析，进入2010年下半年，购买豪华住宅、贷款超过100万美元的业主停止支付贷款的比例大约占1/7，而那些贷款总额在百万美元以下、购入普通住房的家庭反倒更能按时还款，出现不良贷款的比例只有1/12。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研究战略性拖欠问题专家布伦特·怀特教授揭露说：富人更缺乏道德感，“他们很容易随意地放弃偿还贷款，把房产当做一桩失败的生意，随意处理掉，他们不怎么害怕政府和银行的恐吓，也不大觉得羞耻。他们所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怎样才能最大化。”
斯蒂格利茨、塔伯特、怀特等人上述这些有理有据的批评，使那些将危机原因归咎于《社区再投资法》的新自由主义者无以回应。
四、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关于应对危机政策的意见分歧
在应对危机的政策方面，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一系列问题上出现深刻分歧，并进行激烈争论。
（一）关于金融机构救助和监管的意见分歧
在这场危机中，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很多都认为，解除或放松监管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对此次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认为，美国现有的金融监管体系存在很多问题，出路在于改革金融监管体系，对金融业加强监管。他们主张，在危机时期，政府必须采取激进措施救助银行和金融系统；在长期内，政府必须加强对金融系统的监管。他们对政府已经采取的救助政策表示不满，认为这些政策过于保守，力度不够。
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鲁比尼等就金融机构救助和监管提出了较为深刻的看法和比较激进的主张。
斯蒂格利茨认为，由于美国现有的金融监管体系过度信奉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监管工具已经被那些需要被监管的人所利用，存在对监管的套利和操纵，因此，必须对现有的监管体系进行改革。
克鲁格曼主张，在救助银行和财政刺激的近期措施有效实施之后，就应当转向长期的预防性措施：改革金融体系，重建金融系统，用一套新的规则和条款确保金融安全。他力主扩大金融监管和金融风险防范网，覆盖全部金融机构。他提出，不仅是银行，而且任何像银行一样经营的机构，任何在危机爆发时需要得到像银行一样救助的机构，都必须被当成银行来监管。
鲁比尼主张迅速对金融系统监管进行改革。他认为，这场危机表明，证券化不是减少了系统风险，而是制造了系统风险。金融公司和金融创新工具的不透明性，导致了定价的不确定性风险。这表明，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资本主义即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已经失败。自我监管，实际上意味着没有监管。自我监管的方法还引起了评级机构的巨大利益冲突，它们不是按照监管原则而是依据自己确定的办法行事。鲁比尼提出：“我们现在需要一个在流动性、资本、杠杆、透明度、补偿金等方面更有约束力的制度。”
奥巴马政府财政部长盖特纳和总统首席经济顾问萨默斯也承认，必须建立一个更坚固更安全的金融体系，目前的金融监管存在很多问题。例如现在的金融监管框架有许多缺点和漏洞以及司法权重叠，对金融风险的定义也已经过时，只注重个体安全而忽视了系统安全，没有监管好传统银行以外的衍生品业务，没有给消费者和投资者以适当的保护，联邦政府没有控制和管理金融危机的合适工具，更没有全球一致的监管体系。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热衷于市场自行调节论，反对政府对金融市场进行干预，反对政府对金融机构进行救助和加强监管，认为政府干预的政策违反了自由资本主义的原则，侵蚀了资本主义体系的基础。
芝加哥大学的约翰·科克伦说，在这场典型的银行恐慌中，由政府充当最后贷款人，让市场解冻就足够了，没有必要对银行进行救助。他竭力美化解除或放松监管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宣称许多决策者没有意识到解除或放松监管后银行系统是多么强健。
芝加哥大学的加里·贝克尔、凯文·墨菲认为，政府干预在大多数情况下只会帮倒忙，人们不清楚政府将在什么时间采取什么行动以及谁会获得救助，这就会带来风险和不确定性。哈佛大学肯尼思·罗格夫和马里兰大学的卡门·莱茵哈特认为，过度杠杆行为是当前危机的直接原因，而政府在鼓动过度杠杆行为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法国学者居伊·索尔曼认为，理智的决定应当是让破产的银行消失。这样在很短的时间内，可能只需要几个月，市场就会消化掉僵尸银行和坏账，新的银行就会出现。与此同时，不受政府干预的房地产市场会恢复真正的房地产价格，使交易建立在可维持的基点上。他还认为，有些银行被认定为“太大而不能倒闭”，这只是一些人的猜想。自由市场策略也许会导致更严重的衰退，但会使经济更快反弹，衰退的时间更短。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严重的危机使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营垒内部出现了分化迹象，甚至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大本营芝加哥大学也能看到这种迹象。例如，已经在芝加哥大学从教三十多年的道格拉斯·戴蒙德在这次危机中拒绝在自己同事组织的反对政府救助计划的请愿书上签名。他认为，如果否决了救助计划，就会刺激私人投资者从银行抽离资金。因此，政府除了为银行提供保护伞和加强监管，别无选择。芝加哥大学的约翰·科克伦在接受采访时承认，像他本人这样反对政府救助和监管的学者只占少数，大多数人都认为，应该对金融机构进行救助和监管。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面对这场严重的危机仍在倡导政府对金融机构解除或放松监管。他们有的认为，监管者在危机时刻往往只看金融创新的成本，不看金融创新的收益，过度监管是“将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有的认为，监管会限制银行的活力，从而会影响经济的活力，而解除或放松监管则可以使银行系统更有效率，使人们更容易贷款买房，从而提高住房自有率；使企业更容易获得贷款，从而雇佣更多工人；还可以使收入增长更快、经济周期波动更小，甚至还能降低犯罪率。 芝加哥大学的克里斯琴·勒茨认为，金融监管会压制金融创新，妨碍公司和消费者借款，阻碍经济增长。他说：我们并不需要更多、更严厉的监管。在平时，市场调节力量很强，严格的监管只会增加成本。○8
针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加强金融监管会阻碍金融市场创新这一说法，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批驳说，现在的金融创新，不是用来帮助美国人应对他们真正面临的风险，使他们在经济条件发生变化时仍能拥有住房，而几乎全是在逃避税收、监管和会计准则，尽可能钻空子或愚弄一知半解的借款者。真正的金融创新需要一个设计良好的监管制度来确保金融系统安全、稳健。好的监管，会鼓励好的创新。
