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和把握转型期乡村社会的最新变动并进行一定的理论提升是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进行大规模农村调查的宗旨。2011年10月22-23日，中心举办“中国乡村治理：经验资料与理论提升”大型学术报告会。共有100多位校内外研究人员参加此次学术报告会，40多位参与暑期和国庆调查的硕博士做了精彩发言。会上大家就农村社会的方方面面表达自己的见解并进行广泛深入的探讨，现场学术氛围浓厚，鲜活的经验材料和各种新观点频出，启发学术灵感，激发学术共鸣，引领我们思考乡土社会的现状及未来。此次报告会的经验资料来源中心对江西、湖北、安徽、陕西、河南、山东6省9县30个村的社会调查，报告会主题丰富多样，主要涉及乡村治理、市场冲击与阶层分化、婚姻家庭与代际关系、农民价值与文化四个方面。现将会议内容综述如下：
一.乡村治理
乡村治理是中心关注的常规且重要的领域，这一方面的研究报告最多。报告人注意结合当今农村社会热点问题如上访、拆迁来思考乡村治理的机制及困境，使在座者既感受到经验的新鲜和复杂，也能进一步思考其背后逻辑。
上访研究是中心近几年关注较多的研究领域，陈柏峰在申端锋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要“从对人的分类转到对事的分类”，他把上访分为有理型上访、无理型上访和模糊型上访，并且把模糊型上访称为“协商性上访”，丰富了我们对上访性质的认识。陈柏峰认为协商型上访的发生与意识形态转变有关，“大家从讲奉献贡献到讲利益，各种人都冒出来了，没有边界，而政府受意识形态所累，承担责任太多。”他认为协商型上访是当前社会转型期最为普遍的一种上访类型，协商性上访进一步发展，必然导致谋利型上访。“我们只能对上访进行研究，想一劳永逸的找到解决方案很是困难，上访问题只能等待这一代人过去，才有可能化解”。
余彪和刘锐报告的是江西宗族性地区农民上访的社会基础。余彪认为当地社会呈现“分割的宗族”和“竞争的房头”的局面，村庄内部的房头纠纷很容易演变为群体上访，比如因竞选村干部失败发动集体上访，给乡镇综治办带来很大压力。因集体上访相对容易且乡镇丧失治权，医疗、交通事故很容易引发集体上访，导致农民的不合理诉求得到伸张并满足。在乡村治理能力弱化的背景下，乡镇政法干部用很多策略式治理方式，如讲人情、攀交情、用人民币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拖、磨、耗等。在压力型信访治理治理体制下，乡镇综治工作变成不讲政治也不讲原则的妥协与退让。刘锐注意到灰色势力在宗族型地区扮演的角色。现在的“罗汉”已不是1990年代的普通混混，他们在乡村治理中有一定势力。一方面，乡镇要利用他们来治理钉子户和上访户，从而纵容他们的一些违法行为；另一方面，混混会利用自己的亲缘关系和组织网络发动集体上访，谋求不合理利益，迫使乡镇政府与其谈判，获得与乡镇干部相似的行政权力，如被体制吸纳成为乡村干部。安义农村表现出个体访较少，而群体访较多的特点，上访类型以模糊型上访为主，这与宗族性村庄内部血缘关系和社会舆论还能发挥作用有关。当地集体上访的增多主要与乡村治权弱化和宗族分裂有关，乡村治权弱化导致乡镇无力制止不合理上访，宗族分裂导致统一的笼罩性的地方规范不再发挥作用。
曾红萍关注到不同的村庄利益密集度对于村庄治理的影响，她认为利益密集地区的村庄治理与普通农业型村庄不一样。因为处于城郊或者资源聚集，因为征地拆迁、利益分配等，利益密度较高，这撬动了村庄内部的各种力量，比如灰色势力和钉子户。在利益密集型地区，人们的行为逻辑变为纯粹的益为导向，基层治理目标和治理环境都发生变化。利益密集地区的治理困境是分配利益与治理钉子户。曾红萍还发现，在利益密集地区，乡镇乐于利用有灰色背景的能人来镇压钉子户，使得“混混治村”成为可能。
