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论层面研究“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有助于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深刻地解释为什么在这个阶段容易掉进经济增长缓慢、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丛生的陷阱。
一、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主要是量的变化，而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则主要是质的跨越
分析“中等收入陷阱”，首先是认识和界定发展阶段问题。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往往是从传统农业进入工业初始阶段，生产内容和形式虽有很大变化，但劳动本质变化不大，不仅传统农业是以重复性劳动为主，而且刚开始的工业生产也是以引进和复制别人的创造发明为主，自身创造性劳动不多；而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则是从工业初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变化，必须建立在普遍的自主创新基础上，是从重复性劳动向创造性劳动的跨越。重复性劳动与创造性劳动的比重和质量的变化，在经济发展阶段上具有本质差别，是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转变的决定性力量。把握这一本质关系是解释中等收入阶段许多问题的基本方法。
重复性劳动在工业规模增长上，表现为外延扩大再生产。二战后，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发达国家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向外输出资本和技术，落后国家能够通过对资本、技术、人力和市场进行新的整合，利用低劳动成本优势，重复发达国家已有的生产方式，由于没有多少创造性的复杂活动，有可能获得快速发展，出现增长“奇迹”。一些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由于不了解自身所处发展阶段的本质特征，认为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阶段，只是工业化的量变过程，不存在质的差异，看不到“奇迹”背后隐藏着深层问题，盲目乐观，以为可以像复制生产一样，只要全面复制高收入国家有关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政策、做法，就可顺利进入高收入阶段，结果却事与愿违。
二、中等收入阶段的资本积累和高收入阶段的智力积累，在市场政策上有很大不同
中等收入阶段与高收入阶段，存在密切联系，有些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可以相互适用，有些则不行。例如，高收入国家实施的高消费政策，中等收入国家就不能完全照搬，这是由劳动本质差别引起不同积累方式差别所决定的。
社会经济发展依赖于扩大再生产，而扩大再生产又依赖于经济积累，不同积累方式决定着经济运行方式的差别。传统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主要依靠直接劳动积累；以外延扩大再生产为特征的中等收入阶段，主要依靠资本积累；而以内涵扩大再生产为特征的高收入阶段，则主要依靠智力积累。积累方式不同，会产生一系列迥异的经济现象，进而形成不同的经济政策。
在工业社会初期，创造性劳动的质和量还不发展，重复性劳动普遍存在，扩大再生产和社会进步所依靠的经济积累，只能采取压低工人工资的资本积累方式。它不仅使人类创造性劳动所带来的文明成果得到快速扩展，而且也为创造性劳动进一步发展提供物质基础。与此同时，也导致生产和消费矛盾的积累，出现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重要的出路，在于扩大世界市场以缓解矛盾。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生产过剩的危机没有消除，但程度有所减轻。这虽与政府加强宏观管理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创造性劳动的质和量出现大的增长，引起科技革命和社会分工的迅速发展，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一系列变化。首先，创造性劳动的大发展，使科技人员和白领工人成为企业主体。分工细化和复杂化使脑力劳动者地位提高，企业为维持生产的竞争力和正常运转，被迫向其支付更高工资，社会消费水平得到提高。其次，积累开始从货币资本积累向智力积累转变，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越来越高。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不仅没有因消费比重增大而削弱，反而因创造发明增多，内涵式扩大再生产成为主要方式而加强。再次，智力积累推动产品从数量增长向质量和性能提高转变，因而使生产与消费趋向平衡，市场趋于稳定，积累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部分。又次，创造性劳动造就了更多新产品，并不断更新、拓展市场。这些都成为危机减弱的重要原因。
显然，中等收入阶段是工业发展的初级阶段，它依靠资本积累扩大再生产，通过扩大出口解决生产过剩问题。高收入阶段是工业发展的中后期阶段，由于创造性劳动的发展，使资本积累向智力积累转变，刺激和扩大消费，成为这一阶段的可行政策。如果中等收入国家直接照搬高收入国家的这些做法，就很容易掉进陷阱之中。
三、中等收入阶段，收入和社会保障容易超出经济能力
