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与以往的研究不同，河南D村的代际交换明显偏向有利于子代的一方，但父代并没有牢骚抱怨或理性算计，而是在有劳动能力时全力帮助儿子娶媳妇、买房子，分家之后无偿供给子女生活用度，帮忙照顾孙子，没有劳动能力的时候尽量少麻烦儿子，代际关系呈现出一丝淡淡的悲壮和温情。研究发现，父辈心中深藏的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的本体性价值和为儿子操心的村庄舆论形成强大的意识形态，驱赶着父代不怕牺牲、努力为儿子福祉奋斗的文化实践。
一．问题提出
已有关于代际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代际平衡的研究。费孝通认为，中国的代际关系可概括为“反馈模式”，父母有抚育子女的义务，子女也有赡养父母的责任，“养儿防老”是均衡社会成员世代间取予的传统中国模式①。贺雪峰认为，在建国后的集体化时代，虽然妇女解放的话语和集体经济制度极大了改变了家庭结构和代际关系，但因为集体制度本身的特点和主流意识形态对传统的借用，使代际关系保持相对平衡②。阎云翔的分析路径与之不同，他认为，1950到1970年代的社会主义革命对各种“封建思想”的批判动摇了父母的权威性与孝道的神圣性，后来的市场化改革引进的一系列价值观进一步埋葬了孝道，父子两代在新道德观的影响下形成理性、有限、较少期待、较为平衡的交换关系，双方必须相互对等的给予③。二是关于代际失衡的研究。陈柏峰通过对皖北李圩村的分家、赡养和家庭关系的调查，发现年轻人对父辈的剥夺越来越严重，也越来越赤裸裸，孝道日益衰落，他指出，正是农民价值世界的倒塌、本性性生活价值的灰飞烟灭，造成农民利欲心膨胀，村庄乖戾之气盛行及孝道的衰落④。袁松认为，打工经济的深化不仅带来农民物质财富的增加，还带来消费文化和市民生活理念，它侵蚀了村庄社区原有的生活意义系统，而村庄内部的面子竞争又造成村民将相互攀比作为获取“尊严感”和“自我实现感”的动力，收入有限且陷入消费竞争的村民变得精于算计，他们在激烈的利益角逐中舍弃对老人的责任和义务，老人生活处境堪忧⑤。郭于华则认为，80年代初期的老人在他们年富力强时，正是被剥夺殆尽的时期，根本没有可能为子孙积累家庭财富；当追求小康生活成为可能的时候，他们又丧失劳动能力，在代际交换中的无所付出意味着老人要求后代的无条件回报不得不让位于小辈人所认可的有条件回报，而维系传统农村代际平衡的非正式制度和象征体系又被国家行政力量和意识形态所改变，从而使得这一代老人处在一种十分困窘的境地，家庭养老危机重重⑥。
上述两方面的研究成熟且深刻，从中我们可以全景式了解代际关系的维系机制和变迁路径，对于我们理解转型期农村代际关系变迁的特征、表现、原因及后果不无启发，但它还不是对代际关系多样性的完整总结，且现有的代际关系研究多与国家力量、市场经济、象征体系等宏大话语相联系，对地方性知识形塑出的代际关系着墨不多。事实上，代际关系不仅仅是温情、厚重、密切、较多期待与较多奉献的伦理性平衡和理性、有限、有距离、较少期待、较少奉献的算计型平衡的二元对立，乡村经济社会变迁和传统价值观的滞后相互融合和交互影响，也有可能形塑出一种温情脉脉的代际剥削样态⑦。我们在河南D村调查时发现，虽然当地的代际交换明显偏向有利于子代的一方，但父代并没有牢骚抱怨或理性算计，而是甘愿为子代的发展贡献资源财富，代际关系表现出一种温情的“剥削”状，这引起我们关注并进一步研究。
二．代际剥削的表现
1.为儿子娶媳妇