对征地与拆迁事件的治理是利益密集型地区常见的值得关注的现象，中心研究人员对此进行说明并解释。袁松试图解释“拆迁暴力为何难解”这一问题，他用不完全动态博弈模型来描述和解释农民与政府相互博弈的过程，借以质疑流行的压迫-反抗模型和抗争性政治模型。袁松认为博弈的双方都是机会主义的、是“无规则博弈”，政府无力处理纠纷。出于地方经济发展和维护稳定的考虑，政府利用混混介入拆迁过程，强拆是“必要的恶”。郭亮从拆迁的价格形成机制讨论“越拆越难”的问题。农民已经获得房屋市场的价格信息，拒绝按照建筑成本价格来补偿，因为市场的存在使房地产具有投资品的属性，拆迁是两种价格的博弈，农民普遍抱有拆迁致富的心理。现有的研究不是说“政府太坏”，就是说“钉子户太贪婪”，其实拆迁不是哪一方利益受损的问题，而是哪一方获得土地和房屋价值升值的问题，权利配置混乱导致的制度之外的博弈空间增大。龚春霞认为“征地不是问题拆迁才是问题”，农民延迟拆迁是为实现利益最大化，政府无法解决纠纷时不得不引入混混，这是政府治理能力弱化后的“不得已而为之”。法院、公安都不介入解决拆迁纠纷，混混因此有了施展拳脚的空间。秦小建从“为何征地秩序平稳”和“为何拆迁失范”两个问题入手，认为平稳是由于三个方面原因舆论上所创造的公益话语和公平感，地方社会上有村庄宗族结构的支持，而繁荣的打工经济和薄弱的土地观也让农民对于土地失去深刻依赖。另一方面征地秩序之所以会屡屡失范，则是因为有弹性的利益空间、被高度关切的现实和较低的对利益压缩的容纳度”。白晨则从陕西一个城郊村的调查中认识到农民行为逻辑与国家价值目标之间存在张力。
调查人员明显地关注到利益密集型地区的治理与普通地区的不同。谭林丽报告了对类似村庄的研究，他认为资源型村庄的农民分化与村治状况之间有一定关联。该村庄的矿石资源开采许可是依赖政策权力获取的，并且需要巨额的资本量投入，故分化的初始机制有两种，一种是距离权力远近程度，一种是资本拥有量的多少。谭林丽把村庄阶层划分为权力资本阶层、小资本阶层、半无产化阶层和无产者，他们的收入等级不同，其消费等级也不同，突出表现在交往圈子与烟酒消费上。农民高度分化的结果是“老板治村”有坚实的村庄基础，此外老板治村还赖于村庄内生秩序解体、党员双带工程的意识政策条件等。李祖佩从村庄政治权力结构来认识这一变动。村级组织掌握集体经济时，通过各种制度或非制度化手段来平衡体制内精英、中间派和反对派。而征地之后，村级组织掌握土地征收款提成时，村级组织就无需平衡村内各政治势力而是向村外精英、基层政府求援。村庄内部的“吸纳的政治”转为“求援的政治”，村庄权力格局显示出一元独大的样态，村级组织也逐渐悬浮于村庄政治社会之上。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申端峰和杨华的研究，他们从一个小切口去观察当前的国家与农民关系。申端峰所调研的村庄是一个恩施山区一个普通的农业型村庄，他发现大学生村官在当地村级治理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从河南农村大学生村官难以进村提出这一问题：“大学生村官如何进村？”。从乡村社会的结构特征角度，他认为当地社会的低度整合有利于大学生村官进村，并推断“服务型干部占主导的地方，大学生村官容易进入”。申端峰由此思考低度整合的村庄，国家政权建设如何可为的问题？结论就是干部队伍建设要加强，在基层组织建设上做文章。杨华则从今日农民的“诉苦”现象拉力透视当前的农民与国家关系。