有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危机中改变了他们对监管的看法。值得一提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作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领军人物，他在理性预期假设的基础上重建宏观经济学，得出了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无效的结论。如今，面对经济危机，卢卡斯承认解除或放松监管出了问题。他说：“我每周都在改变关于银行监管的看法，过去我以为这个领域得到了控制，现在我不这么认为了。”卢卡斯顺便透露，奥巴马是除克林顿以外44年来他唯一投票支持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为了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于2009年12月通过了《巴塞尔协议 III 》，提高了全球银行业的最低资本监管标准。由于受到了来自金融部门的广泛压力，委员会曾经被迫放松监管指标。2009年9月12日，世界主要国家中央银行代表终于在瑞士巴塞尔就这个全球银行的监管新规则达成了历史性协议。
2010年6月25日凌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委员会议员经过通宵工作，就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规模最大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最终文本达成一致，不顾华尔街几个月来的疯狂游说，批准了其中限制银行自营交易和分离银行衍生品业务者两项争议最大的规则。2010年7月21日，《多德-弗兰克法案》由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生效。根据该法案，银行的自营交易能力将受到限制，以后受联邦担保的资金不能够从事高风险活动，同时，利润丰厚的衍生品业务也将从传统银行中分离出去。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弗兰克认为，这项法案比“几乎所有人”预计的都要严格。参议员银行委员会主席多德称这个法案是“巨大的成就”。美国凯威莱德国际律师事务所应法律和金融界的广泛要求，发布了《多德-弗兰克法案》的法律评估报告。凯威莱德旗下金融服务部门联席主席史蒂文·洛夫齐表示，根据《多德-弗兰克法案》，所有金融机构都将直接受到重大影响，非金融机构由于使用受监管的金融产品也将受到间接的影响。该法案对《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Act)的修改以及对高管薪酬和企业监管规定的广泛调整，将对美国所有的上市公司产生影响。
《巴塞尔协议 III 》和《多德-弗兰克法案》的颁布，是金融监管领域中国家干预主义胜利和新自由主义失败的一个重要标志。
（二）关于银行国有化的意见分歧
在这场危机中，一些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主张由政府接管陷入危机的银行，提出了部分银行暂时国有化方案。
鲁比尼认为，国有化是对付银行业危机更“市场友好”的方案，既能给无偿付能力的机构普通股和优先股股东以最大打击，又可以保护纳税人的利益，还可以避免政府管理有毒资产的问题。
克鲁格曼认为，金融行业的生存依赖于政府的支持，所以政府需要有相应的所有权，不实行国有化，银行就不能自负盈亏。
斯蒂格利茨认为，国有化有助于迅速恢复信贷，有助于使银行的动机与国家利益相符，有助于清理银行间债务。
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的国有化主张，甚至得到了曾经长期信奉新自由主义的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和前里根政府财政部长贝克有条件的的支持。格林斯潘说：“为了迅速而有序地进行重组，或许有必要暂时将一些银行国有化。”他还添加一句：“这是百年才能做一次的事情。”与格林斯潘相似，詹姆斯·贝克在里根政府任财政部长时曾经热衷于私有化，在此次危机中也对银行国有化表示有条件的支持。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竭力反对国有化。哈佛大学杰弗里·迈伦认为，国有化意味着由政治而不是市场力量来决定谁获益谁受损，政府可能去补贴信用等级较低的贷款人，补贴与政治相联系的产业，贷款给国会里政治势力强大的议员所在的地区，所有这些都有损经济效率。同时，他认为，国有化不可能是暂时的，一旦将银行国有化，将银行作为政治工具的诱惑就会使银行被国有化数十年时间，甚至永远收归国有。更糟糕的是，一旦银行被国有化，其他行业，比如汽车、钢铁、农业就会纷纷寻求政府帮助，就会使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迅速加强。不少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担心，如果对问题银行和金融机构实行国有化，哪怕是实行暂时国有化，就会蒙上“社会主义的色彩”。
曾经信奉新凯恩斯主义但近些年来不时表现出新自由主义倾向的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也是银行国有化的反对者。2009年2月24日，伯南克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不需要银行国有化。他强调，即使为了进行必要的重组，政府也不一定非得接管背负着巨大问题资产的银行。不过，伯南克面对意见分歧，他又换一个说法：“不需要正式地把银行国有化”，“而是公私合营”。在这里，伯南克似乎佯装不知道私有企业或私有银行改为公私合营也属于西方定义的“部分国有化”。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主张由私人部门给银行和金融机构纾困。布什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格伦· 哈巴德、哈佛大学的哈尔·斯科特和芝加哥大学的路易吉·津加莱斯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鼓励银行将有毒资产分离至一个坏账银行，政府不再担保任何坏账银行的债务；一是政府进一步放松限制，让私募股权基金进入银行，由私人资金承担大部分风险。
针对新自由主义反对国有化的观点，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指出：“这种对私人控制方式的偏爱，会使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策略严重扭曲，总是出台完全没用的救市措施。如果仅仅为了保住‘私人所有’的幻觉，而把大把的钱塞进银行以及高官们的腰包，这会付出我们无力承受的巨大代价。”克鲁格曼还指出：“如果仅仅因为担心救助金融体系的行动有一点所谓社会主义的色彩，便不采取必要的行动，那将是滑天下之大稽。”
（三）关于“保尔森计划”和“盖特纳计划”的意见分歧
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布什政府的“保尔森计划”和奥巴马政府的“盖特纳计划”都表示不满，但两派经济学家的出发点和政策主张却大相径庭。