随着打工经济兴起，大批男女青年外出打工，当地婚姻市场的平衡被打破，女青年在婚姻市场上逐渐获得优势地位，她们因此提高彩礼的金额，并索要更多陪嫁物品。男青年一般在初中毕业后就出去打工，2~3年后父母为其张罗婚事，此时他们没有多少积蓄，结婚花费主要靠父母支持。D村所在的乡镇正在搞小城镇建设，政府鼓励村民到镇上买房置产，他们通过村组干部宣传和不批新宅基地的方式动员村民买商品房。女方在最近5~6年开始要求有档次的新房，如果男方已购置房产，彩礼钱会少要些，最低得3万元，否则将人要支付8~10万的彩礼钱，这些巨额花费都得由父母负担。那些有几个儿子的父母辛苦大半生也拿不出如此多的钱，他们转而到处借钱为儿子买房。父母有足够的热情和动力为儿子成家立业操心，就要用自己羸弱的身躯直面强大且无理的婚姻市场，他们有时不免有“被逼无奈，不得不服从”的感叹。
刺激农民买房的因素有两个：一是“比”，一是“逼”。所谓“比”是指村民之间的相互攀比，所谓“逼”是指父辈必须为儿子完婚。相较于攀比，感觉到被逼的父母多些。作为人生任务的“逼”和作为面子竞争的“比”很难分得开，很多时候它们相互交织，共同影响，造就出父代辛勤忙碌，省吃俭用，一心一意帮子代买房的现象。有的父母在儿子出生后不久即开始攒买房钱，我们调查时发现，有的家庭小孩尚未成年，父母已为其买好新房，空置在那里。买房花费主要由父母偿还，儿子不用管。一些父母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他们唯一的希望是自己不生大病，一家人平安，以便能日积月累的攒钱，否则，他们将为推迟儿子娶媳妇的时间深深恐慌和自责。父母的一生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多赚些钱为儿子娶媳妇，耗光前半生所有的积蓄，二是在下半生的很长时期里努力劳动还清债务，尽量减轻儿子的负担。虽然生活充满辛酸，虽然“为儿子娶媳妇累弯了腰”，父代依然孜孜以求，拼命为子代挣钱娶媳妇。
2.分家的不分家
在集体化时代，D村大多数家庭经济不宽裕，他们没有多少财产分给儿子，一般以“分灶”作为标准，父母把属于儿子的田地和生活用具分给子代，子代另起炉灶即算分家。分家在当时是家庭生活中的大事，通常要请舅父作公证人和调解人，一般是父亲拟定好分家清单，舅父提出一些建议，尽量做到公平公正。1990年代以来，随着打工经济的兴起，多数年轻人向外流动，原有的分家习俗也在褪变，现在很少有人请舅父来做调解，分家成为一件私事。流动带来职业的多样化和收入的层次化，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和兴趣喜好开始异质化。在家庭内部，子代与父代，子代与子代间的不平衡感和生活摩擦增大，子代越来越要求经济独立和生活自由，家庭矛盾增多，导致分家的提前。
尽管已经分家，儿子有居住的房屋，但他们长年在外打工，只在过年过节回来一两次，镇上的房子一般供歇脚用，并不具有家的意义和功能。只要返乡，子女多回父母家，父母要花钱供子女吃住。一家人共同生活十天半个月后，子代又像候鸟般向打工地奔走。打工期间，子代的房屋由父母看秋，如果临时回家住，父母要供给子女柴米油盐。打工遗下的土地主要由父母耕种，收获的粮食儿子可以全部要回。如果子代有小孩且不愿带出去，父代还要照顾孙子生活起居及上学。分家于现在的村民来说可有可无，子代回家可以得到父母的经济情感各方面的照应，不回家也可以要求父母操持好自己的小家庭，他们对父母没有补偿和付出的义务。两代家庭间的权利义务界限不清晰对父母提出高要求，如果父母在支持子代经济方面有所偏重，很有可能引起家庭纠纷。有村民告诉我们说，“以前分家不能在老人家吃饭。现在分了家，照样吃，现在分不分家无所谓……给儿子娶了媳妇，还得伺候媳妇。有些媳妇骂老婆子老公公像骂鸡骂狗似的。看公婆看得比自己的狗还低，还真的有打（公婆）的情况。但（公婆）总不能去告自己的儿子。”
这种形式上不分家，但内容上已分家，母子两代家计独立，但子代又不断向父母索取的情况在D村越来越普遍，笔者称之为“分家的不分家”。尽管为儿子结婚操心后很难再攒钱，婚后还可能受到儿媳的奚落，父母并不因此减缓对儿子的支持，还很能理解儿子的苦衷，“当老的得体会小的（处境）”，“为了子孙后代、为了儿子好，损失这点钱算什么”。