杨华在湖北省“三万”活动中观察到，农民天天找他诉苦，他把这种新的“诉苦”现象与土改时做了生动的比较：诉苦对象方面都是有组织的工作队，道义基础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不同点有四个方面：诉苦内容从阶级之苦到日常生活之苦；目标上从集体的过渡到到个体的救济目标；诉苦人从贫下中农到过渡到老年妇女、中青年妇女；诉苦后果从土改时认同新的阶级分类到目前强化中央、省市与基层政府的对立。杨华反思道，基础政权越是实际面对农民群众越是风险巨大，而工作队下乡体现的是中央与省的权威，这不是树立基础政权的权威，而是牺牲基础政权来保全中央权威以维护稳定。
二.市场冲击与阶层分化
讨论农村社会在市场化进程中的变动另外一个经典命题，市场经济通过一系列机制导致农村阶级阶层结构的重组，这是中心最新关注的领域。农民在市场经济时代如何行为，市场化进程如何改变农村社会结构，参加调研的研究人员对此话题表示出极大兴趣并尝试做出初步解释。
陈靖在江西安远调研中注意到农民生产互助的衰落，比如建房时邻里帮工被货币化的雇工所代替，当地人的解释是“省事”。农民的货币支出因此大大增加，比如建房20%的支出是付给雇工工资。陈靖认为主要是农民在现代化的冲击下逐渐学会计算，劳动力市场价格进入到农村社会中带来新的价格预期。货币化带来诸多风险还体现在小农家庭与市场的多种关系上。黄健认为村庄外部的劳动力市场和村庄内部土地流转市场导致小农家庭双重市场化，这种货币化对家庭和村庄生活都有冲击，比如人际关系的理性化，农民现在都说“各吃各的饭，各过各的活”，“兜里有钱多活几年，没有钱少活几年”等，农民的生计愈来愈货币化，从而与高度风险的大市场联系在一起。
孙新华关注到资本下乡大规模流转土地对农民家庭生计的影响。他从农民分化的角度考察资本大规模流转土地的后果，按照农民与土地关系将农民群体分为纯农户、兼业户、半进城户、进城户，资本下乡流转土地对于不同类型的农户生计影响是不同的。资本下乡大规模流转土地本质上是资本与农民争利，会释放更多无法安置的劳动力。与之相反，一直在实践中运行的自发土地流转则与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相适应。土地在农户之间自发流转是一个自然过程，是一个城乡互动过程、人口转移过程，应该鼓励土地自发流转，防止土地大规模的强制型流转。
另外三位研究人员共同关心的是农村阶层问题。农民分化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如何观察和解释这种现象，理解农民分化与农村阶层重构间的关系，农村阶层的出现农村意味着什么，是有待社会科学学者调查研究的重要问题。
王君磊提出“当代农村的分化与整合”的话题。他从村庄秩序的角度理解阶层分化，各个阶层之间的关系性质如何、其政治社会效应是什么、在人财物流出村庄的形势下哪个阶层村庄主导着村庄秩序等等。有阶层分化就必然有社会整合机制，农村社会是否有一个中间阶层？王君磊认为从地权建设入手培育农村中间阶层有利于村庄秩序的稳定并保证各阶层间的自如流动。徐嘉鸿则问道，“我们的乡村社会发生了什么？”她就中心最近调研发现的“中农”阶层提出“中农治村：何以可能？何以可为？”的问题。徐嘉鸿从中农要素、中农特征和中农类型入手，讨论“中农治村”的可行性。她认为中农处于在村庄经济的中上位置，有一定的物质资源和权威资源，有关心村庄政治的能力和态度，能遵守地方性共识，中农在村庄中有较好的退出和补给机制，他们是新时代的“新中农”，是承接党和国家农村政策的重要力量。夏柱智提出农民分化与乡村秩序的关联问题，他指出当代的农民分化是高度市场化和税费改革背景下流动村庄的阶层分化，阶层分化对乡村治理的影响巨大。