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的分层化已经形成，各个阶层有共同利益，也有相互冲突的不同利益。如何处理这些利益的冲突、调解矛盾是促进中国和谐社会的关键，更是中国如何取得长治久安的关键。如果我们将政治理解为利益的分配和再分配的话，那么实行市场经济后，如何将处理冲突的方式制度化，就是一个迫切的问题。

支持和要求是相辅相成的

我想从政治的本源说起，即对政治的定义。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H aroldLassw ell）曾对政治有这样一个定义，“政治就是谁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得到了什么”（“Politicsisw hogetsw hat，w henandhow”）。政治学的一个流行的说法是，政治是物质和精神价值的分配和再分配（Politicsis about distributionor redistri-bution of values，both m aterialandspiritual“）。美国还有一位政治学者叫大卫·伊斯顿（ Da v idEaston），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创立了系统论（system theory），他的理论将一个政治制度比喻成一个人的肌体，有输入功能、消化功能和输出功能。输入功能有两个，即”支持“和”要求“（supportand de-m and）。他讲，如果一个政治制度没有任何的群众支持，是不可能存在下去的。同时，群众对任何一个政治制度都有其要求。而支持和要求也是相辅相成的。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的分层化已经形成，各个阶层有共同利益，也有相互冲突的不同利益。如何处理这些利益的冲突、调解矛盾是促进中国和谐社会的关键，更是中国如何取得长治久安的关键。处理这些利益的冲突、调解矛盾大体无非有两种办法，即体制内和体制外。我认为我们许多人有一种“民主恐惧症”，认为一旦实行民主，会天下大乱，政府无法正常运作，政府效率降低，社会秩序遭到破坏，事事都干不成，等等。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一般认为民主是一个很激进的概念，民主制度是一种激进的制度，推崇民主的人为激进派。殊不知，民主制度有其相当保守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民主决策过程的保守和政策制定结果的保守。同时民主政治有很大的稳定性（如果稳定本身也是一个保守的概念）。也就是说民主没那么可怕。

中国政治2011年夏天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大规模的群体事件层出不穷，从大连到江西，从贵州到山东，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天一起。政府机关受网络民意的压力改变政策的事件也屡见不鲜，如郭美美事件、温州火车相撞事件、故宫文物受损事件，等等。这些群体事件已暴露出政府决策方面的重大缺陷。不久前在大连发生的福佳大化（PX项目）事件就很能说明问题。一个年产值200多亿、给地方政府缴纳20多亿税的大厂，在几万大连市民抗议面前，大连市委、市政府当即决定让福佳大化停产搬家。这一决定是由市委书记站在市政府办公楼前的警车上，面对几万抗议群众宣布的。其实该化工厂并没有泄漏事件发生，只是有泄漏的危险。这么大的一个公共政策就这么决定了。没有深入的调查研究、专家考证或听证会之类的。政府的公共政策是该这么决定的吗？这样一个决策过程和决定在一个正常的民主法治国家是无可想象的，在美国这样一个民主实践最长的国家也是匪夷所思的。当然，这个事件也说明大连市政府在决定建这个厂时，也没有通过民主程序进行充分的科学考证，否则也不会引起大连人这么大的恐慌。

大连福佳PX事件不是孤立的事件。我记得几年前，北京地方报纸报道，某住宅小区成功逼迫政府将附近一个垃圾处理厂搬走。在居民搬进小区之前，开发商保证附近的垃圾处理厂会搬走。但等小区居民搬进之后，一直没动静。受垃圾处理厂影响，小区整天恶气冲天，居民怨声载道，找区政府N次无果。一天小区居民决定采取抗议行动，将小区附近的街道占领，禁止汽车通行。这下区政府来人了，当场答应垃圾处理厂尽快搬走。中国群体事件的屡屡出现除了社会矛盾尖锐这个深层原因外，还有两个很明显的原因，一个是老百姓缺乏“发声”的管道，有理没地方讲，有意见无处提；另外一个原因是群体事件行之有效，可以解决问题。现在流行的说法是，“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各级政府和机关为了维稳，在群众或网民的压力下，常常要在第一时间就解决问题，或有关领导人辞职下台，或作出回应和承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群众正是看到了政府这方面的弱点，所以街头抗争事件不断上演。