“保尔森计划”又名“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roubled Assets Relive Program, TARP），是保尔森任布什政府财政部长时于2008年10月出台的美国政府救助计划。该计划拟通过7000亿美元财政支出，由政府购买银行和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以恢复信贷市场的正常运转。
“盖特纳计划”又名“公私投资计划”（Public-Private Investment Program, PPIP），是奥巴马政府财政部长盖特纳提出的于2009年2月出台的美国政府救助计划。该计划拟用“保尔森计划”的部分资金，并引进私人投资者的资金，建立公私联合投资基金，用来购买银行和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以恢复信贷市场的正常运转。
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保尔森计划”和“盖特纳计划”的不满，有不同的出发点，并有不同的替代方案。不同的出发点和不同的替代方案，反映出两派经济学家的意见分歧。
国家干预主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批评“保尔森计划”和“盖特纳计划”时说：“以保尔森计划为基础的任何救助计划都不会产生效果，经济学家越来越就这一点达成共识。”“如果这项计划最终得以采纳，很可能要由美国的纳税人来收拾残局。”斯蒂格利茨颇有深度地揭示这类计划的性质，指出这类计划是由导致这场危机的“特殊利益”、“错误的经济理论”和“右翼意识形态”等毒素混合而成的。
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批评“保尔森计划”和“盖特纳计划”时说，布什政府的保尔森方案是让政府直接买下银行的有毒资产，而奥巴马政府的盖特纳方案是让政府借钱给私人投资者，由他们来购买银行的有毒资产。因此，盖特纳方案“只不过是用一种拐弯抹角、乔装打扮的方式来为有毒资产的购买进行补贴”，实际上是保尔森方案的翻版。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布林商学院教授路易吉·津加莱斯从另一出发点和另一替代方案出发批评“保尔森计划”和“盖特纳计划”。他认为，“盖特纳计划”比“保尔森计划”更有风险、更狡猾，不但很有可能像后者一样失败，而且有可能引起政治上的不满。他认为这种做法“违反了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谁获益谁就要承担受损的风险”，他说：“对于像我这样信奉自由市场体系的人，当前最可怕的风险是少数金融家的利益会侵蚀资本主义体系的基础。是到了从资本家手里解救资本主义的时候了。”
由上述可见，关于“保尔森计划”和“盖特纳计划”，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存在深刻的意见分歧。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认为，“保尔森计划”等是“特殊利益”、“错误理论”和“右翼意识形态”等毒素的混合物，根本解决不了问题，除非由政府接管陷入危机的银行，实行银行暂时国有化。而以津加莱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则认为，这类救助计划“违反了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也会“侵蚀资本主义体系的基础”，因而是“信奉自由市场体系的人”所不可接受的，出路是从少数金融资本家手中解救资本主义。
（四）关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意见分歧
曾经是新凯恩斯主义者的伯南克，近些年来在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问题上越来越倾向于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的货币主义。他多次称颂弗里德曼，尤其是竭力赞美弗里德曼1970年所作的题为《货币理论中的反革命（Counter-Revolution in Monetary Theory）》的讲演。2003年，在弗里德曼夫妇《自由选择》一书出版23周年纪念会上，伯南克说：《自由选择》是一部“经典著作”，“弗里德曼货币框架对当代货币理论和运作的影响怎样说都不为过”，“无论是决策者还是普通大众都应该对弗里德曼心存感激。”○4伯南克此前在弗里德曼90寿辰庆祝会上曾引证并赞扬弗里德曼“派直升机从头顶上大把撒美元”以拯救美国经济的说法。西方一些媒体现在称弗里德曼是伯南克的“精神导师”。
弗里德曼主张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他根据失业水平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稳定关系的假说，认为按照会导致温和的通货膨胀或者温和的通货紧缩的固定增长率增加货币供给量的政策是可取的。弗里德曼的这一论点隐含着通货膨胀目标和通货紧缩目标，从而隐含着量化宽松和量化紧缩的货币政策思想。当这一假说受到质疑后，弗里德曼又表示，看来需要采取愈来愈大的通货膨胀才能保持低失业率。货币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初盛行之后，由于声誉不佳，便开始寻找新的“经文”（斯蒂格利茨语）：确定通货膨胀目标。伯南克被任命为美联储主席以来，就一直谋求设定一个“合理的”或“最优的”通货膨胀目标作为扩大货币
供给的依据。他表示，美联储大多数官员都认为物价涨幅应该保持在2%或略低的水平，而当前的通货膨胀率太低。这是伯南克发出的美联储将量化的货币供给与量化的通货膨胀目标捆绑在一起的重要信号。这一信号很快成为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措施。伯南克后来公开发表文章说：美联储的“双重使命是促进就业，同时维持低水平通货膨胀。……今天，大多数的实际通胀率指标都不到2%，即低于大多数美联储决策者心目中符合经济长期健康增长所需的水平。”他极力强调量化通货膨胀目标的重要性，说：“过低的通胀可能对经济构成风险”，“极低的通胀可能变成通缩”。
美国的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QE）货币政策是指美联储在量化通货膨胀目标基础上量化扩大货币供给，通过购买国债等中长期债券增加基础货币，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以刺激经济复苏和减少失业的一种非常规调节方式。在通常情况下，美联储通过购买短期国债和其他低风险资产来调节经济；在此次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中，美联储大量购买长期国债和其他高风险资产来刺激经济，企图通过量化宽松降低利率，刺激消费和投资，支撑复苏，减轻失业，防止物价下滑，缓解通货紧缩风险。但是，不仅美联储许多官员和经济学家知道、而且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本人也知道，这一政策并非万应灵药，而是暗藏风险。