夏柱智按照农民与土地和村庄的不同关系将农民群体划分为五个阶层，分别是脱离土地的阶层、半工半农的阶层、在村兼业的阶层、普通农业经营者阶层和贫弱阶层，他们对土地和村级治理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其中普通农业经营者中有可能发展出“中农”阶层。“中农”阶层通过自发的土地流转和小规模兼业形成，并在随后的人口流出背景下逐渐壮大，这种新生力量可能是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和乡村治理的中坚力量。
三.婚姻家庭与代际关系
婚姻家庭与代际关系是中国本土社会学关注的核心话题，也是当前变迁最为剧烈的领域。中心研究人员报告了有关家庭、婚姻与代际关系等方面极为丰富的内容。湖北恩施山区、江西安义宗族地区、湖北江汉平原地区的婚姻家庭和代际关系的表现形式不太一样，可运用区域差异视角进行比较分析。
耿羽报告了较为封闭的恩施山区婚姻家庭与代际关系的状况。他谈到打工经济与家庭间的互动关系，认为在恩施山区的农村是无结构的、家庭本位的，小家庭有抑制打工经济异化的作用。恩施人注重情感性回归和家庭幸福，父辈对子辈尽力而为，子辈对父辈则是讲良心尽赡养义务，表现在自我控制型的代际关系，并无结构性力量压制。
冯小和刘升都关注江西地区的闪婚问题，农村闪婚的逻辑不同于城市白领的闪婚，当地用“闪婚”这个词来描述快速订婚，但闪婚仍然服从传统的婚姻逻辑。两位研究人员都试图解释“闪婚”的发生机制及社会原因。冯小认为由于铝合金产业的特殊性，当地男子在打工中少有机会接触到女青年，他们只能通过媒人介绍对象，他们的婚配对象限于本地婚姻圈，不信任通婚圈之外的外地媳妇。同样由于铝合金经济，他们迅速订婚和结婚，半个月之内走完婚姻全部程序。除了特有的经济基础之外，父母将子女的婚姻作为自己的责任和人生任务也是重要条件，“娶得越快越有面子”已经成为地方性共识。刘升从父权和流动的角度解释闪婚问题，认为闪婚是传统父权和打工经济互相影响、共同促进的结果。婚姻的完成标志着着家庭不仅是生活单位，而且是个经济单位。铝合金产业的特殊性要求男女闪婚并一起外出开“夫妻店”，夫妻合作开铝合金店可视作一种父子分家的实践。而父子、兄弟之间合作开店则会矛盾频出。
代际关系中的养老问题在此次报告会上讨论得较为充分。李元珍关注养老方式的变迁，认为传统的“养老送终”变成现在的儿子“只送终不养老”，为什么会这样？她从家庭结构角度解释，认为是复合家庭的分裂导致家庭内部既不同居又不共财，资源流动是单向性的从父到子，传统的反馈机制又衰落，老人晚年凄凉。阳云云从分家与养老的关联认识代际关系，她认为，传统的分家彰显出“分中有继，继中有合”的代际关系，当理性算计侵入农民价值世界后，代际关系的养育和反馈机制虽然还在，但代际交换的功利逻辑和现世考量表现出来。陶自祥从土地制度与家庭养老的关系入手，认为过去赡养是以养老地为基础的，而现在转换为诸子平均养老，从而使代际关系失衡、兄弟关系紧张成为可能。在他看来，以养老地为基础的传统养老逻辑也是代际交换的逻辑，其交换载体是土地。多子多福并不是老人为了养老而有的功利打算，而是另外一种价值型的理想。
田瑞婧在江汉平原农村发现“女儿养老”的大量存在，并分析这种养老方式产生的社会基础。她认为女儿养老是通过把女儿留在家里招上门女婿实现的，比如纯女户家庭至少留一个女儿招婿，甚至如果家里有男孩有女孩，也有可能把女孩留下招婿而把男孩“嫁”出去。为什么会如此呢？她认为一方面是当地宗亲观念不强，并未有结构性力量来压制核心家庭；另一方面本地家庭的功能性极强，价值型较弱，家庭主要为养老扶小而传宗接代意识淡薄。
四.农民价值与文化