将处理冲突的方式制度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群体事件和网络问责是直接民主的一种形式。与其相对应的是制度性民主，即有一套民主制度来反映民众的诉求，对政府的监督，政策执行的反馈。这些行为往往是由民选的立法机构来完成。在制度性民主中，政策的变化不能立竿见影，往往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小布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显然证明是个错误，而且美国民众后来也是反对者居多，但美国政府没有人为此负责下台，布什因为是民选的总统，任期四年，除非他被国会弹劾（弹劾谈何容易），所以只有等他四年坐满，政策才会变。典型的西方民主就是程序民主，程序重于结果，而结果往往是某种妥协，因为有各种势力的掣肘，这就是民主制度保守性的一面。在一个非制度性民主社会，往往一个领导人的变化或领导人思想的变化会导致政策一百八十度的转弯，造成政策的不连续性或重大的政策失误。如果萨达姆当初侵略科威特的错误决定有个民主程序阻止一下，伊拉克也不至于到今天这步田地。民主制度中相互制衡的机制就是要尽量（不是杜绝）政策制定的重大失误，保持政策的连续性。

街头抗争的主要正面特点是直接民主，短平快。其主要负面特点是会造成公共秩序的混乱，容易演变成擦枪走火的流血事件。正因为此，各级政府被群体事件闹得高度神经紧张，草木皆兵，这显然不是长久之计。而且，政府政策制定要有科学过程，政策要有稳定性，不能因为一些群众一闹就改变。换句话说，中国政府政策制定不能建立在“闹”政治的基础之上。另外还有公权力的丧失。西方常说中国是个警察国家。但在中国，老百姓谩骂警察，与警察争辩、推推搡搡是常有的事。在美国，有多少人敢跟警察理论？你敢对警察动个手指头就是一项罪，警察会立即将你逮捕。如在逮捕过程中有反抗行为，会遭到警察的一顿暴打。

我想说的是，我不否认群体事件和网络问责有它们的作用，在中国目前民主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可能是老百姓参政不得已的少数两个手段。但如果它们成为中国政治的常态，那就很不正常了。我们要认识到，街头政治或群体事件是极端民主的表现形式，而制度民主是温和、保守的民主形式。我们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是：选择街头政治还是制度化的民主？哪种选择更能使中国长治久安？与其让街头政治成为政治生活中的常态和让政府官员在高度神经紧张中过日子，不如将政府处理民意和官员问责通过民主的方式制度化。

如何将我们处理冲突的方式制度化？什么是比较可行的办法？我个人认为目前最有效和最可行的途径是还原我们人民代表大会的本能和功能。我国民主政治的表现形式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也就是说，我们要搞制度化民主，宪法都不用如何修正，因为宪法中说，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主要功能是立法和监督。发挥人大的监督功能会不会消弱党的领导？不一定。因为人大还是在党的领导下。但人大功能的加强会消弱政府的功能。这正是充分利用人大的目的所在。我们现在政府的权力过大，政府官员权力过大。这不利于我们国家的政治发展。我觉得可以在某地搞一个政治实验地，将人大的政策制定和监督功能发挥出来，看看效果如何。这点可以做。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们国内对于民主还有许多争论。民主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认为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争论是很自然的。即使是西方的学术界对民主制度是否对经济发展是利还是弊都还有争论。但我认为，现在讨论民主是好还是不好，已变成纯粹的学术讨论话题。从现实来讲，政治民主化是大势所趋。自从上个世纪以来，民主国家是多了还是少了？毋庸置疑是多了。这是有原因的。尽管民主体制有许多问题和缺陷，很多的民生问题，民主也无法解决。而且生活在民主体制下的老百姓也对民主体制有很多怨言和不满。但有几个民主国家又返回到非民主体制？这是为什么？这是民心所向，是牵扯到政治合法性的问题和解决冲突的手段问题。像我最开始讲的，如果我们对政治的理解是利益的分配和再分配的话，那么实行市场经济后，我们更要进行制度化的民主建设。因为市场化加剧了社会分层和导致了众多的利益冲突。这正是许多政治学理论认为市场与民主有着必然的联系。所以我认为，中国政治的发展道路只有向制度性民主化方向发展，别无其他选择。