自从美联储实行量化宽松政策以来，国际舆论普遍谴责美联储使劲开动印钞机，滥发货币。著名投资家、金融学教授吉姆·罗杰斯2010年11月4日在牛津大学发表演讲时把批评的矛头直指伯南克，说：“伯南克博士不懂经济学，不懂外汇，也不懂金融，他只懂印银纸（印钞票--引者）。……他的学术生涯就是研究印银纸，给他一台印刷机，他就会使劲地开动。”法国《费加罗报》2010年11月4日发表题为《美联储的纸房子》的文章，回顾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2002年所做的一次著名演讲。他在演讲中坚称，无论任何时候都能用一件对政府来说非常容易操作的工具来摆脱通缩的幽灵：印钞机。他引用货币主义创始人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话说，如果发生通缩，只需要派直升机在头顶上撒美元。
2008年底至2010年3月，美联储共购买1.75万亿美元的国债及抵押贷款担保证券，企图在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加深的背景下刺激经济。这被称为第一轮量化宽松（QE1）。
2010年11月3日，美联储宣布，到2011年6月底，将再购买6000亿美元长期国债，企图在失业形势严重、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进一步刺激经济。这被称为第二轮量化宽松（QE2）。
伯南克不遗余力地为量化宽松政策辩护，竭力夸大它的效果。2011年4月27日，伯南克在宣布即将结束此项政策的记者招待会上说：“量化宽松政策的成功超出预期。”但是，与伯南克的自我夸耀不同，美国国内外对量化宽松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
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在美国国内就已引起不少人批评，第二轮量化宽松更是招致一片质疑声和批评声。媒体充满斥责这一政策的尖锐话语：“有一系列负面影响”，“起到了反效果”，“冒风险”，“进行豪赌”，“是可怕的错误”，“是与魔鬼做交易”，“伯南克说的那些恐怕连他自己都不信”，“与‘庞氏骗局’无异，简直就是‘山姆骗局’”。
在美国经济学界，斯蒂格利茨是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多次尖锐批评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典型代表。
在美联储出台量化宽松政策之前，斯蒂格利茨在2008年5月26日法国《回声报》有针对性地发表题为《确定通货膨胀目标失败》的文章，他在追溯“确定通货膨胀目标”与“弗里德曼鼓吹的货币主义”的关系后，作出预言：“确定通货膨胀目标很可能要失败。”斯蒂格利茨提出：“西方必须快速有力地应对。更为重要的是放弃制定通货膨胀目标。”
在美联储出台量化宽松政策之后，斯蒂格利茨指出，美联储购买巨额长期债券的量化宽松，不会起多大作用，而且会有坏处。他说：“美联储及其拥护者掉进了当初把我们引向危
机的那个陷阱。他们的观点是，经济政策的主要杠杆是利率。事实上，利率主要是通过银行系统来发挥作用的，而银行系统运转不畅”，量化宽松对利率的作用很小，对投资和消费没有多大影响。2011年1月28日，斯蒂格利茨在达沃斯接受CNBC采访时，强调美国如果希望持续复苏，就必须改变花钱方式：“我们需要做的是在投资上多花钱，减少在武器上的花销，不要在根本不存在的敌人身上浪费钱了。”
斯蒂格利茨批评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是药不对症。他对记者说：美国当前严重的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而非货币供应量不够，用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治疗美国的经济是药不对症。
斯蒂格利茨还担心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会引起货币战争，其结果既损人又不利己。他在2010年11月2日英国《卫报》发表题为《货币战争没有赢家》一文指出：美元贬值“会刺激竞争对手作出回应。在这种脆弱的全球经济环境之下，货币战争会使每个国家都成为失败者。”
克鲁格曼也认为量化宽松对刺激实体经济没有作用。他说：有人问我对于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是否感到失望，我觉得量化宽松一开始就没有指望能够对实体经济产生效果。
鲁比尼认为，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无助于美国经济迅速复苏，甚至会让美国经济体这个病人从“加护病房”搬进需要长期看护的“慢性病房”。
批评量化宽松政策的不仅是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约翰·泰勒批评美联储第二轮量化宽松实际上向发展中国家输出通货膨胀，使得其他国家央行的日子更不好过。至于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泰勒说：这几年批评者越来越多。一些人认为这种刺激政策奏效了，但我并不认同。对于通过美元贬值来减轻债务，泰勒说：“我希望不要采取这样的政策，这是不负责任的，对其他国家有害。”他相信，经济刺激政策注定将是一场失败。原来持凯恩斯主义观点后来转向新自由主义的供给学派的哈佛大学教授马丁·菲尔德斯坦认为，量化宽松是“危险的赌博”，有制造资产泡沫的危险，可能破坏全球经济的稳定。
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在国际上更是广受抨击。反对者不仅有学者、经济界人士和公众，而且有财政部长、经济部长、外交部长、央行行长以至首相、总理和总统。他们谴责美联储“派直升机从头顶上大把撒美元”的政策是“美国式自私”的典型体现，直接损害了许多国家的利益。
（五）关于财政政策的意见分歧
具有凯恩斯主义传统的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最重视的是通过财政政策刺激经济。2010年10月31 日，斯蒂格利茨接受《华盛顿邮报》记者采访。记者问：“您为什么坚信进一步的财政政策会奏效？”他说：关键在于刺激经济时财政政策“的确奏效”。问：“如果从整体上理解您的论点，那就是：我们应当推行财政政策，美联储应当宣布它不会变动利率，而且若非确实需要就不应插手。”答：“完全正确。”2011年1月28日，斯蒂格利茨接受CNBC
采访时针对有人说“凯恩斯主义已经死亡”，斯蒂格利茨指出：“任何持这种观点的人都不是真正懂经济的。”他说：“长期来看，长远来看，还是需要一个有序的财政制度。”又说：“美国其实已经不再需要更多量化宽松，但是财政刺激应该继续进行”。
认为财政政策重要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作用不大的美国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为数不少。2011年4月24日《纽约时报》以《经济学家们说，美联储的刺激措施令人失望》的醒目标题报道说：“众多经济学家说，令人失望的结果表明，美国央行在让这个国家摆脱经济困境方面能力有限。”俄勒冈大学经济学教授马克·托马说得更明确：“要扭转局势、推动复苏的话，我认为货币政策没有这种能力。”