农民价值与文化是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近几年关心的重要领域，贺雪峰认为千年之巨变之最为根本的领域在于价值之变，即“一场以农民关于人生意义定义的变化为基础的价值之变”。本组报告人从不同角度关注到这一话题，包括老年人和妇女的自杀、农民的生命意义体验方式、农村宗教与文化生活等。现代性进村不仅影响乡村治理与农村社会结构、农村人际关系和农民生产生活，而且积累到一定程度会冲击农民生命体验方式。
刘燕舞报告了他对中部地区农村老年人“自杀”的调查及研究进展状况，深入到农民价值世界最深处。他把社会学界的自杀研究分为两派：一是以景军为代表的北京学派，二是华中乡土派，认为现在做自杀研究已经绕不开中心。以中部农村为例，刘燕舞把自杀率作为分析单位，基本情况是近30年平均1000个老人有5.8人死于自杀，最近10年为1027.03/100000。刘燕舞分析认为有三种原因可以解释老年人的高自杀率：一是代际关系失衡，老人在家庭愈来愈没有地位；第二是价值观变动，整个社会形成对老人的不利的道德舆论，特别是市场经济催生出的理性化功利化的评价方式让老人感觉到自己的卑微与无能；第三是传统家庭养老方式在当代社会的衰落，打工经济及分家模式的变化使老人晚年生活没有着落，老无所依。
王海娟也讨论老年人内在的意义世界，她通过对荆门与恩施地区的老年人精神状态的地域比较进行分析讨论。她报告说恩施老人尽管由于自然条件、地理位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原因，物质生活比荆门老人差，但精神世界比荆门老人好。王海娟发现恩施的老人在家庭中获得了比较多的意义归属，他们认为“人生一世，养老盘小”，而儿子在父母生活不能自理时会回家赡养照料他们，这在荆门地区比较少见，代际之间关系呈现出丰富的情感性。这启发她认为重建家庭的价值是在一个物质水平相对低的现代农村社会增加老年人生活下去的精神福利的有效途径。
桂华试图阐述“农民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他以光棍为例说明中国人宗教的基本形式蕴含在围绕家庭的“过日子”序列中，光棍没有建立家庭，其生命意义无法实现，只能过一天算一天。过日子是农民实现人生圆满的途径，而观察到的各种超自然信仰只是“农民宗教”的功利性表达，农民宗教的基础是家庭，正是在以家庭为单位的“过日子”中，农民感受到人生圆满和生命完整。对于如何面对死亡的这一农民宗教问题，中国人的回答是“传宗接代”，中国人所理解的“死亡”不是西方基督教的“惊险一跃”、“进入天堂”的中介，而是生的执着的另一种表达。中国人死后变成祖先，继续活在家庭成员的心中并荫蔽着家庭，只要有子孙绵延，生与死之间就能正常链接并过渡。由此看来，中国人的宗教对应的不是个体的精神超越，而是以“过日子”为载体的完整家庭生活。生活不是为了宗教，宗教是为了生活，不能以西方宗教实现方式来比附中国，单是功利性或者分散型不能解释中国人的宗教生活。
王会从农民的闲暇生活切入对公共生活的变化考察，进而关注到私人生活的变革。传统的闲暇生活是从土地里生出起来的封闭型闲暇，其功能是既建构公共关系，又建构私人关系。相比起来，当代村庄社会里闲暇的空间和时间被分割。比如年轻人与老年人的生活空间分割开了，富人与穷人的交流空间也分割开了，村庄社会边界越来越开放。从公共生活里闲话的变迁来看：现在人们不讲闲话了，或者讲一些无关痛痒的闲话；闲暇以前是公共性的，而现在则成为私人性的；以前是“消遣闲暇”，而今成为了“消费闲暇”。王会最后引出个体情感寄托的问题，“当前的家庭和村庄能够寄托农民的价值情感和意义世界么？”