3.子女生活压力大，不愿麻烦他们
D村人做事很讲面子，在年轻人身上的表现就是消费方式的竞争和攀比。结婚必须买新房，且必须有家具、冰箱、洗衣机等耐用品，如果邻居买个好手机，自己也要尽量跟上。城市生活的长期浸淫使年轻人很讲究吃穿住用，他们不断寻找短期目标与别人竞争，如果弥漫于村庄内的竞争空气不利于他们的体面生活，他们会感很受伤，个人也像矮了半截，说话做事都畏畏缩缩，没有底气。如果说面子竞争只涉及自我认知和对村庄文化的适应性接受，只是个人心理感受的问题，那么成家后的生活开支及子女教育经费则是实在的物质压力，更加难以摆脱。D村小学在6年前因生源不足被合并到镇小学，小孩很早就要住宿，他们一个学期需要500多元的生活费、300多元公车费。如果年龄渐长，学习生活方面的要求提高，经济花销将更大。如果家里有两个小孩且都在上学，一个月2000元的花费很是正常，普通家庭却很难应付。如果子代对子女教育较为重视，找关系花重金将小孩安插进重点中小学，又需要一笔不小的开支。为了养家糊口，为了小孩教育，这些年轻的家长们只得在城乡间奔波，定期寄钱给母家庭，让父母照料小孩生活。
对于中年人来说，上有老、下有小，打工一年只能挣1~2万元，生活压力比任何时候都大，有限的精力和能力使其难以兼顾老人与小孩。在现实和伦理面前，他们会自觉选择精心抚育小孩，忽略老人的生活需求。村民说，“现在经济条件好了，又不缺粮食，一般不会不赡养老人”。事实上，D村的子代确实没有功于算计，置老人生活于不顾的情况，但客观上老人生活确实艰难。一些老人看到儿子经济压力大，很难释怀，他们会在有能力时尽量帮助儿子，把收获的粮食蔬菜送给在镇上居住的子女，能干尽量多干，无劳动能力但有自理能力时尽量少麻烦儿子，自食其力。村里人说70岁以上的人才被称为老人，我们在调查时发现不少头发花白、步履蹒跚的老人依然肩挑背扛，下地干活，问他们缘何如此，老人会解释说，“干得久了，习惯了，也不想麻烦儿子”，“当老的就得体会小的”等等。在现实压力面前，老人很是善解人意，不愿给儿子生活添负担。
三．温情脉脉的代际剥削何以可能
1.价值基础
D村农民的生活逻辑较为传统，父母将为儿子娶媳妇当作“人生任务”来完成，他们对子女婚配问题有强烈的义务感责任感，已经内化为一种文化惯习，形成笼罩性的地方性规范，推动着父母不顾一切的为子女付出，有时候显得很不理性。村民说，“没娶到儿媳妇，就没有完成人生任务，没有完成人生任务，死了也不会瞑目”。当地所谓的人生任务主要指生养儿子，为儿子娶媳妇。D村农民生儿观念非常强烈，妇女普遍认为，如果没有儿子，家庭生活就过不好，老公会看不起你，他们很可能离婚或在外面找小老婆。在我们的调查中碰到一个案例，一个妇女怀孕10次均是女儿，不得已生下来3个，其他7个都流产了。丈夫叫她不再生育，她却不予理会，想再生个儿子，现在丈夫在外面越混越好，有条件养小老婆，要是没有儿子，说不定丈夫会抛弃她。与强烈的生儿观念相一致的是为儿子付出一切的思想，在生育儿子后，父母还要为儿子娶媳妇努力奋斗。
很多父母都意识到，养儿子比养女儿的负担要大得多，且老来儿子是否会赡养自己不一定，但他们还是有强烈的生儿冲动，并愿意为儿子结婚买房拿出多年积蓄甚至搭上后半辈的福祉，D村父母不计成本的为儿奉献主要受传宗接代观念的影响。贺雪峰认为，人的社会行为背后有价值或意义结构的支撑，他将农民的价值分为三种类型：本体性价值、社会性价值、基础性价值，其中本体性价值是个体安身立命的价值基础，是回答个体如何将有限的生命转化为无限意义的价值，它指涉根本关怀和人生意义⑧。正是本体性价值的存在，使得缺乏超越性信仰的中国农民有了人生追求的方向，它是农民为人处事的最大规则，支配着农民坚忍不拔的生活实践。养育儿子虽然减少物质生活享受，但它的精神意义却在于延续香火、传宗接代。