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主张扩大财政支出，以弥补私人部门的投资不足和消费不足。具体措施有：加强失业保险，向州和地方政府进行财政转移，加大在教育方面的投资，兴建公共工程，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等等。对政府已经采取的财政刺激措施，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过于保守，力度不足。
大多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刺激措施没有多大效果。他们主张由私人自行筹款去修缮基础设施，不必动用纳税人的钱。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的加里·贝克尔、凯文·墨菲反对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他们认为，政府的刺激计划也许有利于长期增长，但对GDP的短期刺激效果非常有限，远达不到有些乐观者所估计的刺激乘数将达到1.5。经济刺激计划应是短期行为，可是过去的经验表明，利益集团会千方百计地游说政府维持和扩展原有的项目，这意味着即使经济恢复到充分就业水平，刺激计划也难于退出，到那时，它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将接近于零。政府计划在两年之内花掉5000亿美元，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很难保证这些钱能被明智地花掉，很难保证刺激计划能经过严格、合理的成本收益分析，因为许多民主党人都将此视为获得他们渴望已久的开支项目的黄金机会。开支计划最终将给纳税人带来沉重的负担，影响劳动者工作积极性和投资。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爱德华·普雷斯科特表示，如果认为仅仅依靠扩大财政支出就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这是完全不理解经济科学的一种表现。是什么造成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及今天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普雷斯科特说：真正的罪魁祸首不是市场失灵，而是中央政府失灵。他公布一份征集经济学家签名的请愿书，内称：“尽管有报道说所有的经济学家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了，都支持增加政府的重任，我们在请愿书上签名的经济学家却不相信更多的政府支出是改善经济运行的方法。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胡佛和罗斯福的政府开支计划没有使经济走出萧条，更多的政府支出也没有使日本摆脱‘失去的十年’。让更多的政府开支帮助美国复苏只是良好的愿望。”
也有少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两派争论中持较温和的支持财政刺激计划的立场。例如，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马丁·菲尔德斯坦在主张减税的同时，认为货币政策作用有限，必须扩大政府开支。他说：“尽管作为财政保守主义者我不喜欢预算赤字和增加政府开支，但就目前的情况，财政刺激计划是必要的。”
政府开支的乘数作用是两派争论的一个焦点，争论的实质是财政刺激计划有无效果或效果大小的问题。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短评说：“（财政乘数的）不确定性事关重大，因为它为政界人士的几乎所有行动或政策试验提供了借口。”
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很多都认为，政府开支会刺激而不是挤出私人开支，刺激乘数将大于1。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很多则认为，政府支出对私人投资有挤出效应，刺激乘数将小于1，甚至几乎等于零。克鲁格曼和萨默斯认为，政府支出对私人投资有挤出效应是基于政府借款会推高利率的假设，而现在美联储已将利率降低到接近于零，并且除非经济有过热的迹象，美联储将保持这种政策不变，因此政府支出不会挤出私人投资。可是，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认为，扩张的财政政策会拉高利率。他的这一论断受到克鲁格曼的嘲笑，说他“忘记了一年级的经济学课程”。克里斯蒂娜·罗默是奥巴马提名的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任，以研究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原因和经济复苏以及财政和货币政策在经济复苏中所起的作用而闻名。她论证，刺激乘数可以达到1.5。而斯坦福大学的约翰·科根、约翰·泰勒以及法兰克福歌德大学托拜厄斯·克威克、沃尔克·威兰等人都质疑克里斯蒂娜·罗默和总统经济办公室首席经济学家贾雷德·伯斯坦所采用的统计方法，指他们采用的是传统凯恩斯模型，并且假设条件与实际不符。如果采用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并修改假设条件，刺激乘数就会小得多。哈佛大学的罗伯特·巴罗计算的刺激乘数为0.8。芝加哥大学的约翰·科克伦甚至认为刺激乘数可能为负，根本无法降低失业率和改善经济状况。克里斯蒂娜·罗默对巴罗等经济学家的计算方法提出质疑。她认为，刺激计划有助于消除消费者和企业的恐慌，提振信心，这种对私人开支的刺激作用不是用模型和凯恩斯乘数能说清楚的。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根据多个数学模型和过去类似的经验”估计美国的财政刺激计划在2009年第三季度大约维持了60万到160万个就业岗位，使GDP比没有刺激计划时提高1.2到3.2个百分点。国会预算办公室负责人道格拉斯·埃尔门多夫说：“尽管2009年春季和夏季的经济前景和就业率不如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的好，但这只反映了经济基本面比预计的还要糟糕，并不表明刺激计划的效果比预计的差。”
关于前布什政府减税政策到期后要不要给企业和富人继续减税的争论也十分激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希望继续给企业和富人减税，而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则主张在2010年12月布什政府减税政策到期时停止对最富裕的家庭减税，并继续对手头不太宽裕的家庭减税，这样既可以给正在挣扎着复苏的经济提供短期支持，又有助于解决长期预算赤字问题。克鲁格曼认为，对工薪阶层家庭减税，可以刺激需求。而对高收入家庭减税则没有什么作用。他抨击共和党人以担心赤字为由，不肯花300亿美元补贴失业者，却支持对富人高达20倍额度的减税政策，甚至认为减税能增加政府收入。美国学者约翰·波德斯塔指出，允许对高收入家庭减税措施到期将使未来十年的赤字和债务减少8300亿美元，布什政府为富人减税的“涓滴计划”不但没有创造令人印象深刻的就业增长，没有增加工薪阶层的收入，反而拉大了贫富差距，增加了赤字。