面子是中国所特有的文化元素，面子文化的实践方式在不同区域是有差异的。王德福试图讨论农民主导型的面子观及其区域差异，并试图解释面子观差异的社会基础。他把北方农村、中部农村和南方农村的面子从内涵上区分为表达型、交往型和价值型，三种面子观的实现依次需要依靠自身实力、交往能力和结构承认，在能动性方面依次表现为一般、强和弱，在竞争性方面依次表现为强、一般和弱。王德福的讨论丰富了我们对不同文化区域“地方性知识”差异的认识和理解。从文化角度讨论区域差异的还有余练。她从关中地区的“庙与庙会”出发，比较关中、川西与南方村庄的文化表达特点。关中地区村村有庙，大村有会，每个月初一、十五有活动，每年有大型活动，庙会组织非常发达。庙会表现为三重功能，即祭祀、市场和婚姻。她以此比较各种典型的文化现象：南方以血缘为单位的宗族组织，其活动场所是祠堂；川西平原以院坝组成基层市场，其活动场所是茶馆；关中是以地缘与市场组成庙会，活动场所是庙会。
范成杰讨论了文化变迁的内容，他关注到了丧葬仪式的变迁逻辑。当火葬这种强烈与传统悖反的政策进村后，他惊奇地观察到“并没有遇到村庄阻力”。火葬推行后，丧葬仪式大大简化，表现在人死了不再与祠堂有关系。当他试图解释时，他观察到打工经济带来的文化变迁。一个打工回来的人把丧葬仪式弄得非常热闹，并解释说打工经历可以解释丧葬仪式的变迁，另一个村庄解释就是面子竞争，面子竞争导致仪式本身被当作社会展演工具，传统仪式变迁的过程是深层文化价值意义被掏空的过程，仪式越发变成空洞的表演而不再具有历史文化内涵。
五．若干评论
这次大规模的学术报告会主要是硕博士研究人员汇报，与会的中心吴毅教授、贺雪峰教授对报告会加以了精要性的评点。吴毅教授集中表达了对于田野调查方法论的关注，他提出了五个基本关系，给人深思：
一是社会调查和社会学调查的联系与区别，“调查之前带没有带问题”是区别社会学调查与社会调查的关键，社会学调查是要带有问题下田野的；二是“做村庄研究”与“在村庄里做研究”的关系，因此必须要问自己的调查与提升在既有的学术脉络中的位置”；三是团队调查与个人调查关系，他认为“团队调查有重大的优势，但是个体调查可以讲个体能动性发挥到极致”；四是微观个案调查与区域比较类型归纳的研究关系，“从个案上升到类型如何在方法论上成立是每一个老师和同学都要思考的问题”；五是材料获取与调研结论之间的关系，提出“平衡各种文本的解读”方可处理好其中的张力的观点。
贺雪峰教授重点表达对于学术共同体的认识，他认为学术共同体一定是区域性的，而不是普遍的，因此华中村治学派共同体的这条学派学术的路子是大有可为的。他在最后总结时还提炼了这次报告会所展现的中国乡村治理研究的可以进一步深入的若干方面：
第一是桂华提出的“农民宗教”话题，他认为这是继杨华研究妇女的生命意义之后可以继续开掘的重要话题，因为涉及到中国人生命意义体验的根本方面；第二是国家与农民关系在当前乡村治理的变动值得持续关注，这次报告会关注了上访、拆迁等极为重要的方面；第三就是关于家庭和养老方面，这是中国社会学关注的传统领域；第四就是阶层研究，“中农”是安徽繁昌调查提出的一个新概念，贺雪峰把“中农治村”作为一种愿景，以反思“双带”党建政策是和目前正在实践着的“富人治村”，他认为必须谨慎“富人治村的不可逆性”。
六．结语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和大众传媒的强力渗透，农村人口大量流出、村民的职业结构发生变化、村庄社会关联越来越松散，村民间的异质性越来越强，村庄内部阶级阶层得以重构，农民的价值体验和意义实现方式也发生变化，中国农村正在经历巨变。为了更细致更真实的观察和理解中国农民生活和农村巨变，本次大规模社会调查和学术报告会秉承华中学者一贯的经验本位传统，通过对农民意义世界、婚姻家庭与代际关系、村庄社会结构、乡村治理这四个层面多维度认识转型期乡村社会。