通过养育儿子及为儿子娶媳妇，能将有限的生命不断延续下去，子子孙孙无限绵延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在D村，如果没有生育儿子，如果没有完成人生任务，父辈会觉得生活没有意义，父母不顾一切的付出时很少有考虑过儿子的回报，子女好就是自己好，付出的过程即是本体性价值自我实现的过程。我们从农民的话语中可以很好地理解这种文化观念：“老人都不求回报，中国人都这个思想”，“不顾小孩，只顾自己的人叫‘不成事’，是对一个人最大的蔑视”，“即使累得没人形，但是为儿子办了很多事，人们也认为这个人还可以”，“这是我们老一代的思想，我们自己受苦、受累，为子女多做贡献”，“我们都是为了下一代，不会想自己。即使知道是个坑，还要往里跳，我们这里的人就是跳不出那个封建思想”。
当地有清明节上坟的习俗，上坟除开上香、烧纸、放鞭炮外，还要给祖先添坟头。给祖先添坟头表示有后来人，所谓“有后人添新土，无后人长草沟”。“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如果自家祖先的坟头没有添新土，只任坟头长草的话，不仅别人会嘲笑会议论，自己也会觉得伤心痛苦，愧对祖先。我们发现有的村民没有儿子或者没为儿子娶上媳妇，他们在上坟时小心翼翼，不敢和大家一起走，甚至在坟头痛哭，整个人在清明节期间怏怏的，像掉了魂儿一样。
传宗接代赋予个体以根本的人生价值，也使父代全力以赴的为子代幸福付出：父母把全部积蓄拿出来为儿子结婚，甚至为此向亲朋好友借钱；新房的房产证上写儿子的名字；儿子结婚的债务由父母偿还；帮忙儿子种田，收益归儿子；帮忙带孙子孙女，照顾他们上学；等到孙子长大，自己的子女已四五十岁，生活压力很大，六七十岁的父母活到老干到老，尽量不给儿子添负担……从为儿子娶媳妇开始，父代开始承受生活艰辛，直至不动动弹为止，他们为子女生活甘愿牺牲，只为完成血脉延续的神圣任务。
2.社会基础
除开内在的文化惯习影响，外在的村庄舆论也约束着父辈。如果谁家的儿子没娶到媳妇，父母会感觉没有面子，在村庄生活中低人一等，聊天时不敢高谈阔论，集体做事时谨小慎微。村庄中的不好舆论一般指向父母，说父母没本事，没出息等，甚至会说这家“断子绝孙”。内在人生意义和外在村庄舆论的结合形成强大的意识形态，流淌进每位村民的道德血液里，氤氲在村庄的每个角落中，在这种村庄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父母自觉掌握地方性知识。如果儿子没结婚，他们首先检讨自己，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而不会指责儿子的不是，即使儿子有性格缺或生理毛病。强大的村庄舆论迫使父母将为儿子结婚当作本能去实践，即使知道儿子娶了媳妇忘了爹娘，养儿不一定防老，他们也要用尽一切资源关系为儿子谋幸福，否则，村里人会指着脊梁骨议论，做人没有尊严没有面子。
为儿子操心不仅有传统价值的支撑，更有面子竞争的激励。当地的面子竞争不仅表现在建房等物质实体上，更表现在为子代幸福的无私奉献上。对大多数人家来说，在老宅基地上翻修或建房未尝不可，与在镇上买房相比，在村里建房花费要少很多，村民完全可以把室内装修得富丽堂皇，为居住舒服和生活享受多投入，但D村人并不这样想。如果自己的子女不能如别人一样在镇上买房，就会丢面子，就会被儿子埋怨；如果为子女教育投入不多，落后于别人，心里就很不是滋味，感觉内疚和羞愧；对于子女读大学的父母来说，他们的体面和尊严不仅来自儿子的成才，更来自于村人羡慕演化出的面子。有村民告诉我们说，“看到那些骨瘦如材的人，要么判断他有两三个儿子，要么是儿子考上大学”。尽管面容憔悴，生活艰辛，他们的精神世界却很富足，走路都感觉踏实而有力。