美国奥巴马政府已经或准备采取的财政政策，包括增加在修建公路、铁路和机场跑道的财政支出，准备为年收入较低的家庭延长减免税收，停止为富人减税，反对为富人延长减税期。这些经济政策表明，在国家干预主义的和新自由主义关于财政政策的争论中，本届美国政府目前倾向于国家干预主义而不是新自由主义。
五、 几点评论
（一）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论争是西方近现代经济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论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具体经济背景下具有不同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当前国家干预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争论，是在祸源于美国、迅速蔓延成为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危机的可能性、危机的严重程度、危机的发展前景、危机的原因和应对危机的政策主张成为这场争论的焦点。两派经济学家对这些问题的理论解释和政策主张与当前客观现实密切相关。任何一派经济学家提出的理论和政策主张，都要受到并且事实上已经受到客观现实的检验。
（二）当前的客观经济现实已经对国家干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争进行了检验并作出了裁决。在危机爆发前，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的一些代表性人物不同程度地预言或预感到有可能爆发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即经济危机。危机爆发的现实证明了这些预言或预感具有一定的正确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否认危机可能性的断言，已经永远成为他们在历史上留下的笑柄。在危机现实面前，否认危机可能性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处境困窘。他们中大多数人默不作声，个别人仍在强辩，极少数人表示认错。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比较直率地承认：“我和其他人一开始都说，次贷危机可以得到控制，我们都错了。”长期迷恋并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也承认自己有“局部的”错误。
（三）危机爆发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已经无法否定危机的存在，但是他们又普遍低估危机的严重性，认为这次危机最多只是一次普通的经济衰退。对危机的前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普遍持盲目乐观态度，认为经济很快就会全面复苏，并迅速恢复持续增长。西方发达经济体的现状表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这种乐观估计与现实不符。
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相比，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对危机严重程度和前景的估计比较实际。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承认这场危机的严重性，比较普遍地认为这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并称之为大衰退。他们对危机的前景很不乐观，不仅担心出现“二次探底”的可能性，更担心西方发达经济体可能因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债务危机陷入多年停滞状态。德国《世界报》2011年8月22日发表《优势地位岌岌可危》一文，报道了该报对不同观点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问卷调查。接受调查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埃德蒙·菲尔普斯说：“西方过去几十年寅吃卯粮，因而已经透支了自己的部分未来。”该报对17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问卷调查得出的主要结论是：“主权债务危机正在成为整个西方制度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难题。政界若无法迅速控制危机，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就将停滞多年。”
（四）在探讨危机的原因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断言危机的原因在于政府监管和国家干预，认为政府监管和国家干预“背离了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原则”，造成了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与此相反，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相当普遍地认为危机的原因在于没有进行必要的国家干预，在于解除或放松监管，在于长期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把政府监管和国家干预当做是危机的原因，说明他们对危机原因的认识极为肤浅，连经济现象的表面联系都没有接触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硬说政府监管和国家干预是危机的原因，这暴露了他们在严重的经济危机面前仍在顽固地坚持反对政府监管和国家干预的新自由主义立场。
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认识到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必然恶果，是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必然产物。这一认识在西方经济学史上是个进步。30年来，正是由于新自由主义的大肆泛滥，正是由于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等西方国家政府全面推行新自由主义，加剧了社会两极分化，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最终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但是，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对危机原因的认识也有明显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他们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一样，都没有认识到、也不愿意认识到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联系，都没有认识到经济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两派经济学家都不愿意承认，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可离异的终身伴侣。这一局限性不只是认识问题，更重要的是由两派经济学家共同的阶级局限性所决定的。