华中村治学者对转型期乡村社会进行研究，自2001年提出“转型期社会性质研究”这个命题开始，就一直在延续。之后，这个略显抽象的命题被操作为“农村政策的社会基础研究”，具体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自上而下的政策在农村实践机制、过程与后果的研究；二是对农村社会内部运作逻辑进行研究，尤其要详细地描述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社会和文化。再往后，我们发现社会结构变化还不是最为根本，根本的变化在于价值之变。这一变化撬动了中国人行为逻辑的最深层结构，这一变化正在悄悄发生。
如果要问本次学术报告会在哪些方面深入了既有认识、突破了既有研究，那么以下小结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方法论层面，“区域比较”的方法得到普遍运用，贺雪峰教授认为以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为基础的区域比较研究将成为认识不均衡中国的利剑。费孝通先生早年试图通过个案研究来归纳类型，从而达到“逐渐接近”整体的理想，至少在本次学术报告会上得到充分实现。
第二，实际内容方面，本次学术报告会在以下三个方面的研究都得到了深化，而且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是值得重点指出：
首先，关于乡村治理研究。本次报告会提出了利益密集型地区的村庄治理问题。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和乡村人口城市化，通过征地拆迁等体现出来，这种类型的村庄已经不是普通所观察的农业型村庄，利益密集型村庄的村庄治理的环境是什么，其遇到的困境是什么。通过对利益密集型村庄乡村治理的研究，可以深刻认识快速城市化的乡村中国所遭遇的治理转型。
其次，关于农村社会结构的研究。从农民分化角度观察农村社会是中心一直以来的一个基础视角，这表现在我们经常问“什么农村”、“什么农民”这一问题。“中农”这一概念增进了对乡村社会转型的理解。“中农”因其主要利益在村庄，主要社会关系在村庄，他们对国家政策的的农村实践反应更灵敏，更能代表村庄利益，是接应农村政策的中坚力量；另外，“中农”以村庄作为基本生产生活单位，对村庄有长远预期，会注意维护自己的公众形象，妥善处理好乡邻关系，在村庄中的群众基础好，从而使“中农治村”大有可为。若干报告都关心到“中农”阶层在各地农村的表现，从而把阶层研究、土地流转研究、乡村治理研究等推进了一个层次。
再次，关于农民最为隐秘的价值世界的研究。农民宗教基本形式问题的提出与分析，推进了既有的农民价值世界研究。从批判的角度讲，它有利于从内部视角认识自己的文化，从而突破既有的盲目比附西方宗教学研究范式的对于中国人宗教生活认识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认识农民宗教有利于理解“自杀何以大规模发生”，也有利于理解家庭结构之表面变动背后的深层次逻辑。毫不夸张的说，认识了农民宗教这一本体性的层面，就抓住了农民与农村社会之变的根本。
当前乡村社会正在经历“千年未有之变局”，忠实的记录农村社会的巨变并尝试多维度的理解农村问题现状是社会科学研究者，尤其是青年研究者的重任。华中村治学者坚持“田野的灵感、野性的思维、直白的文风”，在经验中发现问题，在团队中碰撞学术灵感，在充满泥土气息的文字中抒发忧思，力图使乡村社会的复杂多样立体深刻的呈现在关心乡村前途的仁人志士面前，共同为中国社会科学的主体性出力，为中国农村的发展作深度学术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