不仅父母在乎村庄中的面子，年轻人更在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强力渗透和拜金主义、消费主义价值观的盛行，经济标准逐渐取代原有的政治、伦理标准，成为决定个人和家庭面子的主导型标准。经济分化产生社会分层，对于年轻人来说，消费商品的符号价值比使用物质实体更有面子。尽管打工收入少，城市的繁华和富裕所传递出的品味还是为年轻人争相模仿，在村庄社会场域下，村民的面子竞争像马拉松长跑一样，有人在生活消费大方一些，大家就争相追逐，竞争资本不够，就通过代际伦理转移到上一辈身上，而为子代操心，为子孙后代的幸福忙碌，又有老一辈的面子竞争在接应。于是乎，我们看到分家后父母不仅容忍子女的无限度索取，而且甘愿为他们付出。这种因经济压力增大、面子竞争激烈，子代生活负担较重的现实环境与“嵌入”在代际关系中的家庭经济结合，形成一种不利于父代的村庄舆论——儿子对父母的剥削行为非但不被认为不合理，反而在当地获得了正当性论证。在代际互动中，儿子不仅认为父母的付出理所当然，还会相互攀比，别人家有的父母没有给自己，就会抱怨，甚至指责父母没本事。父母将这种不平衡的代际关系内化为自己的行动规范，如果没有做到像其他父母那样，没有让儿子过上幸福生活，父母就会自责和愧疚，就尽量不给儿子添负担。
传统社会是父权制家庭，它强调男性和长辈的权威，女性在家庭中处于附属地位，父辈具有对家庭财产和经济收益的支配使用权，年轻人必须顺从于长辈的安排，年轻媳妇在家中的地位很低。在解放前的D村家庭，公婆为大，家规严格，媳妇在里不敢大声说话，公婆在过道走，媳妇不敢从旁边过，更不敢随便往外跑；如果媳妇没有生到儿子，公公婆婆、老公都会看不起她。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一系列政治运动及市场经济的作用，父权制家庭逐渐解体，老年人的权威急剧下降，年轻人掌握的经济资源增多。与此同时，家庭权力也逐渐从男性向妇女转移。妇女在婚姻市场上的优势使她们对彩礼数额大胆要价，成家后的妇女家庭地位迅速提升，她们不仅在小家庭中掌握话语权和决策权，而且在与公婆的关系互动中也能占据主动权，甚至可以决定赡养老人的方式。妇女对于丈夫一方来说是外来者，并不受“屋檐水，点点滴，一报还一报”的伦理约束，她们与父代的交换成份较多，家庭中的一些鸡毛蒜皮之事很容易引发婆媳矛盾，进而造成妇女当家的家庭不赡养父母的情况出现。女性的意义归宿在丈夫和子女身上，她们对赡养义务的尽心程度并不如丈夫，相反，妇女会通过索要高额彩礼、提前分家等过程加大对父代的物质剥削，谋求小家庭的美满幸福。
四．结语
按照一般“哺育”和“反哺”的逻辑，良好的代际关系应该包括父子两代在物质交换和情感慰藉方面的均衡与互惠，本文所谓的代际剥削是指父代尽心养育子代，而子代不仅在赡养老人方面缺乏物质照料和精神关怀，而且因为妇女地位的提高，村庄内部的面子竞争，市场经济下的生存压力，使得子代不自觉的对父代的财产资源进行剥夺，造成父代生存条件的恶化和精神生活的贫乏。之所以说代际剥削温情脉脉，是因为子代对父代的经济剥夺和人身利用并没有造成两代关系的紧张和矛盾，继而出现理性、有限、有距离、较少期待、较少奉献的代际平衡，现实情况是父代不仅不埋怨子代，反而为不能减轻子代的生活压力痛苦内疚，他们会在有劳动能力的时候尽量帮助儿子，在没有劳动能力的时候尽量少麻烦儿子，代际关系呈现出一丝淡淡的悲壮和温情。父辈心中深藏的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的本体性价值和为儿子操心的村庄舆论形成强大的意识形态，驱赶着父代不怕牺牲、努力为儿子福祉奋斗的文化实践。
随着现代性的冲击和村庄共同体的瓦解，农村家庭的代际关系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在不久的将来，D村的代际关系是否还会呈现出如此温情状态，代际交换的不平衡是否酝酿新一轮的家庭革命，有待我们进一步调查研究。来源: 《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