（五）在西方国家，政府在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两个层面干预经济。宏观层面的政府干预主要针对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所采取的旨在稳定经济的政策。经济危机时，政府通常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货膨胀时，政府通常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微观层面的政府干预在我们国内现在常被译为监管（regulation，又译为管制、调节、管控、规制、监督与管制等）。在西方国家，监管是政府在微观经济层面为控制企业生产、销售和价格以及为调节金融等行业和市场而采取的各种经济政策措施。监管的反向政策措施是解除或放松监管（reregulation，又译为去管制化、非调控化、解除监管、放松监管、解除管制、放松管制、放松规制等）。这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英美等国政府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
现在，当美国经济还没有走出泥潭的时候，美国经济学家中就已经有人宣称：“解决的方法很简单：去除政府干预即可。……现在可以把美国经济真正带出泥潭的不是更多消费，也不是更多借贷，更不是持续零利率政策，而是回归……自由市场经济原则。”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说的政府退出，是主张政府不要采取任何救助和刺激政策，而是彻底回归到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他们天真地以为，重病缠身的资本主义经济体不用问医求药，只要靠市场自行调节就能奇迹般地完全康复。可是历史早已反复证明，今天的现实又一次有力地证明，新自由主义天方夜谭式的市场自行调节论既无法预防危机，更无法医治危机。曾经宣告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最终阶段的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弗朗西斯·福山，现在也在重新认识市场自行调节论，他说：“华尔街金融危机葬送了认为市场可以自行调节的信念。” 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所主张的救助和刺激经济的政策，在实践中有一定用处，但作用有限，决不是万应灵药。历史和现实表明，西方国家干预充其量是在危机前有可能暂时推迟危机的到来，在危机爆发后有可能在减轻危机破坏程度、缩短危机持续时间、促进经济复苏等方面起一些作用，但绝对不可能预防、消除和根治经济危机。
在这次危机中，西方经济学界设计了各种救助和刺激方案，西方国家政府和央行采用了各种救助和刺激手段，现在都已接近于陷入无计可施的困境。英国《金融时报》2011年8月20日发表题为《解决全球金融问题没有灵丹妙药》的文章说：“全球的经济决策者们开始表现出逐渐失去耐心的迹象，他们到药箱里找药，找到的不会是他们喜欢的药物。一些最见效的药物已经用完，剩下的许多药物都是试验性的，或者有不良副作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埃斯瓦尔·普拉萨德指出：“在发达经济体，决策者们显然已经走投无路”。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无可奈何地说：“我们经历的是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经济患了心脏病，虽然病人活过来了，正在渐渐康复，但是康复的速度非常缓慢。”
（六）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的货币学派经济学家（货币主义者）认为货币政策最为有效。这既与强调财政政策最为有效的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存在区别，又与彻底否认一切救助和刺激政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有所不同。现在，货币主义者迷恋于根据量化通货膨胀目标制定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幻想靠这一政策使美国走出危机。可是，在美联储连续实行两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之后，收效甚微，危害颇大。美国《纽约时报》2011年4月24日报道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对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效果的评估，这些经济学家说，美联储的刺激措施“令人失望”，定量宽松政策的“好处小得惊人”。就连美联储前任主席格林斯潘也认为，两轮量化宽松政策都没有什么效果。他说，除了影响美元汇率以增加出口之外，“我没有看到任何效果，不仅是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QE2），而且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QE1）也是如此。”更何况，这种典型的“美国式自私”的量化宽松政策是典型的以邻为壑的政策，严重损害了许多新兴经济体和其他经济体的利益。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公开批评这一政策“以邻为壑”。他还指出：“量化宽松造成美元贬值，实际上是在从其他经济体窃取增长。”
美联储政策制定者只考虑美国私利，连挂在嘴上的“世界责任”也完全不要。以邻为壑的量化宽松恶化了许多经济体的经济状况，理所当然地遭到许多国家的猛烈抨击和坚决反对。国际舆论从多方面尖锐批评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引起的以及可能引起的严重后果：违反国际约定，向别国转嫁危机，使美元减值缩水，稀释多个国家、特别是稀释以美元为主要外汇储备货币国家的资产，逃债赖债，掠夺别国财富，造成流动性过剩和通胀，让投机热钱冲击新兴市场，推动全球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向发展中国家输出通货膨胀，催生资产泡沫，制造汇率动荡，挑起货币战和贸易战，搅乱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秩序，损害新兴经济体和其他经济体利益，等等。