在中等收入阶段，虽然有收入和社会保障落后于经济发展的情况，但也极易出现收入和社会保障超越经济能力的情况。这个阶段，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工业，工业生产呈现外延扩张特征。一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快，很多国家一度出现两位数增长；二是国家税收增长快，有的甚至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三是企业利润增长快，企业绝对支配的收入明显增加。在此情况下，人们容易得出劳动者收入、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也该相应有较大增长的判断。其实，国内生产总值、税收和企业利润增长主要是因经济的外延规模扩大而引起的，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企业人均利润也没有提高。如果此时大幅度提高收入、福利和社会保障水平，势必加重企业和社会负担。当然，在重复性劳动发展和经济外延扩张中，社会福利总支出也会增加。这是由于农业人口变为工业人口后，社会保障的人口数量加大，引起社会福利总支出增加。一些中等收入国家，在经济主要还以重复性劳动、外延扩张为特征的情况下，过早、过快提高社会福利和保障水平，加重了负担。特别是，外延经济增长终会受到劳动力、土地、市场等条件限制，当增速下降时，社会福利的刚性支出使问题更加突出。拉美一些国家的政府债务危机，都与过多增加社会保障等公共支出有关。
在中等收入阶段，国家增量税收应主要用于教育和重点科研，提高民族素质和国家创新能力；企业增量利润应主要用于核心技术和新产品开发，提高产品附加值。只有创造性劳动快速发展了，社会分工才能发展，劳动者专业知识和技能才能发展，人的经济地位才能从根本上得到提高，各种社会问题才能得到从容解决。
四、中等收入阶段，收入差距容易扩大，社会矛盾容易发展
中等收入阶段，由于企业重复性外延的迅速扩张，打破了传统农业社会平衡，形成新的利益结构，特别是收入差距扩大，容易引发新的社会矛盾。
首先，以重复性劳动为基础的资本积累，是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在中等收入阶段，生产特征表现为重复性劳动、企业外延扩张和资本积累，一方面企业人均利润水平没有提高，工人收入处在较低水平，若提高其收入，则增加成本，降低积累能力；另一方面外延扩大再生产又使企业利润和税收增加，为一部分人增加收入提供了可能。这就是中等收入阶段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而高收入阶段，由于创造性劳动推动社会分工迅速发展，劳动者凭借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在与资方博弈中逐步处于有利地位，能够争取更多收入。同时，资方虽支付更多工资，却不影响企业内涵式扩大再生产，社会收入差距缩小有了可能。
其次，生产外延扩张，加速城市化和人口集中，社会矛盾传导速度和规模明显提高。城市化的发展不仅是工业化发展的结果，也是工业化进一步发展的条件。城市化必然加快人口集聚速度，不同利益群体近距离聚集，使社会矛盾传导速度加快，增加了不稳定因素。
再次，西方国家利用中等收入阶段问题，放大社会矛盾，误导政治进程，使经济和社会问题长期化。西方发达国家从殖民时期开始，经济就处于优先地位，能够长期利用超额利润调和国内矛盾。他们为确保优势地位，利用中等收入阶段存在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现实，通常把政治制度与所谓人权挂钩，通过输出政治体制，在“民主化”旗号下扰乱处于这个阶段的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例如，在过度民主化下，往往不是主要通过限制高收入，而是通过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和福利水平，达到缩小差距目的。其结果会减弱资本积累能力，降低发展速度，最终加剧就业矛盾，形成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一些中等收入国家正是掉入了这一“美好”的民主陷阱，导致经济停滞、社会动荡。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最根本的是保持政治和社会稳定，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尽快过渡到智力积累阶段，从根本上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
五、几点思考
第一，规避“陷阱”，外部条件固然重要，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内因。从现象上看，陷在中等收入阶段的主要是拉美、东南亚和东欧一些国家。它们都不是西方发达国家盟友，有的甚至长期处于敌对状态，受到西方国家的干扰，甚至破坏，没有进入高收入行列；而另一些经济体，如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是西方国家紧密盟友，又都处于“前沿”地带，它们的发展符合西方国家利益，得到西方国家大力支持，很多技术和产品对其他国家封锁，对它们却是开放的，因而它们更容易完成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阶段的跨越。但是，从本质上看，掉入“陷阱”的国家都有其深刻内在原因，或是体制问题，或是重要政策失误。墨西哥长期得到美国扶持，但由于内部原因始终没有实现创造性劳动的大发展。这说明，外因是重要条件，内因则起决定作用。
第二，我国防止掉入“陷阱”，要内外并举。从外部条件看，中国是一个大国，如果进入高收入阶段，将对世界格局产生巨大影响，一些国家不愿意看到这种变化，极力围堵和限制我国发展，诱导我们掉入“陷阱”。对此，我们除了要努力通过外交等手段，争取好一些的外部环境外，还要注重国内因素。一是我国人口多，整体教育水平和劳动力素质还不高，重复性劳动在相当长时间里仍是主要特征。为改变这种状况，党和国家制定了正确的长期发展战略，但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明显见效。二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们不断制定和调整的各项方针、政策，是否符合规避“陷阱”的要求，这是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需要特别加强对各项方针政策的综合协调研究。
第三，在考虑国内因素时，要抓主要问题。一要有正确理论指导，正确认识发展阶段和经济本质特征。二要找出主要工作方面，从经济领域看，像国际贸易、投资、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消费等，都是关系能否规避“陷阱”的重要方面。三要在制定这些重要方面的政策时综合协调，具有预防“陷阱”的意识。四要做好宣传教育工作，使广大干部群众了解基本国情，避免产生不切实际的预期。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