（七）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同属西方经济学，两派经济学家都是西方经济学家，具有相同的阶级属性。两派经济学家在危机理论和政策主张方面如此相互排斥和相互对立，不是阶级属性的分歧和对立，而是对市场经济认识的分歧和对立。这种认识的分歧和对立集中在一点上，就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二者认识的分歧和对立。
“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又译“市场失败”、“市场不灵”、“市场缺陷”）论是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反对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武器，也是他们论证政府干预经济必要性的理论根据。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认识到，现实的市场不是他们的经济学假设的理想的完全竞争市场，而是存在市场失灵。市场失灵是指没有政府调节的市场系统在资源配置效率方面的失败，是指没有国家干预的市场自行配置资源存在缺乏效率而且不能公平分配产品和服务的状态。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具有凯恩斯主义传统或其他国家干预主义学派的传统，他们知道市场配置资源只有在完全竞争的严格假设下才有效率，但是现实的市场经济不是完全竞争，而是存在市场失灵。在西方经济学界，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这一相对较为全面的认识显然超越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片面认识，因而有可能对危机的发生和发展提出有一定预见性和现实性的见解，而不像新自由主义那样盲目否认危机的可能性和危机的严重性。但是，国家干预主义者对“政府失灵”论认识不足，而是以为通过政府干预就能解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市场失灵问题。
“政府失灵”（government failure，又译“政府失败”、“政府不灵”、“政府缺陷”）论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反对国家干预主义的重要理论武器，也是他们论证“政府退出”和“回归自由市场经济”的重要理论根据。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强调，现实的政府不是理想化的政府，因而政府的政策和计划不能导致理想的预期效果，不能产生改善市场体系的结果。政府失灵论包含的较为合理的因素是看到西方国家政府调节市场经济的局限性，看到西方国家政府的政策不可能在改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方面产生理想的效果。但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完全信奉自由放任，认为市场万能，主张一切由市场调节。他们迷信于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理论，把市场配置资源理想化，而不承认市场失灵。这就决定他们不可能承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经济危机的可能性、现实性和严重性，而是错误地以为只要取消政府干预就会自然走出经济危机。
（八）无论是国家干预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他们的理论和政策都是以不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前提的。面对经济危机，他们的共同目的都是要挽救资本主义。西方国家政府既可能采取国家干预主义，又可能采取新自由主义。至于何种理论和政策主张得到政府的采纳，只是取决于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何种理论和政策主张更符合统治阶级和利益集团的需要，更有助于他们处理当时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在西方国家，两大思潮的此消彼长，并不取决于理论和政策主张的科学因素和正确成分。国家干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大思潮何者居于主流地位，区别仅在于是扩大还是减少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而不会改变资本主义基本制度。不过，在经济危机期间，西方国家政府一般采纳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的政策主张而不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政策主张，以求度过危机。
（九）在新世纪第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中，30年来几乎一直处于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义遭到沉重打击，被迫退居非主流地位，国家干预主义重新占据了上风。西方国家政府采取的各种救助措施和经济刺激计划，证明了退居非主流地位已达30年之久的凯恩斯主义式的国家干预主义重新受到决策者的青睐和追捧。著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对这一趋势有畏惧之感，他不无夸张地说：“事实上凯恩斯主义确实有复兴的趋势，这让我相信大约百分之九十的经济学家都是隐蔽的凯恩斯主义者，只是他们害怕承认而已”。
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是有局限性和副作用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鲁比尼认识到，财政政策只能给经济以暂时的刺激，货币政策的作用不大，即使是极端的货币政策有时也无力挽救经济。据计算，为了刺激1美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美国政府就要推出10倍金额以上的各种救市措施，为挽救经济危机所付出的代价，要远远超过危机本身所造成的损失。
危机使新自由主义受到重创并陷入困境，但是这一思潮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随着经济逐渐复苏，随着凯恩斯主义政策措施的副作用逐渐显现，新自由主义仍然有可能重新抬头。国家干预主义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就有此担忧。他说：“几年前，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对无拘无束的自由市场的信仰--几乎将世界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现在，这种“右翼经济学大有卷土重来之势，其背后的推手无他，乃是意识形态和特殊利益集团。右翼经济学重整旗鼓将再次威胁全球经济--至少是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因为右翼经济学思想在这些地区最为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